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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代沟”（2）
说了上面这一些话以后，倘若有人要问：“你对代沟抱什么态度呢？”答曰：“坚决拥护，竭诚赞美！”
试想一想：如果没有代沟，青年人和老年人完全一模一样，人类的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再往上回溯一下，如果在猴子中间没有代沟，所有的猴子都只能用四条腿在地上爬行，哪一只也决不允许站立起来，哪一只也决不允许使用工具劳动，某一类猴子如何能转变成人呢？从语言方面来讲，如果不允许青年们创造一些新词，我们的语言如何能进步呢？孔老夫子说的话如果原封不动地保留到今天，这种情况你能想象吗？如果我们今天的报刊杂志孔老夫子这位圣人都完全能读懂，这是可能的吗？人类社会在不停地变化，世界新知识日新月异，如果不允许创造新词儿，那么，语言就不能表达新概念、新事物，语言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这种情况是可取的吗？总之，代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它标志着变化，它标志着进步，它标志着社会演化，它标志着人类前进。不管你是否愿意，它总是要存在的，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要存在。
因此，我赞美代沟，用满腔热忱来赞美代沟。
1987年4月29日
本能不能过分发展，（1）
人类要和自然做朋友本文为作者在“北大论坛”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加。各位贵宾、同学们、老师们：
我坐着发言是在享受特权，因为我超过90岁了，所以我安然享受这个特权。我在这里想讲两个问题：一是21世纪人类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二是文科和理科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家已经有各种看法，我在这里只谈我自己的看法。若干年来，在我们这个地球村里，自然界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气候变暖、淡水缺少、生态破坏、人口爆炸、动植物灭绝等等。这些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人类的发展就会有问题。比如说水，我们大家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水还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它却是这么突出地严峻地摆在我们大家面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到未来的世界大战不再是争油而是争水。
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我想引用两个人的话，一个是歌德，他说，大自然不会犯错误，出现问题的只有人类自己。另一个是恩格斯，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中，我们每一次的胜利，大自然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
为什么大自然要对我们进行报复？中国和欧洲对自然的态度不同。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是：人与自然相和谐，人是自然的朋友，用哲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上很重要，但是解释不一，我的理解是“天”就是自然、“人”就是人类，“合一”就是两者关系和谐。欧洲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敌人，所以人类要征服自然。
近年来世界科学技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给人类带来了福利。西方科学技术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福利，但是也因此产生了很多问题：西方科技把自然当作奴隶，认为自然就应该被人类征服，认为自然就应该给我们带来高福利。但事实上，自然和人类的关系不是统治者和奴隶的关系。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等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自然，没有自然，人类就不可能活下去。所以自然是不可以被征服的。那么人类怎样处理和自然的关系？那就是合一。人类要和自然做朋友。人类要在了解自然的基础上，向自然索取。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还有人口的问题，现在全世界已经有60亿人口了，如果达到120亿怎么办？不管是水的问题，还是人口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只要有一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我们的发展。我曾经在一个小会上狂论：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因为东方文化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样主张征服自然的。我们中国过去也有想征服自然的想法，比如荀子，他说：“制天而胜之”，这就是要战胜自然。但是事实证明，制天必定为天所制。现在我们只有用东方的办法（不限于用中国的办法，因为在很多东方文化里都是有“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比如在印度文化里就有这种思想）。总之，自然和人类是统一的、一致的、不是敌对的。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问题：理科和文科的关系。
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1917年蔡元培先生到北大的时候提出一个意见，这个意见在今天看来是很英明的。他说理科的学生必须要学一门文科的课。1917年我才6岁，我不知道当时到底是怎么做的。到了1930年我考北大和清华。北大的国文考题很奇怪：“何为科学方法？试分析并详论之。”我是文科高中毕业的，对理科很隔膜，所以不知道应该从何下手。清华出的国文题是：“梦游清华”。我两个学校都考上了，当时还想出国。出国是想镀金，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出国就是想镀金，所以都要回国的，不像现在出了国就很少愿意回来了。当时学校里规定，理科生要选一门文科的课，文科生要选一门理科的课。要是实在有困难，可以用逻辑来代替。当时金岳霖、冯友兰先生都开了逻辑课。所以我们文科生基本上都选了逻辑课代替理科的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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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不能过分发展，（2）
