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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小心别人的重谢（2）
没想到古人的一只木瓜竟然引起后世这么多的研究，进而引起了人们对这首《木瓜》的诗旨的长期纷争。
《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
这是联系春秋时代的史事来解释的。齐桓公援助卫国的史实在前面几首诗中反复出现过。据《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卫为狄人攻败，卫国贵族和民众东渡黄河逃至曹地暂住，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馈）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馈）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使卫国得以复立，后来齐桓公又帮助卫文公于楚丘建都，使卫国摆脱了狄人威胁，达到了“卫国忘亡”的效果。故孔颖达发挥《诗序》之意说：“（《木瓜》）言欲厚报之，则时实不能报也，心所欲耳。经三章皆欲报之辞。”魏源则推论此诗“正著故卫甫亡之事，则亦邶鄢遗民从徙度（渡）河者所作”。
但到了宋代，朱熹开始突破《诗序》的束缚，提出此诗“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辞，如《静女》之类”。《静女》见于《邶风》，在朱夫子眼里是一首淫诗，朱熹说它“盖相赠以结殷勤之意”，而在现代人眼里是一首爱情诗。
但是，清代儒者大多认为这是一首朋友相赠答之诗。如崔述说：“天下有词明意显，无待于解。而说者患其易知，必欲纡曲牵合，以为别有意在，此释经者之通病也，而于说《诗》尤甚。……木瓜之施轻，琼琚之报重，犹以为不足报而但以为永好，其为寻常赠答之诗无疑。”
现代人也较多地相信清儒之说，他们的解释也多倾向于“男女赠答”之释。但到了当代学者这里，则又将其定为《诗经》中典型的爱情诗。如闻一多先生从解释《木瓜》诗中的“好”字之义出发，申论和断定此诗非如郑笺所谓“结己国之恩”。
例外的也有，如毛奇龄却反朱熹，提出是“美韩宣子”的，他说：“《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自齐聘于卫，卫侯享之，赋《淇奥》，宣子赋《木瓜》。盖卫侯以武公之德美宣子，而宣子欲厚报以为好也。然而此二诗皆卫诗也，向使《木瓜》淫诗，则卫侯方自脉其先公之美诗以为赠，而为之宾者特揭其国之淫诗以答之，可乎不可乎？”
清儒还有另辟蹊径申述《诗序》之说的，如方玉润则认为，此诗是讽刺卫君以怨报德，“卫人始终并未报齐，非惟不报，且又乘齐五子之乱而伐其丧，则背德孰甚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明言之不敢，故假小事以讽之，使其自得之于言外意，诗人讽刺往往如此。故不可谓《序》言尽出无因也”。
呵呵，总之是非常热闹，看的人也头痛，有心人可以做一篇《木瓜》的传播史了。看来，公关学在古代也是一门显学啊。
顺便介绍一下，经学到了清代，分为两派，一派是汉学，一派是宋学。汉学家维护汉代的经学观，宋学家维护的是宋人的经学观。后来出现了折中调和两派的经学家。而且，也正因为观念的问题才导致异说纷呈。
撇开这些不管，我们看看孔子是如何说的吧。
《孔丛子》中说，孔子读《诗》，读到《小雅》，喟然而叹曰：“吾……於《木瓜》见包（苞）且（苴）之礼行也。”
什么是“苞苴之礼”呢？ 《曲礼》、《少仪》的郑笺有解释：“苞苴”本意为包裹，指馈赠鱼肉瓜果等物品时加以包裹，后来便用它作为送礼结好乃至贿赂的代称。
那么孔子此说是什么意思呢？一般都认为，孔子是在赞扬《木瓜》篇所表现的馈赠之礼。然而，新出土的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又发现孔子对《木瓜》的评价。结合第18简和第19简来看，原文应该是：
“《木（瓜）》又（有）藏愿而未得达也，因《木（瓜）》之保（报）以俞（喻）其者也。”（括号里的字是简上没有的，系《诗论》整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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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小心别人的重谢（3）
这里又出现了“藏愿”、“未达”，“藏愿”即埋藏在心中的愿望，也就是说诗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另有深意，是想以报来喻。
