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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手里只有一份证据：河南电视台记者拍摄的关于把她鉴定为精神病的文件，画面仅有三秒钟。而为了这份证据，她苦苦寻找了8年。
一个人能有几个8年？我后来在郑州采访时见到了这位记者，我应该向他表示感谢。2004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采写的《我说你是精神病》。
江帆曾对我说，等我的问题解决了，你会看到一个快乐的江帆。当时，她已经检查出身患癌症。 近3年后，2007年10月的一天，江帆又来到北京。这次，她带来了最新证据——开封市委的红头文件，上面有关于把她鉴定为精神病的字样，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直到今天，江帆还奔波在上访的路上。
在写《领导指示引出的精神病鉴定》时，我已经日渐麻木了。我劝她：还是想开一点吧，重要的事很多，治病、多关心一下上小学的孩子……
我知道，相对一个人的尊严来说，其他事都不重要。但是，在官员眼里，这些人的尊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也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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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汉包身工生存状况调查（1）
文／洪克非
十年砍柴评点
繁华的背后，我们这个社会尚有一些生命如草芥般生草芥般灭。在这个有着六十亿人口的星球上，其实任何人只是沧海一粟，没有谁比这些“草芥”更高贵。
工厂仍然存在，堆放整齐的砖块显示出工作的效率和有序，但已经不复当初的痕迹。去年（2006年），湖南省耒阳市的锡里砖厂发生的非法拘禁流浪汉用工的“5？13案件”曾轰动一时，目前，此案经起诉、一审开庭，仍在等待判决。
“5？13案件”在一些地区发生的“流浪汉包身工”案件中颇具代表性，暴露出这一群体特殊的生存状态，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尸体赤脚，光头，全身多处挫伤耒阳市警方承认，这一事件的暴露有其偶然性。
2006年5月13日，耒阳市五里牌一处工地发现一具男尸。由于事发地为耒阳市金城华府房产工地附近，旁边就是耒阳市市委大楼，因而此事很快就被警方发现，并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
“尸体赤脚，光头，头东脚西仰卧着，全身多处挫伤，可以断定死前遭受殴打。”耒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五中队中队长郑小军说，尸体衣衫褴褛，裤子被剪成短裤状，腰间系了根白色皮筋裤带，尸体旁边还有一个装有剩饭的碗。“这让我们意识到，死者可能是流浪汉、乞讨人员，并且从事某种工作。”
耒阳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以副局长雷仕林为组长的专案组。在调查中，两个自称是来工地销售砖块的骑着摩托车的人越过警戒线来看死者，这一反常举动引起警方的注意。
郑小军等人当场叫住两人查问，对方支支吾吾，称是山背后的耒阳市锡里砖厂销售人员。
因无证据，警方只好放人，但暗中开展了调查。走访的民警很快就发现砖厂的民工大多系着和死者一样的白色皮筋裤带，身着短至膝盖的工作裤。砖厂里大量精神不正常或者痴呆的外来民工也进入警方视线。
专案组民警立即传讯砖厂管理人员罗政，罗拒不承认认识死者。15日，警方对砖厂老板翁秀清、翁梅龙、陈品官及该厂四川民工等进行讯问。
四川民工曾梦、王川元的交待让民警打开了突破口，通过反复取证调查，警方终于掌握了砖厂承包者翁秀清与翁秀雄（绰号“胖子”，在逃）等在耒阳蓝天市场抓来流浪者，并强迫其劳动，进行殴打致死后丢弃于野的过程。
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发现，砖厂的19名民工，都是来自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一个名叫曾令全的“总包工头”处。除监工罗政（曾令全的妹夫）外，其余18人都是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乞丐收养所”（又名四川省渠县残疾人自强队）里收养的乞丐，且大都在精神和智力方面有问题。
翁秀清和渠县的曾令全签订用工合同，曾的妹夫罗政在厂里管理这帮四川流浪人员。翁秀清发给工人的工钱由罗政邮政汇款支付给曾令全。
