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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在许多转折关头，实际上都存在不少不同意见，存在着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决策权分配上的高度集中，决策方式上的简单粗糙，缺乏*，没有经过任何严肃、认真和科学的论证，只是凭借个人的感觉和经验，结果给人民造成沉重的灾难。这种体制越发展，领导者个人的作用就越突出，政治生活*化就越薄弱，使得群众淡漠于关心公共事务，使意见分歧不但没有能够成为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动荡的根源。
此外，党政不分，权力的过分集中，带来机构重复臃肿，人满为患，职责不清，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层层把关，文山会海，推诿扯皮等现象，从而为少数人以权谋私、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大开了方便之门。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一言堂等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领域也异常突出，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严重的不正常状态。1957年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双百”方针名存实亡，学术自由已被变形、扭曲，权力真理论代替学术争鸣，用行政命令解决理论问题，硬要把无限丰富的精神世界定于一尊。意识形态问题又与阶级斗争纠缠在一起，造成文化停滞、艺术凋零、理论衰退和思想僵化。为了避免被戴上各种廉价而又沉重的帽子，理论工作者将自己的任务变成了简单的演绎、注释和宣传，文艺工作者只能在样板戏的基础上打转转。人们不得不把精力和兴趣放在那远离尘世的学科和领域中，而大量重大的迫切需要论证和解决的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因此，造成的理论空白只能主要靠以往的经验去填补，而这恰恰加速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3“法律虚无”的悲剧
过分集中的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机制。我国的国家权力分工和制约机制的主要特色是“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最高权力机关不单是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的机关，而且是把国家权力集中于由人民选举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他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权力都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赋予的，并对它负责。也就是说，人民监督、制约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制约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使对人民的管理权。实践证明，这一国家权力结构和制约机制不仅逐步完善，而且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 。。
（二）权力与腐败（4）
但是，也要看到，长期以来，我们对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缺乏足够的认识，体现在政权机构的设置上，就是决策、行政机构等职能部门过于庞大，而监督、检查机构则过于薄弱，甚至流于形式。这种状况破坏了权力结构中各部分的协调和平衡。失去了制约机制的权力结构，造成了“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291页。孟德斯鸠认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载《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253页。而上述体制，靠的是领导者或掌权者的自身素质和修养，能否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靠的是权力行使者的自觉和自律，却排斥了制度，乃至法制制约。1958年以后，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认识就是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施行，还要什么法律？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于是法律虚无主义开始盛行，政策大于法律，高于法律，法律成了可有可无，甚至以言代法，以言废法，“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这些一度成为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之一。1957年毋须经过任何司法机关和任何法律程序去划定的“右派”；在“*”中，一大批被列为打倒、横扫对象的“牛鬼蛇神”一类概念，既非科学的政治术语，更不是法律条文的专有名词，而是一个充满主观随意性并带有一些文学色彩的比喻。然而，在那个年代，这个莫名其妙的比喻下面，被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地*、批判的人又何止万千！由此可窥见当时我国法制观念淡薄至何等程度。
法律的虚无和残缺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方面，也表现得很突出。虽然有关条文也有群众选举干部的规定，但事实上更多的是由上级部门任命，即使有选举也流于形式。虽然没有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规定，但也没有限制领导职务终身制。
直到1982年2月20日，*中央才出台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打破了领导职务终身制。