结合孔子对《木瓜》两处的评论，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是要赞美这种木瓜来玉佩去的馈赠之礼。
《庄子·列御寇》中说，“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是说匹夫之智识只限于馈赠礼物和书信致意问候这些细微末节之事。《荀子·大略》载：“汤旱而祷曰：‘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之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这里是说商汤把“苞苴之行”与“政不节”、“宫室荣”、“谗夫兴”等六事一同作为六种恶劣品行之一。
综合上述文献，我们发现，先秦时期，人们认为“苞苴之礼”是一种恶俗，持否定与批判态度，并不是我们从字面上理解的以少报多，投桃报玉。
这种恶俗，就是《左传》中所说的“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的那种贿赂公行之俗。“恶俗”就是恶礼。所以孔子才说诗中有“藏愿”，诗人有所喻也。
可见，《木瓜》实际上是一首讽刺和揭露佞人之作。《毛诗序》所言的“美齐桓公”未尝没有道理。美桓公就是刺卫文公。确实，据史载，得到齐桓公颇多恩惠的卫文公中兴之后有称霸之心，在齐桓公辞世以后不仅不帮助齐国，反而趁齐乱而伐之，以怨报德。当初或许以格外丰厚的物资回报了齐国，但时机一成熟，立即暴露了另一副嘴脸。
可惜大多数说诗者都只通其事不晓其理。倒是王夫之说得颇有见地，切合孔子之意：
“《木瓜》得以为厚乎？以《木瓜》为厚，而人道之薄亟矣！厚施而薄偿之，有余怀焉；薄施而厚偿之，有余矜焉。故以琼琚木瓜，而木瓜之薄见矣；以木瓜琼琚，而琼琚之厚足以矜矣。见薄于彼，见厚于此，早已挟匪报之心而责其后。故天下之工于用薄者，未有不姑用其厚者也。而又从而矜之，曰‘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报之量则已逾矣。……恶仍之而无嫌，聊以塞夫人之口，则琼琚之用，持天下而反操其左契，险矣！”
这是说《木瓜》中所指的“报以琼琚”之类，并不是友好之报，而是图谋取得诸如债权人般的优越地位。这让我想起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对外援助时，出手显得很大方，实则要求受助国接受他的文化与制度，把受助国纳入自己的利益范围。别人薄施于我，而我却故意厚报于别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包含着一种“矜意”，而且还要让人看见对方之“薄”。诗中那个回赠玉佩的人，是一种将利益名誉算计得特别精明的人。这种人在今天见得多了，本来没有什么品德，却要摆出一副厚道的模样，口中念念有词，标榜自己“永以为好”，实则图谋厚报而徇私。这是一种特别工于心计的做法。他将天下的事都算计透了，以“琼琚”作为塞别人之口实的工具。他“报”厚是假，以售其奸则是真。孔子对这种人深恶痛绝，于《诗论》中亦多有揭露。
这首诗或许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现实生活中，还是不要图别人的回报为好，尤其是小心别人的重谢。这种“重谢”即便是在周代礼制中也是不合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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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离：悲悼故国的代表作（1）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王风·黍离
古人说，读《卫风》，总觉得有种悲观的空气笼罩着。其实，读《王风》更甚。
“王”是指王都（周天子称“王”），周平王迁都洛邑后，王室衰微，天子如同列国诸侯，是为东周之始，从此开始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世代。王都所在地产生的诗歌便被称为“王风”。“王风”多乱离之作，李白就说过，“王风多蔓草，战国多荆棘”。特别是《黍离》一诗，历来被视为是悲悼故国的代表作。
著名的“烽火戏诸侯”就发生在此时。周幽王在位，爱上了冷美人褒姒，褒姒不知何故，不喜欢笑，而幽王是个极好玩的男人，怎能看着美人不笑？话说回来，即使是今天，恋爱中的男生女生哪一个不是欢欢爱爱？不笑不正常嘛。作为男人的幽王，也一样，使尽了各种办法，冷美人褒姒还是笑不起来。这种情形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极伤自尊的，同时也打击了一个男人的雄风。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一个大臣给他出了个主意，试试烽火台上的烽火或许会逗美人一笑。古代的烽火是战争爆发的火警，幽王明知，也顾不得了，于是就把烽火当成了今天的烟花，命人点火。四方诸侯看到烽火，立即率部队前来勤王。谁知来到烽火台下，不见一个敌兵，只见漫天焰火，幽王这时才派人告知诸侯，没有敌情，不过是大王在举行焰火晚会而已，你们都回去吧。白跑了一趟的诸侯，只好忍着气，纷纷掉头回走。这时冷美人褒姒见了山下的情景，终于开口笑了。