由此，一个收集并控制众多流浪汉做工的黑网络据点暴露于阳光下。
地狱式管理锡里砖厂位于耒阳市委办公楼后山的一处山凹，地形隐蔽，四周环山。砖厂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而一群衣衫褴褛的外地工人，有“疯”有“傻”，在监工的皮鞭和呵斥下不停劳动，而厂方仅以稀饭和馒头让他们充饥。
翁秀清，福建福清人，砖厂大股东，负责全盘管理。罗政为耒阳砖厂的监工，同时负责后勤，另外还有两名工人负责看守，余下16人都是做工的。
流浪汉包身工生存状况调查（2）
翁秀清供称，他与四川渠县曾令全签有用工合同，人员来自当地民政局收养所的“残疾人自强队”。他认为，自己的用工是合法的。
警方的调查显示，在锡里砖厂的工人分两类。一类来自四川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一类来自云南的健全工人，共20人，由翁梅龙管理。两者的待遇相差甚远。
后者因为是健全人，很少挨打，工资也按时发放。
而18名来自四川的流浪汉和精神不正常、痴呆的人则每天在皮鞭下度日，经常吃不饱肚子，连姓名都由老板随意指定。
翁秀清在与曾令全签订的合同中规定，流浪人员的工资大多为每月900元。但19个人的万多元工资，全部由罗政领去，再汇给曾令全。现已拘押在耒阳市看守所的罗政承认，这也是事前双方约定的条件。
在这个家族砖厂中，每个人的分工非常明确，老板翁秀清负责全盘和销售，其妻翁金英负责财务，弟弟翁秀雄、翁梅龙、亲戚严发祥负责安全与生产，外来者罗政专门管理四川渠县流浪人员。
由于流浪人员有先天缺陷，工作效率和质量常常让管理者头痛。厂方对应的管理办法则是：捆绑，用铁棍、竹片和机器皮带抽打，甚至是电击。砖厂机房里专门安装了插座和电线，对不听话不做事的人，就捆起来，通过一种减压的装置电击。
来自四川仪陇县23岁的工人付海说，管事罗政要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否则就饱以拳脚。同样来自四川的工人王川元说，只要工作没做好或者做不动了，管理者就会拳脚相加。并且，习惯性的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们都要遭受一次毒打。方式除了用三角皮带抽，还有电击。有时，甚至不给饭吃。
警方的调查记录表明，对这些“工人”的殴打并非完全出于用工的需要。有时，管理者为宣泄情绪，也会采用此类方法。
来自渠县的工人罗小平称，罗政经常电击他，以致手都被烧臭了。无论工作与否，老板和其他管理者经常殴打他们，甚至命令部分工人随意攻击其他流浪者。
除了殴打，威胁成为砖厂管理的常用手段。有一次，付海被打急了，扬言报案。
罗政则诈称，“告上去，公安局也会支持我的”。
事发的5月13日下午，罗政被专案组民警传唤。砖厂负责人随即召开工人会议，称如果谁对公安讲了这件事就将谁活埋。
靠着暴力与威胁维系的统治堡垒抵不过警方的热饭和温情。破案那天，30多名工人吃完公安局专门安排的盒饭后坐在刑侦大队的地上大哭，纷纷控诉工厂的暴行，场面令人动容。之后，参与办案的许多民警自发捐款，安排将这些人送回各自家乡。
然而，“5？13案件”死者的姓名和出生地仍然是个谜。公安机关曾登报寻找其家属，但没有任何回应，骨灰存放在殡仪馆至今也没人认领。
不到1天，流浪汉被多人多次毒打致死工厂多数管理者供述，因对流浪人员的劳动成效不满意，翁秀清决定自己模仿曾令全的方式“招工”。
2006年5月11日晚，翁秀雄、翁梅龙叫上四川民工彭国强、付海一起，驾驶砖厂拖砖的卡车从耒阳蓝天菜市场里抓住一名流浪汉（即死者）并带回砖厂。当晚10时许，他们又在蓝天市场花坛旁逮到一名流浪汉，也带了回来。
两名流浪汉被关在砖厂山下一间工房内，翁秀雄叫彭国强强行给他们剃成光头，然后带他们到罗政管理的四川民工宿舍洗澡。
流浪汉包身工生存状况调查（3）
途中，因为天黑，流浪汉不肯走，付海扯住其衣领，打了他一耳光。陈品官从地上捡起竹片抽打流浪汉，翁秀雄踢了他一脚，并将其强行送到了工人曾梦所在地方洗澡。
翁秀雄安排两名流浪汉和曾梦等人一起睡，但两人不停地说话，影响了别人。曾梦便起床用脚踢他们，并拿皮鞭抽打。打完后，又叫王川元继续打，最后将两人锁在砖厂的旧机房内。
5月12日上午，翁秀雄安排这两名流浪汉同四川民工一起拖泥巴，由翁秀清监工。
两名流浪汉依旧很不听话，结果，他们不断遭到翁秀清的抽打。
一名流浪汉终于被激怒，抓起一把锄头反抗。翁秀清立刻命令“傻子”工人罗小平、黑牛、陈世民、余小欧，把其按倒在地殴打。
中午，翁秀清发现，不愿干活的这名流浪汉胃口却很好。晚上6时许，翁秀雄、翁梅龙命令余小欧、徐文强、王川元把他再次拖到新机房里打。众多工人被管理者胁迫参与，木棍加皮带与电击轮番上演。直打到流浪汉完全顺从——“不能动也不能喊了”。
晚上9时许，翁秀雄与翁梅龙、“黑牛”3人将这名流浪汉的尸体丢弃在耒阳市委后山的一块坪里后便回厂休息了。
