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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经常数着数着就睡着了。一打瞌睡任志强就趴到桌子上，摞好的硬币被推倒了，掉得满地都是。
没办法，任志强只能把钢镚儿捡起来重新一个一个数。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钱赚出来的。我们的原始积累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好像我们的第一桶金多黑多黑。我们的第一桶金是靠卖油条、卖豆浆、做包子、卖酸奶、卖冰棍一分一分挣出来的。”回忆起当时的处境，任志强仍是感慨万分。
“在部队屡立战功，转业之后炸油条、卖豆浆，你当时觉得失落吗？”曾有记者这样问任志强。
任志强很坦然地说：“我当兵的第一年就是炸油条。在炊事班，既要喂猪又要种菜，还要做饭，所以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可是，任志强在部队的表现很好，个人背景也不错，怎么转了个这么差劲的业？
任志强自己是这样说的：“当时能做转业决定的人少，就像我们说下海的人，因为转业以后就不保证你的干部级别，也不由军转办给你提供法定的安置，就是说不保证你的工作，转业后我就变成一个普通老百姓了，那我就自己找工作。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份工作就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公司，非常小的小公司，我到那儿去的时候还不到10个人。”
不过就当时而言，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如果能够解决部分就业名额，国家将适当地减免一定的税收。因此，在当北京怡达公司副总经理的那段时间，任志强率领员工开饭馆、开电器修理店、开理发店、开服装店，从百货到建材无所不包，搞得有声有色。那时候北京呼吁解决“五难”问题，理发馆之类的，就是服务项目中的五个难题。不过尽管劳动服务公司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不能充分显露任志强的才智。
有一天，任志强的一个朋友来看望他，当时任志强正从山东拉来一卡车苹果，卸了一整夜，因此满脸灰尘。
这位朋友在当时被人称为高考状元，颇有点天之骄子的优越感。但任志强却不以为然，他从大筐里拽出一个苹果，在押车的军大衣上蹭了蹭就递给朋友吃。
任志强还拍拍自己身上那个旧军挎包，兴奋地给朋友说跑一趟山东能挣满满一挎包的钱，还说待会儿要请朋友好好吃一顿。这位朋友第一次吃到“红富士”，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钱。
可朋友的苹果还没吃完，任志强就裹着大衣靠在苹果筐上发出了鼾声。押一趟车翻山过卡要几天几夜，看着任志强劳累的样子，朋友想，像他这样既有路子又能吃苦，全然没有高干子弟的夸夸其谈，不发财才叫怪事。
后来，具有经营头脑的任志强发现，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如录像机等商品正是市场的抢手货，于是他以人才教育的名义从南方大量地引进电器。1984年，任志强还在北京创下了第一个租军用飞机进行贸易活动的纪录。
谈到担任北京怡达公司副总经理的那段历史，任志强曾非常诚实地说：“其实早期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人还真是干部子弟，他们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也能够体会到国家开放的决心，否则他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
真可谓“乱世出英雄”，谁最先了解未来的发展趋势谁就能够掘到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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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主“华远”
改革开放后，国家实施有偿转让国有土地政策。任志强性格倔强，但鼻子还是很灵敏的。相关文件一出台，任志强就开始琢磨了，这里面肯定能捞一把。精于挖战壕的任志强想，我修个房子应该问题不大吧。
也就是说，当了3年的副总经理，卖了3年的油条，也数了3年的硬币，任志强觉得累了的同时，也找到了发财的源头。
于是，任副总经理决心把头上的这个副字去掉，弄个正职当当。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猎头公司，也没有人能敏锐地发掘任副总经理在商业上的天分。因此，任志强要靠自己的本事去谋一份大有前途的职业还是比较艰辛的。但是，任志强自有他独特的优势，这个优势在当时还是很靠谱的。
第一，任志强是党员，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分析一： 那时候党员还是相当少的，优秀的党员，像任志强这样经官方认证的还属“稀有”。
分析二： 那个年代，党员自身的素质和觉悟是很高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单位乐意让党员领导的。
