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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森严的大门、警卫，还有高大的院墙。对任志强来说，大院就像一个小型城市，食堂、澡堂、操场、商店，应有尽有。
小时候的任志强就是在这样的大院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也成为有些人后来攻击他的理由： 如果任志强从小生活在困难家庭的话，他还会叫嚣“穷人不应该买房”吗？
优越的生活，使任志强多少养成了一些“贵族”的习性，比如优越感、傲慢以及自负等。同时，任志强也从北京这种独有的大院生活中收获良多。
在大院里，任志强首先学会了与人共事、与人合作。
《论语》、《四书》、《五经》，这些书讲的主要是人与人打交道的道理。任志强在小时候可没有读那么多书，关于“人和人打交道”的道理他都是在大院生活中学来的。
在部队的大院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生活十几年，就相当于一个社会学的研究生。这种大院生活的经历有利于任志强比较早地培养健康的人生理念。
任志强从大院生活中领悟到，别人的安危冷暖都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而自己的安危冷暖，也跟别人有关。因此，在衣食住行、言谈举止上，任志强都会想到是否对别人产生影响。
“大院文化”是比学校更重要的一种教育，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教育，任志强从中受益匪浅： 现在“口无遮拦”的任志强四处树敌，似乎他整天就在和别人打口水战，对谁都不服，和谁都没法相处。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听说华远集团有哪个员工对他们这个大炮老总有怨言。恰恰相反，在任大炮50岁生日的时候，员工们都送上了真心的祝福。
在大院里，任志强还明白了劳动的意义，懂得了如何享受劳动所带来的快乐，并具备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与如今的孩子不同，任志强小的时候，父母没有给他买大量的玩具，几乎所有的玩具都要自己动手制造。在大院里，当任志强看到别人有脚滑子时，他也想要一个。可是，父母不会给他买。没办法，他就得自己去做。如果他想做一个更好的脚滑子，就得去模仿，去发明和创造。
在做诸如脚滑子、爬犁这些玩具时，任志强和其他小伙伴们一样，沉浸在劳动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大家比的不是谁做得更好，而是比谁的点子多，谁有发明创造精神。
有一些小伙伴的家庭条件比较好，父母会给他们买玩具，比如可以打火石的手枪，但也只是新鲜一阵子。任志强他们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用木头或铁丝儿揻出来的手枪。任志强和小伙伴一样，喜欢通过自己的劳动做出来的东西。
任志强的童年时光是幸福的。虽然当时并不富裕，但与旧社会相比，与三年困难时期相比，当时的物质生活已经很好了，任志强不必为吃穿担忧。
不过，人的幸福感更多的来源于精神生活。
小时候，任志强在大院里，三天两头和小伙伴们表演文艺节目。这些节目是大家共同参与的。
参与和创造才会带来快乐，任志强对这点理解得非常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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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老实的小学生（1）
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那个时候的任志强小学还没毕业，大院的庇护使得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很多人在挨饿。他沉浸在自己的童年生活中，打鸟、砸玻璃，讨厌写作文。只是，因为父母时常出差，年幼的任志强不得不时常深夜一个人待在空旷的宿舍里。
没挨过饿的“小顽童”
1958年，任志强7岁，还在小学的操场上玩着泥巴。
同一年，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全国人民干得热火朝天，立志要在15年内使钢铁产量赶超英美的中国人民怀着全球第一大国的梦想砸锅卖铁，争取早日完成“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然而，3年后大家才发现，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不结合自身的实际是多么可笑： 粮食不够吃了，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从为“粮食多了怎么办”而苦恼，转变到为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饿死鬼而担忧；农民们“放开肚皮吃”的日子结束了，农民的子女们如果能喝上一碗粥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了。
