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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连这样的“阁臣”，后来也被雍正皇帝“束之高阁”，成为“荣誉职务”。真正管事的，则是所谓“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每天都要面见皇帝，商量军国大事。皇帝的命令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下发，称为“廷寄”。外面的奏章也由军机直达御前，不必通过内阁，“军机处”成了最高权力机关。当然这是后话，回头再说。
明代专制与集权的另一“特色”，是“厂卫制度”。厂，就是东厂、西厂；卫，就是锦衣卫。锦衣卫原本是御林军。明成祖朱棣篡权以后，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特命其兼管巡察缉捕和刑狱，可以不经法司，任意处置人犯，用刑极其残酷，以至于京城居民一见白皮靴来（当时锦衣卫军官都穿白皮靴），无不大惊失色，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朱棣犹嫌不够，又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太监提督，专事缉拿“大逆不道”和“妖言惑众”者。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明宪宗朱见深又增设“西厂”，也由太监提督，同样是捕风捉影，滥施暴刑，屠杀无辜，大量制造冤假错案。东厂、西厂（此外还有一个专为宦官刘瑾所设为期极短的“内厂”）、锦衣卫，就构成了明代专制统治的极权手段；而所谓“厂卫制度”，则成为特务统治的代名词。
五 集权，再集权（3）
可惜，朱棣之流发明的“厂卫制度”，并未能保住他们的江山。国号中既有日又有月的大明，还是在内外交困中呜呼哀哉。接下来的王朝，就是大清。清和元，都是所谓外族入主中原。但他们的做法和命运，却颇不相同。总体上说，元人的统治是不太成功的。他们的许多做法，也不算高明。比如把天下臣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就只能引起强烈的反抗。何况元世祖忽必烈的中原称帝，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蒙古大本营的承认。所以明军北伐，势如破竹，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干脆放弃抵抗，半夜打开北京城门，一口气跑回了大草原。这样看来，所谓大元，只能算是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跑到中原来过了把瘾。
大清王朝的主要领导人就两样了。他们不但认同甚至醉心于汉文化，而且几乎是把帝国制度的精髓都琢磨透了的。的确，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满清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远远超过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而他们所能行使之职权，也胜于历朝历代（请参看《中国大历史》）。我猜想，这大约是因为他们能够将军事集权的经验，成功地运用于政治集权；又能够将汉民族创造的文化，灵活地运用于自己建立的王朝，并能在两方面都避免其不足。
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首先，清代统治者明确宣布，皇权的行使（包括亲王摄政、太后垂帘）和皇位的继承（是立嫡、立长，还是立贤）纯属皇室家务，不容外人（主要指汉人）置喙。这就避免了朝中大臣为这些决定是否合乎礼法争论不休，而汉家那些理学大臣偏偏又对此特别热衷。实际上，大明王朝就是在诸如此类的争论中活活拖死的。清人的决定，显然吸取了明亡的教训。但他们能够公然不顾历朝历代“君臣共治”的传统，将朝臣排斥于这些重大决策之外，则无疑得益于他们是满人，可以不管汉人的那一套。
其次，他们规定，满族王公勋贵包括皇帝的父辈，在皇帝和太后面前一律自称“奴才”，这就杜绝了所有“自己人”的“不臣之心”和“非分之想”，而那些八旗领袖、亲王郡王们可历来都是桀骜不驯的。事实上，清王朝建立之初，八旗旗主权力极大。由他们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顺治帝、康熙帝都曾受到钳制。这时，光讲“君君臣臣”那一套是不行的，因为那是汉人的东西，必须用满族传统来包装。汉人称臣，满人称奴，一朝两制，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第三，他们发明了“秘密建储制”，即皇帝生前不再册封太子，只指定接班人，但秘而不宣，藏之高阁，皇帝驾崩以后才由顾命大臣当众宣布。这就避免了储君抢班夺权，太子结党营私，诸王阴谋夺嫡一类事端的发生。有此基础，他们放手让皇子皇孙、贝勒贝子参政议政，甚至代管部务，这显然又是吸取了前明皇族只会享受太平，不能保家卫国的教训，确保了皇室的坚强有力，应该说是煞费苦心，也算周密细致。问题是帝国制度此时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大清帝国最后几个皇帝，是连儿子也生不出的。建储制度设计得再好，又能如何呢？
不能说赵匡胤、朱元璋，以及清代统治者们的政策没有用。宋以后，鸦片战争以前，确实不再有藩镇割据和权臣谋逆，不再有地方势力的尾大不掉。然而帝国也从此变得死气沉沉，了无生机，再也焕发不出生命活力。结果，宋亡于元（蒙古人），明亡于清（女真人），清则差一点亡于来得更远、武力也更强的“洋人”。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不过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王朝，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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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王朝的气数（1）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到公元1911年清朝廷交出政权，二千一百年间，中华大地上建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王朝。这些王朝，大体上都实行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那么，它们的命运如何呢？或者说，帝国的历史如何呢？
