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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这“麻猴”零售也没几个钱，附加值极低。幸亏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免费劳动力。别看这个小小的“麻猴”，制作也不那么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运到看守所中间的空场，然后由劳动号（有特许劳动权的犯人，一般都是当地犯人。）用大铡刀，把那些长麻铡成一尺长左右的短麻。然后，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术的犯人，把这些麻染成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下一个工序是：把这些色麻分发下去给老弱病残的犯人，让他们用梳子把这些麻梳成像蚕丝那样通透柔软，发出缎子般的光泽。
我和老七算是青壮劳力，就被分配到成品车间。三年多来，由于我们是同案，所以一直关在不同的牢房，在死刑号都是如此。如今，到了车间，我们俩的车床就可以挨着，就可以畅聊一通了。这里所谓的车床就是木制的土车床，我们就用这种车床依次把不同颜色的麻毛，用一根铅丝把它们拧在一起。生产出我们这个工厂的唯一产品——麻猴。监狱长为了刺激生产力发展，把我们的产量和我们伙食的定量绑在一起。
一开始，当地的青年农民手头都比我们利索多了。他们认定我们肯定玩儿完了。他们吃最高的定量，我们吃最少的定量。这还不算，一不留神，我还把自己的手掌给剪了个大口子。这又让那些青年笑得喘不过气儿。但是，也和大多知青一样，三个月以后，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渐渐地我们就开始吃最高定量，而新来的农民只好吃最低定量。而且，即使是有技术的老农民，也不可能再追上我们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进行了技术革新，不但把那个车床进行了彻底改造，还把当地多少年来拧“麻猴”的标准程序和姿势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变，地位的转化，并没有引起饶阳当地人和我们之间的矛盾。他们很朴实，能面对现实。笑话我们的时候很真诚，佩服我们时也很真诚。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2）
我们把这里的“麻猴”产量翻上去不只一番，这里环境因此就变得更加宽松。一天，张所长高高兴兴地把我们集合起来发表讲演，说我们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果，现在产量上去了，超额完成了任务。可是，质量也要严格把关。质量过关以后，下次改善，一定有猪肉炖粉条。虽然，他的讲演时肯定刚喝了酒，但就算这么说说，我们也高兴。在饶阳我们一年标准改善伙食只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旧年（春节）。他老人家什么时候给我们吃猪肉炖粉条，那就不知道了。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产标兵，所以吃的比过去多多了。暂时不再被饥饿煎熬。其实张所长也没有给我们增加定量，他只是把新进来犯人的部分口粮挪给我们吃了而已。新来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产指标。我们也没有因此良心不安，因为当地犯人都在这里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劳改队去服刑。在劳改队他们成了合法劳动力，到了那儿他们就不会挨饿了。而我们等于是死缓犯人，不知在这里还要等多久，所以自保为先。在这里开展生产之前，和我们一块儿来饶阳的北京气象学校学生邹宗志，就饿死在这里了。我们不想重蹈他的覆辙。
开展生产对我们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在车间里天天一边拧麻猴，一边聊天。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唱歌。当地的青年也不时唱点样板戏或语录歌。有一天，我和老七唱起来《伦敦德里小调》。也许，那忧伤的情调很符合那时大家的心情，所以，我们俩就一遍遍小声唱着，不愿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觉中，其他北京青年和当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整个车间都宁静下来，除了车床的嗡嗡声外，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俩的歌声。
这时，我们俩才发现大家都在听这首歌，唱完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来。人们都没说话，大概还沉静在那个曲调中。过了一会儿，休息开饭了，几个青年走过来，有北京的，也有当地的，都向我们要歌篇，我和老七答应晚上值班的时候，帮他们回忆回忆，写出歌谱。