谁都知道，由谁直接授予权力，就受谁直接监督，即权柄在谁手中，行使权力的人就必须也必然向谁负责。而上述的规定实际上削弱甚至排除了人民群众对自己代表的选择和监督，导致了诸如特权、官僚主义、人身依附、帮派、家长制甚至以权谋私、贪污贿赂等种种*现象的产生。我们尽管一再强调提拔干部要看准，但是上任前对贪污*行为痛心疾首者，上台后却不择手段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贪污*分子只是“极少数”，这无疑是对的，但是，这“极少数”人对党和国家声望的破坏作用和恶劣影响，有时却比“绝大多数”人廉洁奉公的积极影响还要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权力与腐败（5）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是重视监督制约机制的。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制度刚刚萌芽便被扼杀。几乎都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被削弱、破坏，到“*”被彻底砸烂。1949年成立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三起三落”后，于1968年被彻底砸烂；1954年“高饶事件”后成立的党的监察委员会，以后被改为“纪律检查委员会”；1950年成立的国家监察部，1959年被撤销；1975年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甚至取消了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这就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出现重大的倒退和挫折。对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的发动和发展。”这是非常科学的总结。历史的影响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其社会基础条件，“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当时的权力结构是靠行政隶属关系建立起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构，而单一行政渠道纵向传输为主的直线性信息传输结构进一步巩固了集中的权力。在行政隶属支配一切的政权结构中，解决问题，哪怕是属于司法机关管辖的问题，最为有效的途径是诉诸行政系统，而非司法系统，因为只有通过行政系统才能达到权力的顶峰。这样，信访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制度在我国传统的体制中发展起来，并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轻视法制的根源深埋在体制中。轻视法制，践踏法制，使得权力得不到起码的法律规范和约束，这正是各种特权现象、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现象得以源源不断的总根源。正如*同志所说，权力过分集中是目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主要弊端之一。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这是经过反复的折腾，在我们民族付出沉重代价以后，在痛苦的反思中，得出的非常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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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怕的“世纪病”（1）
20世纪给人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远远超过人类历史的总和。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波及几十个国家，15亿人口。在20世纪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营垒，在对峙了数十年之后，因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产生了世界新格局。在20世纪，贪污贿赂等*现象极为猖獗，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权钱交易已经超出经济范畴，介入政治领域。
1贪污*的温床
*似乎是权力的孪生体。尽管人类与贪污*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是，在20世纪，贪污*现象有增无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通病。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的复杂化，资本主义国家大大加强了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国家权力开始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经济领域。加上国家机构日益庞大，人员增多，职责广泛，使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污*日趋严重。公职人员可以直接取得非法的经济报酬和接受各种贿赂，或者通过得到低廉及无偿服务、廉价股票、兼职报酬等方式谋求利益。在刚刚进入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里，发展社会经济都要伴随市场经济的活跃，而这一切又都未建立在稳定的制度化基础上，使得那些与市场发展密切相关的政府管理活动成为贪污*现象的温床。
贪污*现象，虽然不能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伴生物，但是由于在这个时期，随着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公共权力也随之扩大，出现一些监督失控的“真空”地带，这就为少数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条件，出现了可能性。如果缺乏严格完善的管理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加以防范，这种贪污*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逐私利。资本家为让政府制定符合自己的利益的政策，不惜以重金收买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便以权力换取金钱，为资本家谋取利益。正是金钱和利益把公务人员与企业经营结为一体，滋生出贪污*现象。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质是金钱政治。美国的一句俗语说得非常明确：“金钱是政治的乳汁。”
贪污贿赂等*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然而，历史上的贪污贿赂与发生在工业时期，特别是20世纪（垄断时期）的巨大贪污贿赂丑闻相比，不免显得黯然失色，古代贪污贿赂所使用的财物与手段，早已相形见绌。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后，贪污贿赂已成为一种行业，贪污贿赂的对象已包括政治家，贪污贿赂被人们视为影响国会、议院的院外活动。
