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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小公司是怎样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6）
华卫背后的利益链条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卫”）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年底，由田建国、黄彦红、于莉共同投资开办，法定代表人为田建国，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田建国出资40万元，其余两人各出资5万元。
然而，在山西省疾控中心栗文元和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嘴里，这一私人公司转眼成了“卫生部部属，而且是专门从事疫苗配送的大公司”。
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成立后，田建国成为配送中心主任。在田建国的名片上，一面印着“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的头衔，另一面印着“卫生部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等职务。
记者查阅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网站发现，该协会有一副秘书长名为田建国。
2005年12月12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召开例会通报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并最终由北京华卫经营二类疫苗时，中心主任栗文元还列举了备选企业需要具备的条件：一是符合条例的规定；二是合法的企业；三是资质可靠，熟悉市场；四是能与CDC积极合作，实现互赢互利。
山西省疾控中心2007年9月27日会议纪要记载，栗文元说：“由于省疾控中心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可能取得二类疫苗经营资质，按《条例》规定无权经营疫苗，托管的只是配送中心，而不是二类疫苗，不涉及权力转移问题。”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目的就是打破过去省级疾控机构垄断二类疫苗市场的格局，让企业充分竞争。卫生部《关于认真贯彻实施〈条例〉的通知》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强对第二类疫苗的使用管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供应二类疫苗监管问题的批复》（2005年12月21日）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供应、分发疫苗无需领取《药品经营许可证》。”
也就是说，山西省疾控中心有权供应、分发二类疫苗，无需寻找“有资质的合法公司”。
接管配送中心后，北京华卫最晚在2006年6月推出“山西疾控专用”的标签，要求所有二类疫苗必须粘贴，否则一经查出，严肃处理。
“山西疾控专用”标签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CDPC）全国统一标志和看似“HW”的两个字母变体组成。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统一标志的通知》规定：该统一标志使用范围仅限于“各级各类疾控机构的建筑标识及其相关物品、设备；疾控机构的指示性路标”。同时，“疾控机构标志的图案使用时，不得在标志中增删任何内容。”
违反卫生部规定的“山西疾控专用”的标签成了北京华卫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标志。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垄断形式竟然以山西省卫生厅文件的形式得到“行政权力”的保护。
2007年年初，山西省卫生厅、教育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流行性乙型脑炎防控工作的通知》提出，“为保证免疫接种的安全有效，全省要统一使用省疾控中心逐级配送的标有‘山西专用’字样的疫苗”。
二类疫苗的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山西省疾控中心2003年3月至2005年10月31日生物制品供应站收支清单表明，疾控中心疫苗收入为：2003年全年为万元，2004年全年为万元，2005年前10个月为万元。3年的疫苗利润分别是：2003年为万元，2004年为万元，2005年前10个月为万元。3年平均利润率为8％~9％。
实际上，2006年及以后，山西疫苗销售量及利润都有大幅增加：一是2006年运城出现了乙脑疫情；二是二类疫苗零售价格上升幅度较快，批零差价增大；三是随着健康知识普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费接种的人相应增加。