后人便以为周幽王之亡国，便与这场“焰火晚会”有关，说是幽王拿国事和诸侯开玩笑，以致后来果有战事，再举烽火，诸侯便无动于衷，不来相救了。
实际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幽王千金买得美人一笑，足见他也是一个正常男人。偶尔的一次烽火戏诸侯绝对不至于亡国。西周亡国的真正背景其实仍是一场权力斗争。史载幽王与虢石文为御，用事，国人皆怨，这是其一，用错了人，引起了国人的愤怨。“又废申侯，去太子也”，这是其二。因爱褒姒，废去了申后和太子，另立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申侯怒，与僧西夷犬戎攻幽王”，这是其三。申侯是幽王的国丈，你废掉了人家爱女的王后之位，他就卖国勾结犬戎造反。“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这是其四。或许出于对幽王国政的不满，或许还有申侯的收买，诸侯不救国难，或许来不及等到救兵赶到，因为这是内外勾结，进兵自然神速，致使西周灭亡。
幽王死后，虢公翰拥立太子伯服为携王，郑、卫等国拥立原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平王与携王在骊山一带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战争，直到公元前760年携王被杀，因为宗周都城被兵火破坏得不成样子，加上为了躲避犬戎的骚扰，周平王便东迁到洛阳。
这场权力斗争，虽然以平王胜出，但实际上是两败俱伤，烽火戏诸侯只不过是双方的矛盾公开化而已，最终的结果是周王室自此一蹶不振。东迁后的平王一度还靠郑卫等国接济度日，北边则靠秦国帮助防守犬戎，或者说，唯一的受益人就是秦国，秦国自此开始步入历史舞台。
平王东迁后，一位朝中大夫出差经过宗周都城丰镐一带，亲历从繁华到荒凉的变迁的诗人，目睹昔日的繁华一变而为禾黍离离的景象，再联想到天子失宫，周天子由天下共主沦落为诸侯同列，不禁悲从中来，赋出这首《黍离》。
如今我们不会相信因果报应之说，但历史似乎在冥冥之中确有某种“因果报应”。西周初年，原殷商的大夫箕子被周王室远远地打发到朝鲜去做诸侯，临行之前，箕子去朝周，经过故都殷墟，看到宫室毁坏，原来繁华的王都成了一片废墟，还长出了禾黍。史载，“箕子伤之”，因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殷民闻之，无不流涕。
黍离：悲悼故国的代表作（2）
而今历史在这里重演了，连诗人所感叹的都是如此相似。“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和箕子所唱的“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如出一辙。
尽管西周开国之初的统治者早就说了，“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然而，终不免好了伤疤忘了痛，一旦国将不国，才又回想昔日，感慨如今。后世便依此诗诗题，称之为“黍离之悲”。
《黍离》之诗旨，后世并无多大异义。虽然郭沫若认为是言旧家族悲伤自己的破产，余冠英等认为是流浪者陈述他的哀思，蓝菊荪说是爱国志士忧国怨战，程俊英持家园难舍说。陈子展意为是诗人过宗周故都，看见小米高粱都很茂盛，引起了无限的感慨，无限的忧思的诗。高亨认为是东周王朝的大夫，因事要到镐京，看见原来宗庙宫殿所在的地方变成田野，长了庄稼，他悲悼西周灭亡，因此作诗。以上的解说实际上无非是要特标新意，其本质与《毛诗序》所持的见解（“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又有什么差别呢？倒是汉代的“三家诗”与毛诗的看法不同。如韩诗认为是周卿尹吉甫次子伯封所作。《韩诗外传》载魏文侯时提到《黍离》，说：“魏文侯有子曰击，次曰诉，诉少而立以嗣，封击中山。三年莫往来，其傅赵苍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遗使乎？击曰：愿之，而未有所使也。苍唐曰：臣请使。……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对曰：好诗。文侯曰：於诗何好？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黍离何哉？对曰：……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时思也。……于是文侯大悦，曰：欲知其子，视其母；欲知其君，视其所使，中山君不贤，恶能得贤。遂废太子诉，召中山君为嗣。”
