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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
■ “不可树敌太多”
建国前后，面对各级公安部门*反革命的强烈要求，毛泽东一度“不够积极”（杨奎松《新中国*反革命运动研究》），并把帮会组织排除在“反革命分子”之外。
毛泽东的顾虑从何而来？
一方面，*与帮会有过长期合作的经历，而解放军进军上海和四川等地时还一度得益于帮会势力的中立或起义，若此时贸然宣布与帮会决裂，不仅给人“背信弃义”之嫌，还可能引发帮会势力的强烈反抗，严重威胁尚不稳固的新政权。
对毛泽东而言，帮会其实并不陌生。早在建党之初，他就发现了帮会这个特殊的社会力量。他认为，这些帮会组织是“他们（游民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事实上，正是因为确定了团结、利用帮会的策略，中国共产党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掀起了工人运动和农*动的高潮。 。。
中国帮会的末日时刻（2）
1922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李立三打入红帮内部，成功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随后，包惠僧、陈潭秋同样借助帮会势力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大*。而李立三套用安源*的经验，打入青帮组织，在上海掀起了五卅运动。
工人运动离不开帮会，农*动也不例外。20年代初，彭湃通过争取三点会首领黄星南，成功领导了海陆丰的农*动。而毛泽东指导下的湖南农*动，也充分利用了哥老会的力量。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虽然与帮会势力一度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共产党联合帮会共同对敌的政策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都曾得到了帮会势力的拥护和帮助。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共产党与帮会长期合作的历史固然重要，但它还不是困扰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由于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1949年初，毛泽东在对苏联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1950年6月，*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肯定了*反革命的必要性，但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对于全党都十分关注的肃清反革命工作，他解释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而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
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要分清轻重缓急，“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 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迅速败退，中国被迫入朝作战，彻底改变了肃反工作缓慢推进的局面。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罗瑞卿、彭真等人请进了中南海。毛泽东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出兵朝鲜。但是，国内还广泛存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务、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想听听公安部的打算。
罗瑞卿回答说，公安部已研究决定，对反革命分子需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对此，毛泽东很满意，要求罗瑞卿与彭真连夜起草一份*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与此前的“消极态度”不同，毛泽东对这次镇反运动非常关注。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帮会的末日时刻（3）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言下之意，即使没有朝鲜战争，帮会势力作为反革命势力的一部分，依然会被铲除，差别仅仅在于时间的早晚。
■ 布局
“双十指示”发出后，罗瑞卿立即组织公安部全面落实镇反运动，消灭帮会势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1950年10月16日，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瑞卿说：“华北有的党支部领导权已经落入会道门之手，民兵中亦有会道门……山西就有一百万人”，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是我们抗美援朝的方针，更便于进行肃反；二是党委领导要加强；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计划、有秩序地去做，不要夸大敌人。”
按照罗瑞卿的计划，镇反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10月——1951年10月为第一阶段，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及恶霸势力，在老解放区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1951年10月到1952年10月为第二阶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除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解放区则以打击反动道会门头子为主，结合肃清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1952年10月—1953年10月为第三阶段，主要的任务就是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反革命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根据这一思路，罗瑞卿决定首先在老解放区完成取缔会道门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1950年11月12日，山西省展开统一行动，全面取缔会道门。几天之内，逮捕了点传师以上职业道首2050人，破获密室暗道93处，缴获没收大批反动文件与粮食财产，“给了一贯道领导机关以摧毁性的打击”。
