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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抄诗与表达（2）
我从１９８１年起就一直暗中注视拉金，但从来不能成为他。拉金成了我无法解开的情结，直到他１９８５年寂寞地死去（我知道他在生活中一直是一个太寂寞、太枯燥的人，甚至拒不出国、相当怪癖）。时间到了１９９３年，我终于通过一位德国女孩从遥远的法兰克福寄给我一本《拉金诗集》，才最后完成对他的怀念。而另一个现象却让我吃惊：韩东居然在８０年代初写下一首极像拉金的诗《向鞋子敬礼》。可惜这首诗没有被人发现，当时中国大多数写诗的人都未读过拉金，韩东当然也没读过，而且根本不知道拉金是何人。但他孤僻的敏锐和拉金是相通的，这一点我可以相信。
在《向鞋子敬礼》中，韩东这样写道：……
抬起放下
穿上新鞋后我的小腿
直想动弹
不必说冬天我独自一人
现在我真愿意去路口站岗
让人们向我的鞋子
敬礼含蓄的拉金同样写道：无帽可脱，我摘下
裤腿上的自行车夹子，不自然地表示敬重。１９８８年夏天，我在南京遇见韩东时，记得好像曾告诉过他拉金及这两行诗，他并非为此而大吃一惊，虽然拉金说话的语气和观察事物的角度与他有些相似。正因如此，我在多年后撰文讨论这种相似性时，专门借用了陈思和的“世界性因素”一词。我试图指出这两个未曾有任何影响关系的诗人之间是如何在主题、语言及情感方面平行呼应，并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的柏桦、余夏云：《同写平凡的“世界性因素”——韩东和拉金诗歌的比较》，《文艺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９期。。的确，拉金沉默寡言，冷眼旁观度过一生，他悄悄驻立打量着英国——２０世纪的医院、田野、工业废品、轮胎、药片、照相簿和救护车；而另一个他所崇拜的作家哈代同样安静地写下１９世纪快结束时的英国、“无名的裘德”、乡村、闲话、天气以及不幸的苔丝。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纯金尖叫和纳粹式疼痛也对我有过短暂的致命影响，她那种狂热的自传式简单的韵律，令人发指的幻想和深度，警句般的短语迎合了我当时激烈的心情（或童年的“下午”心情）。在她的影响下，也恍若在我白热母亲的影响下，我写出了《给一个有病的小男孩》这样的诗，痛快地运用着普拉斯式的“自白”，侦破或割下童年的尾巴。
火热的我，火热的中国需要更激情的诗人，选择对象不是拉金而是狄兰·托马斯——这个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仇恨富人的诗人，这个靠声音弄疯成千上万美国大学生的诗人，这个吊儿郎当的空前的清谈家，这个一天到晚叼着烟卷、提着酒瓶的“紧迫的狄兰”（他早就预感他活不长），这个最后一位浪漫主义的天才，这个顽童、魔术师、自我毁灭的极左派，他以绚烂的雄辩和晕眩的色彩大肆刺杀我的神经。直到１９８７年这刺杀才彻底结束。
我喜欢过*·史蒂文斯。这位在田纳西州放置了一个有秩序的瓶子，并将抽象的音乐落在寂静之上的诗人，这位被弗罗斯特误称为“小古董、小艺术品”的诗人，这位纯粹以语言游戏反抗艾略特文学*的诗人。我甚至还写过一首模仿史蒂文斯的诗并寄给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吴少秋。
我喜欢过银尘中坚实如丝绸般闪光的。我喜欢过“石砌马道”上的寒山创造者，饮着山泉、独坐幽篁的星相学家，加里·斯奈德。他硬朗、质朴的诗风，他诗中东方的树、草、花、星、文词和岩石令人快慰。我喜欢过抒写“我青春期反父母混乱”的罗伯特·洛威尔，一个将个人矛盾融入文化矛盾，技艺、力量、雄心都错不了的诗人。我喜欢过沉醉在乡野同情中的詹姆斯·赖特。我也曾认真学习过“光明的对称”的希腊诗人埃利蒂斯，但我对他的刻苦用功是不成功的，直到后来我写了一首《春天》，它有点像埃利蒂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抄诗与表达（3）
