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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独尊与积弱（3）
这是中国当下文化与学者的一般态度和表现。这种态度往往是极其认真的，也是恳切的，然而却是极其不真实的，更是悖离人性尊重的，这种对人性的悖离导致了不宽容，也酿造出许多的根本误解，更纵容了独尊背后的隐藏极深的个人私欲，一当时机成熟，这种私欲便会迅速演变为征服和强权，让中国的历史再演于今天和未来。在中国的所有文化中，这种心理和范式，成为了相互消耗的基础部分，从而使中国文化在其独立的历史中几乎一无所成。这一点，必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和世界文化发展对于中国的警惕。
皇权独尊在朱元璋这位明太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在他的朱姓后嗣中则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放大。中国历史上，将皇权独尊推至极致恰是自朱元璋开始的明朝皇帝们。1380年，位处皇帝一人之下，百官万民之上的丞相胡惟庸专权揽政，朱元璋即杀之，并且规定自此后子孙朝廷均不准设丞相之位，百官中有奏请者即处极刑，如此，明朝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中第一个不用丞相的朝代，而皇帝的独尊权力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后来所致的宦官专权与东西厂的专制，都与这个皇权独尊而朝中辅佐空虚的原因直接有关。
朱元璋的独尊雄霸，可以从《大明律》和《大诰》中看到鲜明的踪迹。《大明律》是明朝大律，全书三十卷，460条，分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律，其目的，即从各个方面来维护皇权与统治。看《大明律》，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定为十恶，《大明律》规定，凡犯十恶者皆从重治罪，而且遇赦不赦。同时，《大明律》还专设有“奸党”一条，用以禁治和防止大臣们结党弄权，这样下来，让朝臣人人自危，还敢多言犯禁，以致于只有让权于那些宦官了。除此之外，朱元璋还亲自撰写并颁布《大诰》三编，共204条，其内容主要是列举大多由朱元璋亲裁的以严刑峻法所处理的种种案件，其中酷刑包含了族诛、凌迟、枭首、挑筋等三十余种，所列大小刑罚不下万千。《大诰》颁发后，公示于天下学府，以作为师生之必读，又规定一切军民也必须熟观，使每家每户皆有一册。百姓家中如备有此书，遇案则可罪减一等，否则罪加一等。所以，《大诰》一出，一时间天下争诵，家家必观，师生赴朝廷讲读者达到近20万人，朱元璋见此盛景，大为嘉赏，对前来讲习《大诰》的师生学子们均赐钱遣归。
忽然想，这场六百年前由朱元璋兴起的《大诰》之学，是不是那时候的一场由皇帝亲自操持的社会普法教育？由官而至民，使天下人人争而读之，熟而诵之，严刑与峻法，一夜之间便可以普及民间大众，如此一来，皇权与朝廷的地位，应是严严实实地坐得稳当了。
就在近半个世纪之前，我出生的20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也风行了近十余年的“文化大革命”，有关这场革命的用意，大抵也是由于帝王般的最高思想和意识的决定所至，于是天下军民莫不争诵《毛主席语录》，莫不“斗私批修”和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其天下民众，也分为红、黑两类，红的是工、农、民、学、商，黑的则是地、富、反、坏、右。那个年头，时光倒转，天地倾覆，不知有多少人成为了历史巨轮之下的粉尘，由岁月吹散，更不知有多少家庭因之而离散，被巨大的政权力量所摧毁。于是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以经验猜测到六百年前的浩荡皇威，那座朝廷之上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可以如何将这个国家的小小子民们和百姓家庭捣得粉碎。
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在一个极其漫长的时间内一直都以一个单极社会的形态存在着。这个单极的一端，是至高无上的独尊皇权，它的另一端，则是普民广众。这种单级社会所形成的整体系统是一个完整并闭合的环，一切皆在皇权的统辖之中，使这一系统发生唯一变更的，则是皇权的更替。也正因为社会的如此集权，以致于天下唯识皇权，人人尽觊觎之，皇帝也就成为了众矢之的。身居深宫的皇帝们自然都下意识明白这一点，所以也就颁布出了各种各样的法典来维护他的统治，到了《大明律》与《大诰》之际，则是中国历史上皇权予以自卫的极致之作。这就好比将天下的财物都归属于一个人，那么自然便会产生出一个绝对的矛盾体：所有需要财物的人都会来寻找你，而你则必须为了保护这些天下财物而想尽办法。在这场历史的游戏中，其最后的结局往往都是人死而财散。这样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一个人可以将天下的财物独占得太久的。一时的乘龙快意，很可能是一世的苍凉结局。然而这样的历史，在中国却是屡兴不止，一代又一代，究其原因，是这种单极社会过于漫长，以致使中国人只知单极而不识世界的多元了。在全球化到达中国的21世纪，这种单极思维和意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与领域，仍然是比比皆是。
