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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般人对天地会或洪门的认识仅止于繁复的暗语、手势、排场，乃至各种轶闻传说，似乎正是停留在只重形式皮相、不问内在精髓的“外家”层次上；那么，汉留精神与汉留组织在当前社会被忽略、被遗忘，乃至荡然无存，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进一步言，今天我们对于福建藤牌兵的认识、对于武馆文化的认识，如果仅止于战阵、宋江阵等武艺技击的层次上，事实上，恰恰是忽略了支撑这一门武艺得以源远流长的内在核心精神与组织力量。
刘康毅选择以武术文化的传承，作为汉留组织金春山勤习堂在当代继续生存的一条路径。与此同时，同为汉留组织的青帮与洪门，也在努力寻找他们的出路。与刘康毅类似，洪门举办了两岸中华武术论坛，以武会友，让洪门兄弟可以找到一条脱离秘密会党乃至黑帮组织色彩的门道。在会场上，各家各派的武术高手身穿不同服饰，直如一场现代版的“华山论剑”。
而在青帮所成立的“安清协会”会长交接典礼上，在拜过达摩祖师神像、接过印信之后，第二十四代“学”字辈的新任会长选择以关怀弱势、推展社会公益作为新一代青帮人安身立命的目标。他邀请了残障团体以及爱滋关怀团体前来献艺表演，并且呼吁底下近千的安清家门、老老少少，一起支持这样一个与时俱进的共同愿景。
当这些原本以为是小说与历史中的团体组织如今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时，不禁令人产生恍惚之感。但是不管今天的科技如何发达、资讯如何畅通、媒体如何开放，不管各种传言、故事如何夸大与渲染，那些自历史的幽暗处一路走来的秘密社会，似乎自有其不为外人所熟知的生存之道，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内在的生命力。
对于汉留、天地会与洪门等等，这些源自明末东南沿海与江南地区的会党组织，我们似乎可以有了全新的认识。是否有某种今天我们所不清楚的社会基因与文化密码，四百年前就已种下，一直衍生至今？那是什么样的基因密码？什么样的核心精神？这些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底下产生的？作为郑成功的后人，这该是下一阶段该致力探索的。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江湖消失之后（1）
《看历史》特约撰稿┃十年砍柴
1951年5月某天的清晨。东亚最繁华的都市——上海的一条街道上，一位步履蹒跚、身穿长衫的老头正在扫马路，他的身后，是编号为3514的垃圾车。对新政权怀着无限希望的市民来来往往，没几个人能想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在两、三年前还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1949年前十里洋场三位流氓大亨之一、青帮头子黄金荣。两年后，这位“大亨”在上海寂寞地死去，他和他的江湖一起成为历史。
黄金荣的死，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来说，或许可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不但是一位作恶多端、名声极大的黑道老大走完他的一生，也标志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长期存在于官府与家族、村落之间的江湖，彻底地消失了。
从此，真正的江湖一统。从都市到乡村，从机关、学校、厂矿到一个个家庭，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地处在一个新政权的控制下。
■ 有限的控制
今日回顾新政建立之初的那段岁月，一些人津津乐道于当时雷霆万钧的打黑扫黄行动以及其成效，来证明新政权的执政能力。
确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建立后，没有像新中国成立后对黑社会组织、江湖帮会扫除得那样彻底。其原因除了新政权无与伦比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行动实施能力外，必须要注意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因：历史上无论是“千年犹行秦政制”的皇权时代，还是在大陆存续不到40年的民国，无论执政者是施仁政还是*，是明主还是昏君当政，官府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程度与1949年以后相比，都是相当的有限，在庙堂和宗族之间，总是有一个江湖存在，在这个江湖中间，龙蛇混杂，枭雄栖居。
江湖中主要由哪些人构成呢？简而言之，就是离开家族且没有进入庙堂的人。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有“皇权不下县”，并非说朝廷不能对县以下的地区施行通知，而是不必派官就能让其以宗族或村落自治的形式运行，其骨干力量是乡绅。