第二天，我和老七把两个人的回忆加在一起，誊写出了一张歌篇。他们就拿去抄写了。此后，每天一上班他们就要求我们唱这支爱尔兰的老歌，他们就小声和我们合唱。几天之后，差不多整个车间的青年都学会了这支歌。以后每天，我们都必唱几遍这支歌曲，《伦敦德里小调》似乎成了这里的厂歌了。谁会想到，这首爱尔兰旋律会缭绕在饶阳白花花的盐碱地上。
后来，我们也教给大家德沃夏克的《思故乡》。其实这支歌的歌词我都记不确了，只好自己根据大概那意思来填写，就这样以讹传讹教给了大家。后来还教给了大家许多歌，我和老七也自己趁机写了几首歌，也教给了大家。不过，那三年中，人们最喜欢唱的还是他们学的那第一首歌。
我心中怀着美好的愿望，像苹果花在树枝上摇荡……”
后来，人们觉得还不够过瘾，就开始自己写诗、写小说。我的程序就是这样，每晚在两个小时的值班时，自己写一段故事。第二天交给老七，他一边儿看一边儿帮我编辑、改错。第三天，在工余休息的时候，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这珍贵的自由。
那一段时间里，渐渐地，这样的写作就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每天万籁俱寂的牢房深夜里，我都要写上一千来字。对同一个车间的犯人来说，等于多了一个说书人。也许，每个写作的人都需要读者或者听众。而这里的犯人，在这里除了物质方面的饥饿以外，也有精神的饥渴。所以，我写作就有了动力。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3）
在那个阶段，我和老七在干活的时候，最多的是聊社会上的风花雪月，自然会聊到许多遗憾的浪漫故事，就会有许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有晴雯那种“早知枉担了虚名，也没了远限”的那种遗憾。这些深聊让我决定写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因为从一所房子开始，又以同一所房子为结，所以小说的名字就叫作《房子的故事》。
讲的是我小时候住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我们院儿的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而六十五号是一座北京胡同里难见的童话般的两层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姓黄的老头。在楼上，还住着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因为她的穿着，和我周围的孩子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动画片里的打扮，举手投足也都是仪态万方。今天明白，这都是家教而已。而那时在我眼里，她就是童话中的公主。
反右”的时候，黄老头自杀了，那天我在房上看见救护车如何来把老头拉走，也看见那个小公主面色苍白，嘴唇微微发抖，站在院子里。不久，我们搬走了，那一切就渐渐淡忘了。那就是我们童年的相遇。
我大学时代，一个聚会中偶然遇见她。一聊，发现很谈得来，又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告诉我她在北京医学院读书，家住在小雅宝胡同六十五号。我恍然大悟。这时候我才知道小时候我心目中的公主姓甚名谁。我才知道，原来她是黄老头的养女。而黄老头那次自杀并没有成功，如今仍然低调健在。
那时候，我已经有个女朋友了，她和我都少年气盛，还都有些不可一世。所以，我们正在闹别扭，闹分手。
也许，生活的际遇不同，黄姑娘则非常低调、通情达理也非常善解人意。于是，就觉得她才是最适合我的人。
然后，我们开始来往。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交往，必然遭到我们学校，我的同学，以至于我们家庭的坚决反对。
*”中，她家再次受到更激烈的冲击，这次黄老头就没有再次躲过，终于驾鹤而去，她家也被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占用了。好在，她当时还是学生，作为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医疗队，被派驻到清华大学。
我穿过风雨硝烟，在清华校园里的帐篷中找到了她。相顾无言，也无泪一行。最后，她送我出来，说：“你回去，做你同学的好同学，你朋友们的好朋友，做你妈妈的好孩子。离开我吧。”我的自行车消失在夜雾中。
过了几个月以后，被几个老兵拉去他们司令部喝酒，没想到去的地方就是当年黄姑娘家。我们就坐在以前她的闺房里，这里已经被这帮孩子糟蹋得不像样子了。满地啤酒瓶子，杯盘狼藉，到处垃圾。万幸的是，这里居然还剩下来一个完好的电唱机。我放上一张，捷克的唱片《自新大陆》，这张唱片的第二乐章开始的旋律，就是当年我们俩最喜欢的一段。
我正在一边儿闷头喝酒，一边儿在回想中玩味这旋律的时候，外面一个孩子大叫：快来，快来！这里有一个上锁的地下室，还没被抄过呢！说着，就抡起砖头开始砸那个锁。几个孩子都窜了出去，只有我还留在这里喝酒。
外面传来咚咚地砸锁声，留声机里的定音鼓也在咚咚作响……
