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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挂号证还她，叫下一个病人。
“可是我已拿到挂号证了。”
“我不管你有没有挂号证，你出去。你没有权利上这儿来，浪费真正穷人看病的时间。”
这病人绷着脸，气冲冲地走了。
“她可能会写信给报社，控告伦敦医院严重管理不善。”蒂勒尔大夫拿起另一份挂号证，以敏捷的眼光瞟了病人一眼，微笑着说道。
大多数病人都认为医院是国家的机构，而他们已向国家纳了税，也就为这机构付了钱，把他们前来看病看作自己应有的权利。他们认为给他们看病的大夫的酬金优厚。蒂勒尔大夫让他的助手们每人检查一个病人。助手们分别把病人带进里面房间，这些房间较小，每间有一张铺有黑马毛呢的长沙发。助手问病人各种各样的问题，检查他的肺、心脏和肝，将病情一一记在病历卡上，在心里考虑好自己的诊断意见，然后等待蒂勒尔大夫进来。他一看完男病人就到小房间来了，后面跟着一群学生。这时，助手便读出他所检查的结果。蒂勒尔大夫问了他一两个问题，亲自检查病人。假如有什么有趣的东西要听的话，学生们便用上听诊器了：你在病人的胸部可以看到二三个听诊器，在背上可能还有两个。其余的人不耐烦地等着要听。病人站在他们之中有点别扭，但发现自己成了注意的中心倒也高兴。当蒂勒尔大夫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一病例时，病人糊里糊涂地听着。两三个学生又重听一遍，以辨认出医生描述的心脏杂音或咿轧音。然后才叫病人穿上衣服。
当各种病例检查完毕时，蒂勒尔大夫又回到大房间，在自己桌前坐下来。他随便问一个碰巧站在他身旁的学生，如何给刚才检查过的病人开处方。这个学生便提出一两种药来。
“这样开吗？”蒂勒尔大夫说道，“嘿，无论如何，你的处方倒是别出心裁，不过，我想我们不能轻率从事。”
这话总是逗得学生们哄堂大笑。然后，大夫为自己机智的幽默高兴地眨着眼睛，开了另一种药，而不用那个学生建议的药。当两种病例同类型时，那个学生照医生给前一个病人开的处方治疗时，蒂勒大夫却又别出心裁地想出别的方案。有时，他知道药房里的人已累得要命，他们总愿意拿那些已经准备好的药，那些多年的临床经验证明疗效灵验的该院的混合剂。但他为了开心，故意开出复杂的处方来。
“我们得给药剂师找些事儿干，假如我们老是开‘合剂：白色的’他的头脑就会迟钝。”
学生们哈哈大笑，医生便来回看了看他们，对自己开的玩笑颇欣赏。然后他按电铃。当门房探头进来时，他说道：
“请叫复诊女病号。”
他将身子向后仰，悄声与住院医生闲聊着。这时门房赶着老病号来了。她们走进来，有成群结队的贫血的女孩子，留着蓬松的刘海，嘴唇惨白。她们不能消化那些恶劣的且食不果腹的食物。老太太，有胖有瘦的，由于生育过多而早衰。她们一到冬天就咳嗽不止。女人们往往患这个病那个病的。蒂勒尔大夫和住院大夫很快地看完她们的病，时间在流逝着，小房间里的空气也变得越来越浑浊了。大夫看了看手表。
“今天有很多初诊的女病人吗？”他问道。
“我想有不少。”住院医生说道。
“我们最好让她们进来，你继续看老病号。”
她们进来了。男人最常见的病都是饮酒过度引起的，女人则是由于营养不良。大约6点，病人都看完了。菲利普由于老站着，空气又浑浊，再加上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累得他疲惫不堪。他和其他助手们慢慢地走到医学院去用茶。他发现这是项引人入胜的有趣的工作。艺术家在加工的那些粗糙的原材料中存在着人情味。当菲利普突然地想起自己现在正处于艺术家的地位，而那些病人们正是他手中的胶泥时，他感到一种奇特的兴奋。他风趣地耸耸肩膀，回忆起在巴黎的生活，他热衷于颜色、色调和明暗配合，天晓得是些什么玩艺儿，一心要创造出美好的事物。现在，直接与男人、女人接触使人有一种他从来不曾知道的力量。他发现，看着他们的面孔，听着他们说话，本身就有无限的乐趣。他们走进来，各有各的特色，有些是粗鲁地拖曳着脚步，有的踏着轻快的碎步，有的则迈着沉重的、缓慢的步伐，还有些则羞羞答答、忸忸怩怩。你常常可以凭外表猜出他们的职业。你学会该如何向他们提问题，才能使他们听得懂。你也可以觉出在哪些问题上他们几乎都扯谎，然而，通过哪些问话，你又能够获得真相。你可以看出人们对待同样的事物的不同态度。对诊断出危险的病症，有的听了付之一笑或开个玩笑，有的却一言不发、失望至极。菲利普发觉自己跟这些人在一起时不像平常跟其他人在一起时那么害羞；他并不觉得这纯属同情，因为同情意味着恩赐态度。可是他和他们在一起觉得自在。他发现自己能够使他们感到宽慰，不紧张。当一个病人交他检查，看看他能找出什么毛病时，他仿佛感到那病人以一种特殊的信任把自己托付给他。