第二，任志强曾经是军人，当过12年兵的军人，还是个优秀的军人。
分析一： 军人在刚结束的战争中，拯救了水深火热中的人民，那时的军人是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
分析二： 能够在部队枯燥乏味的生活中坚持了12年，任志强这家伙的耐心应该是非常好的。
分析三： 优秀的军人脑子应该不笨，学问也不低，还能吃苦耐劳。
第三，华远公司在北京，还是国有企业。
分析一： 华远既在北京城，且又是国有，想来任志强还是有一定背景的。
分析二： 国有企业，就是国家的企业，全民所有即是不为谁个人所有，那进来一两个人，没有人会担忧影响公司的前途（反正前途不是自己的）。
综合以上三条，你要是华远的老总，给任副总经理弄个一官半职，应该问题不大吧。再说了，从一公司副总经理调到你华远当个部门经理，相当于下调（平级调动还相当于降级了），你还能有什么意见？
总之，在1984年的一天，戴晓明找到任志强，向他了解其手下的一个厂长的情况。
除了任志强手下的厂长的情况外，任志强和戴晓明还谈了很多关于企业发展的情况，比如说如何办企业，如何办理注册，如何去寻找市场等。
当时戴晓明刚刚开始组建华远这个新兴企业，因此比他拥有更多市场独立经营经验的任志强当场就把戴晓明说晕了，慧眼识英雄的戴晓明当时就非常诚恳地表示，希望任志强能够加入华远。
谈话之后，任志强请戴晓明吃了一顿饭，当时大概花了三四十块钱。对当时的戴晓明来说，这可真是一顿很贵的饭了，因为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就这么多。由此可见，当时任志强的钱包是相当鼓的。
其实当时任志强并不了解华远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他以为它完全是一个国有的全民机制。任志强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他绝不选择完全国有的一种机制。因为他觉得完全国有的企业就像军队一样，会束缚他的发展。
当时任志强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他跟戴晓明提出来的要求就是经营环境和条件要不受国有企业的约束，他的想法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宁愿在一个白手起家的小企业里头去做一个领导而不愿意当国有大企业里的一个副手。
但是后来经过戴晓明解释以后，任志强发现华远虽然挂的是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但实际上是一个编外的企业，所以华远在经营体制上是具有灵活性的。
虽然任志强向戴晓明提出了一些要求，但这期间的任志强其实正在郁闷呢！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由于任志强所在的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因此就有“后娘养的”不公待遇。自古能人遭人嫉，公司的红火让一些人不舒服，于是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没收了公司的经营权力，并派工作组接管公司，进行整顿。
正巧，戴晓明的邀请让任志强找到了归属。任志强由此进入了北京市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当经理。那时的经理不像现在满天飞，再说华远公司也算是有背景的大企业，因此任志强的官还挺大。
进入华远是任志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他涉足房地产业的一个契机。任志强成功地找到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可是，当时的北京华远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呢？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呢？任志强有没有进入他擅长的建设开发部呢？
根据“中国企业协会网”对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的简介，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前身是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由西城区政府创建于1983 年10 月，属于预算外全民企业。初办时仅有十几个人、几间陋室和20 万元借款。
也就是说华远集团公司1983年才成立，那么，1984年就进入公司的任志强应该是公司的###了。
所谓“预算外全民企业”属于什么性质呢？全民企业很好理解，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国企。至于预算外就不是那么好理解了，其实只是挂着国有的虚名，经营自己搞，自负盈亏。于是发生了这个国企借款开灶的事情。只有十几个人的集团总公司，下面还有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这个子公司，就让人很难理解了。那时皮包公司还不流行，所以不会弄一堆虚人和虚职。再说十几个人也不好分啊！