这就是我在饶阳所写的《房子的故事》的结尾。既然是小说，我自然要加以渲染，加以演绎和八卦。每天在我们劳动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些秃瓢光着膀子，身上的汗水沾满了各种颜色的麻屑。他们端坐在一起，我一字一句认真地读着那故事，那些小伙子听得直眉瞪眼。
只有一个在饶阳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就大不以为然。
他叫柳陆森。他说：我打小儿在北京胡同里开玩儿，就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你讲的这种事儿。我揣摩，你整个就是一个侃爷，别这儿蒙这帮傻孩子了。他们一听就以为北京到处可以遇见公主，你这不是害人家孩子吗？你以后再侃，得事先声明，这不过是你自己瞎编的。
我的这些粉丝就轰他走，说：你不爱听，你就走人，真的假的不用你管，好听就得，谁像你这么弯弯绕？于是他们就把当地“四大弯”顺口溜改成：辘轳把，大弯针，豆芽菜，柳陆森。
有一天，我念完那段故事之后，人们坐在那儿玩味着，默不作声。
柳陆森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这样的诗：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他读完以后，人们都七嘴八舌说：行啊，大弯针，有两下子，是你自己写的吗？
他慢吞吞地说：“在这里边儿，都把你们给关傻了。这是著名诗人郭路生写的《相信未来》。你们真是井底之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
的确如此。我真不知道郭路生在外边儿写了这首诗，我也不知道甘恢理写了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更不知道白洋淀还出了一群文学好汉。
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在与世隔绝井底的一洼水里，和其他几个更小的青蛙，一起聒噪。不知道那算不算七十年代文化潜流，不知道那算不算文学。对我们来说，算什么都不重要。这些微小聒噪喜悦，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七十年代，是我生命宁静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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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听敌台（1）
原名钟阿城，1949年清明节生于北京。代表作包括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和《孩子王》，及杂文集《威尼斯日记》和《常识与通识》等。现居北京。
可以说，八十年代结束于1989年。八十年代早结束了一年。
1976年结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结束了四年。
不过，算上1976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从1966年算起，有十年，所谓十年“无产阶级*”。
按decade划分，不准确，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我来说，度日如年。
有一天我在山上一边干活儿一边想，小时候读历史，读来读去都是大事记，大事中人，一生中因为某件大事，被记了下来。可是想想某人的一生，好像也就那么一件大事，那么，没有大事的一天天，怎么过的呢？也是如此度日如年吗？七十年代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无穷的精力，反应快捷，快得我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常常要告诫自己，慢一点慢一点，你有的是时间，你什么都没有，但你有的是时间。
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田间劳作并不影响思维，尤其是分片包干，简直是山里只有你一个人。天上白云苍狗，地上百草禽兽，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啦。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风干了的排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当时都想什么呢？杂，非常杂，甚至琐碎，难以整理。本来想到什么，结果漫漶无边，直至荒诞。由荒诞又延出一支，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思维是快乐的。
1971年的*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事。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大家都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着，震惊中涌出喜不自胜。虽然竹笆草房永远是透气的，但是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