让我们做一个回顾。
如果以所谓“五代十国”为界，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到公元907年朱全忠（又叫朱温、朱晃）灭唐，共一千一百二十八年，是为上半段。从这一年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共一千零四年，是为下半段。上下两段的年头，只差一百二十多年，大体上还是对称的，堪称“上下两千年”。
上下两段的结构也很对称。上半段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秦、汉、隋、唐。下半段也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宋、元、明、清。上半段的秦汉与隋唐之间，夹了个半统一的魏晋南北朝；上下两段之间，则夹了个半统一的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在帝国史上是个异类──中原五个汉胡杂糅的小朝廷，周边十个不成体统的小帝国（实为王国），就像五道热菜加十个冷盘。中原那五个小朝廷，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国号都有个“后”字：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所以叫“后”，是因为此前已经有过梁、唐、晋、汉、周了。可见这些立国的武夫，是一点创造性都没有的。周边十个小王国，吴（扬州）、南唐（金陵）、前蜀（成都）、后蜀（成都）、吴越（杭州）、楚（长沙）、闽（福州）、南汉（广州）、南平（江陵）、北汉（太原），就更是七零八落可怜兮兮，而且前前后后此起彼伏，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这些小朝廷的寿命也很短：后梁十七年，后唐十四年，后晋十二年，后汉五年，后周十年，十分短命。十国的历史长一点：吴四十六年，南唐三十九年，前蜀三十五年，后蜀四十年，吴越八十六年，楚五十六年，闽五十三年，南汉六十七年，南平五十七年，北汉二十九年。但这些小国不过割据一方，苟延残喘，并不能算数。而且，按照“正统”的计算方法，整个五代十国总共只有五十三年，因此我们宁肯把它看作帝国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由这个小插曲分隔开来的帝国历史上下段也十分有趣。上半段四个王朝，隋唐是秦汉的翻版；下半段四个王朝，明清是宋元的翻版；而下半段中的宋，又可以看作是上半段中晋的翻版。晋和宋，都是后来只剩下半壁江山，只不过一个是东西（西晋东晋），一个是南北（北宋南宋）。甚至就连他们夺取政权的方式都一模一样。晋武帝司马炎是向十五岁的少年皇帝曹奂（魏元帝）逼宫，宋太祖赵匡胤则是向七岁的娃娃皇帝柴宗训（周恭帝）夺权。他们都是“篡”，都是“谋逆”，都是宫廷政变，都是欺负孤儿寡母，或者说，都是使用“非武力手段”。不过，司马炎虽然轻而易举地夺了人家的江山，却没安排好自家的事务，结果晋成了一个既短命又分裂的王朝。中国历史上有短命的王朝（秦十五年，隋三十七年），也有分裂的王朝（宋）。但秦和隋虽然短命却不分裂，宋虽然分裂却不短命（三百十九年，仅次于汉），短命又分裂就只有晋。晋虽然说起来也有一百五十五年，但正儿八经算是个统一王朝的，也就是从公元280年武帝灭吴，到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这十年，以后就是自相残杀、抱残守缺和坐以待毙，黄仁宇先生便认为它“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我们也主张把它看作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的组成部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六 王朝的气数（2）
其余八个统一的王朝，又可分为四个阶段。秦汉为第一阶段，隋唐为第二阶段，宋元为第三阶段，明清为第四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同一种模式，即前面一个较长时间的动乱状态（春秋战国五百零一年，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后面一个虽然短促却具有开创意义的王朝（秦十五年，隋三十七年），然后是一个强大的、兴盛的王朝（汉四百二十六年，唐二百八十九年）。而且，这两个强大兴盛的王朝又都曾断裂过一次。汉当中插入了一个不怎么算数的王朝，即王莽的“新”，并被明确地分为西汉和东汉。唐则插入了一个更不算数的王朝，即武则天的“周”。不过，唐虽然没有被分成什么“西唐”、“东唐”，或者“北唐”、“南唐”（历史上那个“南唐”是另一回事），但许多学者都认为，以“安史之乱”为界，初唐、盛唐，与中唐、晚唐，实为两截。如此，则帝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就完全是一个模式了。
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则同为另一种模式，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王朝。赵宋（三百十九年）的后面是孛儿只斤氏的元（九十七年），朱明（二百七十六年）的后面是爱新觉罗氏的清（二百六十七年）。汉、唐、宋、明，这四大帝国，前两个主要亡于内乱，后两个主要亡于外侵。当然，汉唐末年，外族也趁火打劫；宋明末年，内乱也烽烟四起。结果，北方的两个少数民族武装乘虚而入，颠覆了汉族政权。
帝国的历史，大抵如此。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文臣将兵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然而越是集权，就越是糟糕。帝国历史的后半段，完全不能和前半段相比。宋是丧权辱国，元是天怒人怨，明是萎靡不振，清是死气沉沉。所谓“康雍乾盛世”，不过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因此这又是一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的过程。以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为标志，是“积强”。强到不能再强，崩溃。以澶渊之盟和辛丑条约为标志，是“积弱”。弱到不能再弱，瓦解（请参看本书第五章）。前面四个王朝（秦、汉、隋、唐），是自己把自己打死；后面四个王朝（宋、元、明、清），是自己把自己闷死。总之，帝国制度越是完善，越是成熟，越是精细齐备，就越是走向死亡。