厂方称，在警察前来调查时，他们已将另外一个抓来的流浪汉放走，后此人下落不明。对此，郑小军等深为怀疑，但苦无证据。“我们曾发协查通报到四川渠县，但曾令全早已不在当地”。
砖厂老板家属称，警方办案干扰了他们的“慈善事业”
令警方意外的是，翁秀清等人亲属在案发后居然到检察院控告警方，理由是：他们的用工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和表彰。警方的调查办案干扰和破坏了他们的“慈善事业”。
2007年3月28日，在耒阳市看守所里，罗政仍然坚持上述理由。
他说，曾令全收养残疾人做工已经有10年左右。曾以前是养猪户，缺人手，看到街上的残疾人，就带回家给他饭吃，让这些人帮忙养猪。
慢慢收留的残疾人越来越多，曾也尝到甜头，便开始了“向外输出残疾人务工”的业务。他跟每个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以此对工人们进行管理。
因为曾令全在外面善于交往，又乐于结交社会上的各种人，整合了一些资源后，他顺利组建了“渠县残疾人自强队”，专门将残疾人输送到一些砖场和煤窑里，“基本是那些不要动脑子的工作岗位”。
罗政还称，因为曾和民政部门关系好，民政部门委托其收留街上一些无家可归的残疾人、流浪汉，“他们觉得放在城市里碍眼，允许我们带走”。
曾令全把这些人带到他村子的一个大房子里进行用工培训——要他们干农活，搞搬运。“这些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罗政表示，曾令全收留了至少数百名残疾人，这些人在许多地方的工厂干活。
罗的说法得到了曾家人的证实。但他们指出，曾已很长时间没有在当地出现，也无电话联系。
而付海说，他最初在四川渠县靠收废品挣钱。2005年的一天，他被曾令全逮去。
曾说，他经过中残联批准有权收流浪者。“我的身份证和卖废品的1900多元也被他收走了。”
之后，付海被强迫搞了一个多月基建，接着又被送到东莞、深圳搞建筑。在东莞和深圳做了两个多月后，他被曾令全送到了耒阳锡里砖厂，在此工作了一年多。
3月29日，渠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局没有渠县乞丐收养所（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的注册登记，他们只有一个“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是官办性质的。该县目前没有任何民间的乞丐和残疾人救助组织来此登记过，他们也不认识“曾令全”这个人。
部分地区出现以拐带流浪汉为职业的网络多年来，众多流浪者在大小城市中乞讨、谋生时，其特殊的存在方式和人员结构常常让城市居民感到不便，由此引发的安全、卫生和形象问题，或多或少让地方政府头痛。记者在百度网搜集到相关的新闻报道多达3万多字，而类似耒阳尸案的命案在全国范围内已发生多起。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类似于四川省曾令全那样专门以招募、拐带流浪汉为职业的网络。
中央电视台记者暗访发现的郑州市周景涣犯罪团伙，其中一年流转“出售”的流浪汉包身工多达千人。其租用3年的两层住房成了发包流浪人员的中转站。
周景涣承认，每送一个人给她，人贩子都可以从她这里拿到130元劳务提成。但她每送出一个可赚170元，一年收入在17万元以上。由此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络”。
在经她贩卖的流浪汉包身工中，智力有问题的占30％，他们不仅处境悲惨，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得不到保障。
而人贩子周景涣的儿子竟然是郑州市的一名执业律师，该律师不仅知道他母亲的所作所为，而且替他母亲草拟了用来遮人耳目的劳务合同，在这些所谓的合同中，几乎所有条款都对用工方有利。
耒阳市公安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推测，目前，虽然在耒阳的这些流浪汉包身工已获解救，但这只暴露出这个强迫流浪汉用工网络的冰山一角。他认为，“这种事情的暴露具有一定偶然性，如果工厂办在山里，是很难被及时发现的。
”
刊发日期：2007…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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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一民警被辞退事件调查（1）
文／甘丽华
十年砍柴评点
