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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年到上海时，原来编辑部的几位年轻人相约了请我来吃饭。美编金辰现在徐家汇开了家设计公司，手下有十来个人，业务发展很好。杂志改版之初，他那时在《时尚》做见习美编，我们去北京把他挖来，让他一开始就做美术总监，给了他一个舞台。他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对版式同封面有自己的见地。我很尊重他，一般不干涉他的设计。他把我们的刊物做得有外刊风格，亦就是很洋气。没事时他就在电脑里画汽车模型。因他是一个车迷。他同阎平亦是影迷。他们的隔断上皆贴满了好莱坞大牌明星的剧照。他喜欢乌曼，阎平喜欢皮特。我们一起去看《拯救大兵瑞恩》和《细细红线》，在大光明电影院。
还有一位王登勇是负责“大公司”栏目的。他几年后亦跳槽做了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来编辑部时刚刚研究生毕业，为了培养自己的白领趣味，每天中午在楼下餐厅吃完饭以后要泡一杯咖啡慢慢品酌。外企开媒体见面会，他便要争取去，用流利的英文站起来提问。是他最先想到，我们的刊物要用《财富》五百强公司的CEO来做封面，以示同其他财经类杂志的区别，并凸显我们“环球企业”的定位。
还有个小沈，在我们楼上一家邮购公司当项目经理，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他们公司有个产品展示间，正在我们那一层楼，她常带客户下来参观，路过我们的办公区，她很奇怪，这幢写字楼里皆是国内外商业机构，为何冒出来一个杂志社了？就好奇进来看，发现卢红是她邻居，结果便常来坐。小沈很能干，亦文静可爱。她对我们的工作怀着一种莫名的敬意。有一回她要出一本产品名录，请我帮她在前面写几句话。我说你坐一下，立等可取。于是两支烟工夫就给她写了。她一看，欣喜异常，连连地称好。第二天在楼下食堂吃饭时遇到我又继续夸赞，并说她给他们公司的人看了，都说写得好。夸完了之后她问我，能不能到你住的地方去玩？从此她每到周末便到桂平路我租的一套小公寓里来玩。我们一起看影碟，听音乐，或者一同出去吃一顿饭，饭后又去泡一阵吧。过了些时候，她告诉说他们公司的人对我们的关系有议论。我问她你怕不怕。她摇着头说，不怕。你呢？我说你都不怕，我就更不怕了。小沈是那种纯洁得让你无法产生邪念的姑娘。她是四川人，只身呆在上海。她喜欢这个城市。我问她为何不找男朋友。她低眉一笑，道，找不到呀。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年，她终于找了个男友，结婚之后双双去了美国。我们亦失去了联系。我倒是常常怀念她给我带来的平静的欢乐，以及那种极卫生的友谊。
这些年轻人，他们构成了我那一年里在上海生活充实而多姿多彩的内容。有时候我想，若无这些年轻人的激越奔放的青春，若无他们的希望、梦想、爱情以及脚踏实地的奋发努力，上海哪里来的勃勃生机同光鲜亮丽！
我住桂平路那一年棉棉亦租住在桂平路。那时她尚未成为“美女作家”，亦未写成小说《糖》，且单身快活，喜欢晚上出门泡吧。棉花俱乐部就是她带我去的，因她曾在这里做过DJ。同去的还有赵波，那时还是吴亮的老婆。把棉棉称为“美女”，不知是谁的标准。棉棉长得可不敢怎么恭维。赵波倒是有种吴越女子的清丽娇白。她二人常在一起，让人觉得反差很大。她们在酒吧里是很“闹”的。尤其棉棉，喝了酒之后率性张扬，目光焰焰地盯着一个小号手看。那小号手二十出头，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但长得体格健壮，一件T恤，一条牛仔裤，英气逼人。棉棉说，看啦，那小伙子多*啦！干了杯之后，忽然拍我肩膀一把，道，老何，我要带你到上海最糜烂的地方去！她的舌头有点大了。回去的时候，我说我送你们。这才晓得，原来她亦是住在桂平路上。她把自己的租住地做了间音乐工作室。她是那种天生搞艺术的人。冲动、激情、野心、敏感、暴冷暴热，集于一身。但她相当透明。一切在上海的喜怒哀乐全部是写在了脸上的。到后来，这一切亦全部是写在了她的小说里。