实际上帝国早就该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它就事实上不再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后来那些“发明创造”，都不过雕虫小技。之所以还出现了一个“大唐盛世”，只因为汉唐之间有一个三百六十九年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帝国史上一次极大的反常。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东汉帝国的大厦在宫廷政变和军阀混战中轰然倒塌，然后是一系列的王朝更替和外族入侵，刀光剑影天翻地覆，城头变幻大王旗。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少数民族枭雄相继问鼎中原，不断建立起五花八门历时极短、带有部落制和奴隶制色彩的新政权。中原地区汉胡杂处，比例倒挂。少数民族逐渐汉化，汉民族同时也在不断“胡化”。在南方，庄园坞堡林立，豪雄拥兵自强，失去土地和中央政权保护的自耕农，纷纷投靠豪门，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以外的“部曲”和“荫户”，地主经济退化为领主经济。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动荡不安。朝代迭次更替，政局极不稳定，唯一的统一王朝西晋，竟然重新实行“封建制”。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而且有职有权，可以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封国多达二十一个。前有三国鼎立，后有六朝更迭，整个魏晋南北朝，变成了春秋战国的汉胡杂糅版。
六 王朝的气数（3）
然而，这个中国历史上国家最分裂、局势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却又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唯我独尊的儒学摇摇欲坠，异端邪说反倒风靡一时。六经注我取代了寻章摘句，标新立异压倒了因循守旧，离经叛道成为学界时尚。在统治阶级无法进行强有力钳制和束缚的情况下，“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宋书·臧焘传》），论辩成风，“是非蜂起”（刘伶《酒德颂》）。以玄学怀疑论为哲学前导，印度佛教文化为助燃剂，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席卷全国，魏晋南北朝成了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的丰收期。
这就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唐帝国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以“儒道释并存”的“三教合流”替代了“独尊儒术”，以“胡汉一体”的“对外开放”取代了“故步自封”。只要看看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就知道。他们一则诗仙（道），一则诗圣（儒），一则诗佛（释），缺一而不成其为盛唐。可见只有开放的胸襟，才有辉煌的文化。
然而，等到宋明理学来重振儒学时，帝国就不可救药了。本书无意评价宋明理学，也不认为它们就一无是处。事实上，问题并不在儒学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而在于再好的思想一旦独尊，都必然僵化。国家的统一不等于思想的一统。统一而不一统，则兴，盛唐是证明。统一而又一统，则亡，东汉是证明。如果冥顽不化地一定要坚持一统，那就最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来激活生命力和创造力，魏晋南北朝是证明。
与思想禁锢相同步的是皇权的加强，始作俑者则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国家元首是皇帝，政府首脑是宰相。皇帝所在曰宫，宰相所在曰府。皇宫相府，各司其职。皇帝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有如董事长；宰相负责行政、军事、监察的具体事务，有如总经理。这原本是帝国时代最好的制度，却被汉武帝破坏。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在皇宫之内另立“内朝”，以大将军统之，宰相（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在的相府则变成了“外朝”，等于一个国家有两个政府。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以后只要皇帝强势，就会破坏制度，侵夺相权。明的“内阁”，清的“军机”，不过是汉武帝“内朝”的翻版。然而汉武帝另设“内朝”，还只是一个公司任命了两个总经理。明清两代的做法，却是皇帝一个人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帝国大厦独木难支，它能不江河日下吗？
实际上自盛唐以后，帝国制度就风光不再。之所以还能绵延不尽，除了我们民族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外，少数民族的不断输血也是一个原因。五代输一次，元输一次，清又输一次。每输一次血，民族精神就被激活一回。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被称作“胡人”、“番邦”的少数民族，帝国的前途会是怎样？我想也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像玛雅帝国那样彻底毁灭，另一种就是在死气沉沉中慢慢烂掉。不过，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事实上最后的结果也是糜烂。大清帝国的最后一百年，仍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外交困。他们自己就是“胡人”，不能指望再有“胡人”来帮助。更何况，这一回来打咱们的，是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他们虽然比“夷狄”还要“夷狄”，却已经不再是“蛮族”，而是“列强”。这回，轮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跑到西边去打猎（两宫西狩）了，和当年唐玄宗的仓皇出逃一模一样。
王朝气数，何以如此？
看来，我们还必须对帝国制度作进一步的分析，看看帝国是怎样一天天烂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