“也许，”他微笑着心里寻思，“也许我生来就是当医生的料子。假如我碰巧选择了正适合我干的职业，那才有意思呢。”
在菲利普看来，在所有的助手们中唯有他看出了下午的戏剧性的趣味。对其他助手来说，男人和女人只是病人而已。如果病例复杂，他们就精神抖擞；如果病例一目了然，他们就觉得厌烦。他们听出杂音，或发现肝有异常，便大惊小怪；肺部有了不寻常的声音就会给他们提供谈论的话题。而对菲利普来说就远不止这些了。他发现单单看看他们，看看他们的头和手的形状，看看他们的眼神和鼻子的长度，就蛮有趣了。在那间房里，你看到人的本性遭到奇袭，习惯的假面具常常被粗鲁地撕下了，把赤裸裸的灵魂呈现在你的眼前。有时，你还可见到那感人至深的天主的禁欲主义。有一回，菲利普遇到一个粗鲁、文盲的男病人，告诉他，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了。菲利普克制着自己，而对使得这个病人在陌生人面前表现得那么坚强的了不起的本能感到惊叹不已。然而，当他只是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灵魂时，他还有可能这么勇敢吗？那时候他会陷入绝望吗？有时也会出现悲剧。有一次，一个年轻女人带她妹妹来检查。她妹妹18岁，长得眉清目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一头金发让秋天阳光一照，闪烁着缕缕金光。她的肤色美得惊人。学生们微笑着，目光都集中到她身上。在这昏暗的房间里他们难得见到这么漂亮的姑娘。病人的姐姐讲述了家庭病史，父母亲都死于肺结核。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也是得这种病死去，一家子只剩下他们两人了。这姑娘最近一直咳嗽、日见消瘦。她脱去罩衫，露出玉脂般嫩的脖子。蒂勒尔大夫默默地以通常的麻利给她作了检查。他叫两三个学生将听诊器放到他指的位置听，然后才让她穿上衣服。她姐姐站得稍远一点，压低声音和医生说话，为的是不让她妹妹听到。因为害怕，她的声音都发颤了。
“大夫，她没得那个病吧，是不是？”
“恐怕她毫无疑问是得了。”
“她是最后的一个了，她再一走，我就没有亲人了。”
她开始哭了，大夫严厉地盯着她；他认为她也有这类病，也活不了很长了。那姑娘转过身来，看到她姐姐流眼泪。她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她那可爱的脸蛋儿骤然失色，眼泪簌簌地从两颊流了下来。姐妹俩站了一两分钟，无声地抽泣着。接着，那个姐姐忘记了正在看着她俩的周围的人，走到她妹妹跟前，一把将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来回摇动着，好像她是个婴孩似的。
她们走后，一个学生问道：
“先生，你认为她们还能活多久？”
蒂勒尔大夫耸耸肩膀。
“她哥哥和姐姐在发病后的3个月就死去了，她也会是这样的。假如她们有钱，那还可以想想办法，你总不能叫她们上圣马利兹医院吧。对她们无能为力了。”
一次，来了一个强壮的、血气方刚的男人，因遭受不断病痛的折磨，蒂勒尔大夫似乎对他爱莫能助，对他的裁决也是死亡。这种死亡并不是因为科学在它面前束手无策的那种令人恐怖但却还情有可原的不可避免的死亡，而是因为这个人在复杂的社会文明这部庞大的机器上只是个小小的齿轮，就像一部自动装置那样，无力改变自己的环境。他活下去的唯一机会是彻底休息。医生并没有要求他做办不到的事。
“你该换一个比这轻得多的工种。”
“我干这一行没有轻活。”
“嗯，假如你继续这么下去，你会丧命的，你病得很厉害。”
“你意思是说我要死了吗？”
“我不想这么说，可是你确实不宜干重活。”
“如果我不干，谁来养活老婆、孩子？”
蒂勒尔大夫耸耸肩膀。这种困境他遇过上百次了。
时间紧迫，还有许多病人在等着呢。
“这样吧，我给你开些药，一星期后你再来，告诉我你感觉如何。”
那个人拿着写在上面的无用的处方走出去了。大夫爱怎么说都行，他对自己不能继续干下去并不觉得难过。他有个好职业，丢了它他怎么生活？
“我说他能活一年。”蒂勒尔大夫说道。