当任志强第一次看到农村的同学，在严冬大雪天里赤着身子穿着一件硬邦邦、满是污渍的黑旧棉袄，手脚冻得裂着出血的大口子和长满冻疮时，他吓得都喘不过气来，从墙边快速地溜走。他不明白，这个世上怎么还有人穿得那么破旧，在凛冽的寒风中受冻。
有一天，任志强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不能再玩泥巴那种只有小屁孩才玩的玩意儿了。于是，他开始拿弹弓打鸟玩儿了，有时也打打学校教室的玻璃，以证明自己的厉害。
打打鸟也就无所谓了，顶多院子里少了几只鸟，任志强以此为乐。可教室里的玻璃是不好惹的，一旦那玻璃被石子打得“粉身碎骨”，准会有气冲冲的老师和学校领导找到任志强的家长质问一番。
任志强的父母都是高级干部，一般不会体罚孩子。可面对任志强这种屡犯的“劣迹”，父母还是忍不住要教训一下。所以，任志强小时候的屁股可真没少红过！
放学后，任志强和一帮张牙舞爪的“哥们儿”横行于各大胡同。有时候，他们会骑着自行车，脖子上斜挎着黄书包，四处张扬。看见年轻女孩，就吹口哨。现在看来，那就是一群吃饱了饭找乐子的混混。
任志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了他的小学时光，顺利毕业后开始了初中生涯。
作文差劲的“偏科生”
如今任志强最喜欢摆数据，动不动就搬出一堆数据来，然后口若悬河地跟你探讨房价问题、经济问题、政策问题。
任志强的博客上全是枯燥无味的文章，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来点抒情写意的东西，他说，那是无聊的东西。不写就不写，他还连带着骂了诗人与作家。
…………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如果知道了任志强在小学作文课上的表现，我们对他如今为何有这么“高深莫测”的文字就多少能够理解了。
小学时，任志强的文字功底非常差，差到连一篇像样的作文都写不出来，差到老师说他“满脑子都是阿拉伯数字，却对伸着胳膊腿的中国字不感兴趣”，差到老师急得实在没办法只得上门找任志强的父母谈话。
那个年代，尊师重教氛围浓厚，可想而知，教师家访会给任志强以及他的家长带来多大的影响！ 。。
不太老实的小学生（2）
任志强的父母恭恭敬敬地将老师让到屋里坐下，送上茶水后，就站在老师的斜对面，低下头，像是等待挨批的学生一样。
这两位可都是高级干部啊，老师面对他们的恭敬有些手足无措，赶紧起身，摆摆手说：“就是小小的交流，不用这么正式。”在一番客气后，任志强的父母终于答应和作文老师同坐一张桌子跟前。
任志强呢？他正躲在门后，悄悄地偷听老师的“告状”，他紧张，害怕。他知道作文老师是为何而来，他更知道，严厉的父母在知道情况后，必定会有一番“大作为”！
“孩子作文太差，每次写作文都那么几句话，还总说不明白，遣词造句一点都不会。你们得好好教育教育啊！……”
送走了作文老师，任志强低头站在屋中，他等待着“电闪雷鸣”的到来。可是，等了许久，没有任何动静。他忍不住抬头张望，咦？屋中为何空无一人，父母呢？
最终，任志强没有挨批评，而是等到了厚厚的一摞书。
如今，各大书店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儿童读物，可在那个年代，儿童读物奇缺。左挑右拣，父母只找到一些适合成人读的书，如《牡丹亭》、《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而适合孩子看的，只有《十万个为什么》、《趣味数学》。
翻看《趣味数学》的第一页，任志强就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样的书。他贪婪地阅读着，从《趣味数学》到《十万个为什么》，继而到后来的经济方面的书，任志强沉迷于其中。
父母的本意是好的，希望任志强多读书，从读书中提高写作能力。可没想到，任志强是读书了，只是，他读的是数理逻辑类和经济类图书。就这样，好的初衷因为“错误”的途径而最终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人们在夸任志强文字逻辑严谨的同时，还会批评他词汇不够丰富，不够生活化，文字不够优美。
一个人的宿舍
在大家的眼里，身为高干子弟的任志强，其童年生活很惬意，也很富有优越感。只是大家不知道，曾经是高级干部的父母并没有让任志强找关系走“后门”去发财，而是严格要求任志强。
以李先念为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是在中原地区进行敌后抗战的队伍之一，任志强的父母有幸在这支英雄的部队中参战。
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任志强的父母却很少向任志强谈起。对于任志强来说，有关那段战斗的信息，更多来自于与父母共同战斗过的前辈及其子女。