根据简介，北京华远集团公司的前身是1983年才成立的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所谓经济建设开发公司，顾名思义就是房地产公司了。可事实上，1986年，华远公司才进入房地产业，以此推断，华远公司是在1986年更名为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的。
那么，疑问就来了，1983—1986年之间，华远公司叫什么名字呢？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也只有这种假设才能很好地解决上面的几点疑问。
事实应该是，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就是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而任志强也没有幸运到直接坐上了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的宝座，他只是有幸被安排到了这个总公司的核心部门——经济建设部门，当了部门经理。
从此，任志强在他最擅长的行业，开始了辉煌的奋斗史！
“免费”坐牢
1984年，任志强辞去了副总经理职务，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担任经理职位。
不过，正当任经理想象着自己美好的前程，为美好的未来精心筹备时，组织却整了他一把。
有关任志强含冤入狱后被平反的事情网上有很多种说法，笔者仅以任志强博客上的叙述作一个交代。
1985年的9月30日，正是“十一”放假的前一天，恰恰是农历的8月15日，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一个合家团圆赏月的好日子。
上午，任志强接到了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他立即去区纪委谈话。但是恰好任志强在上午有个事先约好的外商谈判，是关于华威大厦项目的投资建设事宜，一直以公司工作为重的任志强便转告来人说下午再去。
中午，为庆祝中秋节和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华远全公司的人一起聚餐，准备下午就放假了。任志强觉得吃完饭自己就可以去区纪委谈话了。
可正当任志强准备出发时，华远总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神神秘秘地把他叫了出去。任志强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年多。
走出公司大门，任志强看到公司200米开外停着一辆西城区检察院的警车，直觉告诉任志强，这车是来接他的。任志强没说什么，上车后，车便将他直接带到了现在西城区政府的所在地——西城区检察院。
任志强有些纳闷，不是到区纪委吗，怎么来了检察院呢？事后任志强想，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按时去区纪委谈话，区纪委的领导认为他犯了罪要逃跑，于是就将案件交给检察院来处理了。
1985年中央开始掀起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专项运动，当时中国的法律又实行的是有罪推定，可以在认为你有罪时先抓捕，后审查证据。抓错了也没有“赔偿法”的约束。在这一背景下，理所当然地，任志强就成了法律的牺牲品。
9月30日晚上12点，任志强以“贪污罪”被送进了西城区看守所（现西城公安局宿舍区）。在一个全国人民都欢度国庆佳节和中秋佳节的日子里，任志强被关进了黑暗、脏乱并臭气冲天的看守所——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塞满了近20个壮汉！这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是令任志强终身难忘的记忆。
检察院给任志强的罪名是“贪污”，并去任志强的家中搜寻了他“贪污”的赃物。但是检察院在搜查中扣押的却是大量与“贪污”毫无关系的香港电影录像带等物品。
事后，任志强还听说检察院另行通知他的兄弟姐妹向检察院缴纳了大量的现金作为他贪污应该退赔的押金。为此，任志强的妹妹不得不卖掉刚买不久的摩托车。
紧随任志强之后进入看守所的华远公司会计却被检察院以“老婆生孩子，家里无人照顾”为由，于1985年12月释放了。
1986年的二三月间，区检察院通知任志强，已将他家人上缴的现金全部退回。听到这一消息，任志强想，看来“贪污罪”的罪名是不能成立了。但是有罪推定在先，检察院又无法轻易将任志强放出。因此，当区检察院认为任志强无罪之后，他反而被关进了市级看守所（宣武区半步桥的K字楼，据说是日本人建的监狱），由市检察院审理该案了。
从任志强正式调入华远公司到被关押进看守所为止，任志强大约在华远工作了不到12个月的时间，但检察院却用了14个月的时间对任志强进行审查。
其实，“贪污罪”的来由是因为他给自己和员工发了一大笔奖金。当然，奖金是在上级批准的前提下发放的。这件事任志强1985年3月就在企业自我清查整顿中主动申报过，并且5月7日区政府各机关已经在总结公司自查成果时做过结论。
既然不能以“贪污罪”来定罪，也要找个判罪的理由，于是市检察院就从公司自查的报告中找了一条工商行政管理局已认定超出经营范围的事作为“投机倒把罪”判任志强缓刑。
