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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多年前一个大国领导者与诸多高级官员的政治家风采与个人魅力，是一部让今天都读来受益的治世之书。
太宗对于国家人才的任用上，都是采取的唯德才是举，不避前嫌，以致许多原来属于政敌的良士都成为了他的重臣，这其中以魏征尤为突显。魏征这个人，是一位颇有国家政略与侠气豪情的大臣，时常都与太宗讨论国家大事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令太宗颇有受益。有一次太宗问他作为一国之君如何可以辩别审时度势与判断事物的智慧与愚蠢（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就指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一法则，让太宗心悦诚服。这种君臣之间的研学讨论，使太宗始终能够保持头脑的清醒，为了做到这种兼听周顾，不失之于武断和失察，他将各地都督、刺史这些地方官吏的姓名写在自己屋内的屏风上，朝夕省览，随时记注这些官员们的行为过失以备赏罚。这种敢于纳谏和君臣公开交流的举措，主动促进了良好的国家政治风气，使一批优良的国家干才涌现出来，使得社会吏治清明有效。
太宗自己所说过的话中，有一句十分重要，即是他对国家、人民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审度与平衡，他指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惧！这一席话，是他对太子所说的，同时也成为了留鉴至今的治国安邦的至理名言。他还继续谈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这些话，都是太宗与近臣论国事而说的话，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得出，太宗对于国家与君主的使命就是“存百姓而有道”，这一至深理解，与今天中国政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国策立基点完全相同。
对于自我检省和体察，太宗也有着惊人的客观角度，以致使许多良臣敢于直谏。他通过谏言而进行自我对照，时时修正检点，这种襟怀犹为可贵。如前所说的那个大夫魏征，有时直谏到当众冒犯篾君的程度，令太宗甚为恼怒，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杀了魏征（这一点可见封建制度的不宽容），然而终于还是被国家大义所止怒，魏征去世时，太宗不禁大哭。在对魏征的评价上，太宗结合自己与国家经略，这样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见太宗对待良臣的态度和客观体己的真诚。
大国理想：唐太宗与贞观之治（3）
贞观之治，关键在于“作为之治”，即是有所作为，而且是积极作为。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作为的方向不是奉己，也不是一方阶级之利，而是天下百姓受益。这一点尤为值得中国的今天汲取，同时也必须让全球化的中国人好好总结和学习（以便中国能够积极参加到全球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建设大业中去）。贞观之初，国家犹在战乱之余，到处千疮百孔，人民流离失所，然而经过太宗与群臣和各地官员的精心治理后，不到几年，就出现了社会景况的迅速好转：流散者回归家乡，土地再度获得耕耘，农业连年丰收，当时的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出现了“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盛世景象。社会治安、人民温饱、政府吏治、商贸发展等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就连行旅在外的商贾和奔考科学的学生们，往来各地间都可以不带粮食，可以取给于途，这样的景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鲜见的。盛世繁荣，人民幸福，在1380年前，中国就是啊。
大国基石：中国精英政治的开端（1）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将欧洲的公元600年至1000年比喻为“黑暗时期”，究其原因，是感叹罗马帝国的覆亡和欧洲的大分裂，而凯撒与奥古斯都的辉煌伟业不再矣。各个不同文明程度的民族纷纷在衰落的罗马辖地中崛起，而原来的大国政治低下正在失去对疆地的统辖而使帝国黯然失色。而这个时期，恰恰是中国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年的纷乱割据与南北分裂，由隋而进入大唐的繁荣时代。