在宗族、村落这个熟人社会里，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宗族伦理是维持社会秩序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一部分精英离开乡土，进入官场，他们进入以忠君为核心意识形态的庙堂。孝与忠，乡土中国与庙堂中国，基本上可以包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然而，无论是清平盛世还是纷乱末世，总有一部分人并不处在这乡土秩序和庙堂秩序之中，这部分人可能是生意人，可能是工场里的工人，也可能是没工作的流民，那么，有这样的土壤，江湖一定会因之而出现；江湖中国也需要一种不同于维系乡土秩序和庙堂秩序的孝、忠的意识形态和运行规则，这就是“义”。
在离开乡土、宗族以后的人群中，显然不可能以血缘、姻亲为主要参照来调整彼此关系，同样，没有进入庙堂，亦没有差序格局明晰的官场伦理来调整关系。在没有现代社会以契约为核心的人际关系规则出现以前，“义”是传统文化中惟一可选择用来调整陌生人之间关系的精神资源。所以，关公这位失败的英雄成为江湖中国的第一尊神，因为他一直信守着桃园结义时对两位异姓兄弟的承诺。
从清朝中叶到民国初年的近两百年中，中国的江湖非常庞大，那是因为清朝中后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离开乡土谋生却又不能进入官场的人增多，他们在前期，主要集中在漕运工人、小商贩、下层军士、无业流民中。
江湖消失之后（2）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华帝国的大门，上海等一批沿海城市被迫对外开放，新的产业出现了，新的城市也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也出现了，更多的人得以离开乡土进入城市。
而中国正处在从古老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艰难的大转型中，即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变局”中，无论是满清沿袭千年的帝国管治方式，还是民国建立后，引进的那些没来得及适应这方水土的西方现代社会治理模式，都不可能对以前的“江湖”、后来的“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
如政府的统治手法和执政成本无法承担这一重任，那么对江湖，只能默认其运行规则，对维持江湖秩序的非官方大佬，也只能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控制方式，只要不从根本上危及其政权，官府并不去刻意褫夺江湖大佬的权势，甚至会羁縻、利用之。这也是国民党统治上海初期，不得不仰仗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流氓大亨的原因。
而在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内，广阔无边的“社会”代替了“江湖”，城市化的规模空前，尽管通过现代的*制度、法治体系建立了一个公民社会，无需要用“忠孝”为主要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秩序。但现代政治制度对自治理念、结社权利的尊重，又会使传统的江湖帮会得以华丽地转身，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有相当的生存土壤，这就是无论美国、日本、韩国还是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黑道”不但能生存下去而且能活得不错的原因。在公权、私权畛域分明的现代社会，“黑道”能在法律框架下和官方和平共处，官方亦默认这种现实。
■ 江湖的消失
然而，无论是帝制时代的朝廷，还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民选政府，对“江湖团体”的存在不得不接受的无奈处境，对1949年成立的新政权来说，根本不算个问题，因为新政权对全社会无远弗届、无所不及的全能管理方式，使独立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
在农村，政府通过“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使人数最为庞大的农民变成真正的“编户齐民”，牢牢地被控制在土地上。而在城镇，政府通过“单位体制”以及粮票、布票等票证制度，将几乎所有的城镇居民控制在公权力之下。
无论是农村和城镇，几乎没有了“流民”、“游民”的生存空间，游离于国家公权力之外的社会空间被挤压乃至消灭。正常的民间组织（即现代社会所言的“非官方组织”，NGO）都难以生存或者以公权力的附庸形式存在，那么那些江湖帮会、会道门更加不可能生存了。连“社会”都没有了，哪还有“黑社会”？
这一看上去纯净无比的状况，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发生改观。改革开放不仅是生产力的解放，也促使了社会结构的巨大改变。人民公社不存在了，土地承包到户，尽管还有户口制度，农民只能暂住在城市，但人数众多的农民毕竟可以进城打工；城镇中的“单位体制”也式微了，公有制单位不可能包揽所有人的饭碗，流动人口增多，人们择业的自主权增加。