有将近二个月，我在重庆的文化创意大讲堂上，听取了来自方方面面的社会各界人士们的意见。这是一座有着三千万人口的巨大城市（迄今为止也是全球幅员最大与人口最多的城市）然而对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则很见闭塞。我在宣讲弗里德曼那本《世界是平的》书时，涉及到了文化、经济、个体以及未来的种种话题，就有重庆的朋友站起来告诉我：这本书中的思想与他并没有什么关系，更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公然而且明确的意见，并且还获是了掌声。看来，一个单极的社会历史，还不仅仅让我们迷恋权力，同时还将产生出许多的附加物，比如文化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并直接指导和影响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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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独尊与积弱（4）
明朝诞生的时候，中国的单极系统发展到了最为极致的程度，皇帝高于一切。而同时的欧洲，则似乎由鼎盛的中世纪开始转向教皇与国王和经院学派和民众这四者之间的角力，一场全面的系统解构和近代欧洲新思想的重构正在开始。至少，在国王的刀剑与民众之间，教皇以其财富和权威、经院思想家们以其笔伐已经分割了欧洲单极社会的权力，而高于一切的上帝，则成为了均衡欧洲社会系统的最大支点，在这个支点之下，国王们正在失去他们意欲独霸国家的机会。
在这个削弱国王独尊的进程中，经院学派的哲学家们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托马斯。阿奎那在早于朱元璋一百年时诞生，他通过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体系来诠释基督教义，并证明上帝之存在，游说人们信仰上帝的真理，于是乎，一个单极的尺度在这位大哲学家这里被放大并超越了由君王们操控的范围，这样，上帝的权威才最终笼罩一切，也决定一切。我想，这是欧洲由中世纪而进入近代史之际所发生的最大转机之一，它使古希腊的古典民主思想转换成为一种宗教式的哲学教义而获得社会性的巩固，从而从社会意识形态上去除了君权独尊的可能，并拓展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发现自我的全新世界。如果说它存在着唯一的不好，那就是它使人们相信了上帝。而在这样一个充满可能而人类又无知确切知晓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位充满善意与美的上帝，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因为上帝的存在，让人间少了一些很可能十残暴而独裁的君王们。
在阿奎那的哲学体系中，上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发布了人人都应遵守的律法，同时也涉及了人的灵魂、智慧以及社会伦理等等问题，也就是说，阿奎那以上帝之名将人类社会的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交给了上帝而不是皇帝，从人类社会学以及哲学的实用性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几乎与阿奎那同时期，弗兰西斯教团中的罗吉尔。培根也是一位集数学、最早的实验科学和哲学于一体的经院哲学家。在这段欧洲思想启蒙前夜的哲学大探讨当中，培根可以算作为第一位注重实验知识的哲学家，这使经院学说中开始有了科学的种子，也使他得到了近代哲学与科学界的赏识。在他的《大著作》中，培根对人类之于知识的愚昧进行了研究，并归纳出四种原因：第一，由脆弱而不适当的权威所树立的范例；第二，习惯的影响；第三、无识群众的见解；第四，在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所掩饰自己的愚昧无知。培根认为，这四种灾害产生了人间的所有罪恶，而以第四项尤为恶劣。
我在想假使在六百年前的中国也诞生并证明出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并为此而建立起一个比皇帝还要权威的教皇体系，那么，朱元璋是不是也会成为这位上帝抚照之下的一个普通的国王，而中国的文人们，除了给皇帝写奏折之外，兴许会有一大半投身于为上帝的服务，以致于能够摆脱掉君权独尊而唯唯诺诺的尴尬，如果比较起在掌握着生杀予夺权力的皇帝手下的不自由与掌握在上帝神圣旨意之下的不自由，后者的不自由中至少保留了思想者们寻求与上帝对话的通道，而对话的对象，就是上帝本身。而在中国，人们对话的对象只有皇帝，而且，皇帝极少会与你对话，因为你只是他无数财富中的微渺一件而已，像你这样的人，皇帝手中有无数，所以有你一个不多，无你一个不少，其结论是：你是没有价值的。