有一个同期发生的历史值得在此一书。尽管罗马失去了地位，然而此际的欧洲也不是一无是处，其最大的收获当是基督教由最初发始艰难以及随后的三百多年磨难而至君士坦丁大帝受洗，最终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公元337年），对于陷入到纷乱之争的欧洲大地而言，不啻是一个来自天国的福音。尽管自公元开始的耶稣只身于巴勒斯坦干涸的大地上孤独传教到他受难，再由保罗呕心沥血不辞万难渡海到罗马各属地传教（据说他于罗马皇帝尼禄在位时也被杀），直至教徒们在接续的三百余年中不断遭受当政者的迫害，然而基督徒们那种心怀纯洁与高尚理想的英勇牺牲终于震摄了这个越来越世俗的世界，这种源自心灵的力量在最后取得了社会公认的崇高地位，从这里来看，整个公元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历史可以折射出耶稣的伟大人格以及为人类所牺牲的巨大力量。这一力量，使欧洲在政治颓败之际，仍能够获得一片心灵的甘泉，从而为未来1000多年后的复兴而留下人文的火种（在人类漫长的人文教化历史中这是最独特也是牺牲最巨的了，这是人类面对信仰所表现出来的最大实证之一，当然一直也是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者反对并抗拒最多的一个例子）。
人类的历史往往会留给后来的人们以许许多多的思考和回味。对于历史的解知，本身也成为一种人类自我观照的检视过程，这个过程能够帮助人类认识一些属于规律性的东西，从而避免过多来自当前的袭扰与情绪。对待历史的态度，从今天的客观事实来看，东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尽管文明历史都在东西方延续了五千年，在西方则对此则有相当的保存（他们还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两场现代大战），而中国人所看到的五千年更多只是一个挂在嘴上的标题而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问一问中国人对于一座城市和这个国家的曾经光荣，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更注重当前与眼下的生活水平与物质收入并作为价值标准，这与中国曾经历史中所出现的精神追求时代已经相去很远了）。这种价值观甚至还影响到了今天中国的教育和媒体界，今天中国各大电视台所播放的历史剧电视片可以视作为这类价值观下的历史回味的一种，我们不会不看到，当这些剧目编导们还在反复表达一种传统王朝皇帝是如何君临天下以及臣子们如何唯唯诺诺，而百姓如何渴盼青天大老爷时，那种封建的文化或许正以这样的现代娱乐方式再一次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发出某种陈腐思想的侵袭：它将这种早应消灭的等级观与不平等的封建文化（董仲舒的历史杰作）接连不断地射向今天中国人的大脑深处，并这种时尚娱乐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泛化教育并引导其产生群体条件反射，因而使我们无法真正判断出21世纪的人文方向（我最近看到一部由李保田主演的《钦差大臣》就是表现县衙如何昏匮和豪强如何权霸以及百姓如何无奈而所有的人都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精心算计，无怪乎在这种教化模式下让今天的我们与古人并无太多差别，只是换上了21世纪都市化的行头而已）。
对于历史尊重可以表现出一个国家的积极态度和深度思考力。这一点，以世界各国在各自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上而明确表明了出来。这种历史尊重并不是一味追忆和迷信，也不是对过去历史的全然忘却，而是从历史的汲取出其文明的精萃，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以，尊重历史首先将得益于学习历史，而学习历史则将得益于方法，方法的取舍则得益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因为尊重，所以学习，这是一个好态度。唐太宗对于历史，就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是很好的范例。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忙于经济也忙于企业，而其本质并非是真正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更多情况下是失去了判断。失去历史的判断，其结果就是皮毛的货色了。一个社会如果只是仅存皮毛，其利必不长久。
大国基石：中国精英政治的开端（2）
所以，对于历史的学习与思考可以从这两个较为科学的方面来进行：第一是理解历史是人类行为与自然之间在一定时空条件下造就的既成事实，因此，这样的历史必须是真实的，还原于人本的（这样的认识使我们拥有一个从容与客观的历史态度）。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或者军事抑或是一桩历史的小民事件（哪怕是一个神话诞生），也无论它发生在哪一朝哪一代，都与当时的诸种社会环境与人文景况以及历史事件的主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我们还原这个历史的时候，可以使用解知与想象（主观的我），但不可以否定事实（客观的存在），这样，我们或许能够通过历史而看清楚今天和自己，使之成为镜子，甚至通过历史还可以预测未来（这是观史的目的）；第二是善于提出历史问题。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辩正思想，这种辩证思想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阻塞在今天的疑惑。第二个方面与第一个方面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话题，它类似于：它存在以及它为什么存在？很快，这个辩证思想就会使我们既能深入历史，同时又能浅出于当今。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当我们看到历史轴线上所出现的东西方人类社会发展的高潮与低落时，面对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了一个人类时代的繁荣？又是什么使一个人类时代颓然而光荣不再？