如此，中国被冷冻三十年的“社会”又解冻了，并获得了重新发育的机会。公权力对社会无所不包的全面控制已不可能，在对社会的管理上，必然是“国退民进”。如此，中国大地又有了“江湖”存在的土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增多，便是这种变化的必然现象。对这一变化，不可简单地视为“残渣泛起”，而应看成和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一样的社会多样性，也应该相信在现代法治框架下，能将其负面作用控制在最低。“水至清则无鱼”，一泓湖水如果没有品种多样的鱼鳖生存，这湖水一定是像死海那样，看起来不管多么清澈，但含盐量过高，甚至是有毒的。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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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永远的最高点
《看历史》特约撰稿┃骆姗
1924年6月8日，经验丰富的英国登山家乔治·玛洛里和来自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的安德鲁·欧文试图登上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顶时丧命，人类首次冲击峰顶以两条生命的消逝告终。这是玛洛里的第3次珠峰之旅，也是英国登山队的第3次。
在此之前，1921年，英国登山队在队长哈瓦德巴里的带领下，首次从我国西藏境内攀登珠峰，他们没有越过北坳顶部，宣称只到达6985米的高度，这次行动被称为“侦察登山活动”。时隔一年后，英国第二支登山队带上氧气罐，沿着哈瓦德巴里的老路线，越过北坳到达8225米的高度，最终有七人因雪崩死亡，登顶行动告败。
玛洛里丧生的这一次，他们距离峰顶只有米，跨越这段高度，人类用了29年。1953年5月29日，34岁的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作为英国登山队队员，和39岁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一起沿东南山脊路线登上珠峰，这个只有两人的登山队被载入历史，成为第一个成功登顶珠峰的登山队。
人类在1909年和1911年先后征服北极和南极之后，登顶世界“第三极”珠峰便成为了宿愿。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无论对生活在山麓两端的我国藏族同胞还是尼泊尔人来说，都是神圣之地，被称为“圣女峰”、“萨迦玛塔（Samarghata，尼泊尔词义为天空之神）”
尽管千百年来珠峰一直静静地矗立在喜马拉雅山麓，但它首次明确出现在地图册中却是仅仅300来年的事情。18世纪初，清朝进入康熙盛世，康熙皇帝眼见国力渐长，决定绘制全国地图，于1714年和1717年先后两次派出理藩院主事胜住、喇嘛楚尔沁藏布和兰本占巴三人对西藏地区进行勘测，在后来完成的《皇舆全览图》中珠峰以“朱母朗马阿林”（阿林，满文“山”）的名字现身，这一名称被法国地理学家昂维尔以“Chomolangma”为引用，记入了自己1733年在巴黎出版的一份地图中。
正如英国人前后花费32年才登上珠峰山顶一样曲折，珠峰的名字和它究竟有多高，在历史上也不是一帆风顺就确定的。在西方文献中，珠峰亦被称作额尔菲士峰（Everest），这个名字被周恩来总理1962年访问尼泊尔时点名不喜欢，直言是英国人强加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19世纪之前，安第斯山脉一直被西方认为是地球上最高的山脉，绝大多数欧洲人都不知道喜马拉雅山脉的存在。1808年，英国基本征服印度后开始对印度平原做测绘，以确定自己统辖的范围，顺便试探未知的兴都喀什、帕米尔乃至中国西藏地区。英属印度测量局人员从印度南部一路缓慢出发，到1830年代才到达喜马拉雅山麓，彼时尼泊尔担心被英国占为殖民地而拒绝他们入境，但这种拒绝并没有毁灭英国测量这片广袤大地的野心。
1847年11月，英属印度测量局局长安德鲁沃通过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Sawajpore观测站发现了一座极高的泛射白光的冰山。作为一名极富野心又勇于挑战的测绘人员，安德鲁沃1849年派手下尼科尔森勘测这座冰山的高度。由于没有考虑到光线折射而扭曲的高度，尼科尔森测算珠峰的高度为9200米，这让珠峰超过当时所有的山峰，晋升世界第一峰。
这个发现让整个测量局感到兴奋，在尼科尔森患上疟疾后，安德鲁沃带人又继续测算，1852年宣布山峰的高度是米，这是珠峰首次被确定为世界第一峰。在他的提议下，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于1865年将珠峰命名为“Everest”，以纪念他的前任、首次测量喜马拉雅山脉的英国人乔治·额尔菲士（George Everest）。