蔡先生的想法是了不起的，我们做了，但是也许没有达到蔡先生所希望的那种程度。将来怎么办？文理科的关系怎么处理？刚才清华大学的胡校长提到要文理互补。这话讲得好，但我想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就是要文理渗透。具体怎么渗透很难，我理科知识不如在座的，具体的也讲不出来，只能这么笼统地讲。《自然辩证法》这门课，讲的东西来自理科，但结论是文科的。这是不是也算一种文理的互相渗透？我想不出来应该具体如何处理文理渗透，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大家了，现在距22世纪还有99年零2个月，大家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我看文章看到基因的问题，文章里说基因有好有坏，有善有恶。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中国哲学也讲善恶，孟子主张性善、荀子认为性恶。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争了几千年。人有一些和动物本能类似的东西，比如都求温饱、发展、传宗接代。动植物都有这种本能。北大有一种草，人走着走着就带上这种草，这就是草为了传宗接代。无论是中国的圣人还是外国的圣人都讲：本能不能过分发展，不能影响别人。自由是有限度的，比如你把北京大马路上的红绿灯都去掉，大家就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吗？我家里有一个亲戚，四代人都长得很漂亮，这是为什么？这是否就是好基因？请大家参考。
最近物理学家李政道、化学家吴光中来北京讲科学与艺术。他们在中央美术馆展览了一些东西，还出了一本书。我看了，但是不太懂。《光明日报》里有一篇书评，讲的就是物理学和艺术关系讨论的结果，我也看了，稍微懂了一点，但还是不太清楚。
现代科学越来越分化了，最早从哲学中分离出自然科学来，自然科学又进一步分化，分出物理、化学等等学科。到21世纪边缘学科还会增加，文科和理科是否真能互相渗透，我想创新就在这些边缘的、渗透的地方。
给我20分钟的时间，讲不完就自动下台，现在我讲完了，纯粹是一派胡言，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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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
先声明一句：对于“文化”的含义的理解五花八门。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一切优秀的东西。
传统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现代化代表文化的时代性。二者都是客观存在，是否定不掉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统一，既相反，又相成。历史上所谓现代化，是指当时的“现代”，也可以叫做时代化。
所谓现代化或者时代化，必须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当时世界上在文化发展方面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既然讲到世界水平，那就不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事情。因此，不管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总是同文化交流分不开的。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以及现在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现代化或者时代化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进行文化交流，大力吸收外来的文化，加以批判接受。对于传统文化，也要批判继承，二者都不能原封不动。原封不动就失去生命活力，人类和任何动物植物失去了生命活力，就不能继续生存。
在历史上任何时代，任何正常发展的国家都努力去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这一个矛盾解决好了，达到暂时的统一，文化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国家的社会生产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就能繁荣。解决不好，则两败俱伤。只顾前者则流于僵化保守；只顾后者则将成为邯郸学步，旧的忘了，新的不会。
中国历史上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上述的看法。试以汉代为例。汉武帝在位期间是汉代国力达到顶峰的时代。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在文化思想方面，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是保存传统文化的一种办法。但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仅仅对儒家思想抱残守缺，死死抱住不放，而是放眼世界，大量吸收外来的东西。从那时候起，许多外国的动物、植物、矿物，以及其他产品从西域源源传入中华，比如葡萄、胡瓜、胡豆、胡麻、胡桃、胡葱、胡蒜、石榴、胡椒、苜蓿、骆驼、汗血马、璧流离等等都是当时传入的。西域文化，比如音乐、雕刻等也陆续传入。稍晚一点，佛教也传了进来。另一方面，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欧洲。总之，汉武帝及其以后的长时间中，一方面发扬传统文化，一方面大搞“时代化”。尽管当时不会有什么时代化或现代化之类的概念，人们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进行这样伟大的事业；但是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文化交流大大地促进了汉代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国际上文化的发展。汉武帝前后的时代遂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之一。
我再举唐代作一个例子。李唐的家世虽然可能与少数民族有某一些联系，但是几个著名的皇帝，特别是唐太宗，对保护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的传统文化做了大量的工作。文学、艺术、书法、绘画、哲学、宗教等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可喜的发展。中华文化还大量向外国输出，日本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唐太宗本人，武功显赫，文治辉煌。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书法家和诗人。贞观时代，留居长安的外国人数量极大。他们带来了各自国家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又带回中国文化。盛唐时期遂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之一，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都会，唐王朝成为经济最发达、力量最雄厚的国家。
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这两个已经够了。这一些例子透露了一条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时，对外文化交流，也可以叫做时代化，就进行得频繁而有生气。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力更加强盛。凡是国力衰竭时，就闭关自守，不敢进行文化交流。这反过来更加剧了国力的萎缩。打一个也许不太确切的比方：健康的人，只要有营养，什么东西都敢吃，结果他变得更加健康；患了胃病或者自以为有病的人，终日愁眉苦脸，哼哼唧唧，嘀嘀咕咕，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动。结果无病生病，有病加病，陷入困境，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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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化（2）