上海还有个好人谢春彦。他是陈村的朋友，画家，常给陈村的文章配漫画化的水墨插图。他喜欢请朋友吃饭喝酒。人到齐后，他走进包厢来，左右胳膊下皆夹了酒，是个极豪爽又极可爱的人。留着鲁迅式的胡子，风度翩翩。有回他带我去一个怀旧酒吧，是他一位画家朋友开的。里头的一切装饰皆是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风格。手摇唱机、西洋片、老家具、洗脸架，摆满各处。楼下还有处地方做陶塑。那回去了一些上海的艺术家，做了个很大的花瓶，每个人在上头签下自己龙飞凤舞的名字。老谢叫我也签上。后来那陶瓶烧好了，一直摆在楼下的一张旧桌子上。我带小沈亦去过一回，在瓶子上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离开上海，后虽是去过很多回，但一直没再去过那个酒吧。不知那陶瓶还在不在。那上头，有我留给上海的一点印迹。与此相关的，则是一堆鸡零狗碎但温馨愉快的回忆。
我相信，有回忆的人是幸福的。
。 想看书来
北京（1）
沈从文在他自传里写他头回到北京：“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儿。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托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而我头一回到北京时已年届三十，比沈从文长了十岁。是一个初夏日里，去参加《人民文学》举办的笔会。那时主编是王蒙，我的若干小说经由他的手发了头条。参加那个笔会的人有马原、刘索拉、莫言等一干八十年代初刚冒头的文学新秀。而《人民文学》那一时真是虎虎有生气。我在湖南时，常听得搞文学的人说，北京每年只去一次，思想上可得一年营养。这样的说法里就有从文公的那点意思，因北京有“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上一堂课，对人心灵竟可福泽一年。我便是怀了这样一点意思，从老北京站下来，心里头生起第一个愿望是：去看天安门。仿佛去圆一个久远的梦。而人生亦是从那梦里头延伸出来的。
三十岁，被称为青年作家，带着以文会友的心情，参加了那次笔会。会议期间去看了两个人，一个是沈从文公的学生汪曾祺。因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即是请他来作的序。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汪先生》，表达了一个后学对于汪先生的敬仰。他是我认为的中国当代作家中传统文化同诗意美学最纯粹的传人。他的文学亦是汉语言表现力的一座当代高峰，几乎无人能出其右。汪先生住蒲黄榆，一栋旧楼里紧巴巴的两居室。据说是北京京剧团的宿舍。汪见蒋子丹带我来看他，极是高兴，当场还画了一幅芍药图送我——现在这幅画还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汪先生很善谈，语多幽默，当是率性之人。我问他最近写什么，他一笑，说，写菜谱。原来汪先生亦是一位美食家。他很多散文里写到吃，读来催人欲涎。看的第二个人是钟阿城。且那一晚便是睡在阿城德胜门外的家里，聊天到夜深。他家是北京的老四合院。他就是一间大平房，外带一间厨房。去的那天碰到了北岛，话很少地坐在那里。有人介绍说我以前也写过诗。他哦了一句，大框边眼镜后的眼瞳里没什么表情。但他只是沉默，并不阴郁。我想这便是诗人的样子。阿城不同，阿城只要打开话匣子，妙语便汩汩流出，又时时惹你喷饭。同阿城聊天是断不会有呵欠产生的。聊天半夜，我们跑出他的院子到街上的公厕撒尿。公厕是灰砖墙，半人高，站着小便亦可探头赏街景。北京的夜胡同真是有老舍笔下的韵味。阿城对我惊呼道：呵呀，这么长一泡呵！我听他聊天，一直就憋着，因我不忍离开他的精彩绝伦。到这一时，真是像陆放翁写的诗：“如巨野受黄河倾。”一泻为快，膀胱得了解放。
又去看故宫，又去爬八达岭，又去摸十三陵前的石狮子同圆明园旧址的断壁残垣。心里是起了浩大的叹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京（2）