还有一个因素是山西省卫生部门发文推荐二类疫苗。如省疾控中心2007年发文推荐PPV23疫苗。
根据山西省疫苗接种人口和以往接种情况，山西省疾控中心内部人士估计，22个月时间里，北京华卫印制发放的“山西疾控专用”标签应该在1500万到2000万个，所得收入可能达数千万元。
山西省疾控中心多名员工向记者证实，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在很长一段时间驾驶车牌号为“京JD7033”的本田轿车，该车为北京华卫购买。据了解，在山西省纪委展开调查后，栗文元将其解释为：北京华卫每年应交50万元抵押金，后来用此车抵了一部分资金。
2000年4月，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向山西省疾控部门捐赠车牌号为晋A99447的三菱吉普车一辆。一年后，该车被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时任卫生厅疾控处处长）借走。目前，该车成为北京华卫的工作用车。
刊发日期：2007…12…03
记者手记：
为了财神造瘟神财神跟着瘟神走，这是疫苗领域的一句话，意思是，一场疾病造成的灾难，往往会造成大量财力的损失。但是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制造了另一句话，为了财神造瘟神。
为什么这么说？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公司联手垄断山西疫苗市场，手段之一是在疫苗盒上贴“山西疾控专用”的标签。为了贴这些标签，大量疫苗长时间曝光在常温下，有可能造成失效，这些可能失效的疫苗再注射到人体，就造成了健康隐患。
事实上，目前，在太原等地，已经出现儿童在注射疫苗后出现异常反应的情况。
山西省疾控中心已经对一例进行了赔偿。但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患者，目前并不清楚。
然而，直到目前，山西疫苗事件当事人没有一个受到处理，暴露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惟一的结果是，主管疾控中心的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被调离卫生厅，改任山西省药监局副局长。
网上曝光区委书记“一夫二妻”（1）
徐州市委重视网上举报迅速查处
文／张国
十年砍柴评点
正常的举报渠道无用，只能用上网曝光，这种最草根的方式使贪官落马，与其说这是网络的荣耀，不如说这是庶民的悲哀。当公众过多地依赖网络维护正义时，网络，载不动许多愁。
区委书记董锋“出事”了。住在他辖区内的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相信，这与自己的网上举报有关。
在互联网上，年过五旬的董锋流传最广的名号是——“一夫二妻”区委书记。
2008年8月29日，江苏省徐州市纪委一办案人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该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涉嫌“严重犯罪”，已被正式逮捕。
据他介绍，7月接到举报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市纪委就对董锋采取了行动。8月中旬纪委结束调查，将董锋一案正式移交至市人民检察院。
8月31日下午，江苏省副省长、徐州市委书记徐鸣通过秘书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在网上举报之前，董锋已向市领导承认了错误。市委立即安排调查，恰在此时发现了网上举报。网上的帖子促使市委加快对董锋采取措施。市委随后召开常委会，通报了此案。
信函实名举报近两月未见答复，网上举报第三天纪委上门调查作为徐州风华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王培荣最早的维权行为，源自小区的建筑质量问题。8年来，经过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民告官”诉讼，他成为远近闻名的维权人士，常有人找他帮忙。
2006年，董锋之妻睢传侠托人给王培荣发去求助邮件。这对夫妇失和多年，她咨询王培荣“能不能告倒他”，以及是否会遭到报复。
2008年年初，睢传侠再次找到王培荣，提供了关于董锋的经济和作风问题的部分证据，决定揭发“禽兽不如”的丈夫。
王培荣与习惯躲在暗处的网民不同，他不愿利用互联网的匿名优势。每份材料他都尽量辅以佐证，开头和结尾处着重标出自己的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与那些千里迢迢的上访者相比，王培荣又充分利用网络时代的便利。他没有放弃电话、信函等传统方式，同时选择上网这条途径。
今年5月11日，王培荣将举报董锋的材料快递至一些纪检机关和领导。“证据很铁”，他告诉记者。
在随后近两个月里，王培荣没有等来答复。