清朝末年，被外国殖民主义者撞开了大门，有识之士意识到，不开放，不交流，则国家必无前途；保守者则大惊失色，决定死抱住国粹不放，决不允许时代化。当时许多有名的争论，什么夷夏之辩，什么体用之争，又是什么本末之分，都与此有关。这是一个国家似醒非醒时的一种反映，其中也包含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斗争。以后经历了民国、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等混乱的时期，终于迎来了解放。
在解放初期，我们的国家是健康的。对于传统文化不一概抹煞，对于外来文化也并不完全拒绝。对于保护传统文化曾有过一点极“左”的干扰，影响不是很大。到了“四人帮”肆虐时期，情况完全变了。“四人帮”一伙既完全不懂传统文化，又患了严重的“胃病”，坚决拒绝一切外来的好东西。谁要是想学习外国的一点好东西，“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等等莫须有的帽子就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谈“洋”色变。如果“四人帮”不垮台，“胃病”势将变成“胃癌”，我们国家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又恢复了健康。我们既提倡保护传统文化，加以分析，批判继承，又提倡对外开放，大搞现代化。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人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盛世之一，是最高的盛世，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对矛盾的典范。从这正确的处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全盘西化”是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西方以外的国家全盘西化过。
1987年6月6日
雅俗文化
雅俗文化作者为《雅俗文化书系》序，题目为编者加。
在中国，在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歌唱等等方面，甚至在衣、食、住、行，园林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应对进退等方面，都有所谓雅俗之分。
什么叫“雅”？什么叫“俗”？大家一听就明白，但可惜的是，一问就糊涂。用简明扼要的语句，来说明二者间的差别，还真不容易。我想借用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模糊学的概念，说明雅俗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非楚河汉界，畛域分明。
说雅说俗，好像隐含着一种评价。雅，好像是高一等的，所谓“阳春白雪”者就是。俗，好像是低一等的，所谓“下里巴人”者就是。然而高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低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究竟是谁高谁低呢？评价用什么来做标准呢？
目前，我国的文学界和艺术界正在起劲地张扬严肃文学和严肃音乐，而对它们的对立面俗文学和流行音乐则不免有点贬意。这种努力是无可厚非的，是有其意义的。俗文学和流行的音乐中确实有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能对读者和听者提供美的享受的东西，不能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严肃的文学和音乐，还是俗文学和流行音乐，所谓雅与俗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只能是：能在美的享受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心灵，健全人们的心理素质，促使人们向前看，向上看，向未来看，让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类，愿意为实现人类的大同之域的理想而尽上自己的力量。
我想，我们这一套书系的目的就是这样，故乐而为之序。
1994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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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佛教研究（1）
我接触佛教研究，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1935年，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滥觞。从那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年代里，不管我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我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
“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过我。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佛教当然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呢？要想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先解决对佛教评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从本质上来看，也是正确的。（参阅赵复三，《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三期，《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佛教这个宗教当然也包括在里面。但是我感觉到，我们过去对佛教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多少有点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个别著名的史学家几乎是用谩骂的口吻来谈论佛教。这不是一个好的学风。谩骂不等于战斗，也不等于革命性强，这个真理早为大家所承认，可惜并不为这位史学家所接受。平心而论，佛教既然是一个宗教，宗教的消极方面必然会有。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我们说佛教简直浑身是宝，完美无缺，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仅仅是消极的影响吗？这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仔细分析。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方，一种植物，必须随时嫁接，方能永葆青春；若放任不管，时间一久，就会退化。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世界各民族所仅见。原因当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随时“拿来”，决不僵化。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这是公认的事实，用不着再细加阐述。
我们过去在评价佛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的。一些史学家、哲学史家等等，除了谩骂者以外，评价也往往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