多数情况下，许多人所回答的答案往往会不正确或者不合逻辑（这是基于真理的少数性原理，这一原理类似于一只标靶上的圆心只会有一个而非圆心的面积则会大很多）。大多数人会怎样回答呢？他们会说：人类的繁荣一定是因为物质的丰沛和生活的富足。这样的回答往往是就事实而说事实，恰恰是违背历史辩证法的。人类时代的繁荣或是历史中的上升时期（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往往都与社会物质丰沛这一表面成果无关（甚至更多情况下是在物质匮乏的前提下发生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历史上的例子），社会物质繁荣只是人类时代上升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前因（有时这种结果甚至成为历史没落的诱因）。那么，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前因与原动力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上，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很容易形成唯物与唯心两派的争论。
如果这个问题辩论清楚了，推及至今天和我们的将来，那么，一个国家大光明的时代也就很好勾勒了，剩下的只要我们去做就行。
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可以从历史中看到：一个人类上升并带来繁荣结果的历史，往往与一位英明的君主或是统帅有关（当然还会有一群同样优秀的辅佐者），而一段颓败或黑暗的历史则将与暴君和无能之辈脱不了干系（自然也会有一伙奸党乱臣在其中）。那么，这是否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答案？这样一个明显性的历史结论是不是来得过于简单？或者说很容易演变成为历史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结论背后还有什么值得挖掘以及它的根本义理（我指的是客观存在的某种规律性）会是什么？曾经处于历史兴替交关的唐太宗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曾指出过君有道与无道的差异，这个玄机奥秘，是否就在于“道”的里面？如果是，这个“道”的准则是什么？
我在思考唐太宗以及他所主持的贞观之治时，就很想就此作一番研究。而《华文漫史》的最终目的，除了介绍中华文化的延绵历史，其最重要的工作也在于此。不然，真是让历史成为了历史了（这样的教科书实在是太多）。
中国国家历史发端的秦始皇帝的统一之大治，其居功至伟而不可没，然而这一大治很快成为一片狼籍的国家倾覆，这样的结果，是可以总结的；继而我们也看到了汉代“文景之治”，经及继此一治之下汉武帝的文治与武功，方有大汉的江山；再继之时我们还看到了曹操之于三国而愿天下归心的呕心之治，然而历史却未能遂其心愿，最后以四百年的国家分裂告终，历史到达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却仅仅只是数年功夫，这位太宗皇帝就将一个破碎河山重新收拾了起来，直至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秦皇汉武、魏帝与太宗，都不能不算是天下的统帅了，却为何天下有不治，有平平之绩也有大治呢？真是天下久分必合而久合必分的古训在冥冥中起作用？还是另有人为努力的奥秘？将这一历史之大问放之于四海，看欧洲，看古罗马，看新大陆的美利坚，看今天的中国和未来全球人类，是否都存在相通并适用的一个客观本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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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基石：中国精英政治的开端（3）