7月6日傍晚，他开始在网络论坛发帖，揭发“全国最荒淫无耻的区委书记和全国最牛的黑恶势力”。文中描述了董锋的种种劣迹，还公布了此前寄出的举报快件号码，可供网友查询。
那晚，王培荣“一个通宵到处发帖”。
7日凌晨，一网站的站长看到举报材料，遂编发文章“江苏徐州：区委书记演绎荒唐‘一夫二妻’制”。一些网站予以转发。
8日上午，市纪委秘书长赵兴友和干部谢晓东前往王培荣处做笔录。此后，徐州市常务副市长李荣启到校与王培荣见面，作出两点说明：董锋的问题是严重的；举报的渠道是畅通的。
据悉，徐州市纪委成立了董锋专案组。
9日上午，徐鸣通过手机短信，对举报人王培荣说，“知道了，我们了解处理”。就在这一天，董锋被停职。
10日，徐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了董锋的问题。列席的中国矿业大学党委一位负责人，这天下午受委托向王培荣传达了会议精神。
11日，董锋遭到免职。17日，董锋被正式“双规”。
调查期间，市纪委陆续从举报人睢传侠手中调取了部分证据。
网上曝光区委书记“一夫二妻”（2）
一网站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董锋7月7日试图通过一名记者传话，要到北京请自己吃顿饭，给点“小意思”，然后“处理”掉该网转发的有关举报材料。
“结果，等来的是董锋落马的消息。”
荒唐书记的荒唐事听到本报记者提起董锋，一位徐州律师当即表示：“董锋作恶太多，经济问题太大。个人生活方面太烂，而且作风霸道。”
这位律师指出，自己经手的多起案子，背后都有董锋的影子。但他仗着有权有势，十分嚣张。
董锋东窗事发，在徐州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记者的采访并不顺利，许多人三缄其口。
一些采访对象对董锋的涉案金额莫衷一是。举报人王培荣和另一人士都告诉记者，董锋仅受贿房产少说也有十几处。
徐州市纪委一办案人员说，由于该案仍在侦查阶段，董锋的犯罪情节、涉案金额等不便对外透露。可以肯定的是，“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都有”。
董锋是徐州的名人。用一宣传部门人士的话形容，他就像文学名著《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从底层爬上来的人物。
据了解，董锋生于徐州农村，12岁成了孤儿，上有两个兄长。他1977年参军，1980年与公社干部之女睢传侠结婚。1981年退伍后，曾任苹果园会计、种牛场场长、镇党委书记等。1995年当上铜山县委组织部部长，2000年就任泉山区区长，2006年任区委书记。
睢传侠说，董锋个人作风极不检点，情妇先后有支某、王某、黄某、陈某等。
早在1994年，董锋就与称呼自己“三叔”的支某发生关系。董锋还强迫妻子观看他们*，不看就报以拳脚。这种“一夫二妻”的同床生活长达数年。
陈某比董锋年轻22岁，但他们长期以夫妻名义同居，“在当地处于半公开状态”。2006年5月起，董锋就再也没有回家。
情妇黄某1999年生下私生子，就是关于这个孩子，陈某曾向“我亲爱的老公”董锋写下承诺书。她以“爱妻”的名义落款，日期是2004年12月6日。
陈某写道：“我向你保证，一如既往的（地）爱你、疼你，不再提以往的问题。永不再提，一切以夫妻和睦为基石。相伴到永远，爱你一生。既往不究（咎），以全新的心态迎接新生活。对于孩子，我会用仁慈的心去善待。象（像）亲生儿子一样待，只会更好。以上承诺，时效到永远。”
睢传侠说，随着官位越来越高，董锋“每次回家都耀武扬威”，不止一次对人讲：在徐州还有我董锋办不成的事情？
据她举报，董锋利用批地的权力疯狂受贿，有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在南京购房送给董锋。他还公开对开发商表示，谁不出个十几、二十万元就别想拿地。
在董锋担任铜山县委组织部长时，睢传侠多次向县里反映情况，均不了了之。丈夫多次吓唬她：“北京、南京、徐州我都拿钱买通了，你敢举报，我一个电话，就叫你坐牢。”
举报人屡遭恐吓8月30日，徐州市纪委秘书长赵兴友告知王培荣，董锋及其情妇陈某均已被批捕，进入司法程序。
但在王培荣看来这只是“暂时的胜利”。他对记者说：“我一直担心的是能不能真正查下去。”
因为举报，王培荣本人曾遭殴打，生活和事业均承受压力。他还不止一次接到恐吓电话。“有时我感到灰心，家人也提心吊胆。”
“有人给我抹黑，说我是泉山区不安定因素。可我是‘逼上梁山’的。” 。 想看书来
网上曝光区委书记“一夫二妻”（3）
“董锋被‘双规’一个月左右，徐州市纪委就把材料移交给市检察院，可称为快速，但是否会影响办案质量？”他表示，由于董锋在当地的势力盘根错节，希望案子能交由更高一级纪委查处。
眼下，睢传侠也有同样的担心。董锋停职之后还给她打电话，希望被他抛弃的妻子能出面作伪证，把网上的照片说成是合成的。