这样的逻辑很好推导出另外的一个结论：当一个皇朝建立在一个没有价值的基石上时，这个皇朝是无法存在多久的。这就是中国所有封建历史的终极结局。这样的结局，不断发生又不断持续，以至使中国社会完全麻痹，整个社会机能失去功用。它恢复的时候，是在上个世纪末才刚刚开始。直到今天，中国的社会仍然保留着这种相当明显的历史麻痹症。
无为的社会价值观（1）
从十四世纪即明朝开始，中国的社会就很正式地进入了整体停顿时期。依据梁启超的史评，对这种国家和社会之无为的历史则要更早些：自有史以来，中国之不竞，未有甚于宋之时者也。也就是说，自宋朝开疆，中国就“不竞”了。到了明代，这一“竞”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纵然历史学家们还会从种种细密的历史角落中搜寻出一些明朝时期产生的“民本主义”思潮和“工商业”发展的影子，但这些都无济于这个社会在皇权独尊与无所创造的主导方向上的改变。到了十五世纪上半叶，由中国明代永乐年间开始还有一场声势不小的远洋船队，由一位叫郑和的太监所率领，自1405而至1433年，共二十余年时间内，以七次之多远航西洋，最远抵达到了非洲东岸。对于一个大国，这样的远航势必会有些收获，然而郑和除了带回来一些仅仅让皇帝赏玩的奇珍重宝之外，这些耗资巨量的远航并没有为这个东方之国带来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启迪。仅仅在郑和死后半个多世纪后，哥伦布便在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达。伽马则在1498年发现了印度，之后整个欧洲便展开了它的第一次全球扩张。
直到今天，中国历史学家们都习惯于对郑和下西洋以一种沾沾自喜的方式来表达，更刻意着墨于中国的这位太监是如何比西方人早八十年发现了更大世界。这是一种很可笑的历史观。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事实是：中国并未因此而发现世界更多！这个古老而又巨大的东主国家，在漫长时间内一直都深陷于一个纯粹自我的单极世界中，这是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国民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识形态中，除了皇帝，便不再有其它，而她的国民们，也有着一个除了自家不再有其它的极其自私的思想。因此，到十六世纪初叶，葡萄牙以及西班牙再及荷兰占领澳门和台湾，以及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便渐渐成为了中国历史演义中的一幕全新景象。可以说，最早开启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扮演了一位懵然无知的东方痴人，沉浸在自己的独尊之梦中，由外面的世界渐渐侵袭直至最后惊惶失措地醒来。对于世界观这三个字，从上个世纪初直至今天，一百年时间中，中国人的绝大部分仍然是一头雾水。
对于中国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令人痛惜或是令人愤慨或是令人叹惋的结果，其根本的原因，也是中国近代到现代（现代则要少得多些）的思想家们探讨了许久的。在此我还是更倾向于十三世纪的培根对于人类愚昧而致社会的罪恶的看法。他在1271年著写了一本《哲学研究纲要》，其中就对欧洲中世纪那帮无知而刻板的僧侣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为此，培根付出了被投入监狱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代价，1292年他终于获得了释放，但出狱之后不久便死去了。罗吉尔。培根在其生前几乎没有获得过什么赞赏，但在欧洲的近代史中却屡获殊荣。他是一位博学家，更是欧洲科学思想的发轫者。我在前一章中谈到了他对于愚昧之于罪恶的四种原因，请注意，这是尚在中国明朝还未建国之际的欧洲所产生的思想。培根谈到了由于脆弱而不适当的权威所树立的范例，还有习惯的影响以及无识的群众的世俗见解，在第四种原因中，他特别指出了那种“在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所掩饰的愚昧无知”，而且他认为，在由这些愚昧所导致的人间罪恶，由第四种愚昧所产生的后果最为恶劣。
七百年前培根的见解几乎可以拿来作为对东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一用。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超越东方传统思想家们自己所设的边界和情感偏颇，将中国历史的诸种形成根源置于西方思想标准中作一种类似于科学的解剖，从而重新有所发现（譬如我们尚以为无碍的阑尾或是以为有用的童尿以及原对的蜥蟀）。