那一回回长沙后，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见人便谈起在北京的见闻种种。有点沈从文形容的“呆头呆脑”。开了这个头以后，我便常常去北京了。有时勾留数日，有时住上半年，最长时亦呆过一年。这便有点“营养过剩”了。但现在要我来说北京，我会说，我们离开不了她，但我们也喜欢不了她——虽然她是一个使人“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
我到北京时亦去看过几回史铁生。头一回是我带我老婆一起去的。那时他还没搬到水碓子，还是住在雍和宫旁一个老四合院里。开门的是他父亲，有花白的头发同平淡的笑容。铁生是我景仰的作家。我喜欢他早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同《我与地坛》。一个人的生命同他的文字的关系，是如此血*融，读来让人唏嘘感动。经历了生与死的挣扎，却是归于一种令人震惊的无畏的沉静。修得来的便是真正一颗赤子心。同坐在轮椅上的铁生聊天，可感知他内在的精神力量，和超越一切对生命束缚的达观。铁生笑起来时，脸上竟有生动的孩子气，极富感染力。他后来身体每况愈下，隔两日要做全身血液透析。见人时亦有明显疲惫之形。所以我后来到北京，便不敢轻易去搅扰。最热闹一回是李陀从美国回，同了我和余华朱伟一起去看铁生，又把他邀到一个酒楼包间里吃饭聊天。席间为一个文学观念上的问题，铁生同李陀辩起来，李陀是激情奔涌，铁生则是思路绵密。那一回，我感到铁生有很好的辩才。最重要的，是铁生有自己的文学理想同原则。他并且有捍卫的果决。我后来有段时间住在安贞桥附近，离地坛公园不远。有天黄昏时我散步到了公园里，一个人走了一圈。望到暮霭中镀金般的树梢同塔顶，一派壮丽又一派落寞，我便对自己说，这就是史铁生的地坛。
香港回归那一年，我在北京小住了半年多。住的是离中国美术馆同三联书店很近的西扬威胡同，一处有假山回廊的院子。我朋友刘波租了这地方，据说签了十年的租约，租金不菲。因传这院子曾是张作霖在北京的两处帅府之一，后又成了辜鸿铭老先生的私宅，而解放后又住过空军司令刘亚楼将军。庭院深深，有一脉气象。早起闻得鸟叫如露滴，还有看门人莳花弄草及扫地声音。北京这样的大院很不少，西扬威胡同左近几处胡同里亦是深藏得有，不显山，不露水，住的不是达官便是贵人。而大院紧邻的是普通百姓的四合院，一静一动，互不相扰，一墙之隔，仿佛是两个世界。我经常一个人跑到中国美术馆去看画展，或到三联书店去看书。亦有时去看一场小剧场实验话剧。有回看一场戏，发现导演是我一位中学同学。演完了，我站在台下喊他，他扭头见到是我，骂了一句乡骂，说你找得老子好苦！我在那院子里找人借了单车，一个人在附近胡同里穿来穿去，没有目的，只东张西望，我喜欢有些胡同的热闹，亦喜欢有些胡同的安静。春日里有扬尘，又有柳絮，满天空飞，是胡同里的一道别样风景。但你若落下车子，站到某一四合院门前张望，则有老太太老大爷盯你的眼神极警惕，仿佛你是一个贼。
也在那一年，中国文坛走了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一是王小波，一是汪曾祺。刘波虽是商场人物，却极爱读书，且判断力亦极好。我住他院子里，有回在他书房看到一本黄封皮的《黄金时代》，顺手要借了去看。刘波说，这个人的书不错，值得一读。我一看作者名字叫王小波。想起在朱伟编的《三联生活》上有他的专栏“晚生丛谈”，文字波俏幽默，思想犀利尖刻，很是喜欢。没料他亦写小说，搬回房间一读，则不能罢手。我觉得这是我当时读到的最好的小说。后我又读到他在《小说界》上发的《红拂夜奔》，更觉得精彩。那种上天入地的想象，同汪洋恣肆的挥洒，及那种在经验之外的腾云驾雾，完全是中国文坛的一种异数。而当时他的那本《黄金时代》印数极少，一般书店根本看不到。我同刘波有回聊起他来，二人因皆欣赏他的才情，便谈到要做他的书。刘波的公司那时已涉足出版业，他便说此人前途无量，要趁他尚未火起来，把他的版权统买下整体包装来出版。又问我认不认识王。我摇头说不认识，但有个人肯定会认识，就是朱伟，因王的杂谈文章是朱伟在他的刊物上推出来的。我遂把朱伟介绍给刘波，三个人又就出版的事谈了一气。朱便去找王。回信说，王因他妻子李银河到英国去了，现一个人躲到京郊一处地方写作，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工具，仅是一只呼机。但朱伟不断呼他，却不见他回机。又隔数日，朱伟跑来，面色异样，道，再也看不到王小波了，他昨天去世了，很突然，是猝死的。