有时这儿也有喜剧。不时出现些伦敦幽默，时时有些老妇人，犹如查尔斯·狄更斯刻画的人物，她们以喋喋不休的怪话把医生们逗乐。有一次来了一个闻名的杂耍剧场的女芭蕾演员。她看起来有50岁，却说是28岁。她脂粉涂得厚厚的，令人恶心，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厚颜无耻地向学生们频送秋波。她的微笑既粗俗又有诱惑力，她充满自信。更有意思的是，他对待蒂勒尔大夫就好像对待一个着迷的追求者那样亲热。她患慢性支气管炎，医生告诉她说这个病妨碍她从事她的职业。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得这种病，真的，我不明白，我一生中从未生过一天病。你只要看看我就知道了。”
她的眼睛朝小伙子身上滴溜溜地乱转。假睫毛意味深长地一扫，冲着他们露着满口黄牙。她说话带伦敦口音，装模作样假优雅，使字字句句都显得非常滑稽可笑。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冬天咳嗽病，”蒂勒尔大夫严肃地回答说，“许多中年妇女都患这种病。”
“哎呀，我可不是！对一个年轻太太说这种话，亏你说得出口！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说我是中年妇女呢！”
她将眼睛睁得很大，将头歪向一边，以难以形容的淘气相看着他。
“这就是我们职业上的不利之处，”他说道，“有时迫使我们说实话，不能那么多情。”
她拿起处方，对他作了一次最后的，挑逗性的微笑。
“亲爱的，你愿意来看我跳舞吗？”
“我一定去。”
他按电铃，叫另一个病人。
“我非常高兴有你们这些先生在此保护我。”
但总而言之，门诊室给人的印象是既非悲剧也非喜剧，这很难说。它是五花八门、变化多端的，既有眼泪也有笑声，既有快乐也有悲哀。它时而乏味、时而有趣，时而平淡。它犹如你所见到的：它是激动和多情的；它是严肃的；它又悲又喜；它是微不足道的；它既简单又复杂；既有欢乐也有失望；还有母亲对孩子的爱，男人对女人的爱；欲望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这些房间，惩罚着罪人和无辜；一筹莫展的妻子和可怜的孩子们；男男女女都酗酒，但付出了不可避免的代价；死亡在这些房间里叹息；而使有的姑娘充满恐怖和羞怯的生命的凶兆，也是在这儿诊断出来的。这儿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只有严酷的现实。这就是生活。
ＬⅩⅩⅫ 临近年底，当菲利普就要结束在门诊部为期3个月的见习生活时，收到了劳森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
亲爱的菲利普：
克朗肖现正在伦敦，很想和你见面。他住在索霍区海德街43号。我不知道这地方在哪儿，但我相信你是会找到的。要够朋友，去关照关照他。他运气很不佳，他会将他正在做的事告诉你的。这儿的一切如常。
你走了以后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克拉顿回来了，但他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他和所有的人都闹翻了。就我所知，他身无分文，他就住在植物园那边的一间小画室里，但是他不让人看他的作品。他从不露面，因此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也许是个天才，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也许神经错乱了。那一天我遇到了弗拉纳根，他正带着弗拉纳根太太在拉丁区转，顺告。他已经放弃了绘画，现在正在做制作爆玉米花器具的生意。看样子还挺有钱呢，弗拉纳根太太长得很漂亮，我正想给她画张肖像。要是你是我的话，你会开多少价呢？我并不想吓唬他们，不过，假如他们很乐意付300镑的话，我也不至于傻得只要150镑。
你的忠诚的
弗雷德里克·劳森
菲利普写信给克朗肖，收到了下面的回信。信是写在半张普通的便条纸上的，那个薄信封脏得几乎不能送邮局去寄。
亲爱的凯里：
我当然没有忘记你。我有一个想法，过去我曾帮助把你从“失望的泥沼”中拯救出来，现在我自己却陷入这种境地而无法自拔。我将很高兴见你，我是在陌生城市里的一个陌生人，深受市侩们的躁确，谈谈巴黎是件愉快的事。我不要求你来看我。因为我这儿不适合接待一位优秀的白衣大夫，但是每天晚上7点到8点之间你可以发现我在迪安街一家名叫“乐园”的餐馆用便饭。
你的忠诚的
J·克朗肖
菲利普接信后当天就去。这个只有一间小房间的饭馆属于最低级的一类餐馆，而克朗肖似乎是它唯一的顾客。他远离通风口，坐在角落里，穿着菲利普从未见到他脱下过的那条破大衣，头上戴着那顶旧圆顶礼帽。