记得有一次吴少秋给我读一首西班牙诗人阿莱桑德雷写的诗《献给一位死去的女孩》（此诗的中文译文刊载于《今天》地下杂志上），他轻轻地感叹道：“‘脚在凉快的河岸洗涤’（其中一行诗），多么准确的一个词啊，凉快。”他没有解释，他悠长的声音让我感觉到他对这个词的体会和理解，我想象着他少年时曾怎样把他的脚伸进汕头海边，让那“凉快的河岸洗涤”。我随着他“凉快”的声音理解了这个词、记住了这个词，并爱上了这个“寂寞如鸟儿般大小的嘴唇”的诗人，清凉、光滑、宜人的晚风中的西班牙诗人，我抄下他大量的诗歌——他的抒情之水、白银之水、轻盈之水。七年之后，在经过火热的地下诗坛混战，甚至可怕的残酷的迷狂之后，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在南京见到了少秋（这也是我们分别六年后的第一次相逢）。我当时正在南京悄悄治疗我为文学所付出的伤害，还有两个月我就要恢复了，就要为美丽的南京歌唱了。就这样，我带着我昔日青春的信念把一本由台湾译者译的阿莱桑德雷诗选送给了少秋。我仿佛通过这本书在告诉他，我最终得到了“凉快”，进入我诗歌的南京时期——“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期。
我抄录布勒东的《娜嘉》，深受他“任何东西只要是奇异的就美丽的”影响，他打开了我的感官，让我更大胆、更勇猛地靠近了以他为首的*主义和弗洛伊德的诗歌突击队、美的行刑队——超现实主义军队。我接受他们的必须的错乱和对潜意识发出的深渊般的指令：用诗歌化学的地狱推翻资本主义的金钱天堂，用“飞行”完成我们毕生的“超现实主义之梦”。在布勒东的直接指挥下，我终于在１９８２年夏天写出一首让一个日语研究生流泪的诗（他的泪水我至今不明白，当时在场的小说家周忠陵也不明白）《震颤》。《震颤》惹出的一个男人的眼泪本身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之谜，这个谜被永远保留在重庆，北碚周忠陵的家中，保留在１９８５年初夏的一个风景热烈的下午。谁人能破译张刚的“震颤”之泪，或许欧阳江河能破，他也认识这位颇有才华的青年，也记得他的“震颤”之泪。
伟大的、太富传奇的、爱摆认架子的、鼓吹中世纪经济学的２０世纪诗歌之王——庞德，他只作为一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我在写诗的初期还短暂地、毫不费力地喜欢过何其芳、戴望舒，但可惜却从没有喜欢过徐志摩。而我对卞之琳和废名的喜爱是持久的。“化欧化古”的卞之琳，除了那首被大众糟蹋得体无完肤的《断章》以外，我喜欢他至少２０首诗。他有一点像拉金，也有一点像韩东，一个态度严谨，经得起推敲的诗人，一个冷峻的生活旁观者，充满现代中国式的诗人智慧，现代中国式这一点相当重要（不要谈传统，“中国”这两个字本身就自带传统了）。我无条件地喜欢废名的全部，他的所有文字，他的诗、他的小说，甚至他的人，他的样子、他的衣服、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废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被重新发现、被彻底地发现，需要成立专门的废名研究所吸引为数不多的坚贞的废名研究者用毕生心血写出一本又一本关于他的学术专著。废名是不好说的，他既不是谜、梦，也不是一个形容词，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古代的，他或许是中国文人精神中最综合最神秘的“一团”，这“一团”除了让我们迷恋之外，仍然只能迷恋。以上是我１９９３年的认识，后来我对他的看法有了一些变化。 。 想看书来
二、抄诗与表达（4）
抄写滚滚向前，“表达”即将在望。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一个晴朗得出奇的夜晚，我独自游荡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来回不安地徘徊的我不知不觉走到一块草坪的中央。
突然一个词跳出来了——表达。我前两天读一本英文书时碰见的那个词，它正好是一首英文诗歌的标题；当时我对这个词立刻产生了感应，久久地注视着这个孤零零的单词，竟然忘了读这首诗。此时，耳边又响起了这个词。是什么东西再次触发了它？一个声音在田野深处颤栗着不可名状的美之恐怖，那是“蛇缠住青蛙发出的声音”；我还听到不远处水流的声音，清越的风涛吹断一截嫩枝的声音；夜草间蟋蟀和昆虫的低吟；声音在集中、在指出，向耳畔、向气氛传达着意义。我训练了一年的感官熟稔地打开了，仿佛门猛然打开沉入清新的风中，吸纳着南方夜色中的万物——一个影子、一朵花、一棵树、一阵风、一段流水、一块石头、一个声音……我不可救药的劳动紧张地展开，追逐着、效忠着一首诗的第一行；神经在激动中由黑变红，又由红变白，渴望着堕入、恍惚、苏醒或完成。当我再次醒来，我已在一座石桥上坐着，水从桥下流过，一段树木带着它枝条的暗影浸在水中。南国秋天的温度柔婉而湿润，语词却在难受中幸福地滚动，从我半昏迷的头脑直到发烫的舌尖，终于串串词语与所有的声音融洽汇合了。我听见自己吐出顺利的第一句：“我要表达一种情绪……”，川流不息的词语按照我的自由意志被编织成一个环境、一个图案、一个梦，舒缓沉郁的激情在自如的韵律中达到最后一个延续的音符，“因为我们不想死去”。仅仅３０分钟，“白色的情绪”让我陷入因首次成功而话别的悲伤（就像我必然作别我痛苦的初来人间的身体并长大成人）；处女的高峰已轰立在我的面前，一首诗发生了，言说了，不属于我了，但也被记住了。我的触角获得了宁静。