虽然是高干子弟，但小时候的任志强也是除了在过年能有机会穿一双新鞋或者买一件新衣服外，大多数时候都是哥哥穿过的衣服传给姐姐，姐姐穿破后再加上补丁，最后传给任志强。
有一年过年时，他们兄弟姐妹四人特意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照，至今这张照片还保存着。最醒目的不是他们穿的“新”衣服，而是每个人都穿着露脚指头的鞋。
不过任志强儿时印象最深刻的是，星期六下午同学们都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对从小学一年级就住校的孩子来说，周日能回家与家人团聚是件重大的事情。
同学们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回去有零食吃，能和兄妹们玩，偶尔还会与父母去公园，但任志强却时常孤单地留校。
繁忙的工作让任志强的父母无暇照顾子女，他们从来都不会在工作与生活的选择面前有丝毫的迟疑。他们早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出来，包括这个家庭的一切。
当父母出差或者出国时，任志强就被“扔”到阿姨家里。相比自己一个人睡一间很大的宿舍，被“扔”在阿姨家的待遇算是好的，起码不用一个人面对无边的黑暗。
宿舍很宽敞，白日里阳光照进来，亮堂堂的，满屋子都充满阳光的味道。然而，到了夜晚，寂静的校园，没有星星的夜空里，只有凄冷的月色。黑暗的宿舍中，只有一道从窗户照进来的月光，一种幽幽的感觉笼罩着任志强。
夜，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静得让任志强有点紧张、害怕。而在起风的夜晚，风吹起的“呼呼”声，窗户上塑料薄膜在风的吹动下发出的“噗噗”声，门时不时地“吱吱”声……这些，更让任志强胆战心惊。
“我记忆很深的是经常被扔在学校里，一个人睡很大的宿舍。”
不过，体验是培养胆量最好的办法。在经历了无数个孤独的夜晚之后，任志强的胆子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独立了。
小学三年级时，任志强就能扛着妹妹的行李包带着妹妹乘公共汽车上学了。住校的经历培养了任志强独立生活的能力。
虽然父母对任志强一直很严格，而且彼此聚少离多，但父母还是很疼爱任志强的。父亲第一次出国时，就给任志强买了一个陀螺。那个陀螺只要按动就会转，并且带着响声。任志强非常喜欢，刚开始还常常抱着陀螺入睡，梦中都是自己玩陀螺的情景。
第二次出国回来，父亲带给任志强的礼物是一个莫斯科大剧院模型的八音盒，里面有天鹅湖的曲子。当美妙的音乐在精致的八音盒里响起时，全家人都陶醉其中。
父亲还送给任志强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礼物，一个爱克发的照相机。父亲很喜欢照相，他经常带任志强和姐姐、弟弟出去照相。山上，湖边，广场，小亭……相机记录了一家人美好的回忆。
然而，成长的路上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任志强上初中时，一场可怕的风暴袭击了中国大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高级干部，任志强的父母首当其冲，双双被送到东北一干校“学习”。从此，任志强和兄弟姐妹相依为命。
初中生到延安“就业”（1）
1966年，“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大幕，任志强的父母并没有因为曾经战功累累而幸免，他们也没有因为“造反有理”而放弃原则，他们毫无怨言地服从组织的决定，下干校、种稻田，也不得不与子女分离。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虔诚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及其编者按。这篇报道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分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人民日报》为这篇报道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毛泽东“12·11指示”。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面对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任志强的父母在没有告知子女的情况下，就主动为子女办理了下乡和户口迁移的手续，就像当年无数个革命家庭的父母高高兴兴地送未成年的子女穿上军装、扛起枪杆、担负起解放祖国的责任一样。
他们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融入血液里的信念。