关于国家兴亡、历史兴替，一直都是人类之大命。近来热播中国的《大国崛起》似乎就是想揭示这一相同命题的答案。无论是日本的维新还是西班牙的女王，或是葡萄牙的海上梦想或是美利坚的独立国家主张，都会有一条长绵不断的人类谋求发展与改善的理想贯穿在这些曾经兴起的国家历史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又极其容易被人们日常所忽略的东西，虚无而且柔软，也因为它至柔所以也至刚。这让我又想起柏拉图在人类最初时所建立起的那个理想之梦和那个《理想国》（它只是表明国家与人类的大命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也应当去想像的）。罗素认为，在柏拉图所有哲学思想中最为重要东西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他的“理念论”，另一个就是基于这一理论的理想国（罗素将柏拉图的这个理想国称之为乌托邦Utopia）。这位生于公元前428年的雅典贵族的思想者，其自身的所处是十分优裕的，他所提出的“理念论”很形而上，他指出：理念属于自然宇宙所造就的事物客观的“本”（即真理），而人的感观则往往只能看到它的摹本（柏拉图的洞窟理论…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被事物的影像所欺骗）。然而人类由于与自然的同体性而拥有着理智与知觉的两种，知觉是由感官造就的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因为人和动物乃至植物都有），而理智则不然，它有着与自然相感应的部分。理智又分为理性和悟性两类，这两类之间，理性为最高级，因为只有它才能够去涉及纯粹的事物的“本”（即理念或真理），这个“本”的核心是“善”，而且，这种达成理性认知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而悟性，它之所以相对低是因为它类似于人类经常在思考中所使用的种种假设和怀疑（这种假设和怀疑往往不能加以自身证明，即我不能证明我的假设或怀疑…它呈现出思维的单向式而非辩证式）。作为人类哲学的祖师爷，柏拉图的一大堆的怪诞而绕舌的思考我们在此就不多谈，然而对于他的“理念论”，我们可以看到，当他提出一个理想国家的国君必须是一个哲学王时，就会豁然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坚持让一个哲学王来充作这样一个理想之国的最高领导者，其原因便是基于他的“理念论”。因为，柏拉图认为在人类的所有智慧中，唯有哲学家才是那个能够发现虚影洞窟并洞见真理（即理念）的那个人，同时也会是一个对人类伦理有着最大“善”意的人。读柏拉图的书会很累，但是懂得了他的“理念论”之后就会很轻松，同时，我们也就能够明白这样一个老头为什么一直主导欧洲的思想直到十三世纪，我们还就能够理解，他的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在起着巨大的人类思考的背景作用。
而进一步，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进一步设想了“理念”之于国家的落实之举。他将理想的国家公民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普通人（大众）、兵士（军人）、卫国者。而他认为只有最后一种公民才能拥有政治权力（请注意他对于国家政治事务与其它事务的刻意区分），这批人比其他两种人要少得多。柏拉图在2300多年前即对这样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阶层思考了很多：他们一开始是被立法者选定的，此后通常会是世袭的，但也可以从其它阶层中选拔出来。如果卫国者中有不能令国家满意时，则国家可以将他们降级。卫国者的主要职责，就是通过其所拥有的政治参与权力而能够实现立法者的意图（或是这个国家的理想），他们的工作涉及国家保护、经济、教育和文化，还有宗教和生物等方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于一个理想国家设计的两个要素：为理想而立法的人（洞见真理的至善者或是理想本身），一群拥有参政权并能够实现立法者意图的卫国者（国家辅佐者）。这是一个很清晰的国家结构和思路，如果我们将之对照一下人类发生的真实历史，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兴起和衰变，似乎都能够印证柏拉图所曾精心设计过的这条理想国家的准绳。
人类到了公元626年的时候，这条理想国的准绳开始靠近并牵动了这个东方刚刚兴起的唐都帝国了。我在上一章节中较为详细地描述过这位称之为唐太宗的李世民与他的谋臣和自己的太子所谈过的一些话，也特别记载他亲自观览新科进士们鱼贯而行时所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感叹，这些迹象中可以揭示出，一个历史盛史的真正起因就在于一个至善的国家理想和一个卓越的领袖以及一群能够去实现国家理想的政治精英。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省悟历史中提炼出一个国家和时代昌盛的关键要素来，这些要素由历史和哲学家开出，十分简单，其分别是：理念（至善）、洞察理念的领导者（时代领袖）、政治精英。这三位要素，缺一不可。而三要素之中，理念则成为最大且最为客观的前提（它应当就是太宗所说的“道”），失去这一前提，再卓越的领导者都只会功倍而事半甚至无功而返。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下，一位明道的君王和领导者将成为国家兴盛的关键，而另一方面，失去政治精英们的积极参予，一个明确的理念加一个卓越领导者也将难有成就。
大国基石：中国精英政治的开端（4）
当唐朝之初，太宗确立了“先存百姓”以民为本的理念时，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