随后，罗瑞卿又亲自指挥，在北京市发动了取缔一贯道的行动。经过两个月的运动，登记点传师720 人、坛主4775 人、三才663人；封闭大小坛1283处，声明退道者万余人。
经过一期镇反，老区的帮会势力基本被取缔。
■ 帮会的末日
运动伊始，为避免出现“左”的偏向，造成镇反扩大化，*中央和毛泽东本人都比较谨慎。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也为镇反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随着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开始对镇反运动产生了不满情绪。而罗瑞卿的南巡报告，又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的判断。
相对于北方老解放区，南方新解放区的镇反运动进行得困难得多。为了考察和指导南方地区的镇反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罗瑞卿连续出巡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在考察中，他认为，南方各省对镇反运动的认识普遍不足，对反革命的*力度不够。
毛泽东对镇反运动的不满很快就影响到了罗瑞卿后来的工作。
1951年1月到4月，毛泽东多次下达指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他甚至“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泽东致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并告一波、高岗同志电》）。随即，各地区及省、地、市领导人纷纷表态拥护，主动多报处决人犯计划。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镇反运动很快就跃出了法律的框架，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虽然4月以后，毛泽东本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罗瑞卿也在1951年5月10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反复强调要“适当收缩”，控制杀人数字，并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但并未从根本上制止各地乱杀多杀的问题。
到1951年10月，为期一年的第一期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抓捕262万人，处决万人，关了129万人，管制120万人。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底，总计“各地在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头子、惯匪占34％强；城乡恶霸分子占26％强；反动会道门头子（主要是一贯道）占20％；特务分子占15％；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两年来的政法工作》）。如果这组数据准确的话，在一年多的镇反运动中，帮会组织至少有万人被处以极刑。
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前两期的镇反运动中，只有老解放区的帮会势力被彻底取缔，新解放区只*了帮会头子，大量的帮会组织尚未彻底清除。
1952年10月12日，罗瑞卿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明确表示“认真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此期（即第三期）镇反的中心，也是镇反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1953年底，第三期镇反运动基本结束。但各地的镇反运动却没有完全停下来，直到1956年左右才陆续结束。
经过三期镇反，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政府取缔，而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则“无形解体”。至此，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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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迁台兴衰（1）
《看历史》特约撰稿┃王丰
不论是协助孙中山搞革命，还是蒋介石身属青帮弟子，青帮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帮随国民党政府撤守台湾后，受到严厉压制，如同敝屣，日渐式微。
穆万森，一个典型北方青年。在人命轻贱如蝼蚁的战争岁月，他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但是，天晓得穆万森祖上前辈子招谁惹谁了，原本默默无闻，人在异地身是客的他，在1956年到1957年，竟然接连两年成为台湾报纸社会新闻热点人物。
1956年12月12日，《联合报》社会新闻版头题新闻写道，台湾桃园县八德乡发生一宗全家五口被杀的灭门血案。警方检验受害者尸体时发现，死者之一的谢如姬，双手指甲缝里残留有带血的皮肉，应该是死者遭受凶手攻击的瞬间，奋力抵抗凶手造成的结果。只可惜，当年警察尚未具备DNA检测能力，不然，死者谢如姬指甲缝里留下的皮肉，必定是警方破案的最有力证物。