“我到这儿吃饭是为了清静，”他说，“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到这儿用餐的只是些妓女或个别失业的侍者。餐馆就要关门了，这儿的饭菜真是糟透了。可是他们破产却对我有利。”
克朗肖面前摆着一瓶苦艾酒。他们将近3年没见面了。菲利普对他外貌的变化感到震惊。他先前是胖墩墩的，现在变得面黄肌瘦，颈皮又松又皱：芽在身上的衣服好像是替别人买的。他的衣领大了三四号，使他的外表显得更邋遢。他双手不停地颤抖着，菲利普回想起那封信的字迹，歪七竖八，不成样子的字母涂在那半张纸上，克朗肖显然病得很厉害。
“近来我饭量很少，”他说，“早上我身体就很不舒服。晚餐我刚刚喝了一点汤，然后，再吃点儿奶酪。”
菲利普的眼光无意中落到那瓶苦艾酒上，克朗肖见到了，对他投以嘲弄的一瞥，以表示不赞成别人对他提出常识上的劝告。
“你已经诊断了我的病症，你认为我喝苦艾酒是很错误的吧。”
“显然你已经肝硬化了。”菲利普说。
“显然是的。”
他盯着菲利普，要是先前那目光是足以使菲利普难以忍受的，仿佛在指出：菲利普所考虑的问题虽然令人痛心，但却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对显而易见的问题你不持异议，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菲利普改换了话题。
“你什么时候回巴黎？”
“我不回巴黎，我快要死了。”
他说得这么自然，菲利普听后不觉吓了一跳。他想起了许多话要说，然而似乎又毫无用处。他知道克朗肖已是风前残烛的人了。
“那么你打算在伦敦定居？”他笨拙地问道。
“伦敦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是一条离水之鱼。我穿过了拥挤的街道。人们把我推来挤去，仿佛走在一座死城似的。我觉得我不能死在巴黎。我想死在自己亲人之中。我不知道是什么神秘的本能最后将我拉回来的。”
菲利普知道有关和克朗肖同居的那个女人以及那两个拖着不整洁长裙的女儿的情况，可是克朗肖不曾向他提起她们，他也不喜欢提及她们。他不知道她们已经怎么样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讲到死呢？”他说道。
“两三年前的一个冬天我患了肺炎，他们当时告诉我说我活过来了可真是奇迹。原来我特别容易患这种病，再来一回就完了。”
“哦，胡扯！其实并不那么严重。你只要多加小心就行了。为什么不把酒戒了？”
“因为我不想戒。假如一个人准备承担一切后果，那么这个人干什么都没关系。是啊，我准备承担后果。你振振有词地要我戒酒，可是现在我只剩下这一项了。你试想想，没有这个生活对我会是什么样子呢？你能理解我从苦艾酒中获得的乐趣吗？我渴望它。喝的时候我品尝着每一滴酒的滋味，尔后，我觉得自己的灵魂沉浸于难以言状的幸福之中。酒使你恶心，因为你是个清教徒，你打心眼里蔑视肉体方面的快乐。肉体的快乐是最狂暴的，也是最不寻常的。我是个各种感官都很敏锐的人，而且我一味地沉迷于此，现在我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了。我也准备付出代价。”
菲利普目不转睛地盯了他一会儿。
“你不害怕吗？”
克朗肖有好一会儿没回答，他似乎在考虑自己的答话。
“有时，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害怕过，”他望着菲利普，“你认为这是谴责吗？你错了。我对我的恐惧并不害怕，那是愚蠢的。基督教认为你活着时应该时时考虑到死。要想活，唯一的办法就是忘记死。死是无关紧要的。对死亡的恐惧决不应影响一个聪明人的任何行为。我知道我将挣扎着最后一口气而死去，而我也知道我会非常害怕。我知道我无法抑制自己对迫使我落入如此结局的人生的痛切的后悔，可是我不承认这种后悔是正确的。如今，我虽然体弱、年迈、多病、贫穷、行将就木，但我仍然掌握自己的灵魂，我什么也不后悔。”
“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块波斯地毯吗？”菲利普问道。
克朗肖笑了笑，像从前那样缓慢的微笑。
“当你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时，我告诉你它会回答你的问题。怎么样，你找到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