我们先看看第一条所涉的“脆弱而不适当的权威所树立的范例”：这在中国直至今天，似乎都是一个通例。什么是脆弱？以心理学来测定并结论，就是严重的不自信以及心理抗障能力低下。在中国，这种脆弱是普遍的，而反过来，面对这种脆弱国民心态的那些障碍力又是极其多元的。这种脆弱导致了一种风箱里的老鼠效应，使中国人最善于人人自危而不得其所。在这种群体的脆弱心理中，权威的建立往往是由荒唐而至的，培根在此使用了“不适当”的界定。他深知，在一种脆弱的社会心态中，任何权威的树立更多都将是不适当的。也就是说，在脆弱的集体中，权威最好不要有，需要的恰恰是启发和激励。然而在中国，这种群体的脆弱所致的群体无意识，使无数的伪权威获得了滋长的优良条件。中国诗人杜甫在《石壕吏》中描写过中国的百姓是如何畏惧于一个小小的村官，中国的科举制则在明朝时发展至八股文的最高境界而一统天下的文化，一篇《范进中举》，将中国文化人的愚昧与极其低下的心理承受能力表现无疑。当中国朝廷的政令一出，天下莫不噤若寒蝉，中国的皇帝一怒，莫不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种种这些，都是中国伪道与伪文化周行不止的因由所在。而这些“范例”之所以能够长久地植入中国国民与社会之中，皆因为中国集体的脆弱而至。这一脆弱，不仅于民间百姓，于朝廷和皇帝皆是如此。所以，也才有了十九世纪的西太后在英法联军越洋奔袭之下的仓皇出逃，有了大量丧权辱国的条例签定。很多近代与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要观史而怒骂，殊不知，其骂过之后，自己原也是这懦弱与脆弱的其中一个，极少有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士。培根者，莫非东方中国之西方良医也？于未见已知症结，于无之中已得确诊，仅此一条，便令人叹为观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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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的社会价值观（2）
在其所列的“习惯的影响”以及“无识群众的世俗见解”两例中，愚昧之弄中国是历史悠久的，也与第一例中的“脆弱”直接相关。在“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国家与社会定义下，这种单极的封闭中国是令所有人恐惧的。这种可怕一方面是人生的无价值，而另一方面，这种无价值的人生所输出的集体能量又是极其可怕，以致中国社会性的集体反动。在愚昧之下，单极社会的各个因子都无法独立成立，而必须由整个系统发挥作用，因此，它直接导致了皇帝需要依赖人民而人民也需要依赖皇帝的奇特组合，这种组合经过千年的运行，已变得十分强大。这是一个癌细胞的生长模型，在这个细胞内，所有的癌细胞都彼此依赖，而对于外界的健康肌体，这些细胞都有着惊人一致的吞噬破坏效用。自中国明朝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育和生长，已不再是朝向健康和发展的方向了，而是转向了癌细胞的模型，并且更加紧凑，更加团结，更加万众一心，决意与世界相隔离。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哀和大不幸。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中，任何一种革新的思想，都会被作为异端而由这个系统干净消灭掉。
培根在第四例所指出的“在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所掩饰的愚昧无知”，似乎是对中国愚昧历史的最终总结。从第一例至第四例，培根为中国建立了一条很清晰的文化与历史观的愚味逻辑发展轨迹。这最后的一例，乃是中国之于愚昧而至反动的最高旗帜，它鲜明地将“愚昧无知”作为了这个国家自上而下的全体价值观，也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存在基础。如果没有外界更强大的力量介入，这个系统的存在将会持续很久（事实上它已经存在得够久了）。直到今天，这种“在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所掩饰的愚昧无知”仍然在21世纪的中国大行其道，因为，21世纪既有可能是属于先进文明的世纪，而同时，它也更可能属于心灵脆弱而无法在一个新的时际到来时发生改变的世纪，而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在这个新世纪到来之前很久，这个单极国家与社会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发生了癌变。
这是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核心的课题。因此，21世纪的中国的核心所在并非GDP，也非其政治的体制改革，而是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系统基础转变。这个基础不变或是变化过慢，对于中国在今天的发展将有巨大的迟滞。现在，这种迟滞已经在中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