按韩诗所述，赵苍唐意在讽喻魏文侯不要重蹈吉甫杀孝子伯奇的覆辙，而吉甫则是信后妻之谗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诗。这是西周时事，曹植在《令禽恶鸟论》有载，王先谦是坚信此说。但我认为既是西周时诗，魏文侯何以不知有此诗？而这个魏文侯恰恰又是史上一有名人物。战国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这里有两个核心人物，一是魏文侯，一是卜子夏。礼贤下士的魏文侯也是魏国历史上最出色的一个国君。《史记·儒林列传》称“是时独魏文侯好学”。《汉书·礼乐志》说：“至于六国，魏文侯最为好古。”可以想像，如果是西周前诗，文侯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况且，此处魏文侯并没有杀击之心。击在中山，诉为太子，互不相干，反倒是赵苍唐提出要父子通使，赵讽此诗有些莫明其妙。以小人心度之，莫非还有挑起魏文侯杀击之嫌。赵云，“非敢怨也，时思也”，这句话也不通。连魏文侯一听就知：“怨乎？”，即文侯听出了诗里的怨意，马上质疑，赵一句“时思也”只不过是一种辩解。在我看来，这个赵苍唐纯是一小人耳。即便是一种“思”，明显不是那种子思父。与毛诗比起来，毛诗更切合诗旨。实际上，即便是今天看来，这种“思”也是一种忧思，一种带有天问的忧思。
这首《黍离》，沈青崖说的好：“述其所见，既非托物，因所见而行为之靡靡，心为之摇摇，亦是实写其忧，而非由于黍稷引起，直是赋体，不兼有兴。”如果是子思父，则应该侧重思，而不是忧。而且，根据《诗经》的经验，写思往往多以比兴的手法。
诗一开头就点出了一幅颓败的景象，而且这是一种无法修复的颓败，故都城阙已完全被“黍离”所取代，蓬蓬春色、葳蕤草木中透露着满目凌乱与荒芜，如同今天那无法修复的圆明园一样。彼，彼宗庙宫室。迈，行也。靡靡，犹迟迟也。摇摇，忧无所想。离离，散垂之貌。摇摇者，神魂之无主也；如醉者，意绪之俱迷也；如噎者，愤气之填满胸臆也。可见，愈是绿色离离，愈见出昔日繁华之瓦裂，见者之心都为之崩解。愈是春意盎然，愈是见出作者心中之冷。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做了肥黍的肥料。那么，导致这种剧变的到底是什么呢？“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人心里应该马上被唤回到当年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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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离：悲悼故国的代表作（3）
此情此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忧什么呢？只不过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只不过是思往事，忧来者，只不过忧别人不理解我这种忧，还以为我别有所求。
牛运震曰：“此诗纯以意胜，其沉痛处不当于文词求之。后人诗如‘山川满目泪霑衣，六朝如梦鸟空啼’之类，徒伤代谢而已，固无此怀古深情也。‘谓我何求’四字，说尽人世浅薄，一‘求’字误人，直到君国之义漠不相关，可惧哉。”
此诗之奇就奇在这里。与其说是怀古，不如说是伤今。若今日果如离离禾黍这般春意盎然，倒也不必再问苍天，若今日已是一片秋意阑珊，倒应让诗人豪情满怀才是。诗人偏不写今日之风雨如晦，偏偏以禾黍离离之春意映出今日之如晦风雨。
《诗经》时代的诗人不是为作诗而作诗，这一点与我们今人作诗绝对不同。诗人心忧为何，所求为何，指责何人，皆不一一道明，是情动于中，发至极处，语言自然流露。这种语言便是初民的原始语言，不同于后世之诗人靠推敲来炼字，炼成一种诗境。
千载以来，每当碰到这样一种风雨如晦的时候，“黍离之悲”就起。哪朝哪代没有人唱过？左思刚唱完，杨衒之又唱；瘐信唱过，沈约又唱；杜甫刚走，刘禹锡又来；姜夔的《扬州慢》未停，吴梅村的《秣陵春》又响；而期间，四十三岁的文天祥所唱的更直追《黍离》：
“草合离宫转夕辉，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只不过场景由北国换到了江南，燕子还是那只燕子，离宫还是那种离宫，而只不过是把“黍离之悲”换成了另一个词“亡国之痛”。
我读《黍离》之时，惜哉已不是春天，窗外的寒风和冷雨不时敲打着我的书窗，不禁冒出一身战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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