当哈瓦德巴里的登山队到达珠峰脚下时，他们已经知道了珠峰的真名，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拒绝根据当地居民的习惯而改名，“额尔菲士峰是例外，必须维持我们熟知的欧洲名称。”在国力雄厚的英国面前，无论是当时的尼泊尔还是中国政府都难有发言权，所以“额尔菲士峰”一直出现在地图文字记录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我国内务部和出版总署发出通报，指出“额尔菲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
除了给珠峰正名，我国政府自建国起还将“精确测量珠峰高度、绘制珠峰地区地形图”列入国家最有科学价值的科考项目之一。1954年，印度测量局再次来到珠峰，在1852年的基础上测定珠峰为米。1960年5月25日凌晨，我国珠峰登山队在突击组长王富洲的率领下，首次从北坡国境内登上了峰顶。15年后的1975年5月27日，我国登山队携带测量觇标到达顶峰，两个月后的7月23日，政府向全球发布消息，精确测得珠峰的海拔高程为米。
此后，尽管包括尼泊尔等部分国家认为珠峰海拔8850米，但米的高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2005年，国家测绘局再次组织开展珠峰测量工作，最终认定它的新高度为米。尽管高度减少了米，珠峰仍然是世界第一高峰，等着人类的一次又一次征服。■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何家村窖藏文物展 开放时代的遗宝（1）
《看历史》特约撰稿┃小六
从2010年4月6日起，陕西历史博物馆将常年展出《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这是“何家村遗宝”自1970年发现以来首次大规模集中对外展出，其中包括镶金兽首玛瑙杯、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和鸳鸯莲瓣纹金碗四件国宝。齐东方说：“这批文物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工艺和美术发展的最高峰。”
进入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展厅，正中间的位置，陈设着两只不起眼的灰色陶质大瓮和一只提梁银罐。很难想象，上千件精美绝伦的金银器就是放在这里，埋藏了上千年，直至1970年的一次意外发现。
■ 四十年前的意外挖掘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70年10月5日，陕西省革委会打电话给陕西省文化组，相当于现在的文化厅，说是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陕西省公安厅下属的一个收容所，在盖房挖地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陶瓮，估计是文物，让派人过去处理。”韩伟是原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何家村窖藏的主要发掘人之一，其他四位主要发掘者都已过世。他向记者回忆着当年的情景，“我们当时所在的单位是陕西博物馆·陕西文馆会里的文馆部，*后改名为考古所。我们的部长杭德洲接完文化组的电话，便带了我、雒忠如、王玉清、杜葆仁去看现场。我们去的时候，陶瓮里的东西已经取出来，在会议室摆了一桌子，我们一看就知道是非常重要的文物。”
杭德州他们大致清点了一下桌上的文物后，发现陶瓮是埋藏在活土中，出土的有些器物不能成套等现象，根据这些情况推测，附近可能还有文物埋藏。同时，为了弄清楚出土文物的遗址范围，杭德洲等人决定从10月7日开始进行钻探。“一般唐代埋藏距离现在的地面是米，秦代地面距离现在就是米，不会太深，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往回收着探。10号那天，距离发掘地比较近的时候，有情况了。有一片区域陶片很多，我们不停把陶片打穿往下探，唯独有一个地方打不穿，探杆一上去就不停地颤动。实际上，是杭德洲的探杆插到了第二个陶瓮的肩部。你在展览中，看到有一个陶瓮肩上有一缺口，就是这么来的。”
当年的这片发掘地，现在是陕西省国家安全厅的所在地。在唐朝的时候，这一片位于长安城兴化坊内，该坊处在朱雀大街以西，往北过两坊是皇城，西北跨一坊是西市。盛唐时期，朱雀街两边四坊的范围内，居住着许多重要的人物，街东兴道坊有殿中监左散骑常侍知尚食事李令问宅，安仁坊有玄宗第二十五女万春公主宅，崇义坊有秘书监马怀素宅，刑部尚书韦坚宅，兴化坊有邠王李守礼、京兆尹孟温礼、晋国公裴度、租庸使刘震等曾在此居住。环视兴化坊的周边，就能看出这里是皇家贵族和高官显贵居住的黄金地段。
“当时向革委会主任汇报后，他还特意派了一个吉普车给我们用，这还是美国二战的吉普车，是解放战争的时候被缴获的。挖掘是在第二天早上，很快考古工作者们就挖出来一个大瓮和一个提梁银罐，这里面出的东西不亚于前一罐。”
■ 唐代金银器窖藏之大者
到今天，四十年过去了，韩伟回忆起来的时候，仍然难以抑制心中的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