董锋是一个“双面人”。一方面生活作风长期不正，存在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在各种会议上喊反*“很坚决”。今年4月，他在全区纪检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党政部门要准确把握十七大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提出的新要求，把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的基本要求贯彻到泉山反腐倡廉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提出了四个“紧抓不放”：一是紧抓不放廉政教育这一基础工作。要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为重点，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党风党纪、廉洁从政和艰苦奋斗教育，自觉抵制*。二是紧抓不放制度建设这一根本措施。三是紧抓不放监督这一关键环节。四是紧抓不放惩处这一重要手段。重视和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严肃查办土地违法、虚假招标投标、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方面案件，并针对案件暴露的问题建章立制、堵塞漏洞，达到查处一案、治理一线、教育一片的效果。
根据泉山区纪委6月17日发布的信息，“泉山区董锋书记提出‘四抓四促进’，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年’活动”，他对部分机关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强调“奖要奖得怦然心动，罚要罚得刻骨铭心”。
这也许是董锋最后一次在作风问题上教训他人。
而区委书记董锋的名字最后一次登上传统媒体，是在6月21日。《徐州日报》一篇谈解放思想的专访稿中，董锋提出“三看三想”，其中“一看一想”是“看干部政绩评价标准、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和作风建设情况，想一想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观”。
也许他当时没想到——半个月后，他就成了网上名人、阶下之囚。
网络反腐作用正面大于负面
文／ 张国
几年前开始关注举报人王培荣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他是一个执著的人”。
虽然举报帖的命运，大都是失踪或淹没在信息海洋里，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并不气馁。
他反复重发，让那些帖子就像野草一样一茬一茬出现。他记不清开过多少个博客，这处被*，就转战另一处。
“我不怕。”这位力学副教授对记者强调。
记者使用搜索引擎发现，这些帖子并不像一些举报信那样石沉大海，多少还能留下痕迹。
姜明安认为，王培荣靠的不仅是不屈不挠的意志，与他善用各种制度和非制度资源是分不开的。
“王培荣在维权过程中交替使用复议、诉讼等制度化途径和通过媒体、网络曝光、向党政领导反映、向专家学者求助等非制度化途径，造成了对侵权者的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姜明安对本报记者指出，王培荣采用了网上实名举报的方式，敢于将举报材料公开接受监督，即使不可能字字准确，至少也值得重视。
徐州市纪委董锋专案组一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根据调查，针对泉山区委书记董锋的一些举报材料，存在失实之处，一些情况仍需核实。
姜明安说：“只要基本事实准确，应当允许出现一些错误。举报人不可能有力量和手段，做到完全准确无误。”
网上曝光区委书记“一夫二妻”（4）
由于网络上存在着捏造的事实和造谣诋毁，姜明安认为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对这条渠道加以规范。“整体来说，网络反腐的正面作用要大于负面作用。”
他还认为：“网络民意对主流媒体监督的缺位作了弥补，是另一种舆论监督。
”
第一个发布王培荣举报材料的网站负责人说，徐州迅速拿出处理意见进行查处，让民众感受到了网络反腐的强大力量和效果。
通过王培荣对董锋的监督，一网络反腐人士认为，董锋迅速落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对网络舆论的日益重视。
今年6月20日，*总书记回答网民提问时指出：“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有评论认为，这体现了党中央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给无数的中国网民“转了正”、“打了气”、“撑了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上网观察民意，这让网友们感到振奋。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网民已达亿。
另据检察机关公布的信息，一些地区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来自群众举报的线索高达80％。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前不久透露，北京检察机关重视从博客、论坛和媒体上筛选有关职务犯罪线索。
“反腐必须利用网络渠道”，姜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