而一年前的１０月，我度过了最令人不安的一夜。那一夜在宿舍的白炽灯光下，我以一朵枯萎的“恶之花”干脆利落的地结束了我的茫然若失。我吟诵《露台》，它契合了我童年的隐痛：“情人中的情人，母亲中的母亲”，唯有这种女人才能与我那来自左边的热切相吻合；他——波德莱尔——一个莫测的幽灵，我那白得炫目的父亲，把我从广州的秋天带往巴黎郊外的秋天，夕阳在森林上空燃烧、舞蹈，我的意识在那里扩大、回响、发出纯粹的痉挛，我多想获得一位“母亲”（那也是我写诗的原因，为《露台》而颤栗的原因）。但书消失了，我在背诵中激动而苍凉地对某个慢腾腾的人生气，从此整整一年我那儿童般的急速造成了有限的词语无限的悬念、踉跄、疯狂、凶猛、眩晕、不祥和危险。我刻苦学习波德莱尔的愤怒和他“秘教”般的诗歌法令。并非厌倦而需综合，接下来一声魏尔伦的叹息和一点瓦雷里的憔悴挽救了我的狂躁，象征主义巨大的记忆黄光把马拉美和里尔克幽凉的侧影轮流送上。我持续了一年的写作狂热终于在瓦雷里式的“软弱”中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哀歌。它在夜空下发出神秘而悠长的呼唤，它要求世界甚至茫茫宇宙给予我一个位置，“表达”这时是一个诗人的核心。爱但更重的是失去，“我和她为什么在这时相爱？你为什么在这时死去？”表达即言说（无论多么困难），即抒情（无论多么迷离），即向前（无论多么险峻），即返回（无论多么古老）。
我在“表达”的“热恋”中不忍这“情绪”离去，但意犹未尽的欢乐在寻找一个分享者。我抄写一份寄给远在成都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彭逸林，我同他从少年时代就结下文学的友谊，他理应成为“表达”欢乐的见证。他的回信令我兴奋，他喜欢这首诗并建议我寄给北岛。而我那时更执着于厮守而不是发射，我保护得良好的内省并未因“表达”而中途夭折。一首诗应该软弱而美，像一个人或光阴，悄然触动又悄然流逝……
１２年后，一位德国汉学生告诉我这是一首她或德国人喜欢的诗，同时还向我提出１９个有关诗歌写作的问题；张枣通过这首诗认识了我，“它是有关言说和寻求自我位置的宇宙真理，它的激情是面对世界而不是祖国”；在肯尼亚内罗毕一所大学的夏日晚会上，一个黑人在我的朋友李冰的引导下朗诵了这首诗；我后来甚至看到了一个奇特的日语书写的《表达》版本，在日本它被译成《表现》，日本人会怎样想呢？当他们读到：“千千万万的人在广岛死去了，日本人曾哭泣过”这两行时；在荷兰，第２１届国际诗歌节，柯雷（Maghiel VanCrevel）——一位年轻而有活力的汉学家将我“表达”的白日梦译成了荷兰文；接着我还读到了英文和法文的《表达》，在美丽而甜腻的法文中，《表达》将在法语的能指上发出奢侈的小舌弹音。变幻多端的语言把《表达》编织在各自缥缈的幻想或幻觉中，在异域他乡的风景和气息里流动；在１０月的晚上，或８月银白的夜空下，《表达》有着它自身的更多的快乐，它早已同我告别，我２５年由来已久的激情经过它圆满的出口倾泻而去，它白色的翅膀已经飞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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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见梁宗岱（1）
１９８１年５月一个适宜的夜晚，我揣着我早期的一首象征派习作《夜》以及对波德莱尔的一鳞半爪知识去见一位老人——诗人梁宗岱。他是我校法文系教授，我却是英文系３年级学生。我对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一种想见到他的冲动在催迫我立即作出行动。
为什么要去见他至今想来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首先是卞之琳在《世界文学》上简短地提到他的名字，然后是“梁宗岱”这三个字让我本能地产生了神圣的预兆般的敬畏。或许正在发狂写诗的我需要去亲近一个伟大而隐逸的导师，或许我摇晃不定的诗篇正急切地想寻找一个旧时代的老人的首肯，或许我命运中早已安排好了这一必然的片刻的相遇……