个性强硬的任志强当然不同意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他提出了上诉。上诉之后，法院顺水推舟地将此案退回市检察院重新审查。
最有趣的结局是，市检察院在给任志强发放无罪判定书的同时，却向华远公司领导（任志强的前任总经理和党委书记）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是要求任志强不得上告检察机关（虽然当时没有赔偿法，但也是错案）。至于这个要求，任志强马上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为个人的平反与荣誉问题而无休止地打官司。
市检察院的第二个要求是将检察员的漂亮妻子安排在华远技术公司工作。
无独有偶，当市检察员的老婆进了华远公司时，区检察院审理任志强案件的检察员也要求辞职并调入华远工作，虽未如愿，但事后成了华远公司的代理律师。于是，“不打不成交”便成了任志强案件的结束语。
无罪释放之后，任志强将这次坐牢的经历视为一次难得的教育。从那天起，遵纪守法的警钟时时在任志强耳边响起，他下定决心绝不会再留下把柄让检察院有抓他的机会了！
李敖说：“我坐过牢，###没坐过，所以我比他强！”以此推论，任志强比一干房地产的巨头都要强。
被无缘无故关了14个月的任志强对共产党没有任何怨言，出狱后的第一句话反而是，还是跟着共产党走；接着说，娘打孩子也有打错的时候！
任志强的胸襟是否很宽广，我不作评论，但至少那时候不是很“愤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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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升终成舵手
改革开放是一剂良药，更是一针兴奋剂。它让穷怕了、饿怕了的劳苦大众改变了钱多可耻的心态。
1983年，中国开始进行城市改革，城市建设掀起一片热潮。
任志强赶上了好时候，肚子里有点墨水，又能修房子的任志强从部门经理升任华远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经理，还兼任了华远经济建设总公司副经理。
当时，戴晓明向任志强承诺，只要完成一定的利润，经营的范围可以不受限制。对房地产不甚了解的任志强刚到华远，戴晓明让他组织施工改造地安门商场，并担任施工队队长。
这时的任志强，雄心勃勃，干劲十足，对政府也充满敬意。
这时的任志强，二话不说，埋头苦干，更没有时间对谁指手画脚。
这时的任志强没有想到自己会一炮成名，从此在房地产的成就一发不可收。
尽管只是在京城内的皇街地巷负责大量的旧城拆迁改造任务，但任志强所在的华远房地产，仍然豪情万丈，他们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他们先后开发的拆迁安置用房项目远至石景山、大兴、丰台、昌平和通州。西单商业区改造、西单文化广场建设等多个重点工程也是由华远独立承担，并出色完成了任务。
华远发展受益于政府，华远最辉煌的应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替代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旧城和西单商业区改造。华威大厦的建设原本是西城区政府因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西单地区严重破损而进行重建的单一计划，政府原本决定用部分财政拨款的方式交由华远组织实施。但是后来因为政策的变动，该项目失去了财政拨款的支持，转化为商业性的投资建设。
于是，华威大厦成为华远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这个项目有很多标志性的意义，它是北京市区属企业中最早最大的一个中外合资项目，是第一个境外银团贷款的项目，也是第一个中外联合设计建设承包的交钥匙工程的试点。华威大厦成为西单地区改造的起点与标志。
在建华威大厦的过程中，任志强带领部下对该项目进行了第一次可行性商业报告的论证，这个举措让设计院的专家都觉得新鲜，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一个工程进行可行性商业报告的论证。
由于任志强具有前瞻性的创举，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委托华远以企业运作的模式对西单进行改造。1985年，在任志强的倡导和主持之下，西城区召开了战略研讨会，制定了以华威大厦为龙头，陆续实施华南大厦、广州大厦工程的决定。
在这次的研讨会上，华远作为国有企业第一次不向国家要钱，以自主经营的模式进行西单工程的改造。
然而，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任志强没有想到的是，国家很快便对大型建设项目全部喊停，这无疑给任志强泼了一盆冷水。
面对已经拆为平地的西单，任志强头疼不已，已经拆为平地的西单难道就要坐以待毙吗？因为无法投入项目而引致拆迁户的连锁反应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天无绝人之路，对房地产还不甚了解的任志强却精通店铺的经营，于是他将拆出来的空地改为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