工业革命较早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生产力急速跃进时期，也是贪污贿赂等*的盛行时期。在18世纪末，英国的议席是可以出售的，结果议席成为商品和资本，议院成了市场，乌烟瘴气，丑闻不断，特别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官吏贿赂公行，为人所共知。欧洲的另一个国家法国，在19世纪发生的巴拿马案件，巴拿马案件指19世纪90年代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的一个大的贿赂案件。臭名昭著，丑闻天下，在巴拿马运河官商合一公司的诈骗贪污案中，有数百名议员、官吏从中获利，使数十万持股票者蒙受损失，导致一场政治风波。
资本主义*政治核心是选举制。在多党制的情况下，为了竞选执政，各个政党都花费大量资金。这些竞选资本实际是各种资本集团的捐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竞选的政党或者个人接受企业的竞选捐款是合法的。某党某人一旦获胜，便投桃报李，为在竞选中出资的企业谋取利益。上到总理、下至部长、议员，概莫能外。资本主义的金钱政治是产生贪污*的温床。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可怕的“世纪病”（2）
2悄悄蔓延的瘟疫
在20世纪，贪污*现象愈演愈烈，也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恶果，许多国家的政府或者要员因此而倒台。中非末代皇帝博卡萨在20世纪70年代利用特权狂征暴敛，将国库视为私囊。1977年12月4日，博卡萨举行的称帝加冕典礼耗资3000万美元，几乎占了中非共和国当年度财政预算的一半。博卡萨独揽大权，为所欲为，专横跋扈，搜括民财等罪行激怒了百姓，博卡萨的丧钟敲响了，其统治被人民推翻。1980年12月19日，中非共和国法庭经过5天的缺席（博卡萨当时逃亡国外）审判，判处博卡萨死刑。
无独有偶。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在执政期间，贪污腐化，掠夺国财，达几十亿美元之巨。而菲律宾的国民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国库空虚，人民生活贫困，7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政治*，经济衰退，人民的不满之声终于酿成“倒马”的示威行动。马科斯夫妇无奈他逃，马科斯王朝覆灭。
贪污*像一场瘟疫，在全球蔓延。曾几何时，人们认为贪污*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专制国家的痼疾，其实，发达国家也未幸免于难。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无愧地宣告：本国已根除贪污*现象。
亚洲的新加坡反贪污*的成效比较大，但前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长郑章远也因涉嫌受贿和滥用职权而畏罪自杀。在欧洲一向给人以廉洁印象的芬兰也于1992年发生了“尤汉塔洛事件”。时任芬兰贸工部长的尤汉塔洛，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不得不辞去贸工部长的职务。
3层出不穷的丑闻
到了20世纪，贪污*似乎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病态。1958年至1972年发生的“洛克希德贿赂案”震惊世界政坛。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用数千万美元贿赂各国政界，换取出售飞机的订货合同，使日本、西德、意大利、荷兰等国数十名政界、军界的显赫人物受到司法机关的审查，有的甚至被定罪判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就是因此案被判有罪而结束其政治生涯的。70年代，美国发生的“水门事件”，使当时的尼克松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迫辞职的总统。同时，尼克松政府的副总统阿克纽在任职期间卷入受贿等丑闻，被迫辞职。美国近十年来，政界官员涉嫌贪污、受贿的事件迭出，从1978年的133起上升到1987年的651起。据统计，里根政府执政期间先后有260多名官员被指控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里根任满以后，美报刊评论里根执政时期是“贪婪的时期”。1988年，美国政界发生一次强烈的地震，资历甚深的众议院长赖特，非法敛财，被迫辞职。
在意大利，一件发生在米兰的小贿赂案，竟像滚雪球一样演变为耸人听闻的贪污巨案。在这一丑闻中，有1000多人被捕，1000多人接到受审通知，其中包括150多名议员，涉嫌违法者有800多名国家机关重要官员，1400多名企业家，900多名党派人士，包括5个执政党的书记、2位党魁，6位内阁部长辞职，7位受盘问的嫌疑犯自杀。这一丑闻几乎使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处于瘫痪状态。
意大利前总理克拉克西和前司法部长马尔泰利被指控参与原安布罗夏诺银行欺诈倒闭案。经调查发现，1980年至1981年期间，该银行曾向意大利社会党行贿700万美元，当时克拉克西和马尔泰利分别为该党的书记和副书记。克拉克西和马尔泰利分别被判有期徒刑8年半和7年。
在日本，相继发生轰动全球的受贿案。20世纪70年代的洛克希德案，被人们称之为“广岛第二核弹”，涉嫌前首相田中角荣等政界、商界高层人士16人，“庶民首相”田中被定罪判刑。80年代的利库路特案，像一场瘟疫，涉及前首相竹下登在内的众多阁员，政府官员接二连三被捕，涉及数千人，导致竹下登首相引咎辞职。进入90年代的佐川急便案酿成日本政坛最大的风暴，使战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金钱政治彻底暴露在国民面前。在1993年的大选中，自民党没有获得半数席位，日本战后长达40年的一党执政格局宣告结束。
在韩国，自1975年至1984年的十年间，利用职务便利的侵吞案件由10 027件增加到18 198件，渎职案件由3118件增加到5859件。1988年被揭露出来的“全氏家族舞弊案”，被称为韩国历史上的最大耻辱。在全斗焕执政期间，全斗焕总统的亲属依附权势，利用社会上趋炎附势的心理，大发不义之财，其非法所得达数百亿韩元之巨。韩国总统金泳三将贪污*现象称为吞噬国家的“韩国病”。
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各国官员贪污*的丑闻，已有事实充分证明，贪污*已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不仅腐蚀国家肌体，也动摇社会的根基。国内外无数的事实也证明：贪官不除，难以立党，污吏不除，难以治国，*不除，难以安民。
（二）惊心动魄的剧变（1）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若干执政数十年的共产党败下阵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崛起一个共产党执政的阵营，展示了人类发展的前景。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阵营被瞬间瓦解，不少国家的共产主义旗帜纷纷易色，这些剧变无疑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惨痛的教训。
1崛起的阵营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