场上有个红点，走过去，是队里支书在蹲着抽烟。我们知道支书也是敌台热爱者，照香港的说法是敌台发烧友。大家都不戳破，逗支书说还不睡觉啊？明天还要出工上山，睡了吧；别心思太重，什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啊。等等等等，支书一个都不理，只抽烟。
大概一个月后，省上派工作队到县里，召集队一级以上的干部到县里。队长回来后很得意，说咳，早*就晓得的事，还要*搞得多紧张，把人围到山上，*山下民兵围得起来，妹！机头都扳开，乱就扫射，打你个*透心凉。党中央说了，**逃跑了。
云南是没得“*”说不成话。但是只听“*”就想歪了，它只是语助词。
我们就做惊讶状，啊？林副主席？队长说，没的副主席啦，*；啊？往哪儿跑啊？咳，副主席自己有飞机，你们这些小狗日的，哪个不听敌台！还要装不知道！那你在县里也装不知道？咳，我们么，在组织嘛。
这种互相装傻充愣，永远是我们的娱乐之一。不过，当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恐怕后人不懂，注一下）传达下来的时候，立刻让我们对林氏父子另眼相待，尤其是《纪要》中称“五七干校”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大家都点头。《纪要》中对毛的行状刻画，简练准确，符合我们的想象。割江而治，老办法，但还是好办法。隔江对峙，南边恐怕制度上会不同于北边。制度不一样，我们恐怕会好过得多。四川知青和昆明知青都觉得挺高兴，有上海知青担心会在上海打得很厉害：隔么好来，瓦特了，屋里厢嘛……（那么好了，完蛋了，家里头嘛……） 。 想看书来
阿城：听敌台（2）
其实事情已经过去了，说着说着好像事情马上会发生。
571工程纪要》是历史文献。它的行文口气是“*”初起时大学生的语言，不过林立果当时已经被提拔为空军作战部部长，他的文本语言，其实影响至今。我偶然看到刘亚洲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口气。平心而论，这个《纪要》是一份改革文献，它第一个提出现代化的关键，即，现代化首先是解决极权的问题。百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即第一次现代化。苏联好像完成了，还赢了“二战”，所以新中国误会为工业革命并不威胁政权，尤其是工业现代化也并没有阻止德国出现希特勒。周恩来在“九大”提出四个现代化，似乎顺理成章，结果不久就出事了。
当下的所谓后现代，实质是针对第一次现代化，也就是解决了政治极权的工业现代化之后的批判，大致是第二次现代化，即后现代。后现代要解决的是没有政治极权的现代化社会中的各种权力的问题，以前的二级权力现在成了一级权力，商业化，媒体的权力，话语权，等等等等。八十年代出国留学者出去碰到的是第二次现代化，教授们开出的教科书大致都属于第二次现代化内容。他们九十年代归来，可能忘了国内第一次现代化远未完成，而且退到初级阶段了，手中有磨好的洋刀，结果庖丁乱解牛，模糊了两次现代化。我听过不止一个留学生说，你不知道，国外知识已经换代了。这种话，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真是压力而又压力，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在一种希望的压力之中。我还记得八十年代初北大请来美国的詹明信，批判媒体，主要是电视的权力控制。在美国，没错，但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全国才有多少电视机啊！有电视机，也只是个政治权力的喉舌啊。
1976年的“四五*”，也是从境外广播听到的。第二天在山上，大家都在议论昨天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情。当地出生的人问起天安门广场有多大，那时北京知青都办回北京了，结果在场的人只有我见过天安门广场，我大致目测了周围几个山头的距离，用手划了一下，说从这儿到那儿，从那儿到那儿吧。大家一齐惊呼“妹”。“妹”是云南的惊叹表示音，等同现在港台流行过来的“哇”。惊叹时常常还会“妹妹”或“妹妹噻”，也等同“哇噻”。不过我喜欢妹妹。
七十年代听境外广播，当时叫敌台，我不知道在全国知青当中普遍不普遍。云南知青中相当普遍。云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不太清楚，报纸也要多少天后才运到山里，收藏在党支部书记家，卷烟抽的时候都是向支书手上撕条报纸。所以中央的电台和报纸，对听敌台的人来说，只能算参考消息。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飘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飘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围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总要有一段时间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