1950年代，台湾民风十分纯朴保守，居然爆发一家五口被杀惨案，坊间臆测这宗血案，必定隐藏着难以言说的政治黑幕，而非单纯的刑事凶杀案。灭门血案唯一的活口叶震，早先在大陆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会计主任，案发当天，他刚好不在家，故而逃过劫难。满天飞舞的谣言传说，叶震一家五口被杀，疑遭军统家法制裁，军统特务疑心叶震侵吞戴笠财产，故而下此毒手，以示报复。但这宗连杀五命的灭门血案，惊动岛内，台湾警方承受巨大破案压力，哪敢稍有疏忽。于是，穆万森这个倒霉的北方汉子，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推上悲剧舞台。
当蒋介石大陆政权行将覆灭前夕，30岁的穆万森，仓皇跟随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青帮成员”。穆万森的人事档案上，他的学历记录是华北大学文学院毕业。但是，1957年9月19日，台湾报纸显然受制于警方讯息的严重扭曲，把穆万森形容成一个作恶多端的凶神恶煞，说他“聪明多智，能言善辩，……可惜他一步走错误入歧途，日与江湖流氓为伍，参加帮会为非作歹。”台湾报纸指称穆万森；“在他的那一个圈子中人，真是一颗智多星，人人尊他为‘大哥’。”还有些坊间小报甚至传说穆某会技击点穴画符念咒，被媒体塑造成江湖术士。极尽抹黑之能事的词句，在早年台湾警方的刑讯口供中，屡见不鲜。
■ 打压青帮
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不久，当局惊魂甫定，在岛内撒下天罗地网大肆搜捕地下党。“青帮”固非国民党军特宪警单位的头号敌人，但也因为被视为是上不了台面的一批人，遇有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总是优先被治安单位驱赶到社会阴暗角落，难见天日，甚或被列为打压对象。穆万森的“青帮分子”身份，尽管只在报端轻描淡写，未曾引起社会过多关注，但明眼人似乎已看出某些端倪，警方希望给穆万森扣上“青帮分子”大帽子，借机大作文章，抹黑其档案纪录，向社会强烈暗示穆万森的犯罪潜在威胁。日后，媒体才作出公正报道，穆万森是严刑讯问之下，屈打成招。当局才被迫承认，这桩五口灭门血案真正凶犯早已逍遥法外，逃之夭夭。
穆万森的犯罪分子形象，并未获得澄清。先前警方向社会公布的穆万森背景档案，已经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档案称穆万森是“青帮重要分子，彼为青帮首帮江淮泗帮悟字辈行廿三洪帮打义字旗。”媒体亦步亦趋警方粗率办案的逻辑，一口咬定穆万森：“平日行为不端早被治安人员注意，而且犯有前科，曾经被冶安人员查缉归案，所以这次血案一发生之后，治安人员便想到他的身上，认为他是嫌疑人犯之一。” 。。
青帮迁台兴衰（2）
在消息相对闭塞，社会结构相对保守的年代，穆万森堪称国民党撤守台湾之后，头一个遭受传媒舆论无情挞伐的青帮成员。
几乎就在穆万森轰动台湾江湖的同时，另外一位青帮“学”字辈的陈惠文，也一度跃上台湾报纸社会版面，成为江湖上名号响当当的人物。1957年10月26日，台湾媒体发布的一份消息声称：“……陈惠文，现为红楼剧场及本市戏剧公会与理发公会的负责人，据治安机关调查，他系青帮‘学’字辈，卅八年只身来台，因经营红楼剧场，一帆风顺以迄于今，现正布署竞选本市下届议员。陈在去年春，曾与王广六及绰号‘金老五’，‘小狗子’，‘阿福’，‘滑子’，‘小林’，‘张老四’，‘大头阿毛’，‘老高’等结为换帖弟兄，号称新‘西门十大金刚’，他们之中除陈与‘老高’已当老板外，其余弟兄不是流氓即为赌徒或干舞女大班，生活景况都不大好，他们之间遂轮流‘扛尖边’来‘扣枣木’（即邀人赌钱抽头之意），而小马则假借‘老虎’与‘金刚’之威，或软或硬的要这群赌徒每日给他三十、五十、一百元不等，如果不照数给与，他便邀同弟兄去赌场捣蛋。……”
这则社会新闻揭露了1950年代活跃在台湾社会底层的青帮人物，如何被警方或者媒体曲解丑化成鱼肉乡民，仗势欺人的角色。这种“恶人”形象的青帮帮众，究竟与实际情况差距有多大？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青帮成员无论是在大陆故土，或者渡海台湾之后，依旧未改其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秉性。以其固有生存习性，加之警察单位“白道”人士的刻意窄化青帮徒众的形象，这也导致了岛内社会大众自始即对青帮产生无以名之的神秘印象。
一本刊印于民国初年的青帮帮内书籍《道义千秋》，在卷首扉页即声明“仅限安青者阅，莫与道外人观”，《道义千秋》一书的序言，对青帮徒众之本质，作了青帮官方版本的自我要求：“……惟愿道中人对于开山收门徒之时须要森严限制，以免鱼目混珠，而杜社会不良之论调。道中人讲究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不偏不倚，正大光明，最低亦应循规蹈矩，求平安清吉也。虽然有争强好胜之俗事，亦在义字范围之内。……”
《道义千秋》形容青帮成员应该是“讲究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不偏不倚，正大光明”。如此正义形象，如此道德挂帅，但是，在早年台湾警察的嘴里，在传媒记者的笔下，却又成了“弟兄不是流氓即为赌徒或干舞女大班”、“日与江湖流氓为伍，参加帮会为非作歹”。两者说法上如此天差地别，这也难怪一般社会大众，对青帮组织在认知上莫衷一是，混淆不清了。
■ 千丝万缕
随着台湾解除*，岛内社会朝多元发展的势头，从1980年代晚期起，媒体与社会大众对青帮徒众的看法与解读，固然仍残存秘密会社甚或是邪门歪道的刻板印象，但已有朝稍微中性方向发展的倾向。主要因素，应与若干青帮首脑前辈，兼具“白道”角色身份的关系。例如一位龙姓青帮前人，就是一位非常低调的青帮大老。这位出身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的青帮前人，在1939年 “进家”青帮，他是1980年代硕果仅存辈分最高的“通”字辈人物。龙老爷子告诉传媒记者，1939年，时值抗战最艰苦之阶段，他当时在战时陪都重庆，任职国民党当局军政部一科科长。当他被问到既是黄埔门生，缘由要加入青帮？龙老爷子说，他感怀异族侵略中华，遂有加入青帮，运用帮会力量保家卫国的想法。
青帮迁台兴衰（3）
龙老爷子已是国民党军军官，之所以有加入青帮的念头，其实也并不稀罕，早在他进入青帮之前，蒋介石即已是青帮秘密成员。连蒋介石都是青帮分子，蜇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组织之中的青帮帮众，自然更不认为自己加入青帮，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了。
杜月笙长孙杜顺安接受笔者访问时，透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杜顺安从父祖辈得知，蒋介石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