大约是前３个月的一个中午，我和几个同学下课回宿舍，在一条必经的林荫道上看见一位高大结实的老人正在和两位衣冠楚楚的法国人交谈。他站得笔直，拄着拐杖，神态从容、高傲，只穿一件汗衫和一条短裤，这一点令我非常吃惊。广州的２月虽已不寒冷，但他这夏天的装束足以令我们这些还穿着毛衣的年轻人自觉惭愧了。我身边的一个同学悄悄对我说：“他是法文系教授，广州外语学院的名人。”
而这个夜晚我就要去拜见这位我心中神秘莫测的名人了。从少年时代起我就一直崇敬奇异的老年人，而且也亲自深入接触过好几个不同凡响的老人（因这里只说梁宗岱，就不枝蔓了），这是我天生特有的禀性，这禀性从左出发、兼收并蓄，并非教育的结果。我读小学时就在鲜宅沐浴过旧时代的晚霞，读初中时又在山洞、林园聆听到旧时代的残余正在一天天消逝的挽歌。这一幕幕旧时的图画像一个迷蒙的古都或一个“同此凉热”的导师正在慢慢地模糊或破碎。但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种难以描绘的感觉——新旧时代的血液将毕生在我的体内循环。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诗歌在走向最极端的时刻仍保持着对歌唱的古典抒情传统，并形成我后来带有总结性的诗观，“一首好诗应该只有３０％的独创性，７０％的传统。”（或许这是一句反语，谁知道呢）
而这些古老、缥缈的感觉总是让我想到那些能够体现属于那个时代精神特征的老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兴味，不同的礼仪。这些不同对我一直是一个着魔的谜，也是为什么我总是不自觉地情愿热爱这些老人的原因。
我已来到梁宗岱教授的住所，一幢深深映掩在竹林和花草中的小楼。昏暗的路灯照耀着这小楼古旧的轮廓，几株大树在初夏的晚风中微微向我点头致意。我的大脑因过度紧张而处于一片兴奋的空白。终于在良久地徘徊和踟蹰之后，我轻轻推开了竹篱，循着一个太小的花园，步上台阶。略略镇静了几秒钟，我鼓起勇气悄悄叩门。
教授夫人开了门，让我进去。
我又看见了梁宗岱教授。他恰好面朝我，坐在一张圆桌旁，室内柔和的灯光辉映着他那从容、高傲的神态。整个房间四壁全是书，书架很高，从地面直到天花板，全是些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出版的各种外文版图书，这些昔日的书籍在昏黄的灯光下散发出稳重而陈旧的光辉。家具很少。几个老式的靠背软椅、一张平凡的圆桌，一切都显得简洁、厚重、古老。唯有一个似乎从未打开过的１２寸黑白电视机显得有一点滑稽地突兀和不协的时髦。（后来我才知道这电视机是别人送的）。老人从来不看这东西，只把它随意安放在一个书架旁的角落里，像一小块废弃的黑铁或一个无用的塑料壳。 。。
三、去见梁宗岱（2）
他注视着我，微笑着点了点头，示意我坐下。这一次我看清楚了他的脸，一张老迈、红润、智慧的脸，前额饱满、突出，鼻翼宽阔、肯定，过分自信地力量刻出他嘴唇的直线，他的眼睛不大但有一种凌厉、警觉、刺穿的闪光；整个面部表情流露出热烈的霸气和不屑，在这早已化入他血液的日常性霸气和不屑里，稍稍带有一点孩子般的倔强。但他微笑的时候，面部就彻底改观了，显得仁慈、安详。
我迫不及待地要把一切告诉他：“梁教授，我是英文系３年级的学生，喜欢写诗，前不久，读到卞之琳译的瓦雷里的诗，从卞之琳的译介短文里，才知道你是中国最早翻译法国象征主义的诗人。”
老人静静地听着，目光凝视着对面的一壁书架，轻声说道（声音有些沙哑）：“卞之琳是我的学生，他译的瓦雷里的几首诗还放在我这里，让我修改，他译得不好。”
我心里一怔，赶紧把话岔开：“我非常喜欢波德莱尔的诗……”说着说着我开始用中文背诵他的《烦忧》，并说：“我喜欢他的‘恶’之美。”
老人愉快地笑着说：“不是‘恶’之美，是美本身。”
老人的夫人这时插话道：“梁教授年轻时就是南国诗人，广东才子。”
“少苏，你给他看一看我们的药。”老人打住了她的话头，换了一个话题。
“药……”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人的夫人已拿出一叠信给我看，全是些被他们治好的病人的感激信。我还看到了一些病人生病前和治愈后的照片。老人的夫人介绍了老人发明的一种神奇的万能药——绿素酊，并说这些病人都是服用了绿素酊后才痊愈的。绿素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