朱又说李银河正赶回来，过两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式。我同刘波听了一时惘然。隔了一气，刘对朱伟说我们一同去参加吧，顺便请你介绍认识李银河，还是要商谈版权的事。王小波的死，更坚定刘波要做他的书。那天我们三个人就去了八宝山。大约有百十号人，而作家我只见到戴晴一人。因那时，王小波是在文坛之外。我是平生第一回参加一个我从没谋过面的人的遗体告别式。但我心里对王小波却是很亲密。见到李银河，显得很苍老，但看上去很有克制力。王小波遗体上覆盖了他的三本书的海报：《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白银时代》。出版方是花城出版社。朱伟过来说，他同李银河说了，李说王小波生前把这三本书的版权卖给花城了，花城正赶着在印这三本书。刘波听了只摇头，很是惋惜，懊恼迟了一步。
北京（3）
王小波去世不久，汪曾祺老先生亦驾鹤西归。我从报纸上看到这消息，当时很冲动，想去悼念。因我对汪先生为文为人皆极景仰。有年开青创会，我带着苏童叶兆言等人去看他，当其时，汪老先生极兴奋，谈笑风生。叶兆言碰碰我说，趁老先生高兴，找他索签名书吧。我特别喜欢读汪先生的散文，有一篇写北京午门，他说他站在午门前，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他心里一点是热的。又一篇写他老师沈从文，逝世后他参加他的追悼会，说沈先生死后很安详，躺在花丛中，面色如新。汪先生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这么个人，就这么样地走了。他哭了。我亦看得哭出来。所以那一时我亦是想去看他一眼。这么个人，就这么样地走了，我心里有种凄然。但终于我还是克制住了，我没有去参加悼念活动。只在心里头回想着同他老夫子几次交往时的音容笑貌。他老夫子嗜酒，有回到湖南来，喝了许多的酒，我到宾馆去看他，话特别多，手舞足蹈，侃侃而谈。我脑子里便都是他那一时的模样，又亲切又伤感。
我在安贞桥附近一条小街上住了一年多。因《环球企业家》2000年时又拉回到北京来办，就在老中央美院的院子里，王府井旁边。我每天都到编辑部去看稿。我不喜欢北京人的饮食口味，但喜欢王府井前头黄昏时一长溜的各地风味小吃。下了班之后我慢慢游过去，常常是这个摊子前吃几串烤羊肉，那个摊子前吃几块豆腐干。华灯升起来，周围人很多，有吆喝声忽长忽短，是一种俗世生活的满意。到周末，同了一起办刊的也是长沙人的搭档老周，开了台丰田佳美满北京城寻长沙米粉吃。或者便是找湘菜馆，专挑了最辣的湘菜，辣出一脑壳的汗来才算过了把瘾，正如同在小剧院无意中见到长沙老同学，彼此吼叫几句乡骂那样。2000年的春日里沙尘暴甚是厉害，刮得大白天亦要打亮车灯。而这一年里，网络经济也是闹腾得甚嚣尘上。满街上的广告无不是。，且还拿了葛优同谢霆锋们来做网站形象代言。机场高速路上，是大幅的英特尔公司的芯片广告：给世界一颗奔腾的心。确实的，那年头，网络经济来势凶猛，恍若也是给了这世界一颗奔腾的心。我们的杂志文章里，亦充满了王志刚、张朝阳、丁磊、田溯宁这样一些数字英雄的名字。我参加过好几回网络峰会，听这些英雄你方唱罢我登台，把虚拟经济的前景吹得天花乱坠。这样的景观，我想也只有北京才达于盛极，其他的地方怕是难得一见的。不管网络经济的繁荣几多虚假同短命，但那一时我确是感到改变人类生存方式同命运的革命是轰轰烈烈到来了。我心里头亦有高尔基描写的海燕迎接暴风雨来临时的那种兴奋同欢悦。我记得我还经常跑到北大去听一些经济学家的讲座。真是如沈从文讲的，有“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且“无从毕业”。
但我并不怎么喜欢北京的生活。一个南方人，有顽强的饮食口味，很不惯于北京的吃食。我租住在一个大院里，回家来烧水喝，不锈钢壶底皆是起一层白壳。北京的水质太硬，太碱，极难入口，逼得我常常是买矿泉水来喝。且我房东又常趁我不在时开门进来，仿佛他有什么金银细软，我随时会卷了走似的。我觉得受到污辱，便向他抗议。他嬉皮笑脸答应，但仍是隔三岔五地偷偷进来。我跟他说我租了这房子，租金一交是一年，这一年里房子的使用权便是我的，你要进来，可以，但须经我同意。他一脸讶异，好像我说的话乃是不可思议。北京人便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