一个可爱的男人，一个可敬的公民，但在现实中却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这样的冲突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2007年3月31日，吴幼明剃了个光头，打算闭门读书写作。这距离他被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辞退刚好半个月，面对即将没有固定收入的生活，他打算尝试一下仅靠写作把日子过下去。
虽然吴幼明具有30天内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但他放弃了这一努力。
“辞退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3月15日上午，吴幼明静静地坐在黄石市西塞山区公安分局纪委办公室里读着《亚科卡传》，这是他从旧书摊上淘回来的，书页有些卷边。他旁边一直站着两位民警。
这天一大早，西塞派出所指导员开车把吴幼明送到了西塞山区公安分局。在纪委办公室，他被要求就自办刊物《水沫》的相关情况做笔录。
第二天上午，吴幼明又被送到西塞山区公安分局。10时50分，在一个椭圆形的会议桌旁，黄石市公安局政治处的工作人员向他宣读了《辞退通知书》。
这份通知书只有简短的百来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第十、第十二项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辞退办法》第五条第五、第十四项的规定，经研究，你自即日起被辞退，可凭本通知书领取辞退费和到劳动就业部门登记申请就业。”
在场的一位领导表示：“虽然你不是警察了，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忙解决。”当场，吴幼明交出了警官证。
吴幼明对这个结果早有所料，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按他的设想，单位会按照公务员考核规定给他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然后再辞退或开除，这样的话至少要等到明年。
在被送回西塞派出所的路上，吴幼明给新婚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自己已经被辞退了。当时妻子正在接待几名从外地来的导演，他们准备给吴幼明拍一个反映警察生活的纪录片。没想到拍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吴幼明以不再是警察的身份走出西塞派出所，这让吴幼明觉得“很荒诞”。
他开始收拾自己在西塞派出所的东西。几乎没有人和他说话，大家都觉得很正常。自2005年12月21日他从交警岗位调到这里担任片警，至今已有一年多。他在派出所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装了整整4大箱。其中一个细节吴幼明记忆深刻，在派出所的时候，没有人伸出手帮他搬东西，但到了他家的楼下，随行的3位前同事帮他把东西抬上了他在6楼的家。
当天晚上6时多，他在网络上写下了《一个被辞退民警的自白》，妻子说他当时一边写一边流泪。
据吴幼明介绍，在被辞退前他曾有两个另外的选择：一是到当地一家报社工作；二是到黄石市公安局政治部去专门写材料，后者在公安内部可说是比较舒服的位置。当然，前提是吴幼明必须“合作”。
但吴幼明都拒绝了。
“罚款任务会带来执法不规范”
33岁的吴幼明1991年参加工作，从城管到巡警、派出所民警、交警，在2005年那一年，他原本顺畅的从警生涯出现了拐点。
按照吴幼明的讲述，他对罚款任务经历了从积极到怀疑再到不合作的一系列转变。为了完成罚款任务，他也曾在深更半夜出来查违章。“人有的时候像蚂蚁一样，会机械地跟着别人做同样的事情。”2001年，吴幼明纠正违章1328起，完成罚款50100元。从2003年开始，吴幼明对罚款任务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不愿意随便开出手中的罚单。
黄石一民警被辞退事件调查（2）
他认为，交警有罚款任务带来了执法不规范。比如超载，按照规定，应该是将超载的货车带到特定地点过磅，确定超载的罚款，并强制卸货至核定载货量。
为了省事，就不过磅了，交警完全凭目测，只要装满货的货车一般都超载。超载的司机交钱了事，并不卸货。司机被罚了一次款，就相当于有了一张通行证，再碰到交警，司机把罚款单据“晃一晃”，就可以一路畅通了。违法行为通过罚款变成了合法行为。
由于不认同罚款任务这种做法，当年的第一个月，吴幼明就没有完成任务，而且相差甚远。当时大队里要扣他的钱，由于吴幼明的争取，钱还是没被扣成。之后，这种吴幼明不完成罚款任务、大队不扣款的“和平”日子一直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