那时候任志强兄妹几个初中尚未毕业，在感情上很难接受父母的这种做法，不过信任与理解却已在他们并不成熟的心灵中生根发芽。从此，全家6口人连续多年分别生活于5个不同的地方，近十年的时间里极少见面，很难团团圆圆地过上一个春节。
1968年，都市里的2000万 16至20 岁的年轻人被下放到农村。1969年1月，任志强和十几个同龄人从铜川坐汽车到延安，从延安到李渠下山沟坐毛驴车到延安县冯庄公社郭庄村插队落户。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军队大院里人少、干净，成长在军队大院的孩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但大院孩子们也有他们的苦衷与无奈，“由于大院子女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们便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生活条件的优越让他们感觉天生就比别人强”。
正是这种成长背景和心理状态，当时任志强和同学们的意志都很坚强，他们普遍的说法是，“我们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少的同学都是带着这句话自愿进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
任志强也有这种要强的心态，所以，在“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任志强选择去了条件特别艰苦的延安。
任志强走的时候，父母还没“解放”，不过一直以来独自生活的经验让他学会了照顾自己。他收拾好行李，带了少量日用品和大量的书籍，另外还带了一把刺刀。准备停当后，他从北京出发，3天后到达郭庄。
冯庄公社郭庄村离延安90多里远，任志强和伙伴们夜里两点出发，步行六七个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心中的宝塔山。爬上破败的宝塔，任志强心中在充满神圣感的同时，又有些许失望。为了纪念这次来之不易的朝圣机会，他特意爬到塔顶，在最高的塔梁上面刻下“到此一游”，作为留念。
初中生到延安“就业”（2）
当时郭庄村共有20多户人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村委会的固定资产除了一辆架子车之外，再就是分粮用的斗和升。“穷”是任志强对那个地方最精练的表达。
地里是黄的（靠天吃饭，不下雨就颗粒无收），老汉头上戴着的羊肚毛巾是白的，妇女穿着的衣服是蓝黑的。大多数家庭住在土窑里，喝着浑浊的井水，村里所谓的学校只能上到三年级。那里最有钱的算是地主，其实也就是略微好一点而已。拥有几十亩地和一个14岁的童养媳算是地主最让人羡慕的地方。
到达郭庄后，任志强和其他6个男同学一起住进老乡刚刚为他们支开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实际上是个羊圈，把羊圈隔开，羊圈的仓库就变成了任志强和同学们的住房。
晚上睡觉的时候羊经常会叫，因为老鼠很大，会把羊咬得遍体鳞伤。任志强和同学们常常是伴着羊的叫声入睡的，并且大老鼠还经常做客于他们的房间。
从大城市到农村，从不愁吃喝到为了能喝上碗玉米糊糊而拼命地劳动。这群年仅十五六岁的初中毕业生的心理落差是巨大的。他们懒散的个性在短期内难以更改，任志强一伙人因为早晨睡懒觉，所以一天只能挣到4分半。
当时，任志强每个月只有8元钱的生活费，而10分的劳动时间，值一毛二分钱，任志强苦干一天（准确地说是半天）还挣不到6分钱，尽管如此，到年底这些还不一定能够兑现。
对此，任志强很不平，同时也让他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
当地主要农作物以小米、地瓜、黍子、玉米、荞麦为主，极少种小麦。因为靠天吃饭，同样的土地种细粮产量反而更低。收获季节，老乡会用这些小麦或小米到集市上去换粗粮（换玉米或其他杂粮），否则就更填不饱肚子。
那时候，在任志强的头脑里，未来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当时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填饱肚子。如果你现在同任志强一起吃饭，就会发现他吃起饭来还是狼吞虎咽，一点都不讲究。
1969年三四月份开春的时候，任志强和另外几个高干子弟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挖羊粪、开荒、种地、收割，继续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正逢七八月农忙的一天，任志强的胳膊不慎在干活时意外骨折，无奈之下，老乡们只好安排任志强回京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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