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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05）。在访谈中，Z1说：“政治上的事，我们也会做一些，因为我们也有社会责任吧，毕竟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我们还是很关心国家发展与前途的，希望她会更加繁荣，更加好。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参与，现在这个体制也没有什么空间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也感觉到无能为力。更民主的话会更好。比如说深圳现在做的就挺好的，有时征集一些会标，一些道路建设会征求市民意见，那我们也会发表看法。也会打个电话投诉呀什么的等等。”但是总体看来，公民参与议政的比率偏低，中产阶层在面对现实时往往缺乏热情。在实地访谈中，Z5说：“我现在对一些体制内的权利，怎么讲呢，我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也不是政治冷淡，也不是政治热情，忙不过来吧！有自己的事情做。”Z9说：“我不太愿意谈政治，我认为政治就是婆婆妈妈，但一些具体涉及我们地方利益的，还是比较关心的，这就像关心母校、家乡一样。”
表8…8中产阶层“公民参与议政”交互表未选中公民参与议政合计中产计数13623159组内所占百分比（％）8551451000非中产计数11431051248组内所占百分比（％）916841000合计计数12791281407组内所占百分比（％）909911000
8对于“您认为，在以下有关改革的各种举措中，应该从哪些方面首先抓起” 的回答，在选择“增强报道深度，加强舆论监督”中，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201％）比非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130％）明显要高（参见表8…9），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14＜005）。中产阶层对重大事情的知情权要求比较高，Z2说：“就是有些事情国内媒体就会封锁一些消息，其实也没有什么，你就让人看呀，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有些你国内的不说，但国外的电视就会讲出来。”G11说：“国内的媒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会遮遮掩掩的。就比如说，河南平顶山杀人案，有个人杀了20多个中学生。媒体上不是说，去报道的时候，当地的干部又阻挠又干嘛的。我想恐怕也是怕影响到地方形象吧。我们这边电视全部能看到香港台，有些时候它让你看前一半，后一半就不让你看了。但一到关键时刻，就把它遮住了，就不让你看了。像香港这次SARS，网络上其实早就有了，它就是不给说。香港新闻每天发布出来，每天病多少，好多少，它每天都不停地更新，就很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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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调查，不同的参与图景（3）
表8…9中产阶层“增强报道深度，加强舆论监督”交互表未选中增强报道深度，加强舆论监督合计中产计数12732159组内所占百分比（％）7992011000非中产计数10861621248组内所占百分比（％）8701301000合计计数12131941407组内所占百分比（％）8621381000
9对于“您认为，在以下有关改革的各种举措中，应该从哪些方面首先抓起” 的回答，在选择“言论/出版自由”中，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220％）比非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116％）明显要高（参见表8…10），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00＜005）。Z3说：“你要辩证地看。我们国家的新闻自由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它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报道的不一定那么全、那么深。在深圳有许多便利条件，如香港台、国外、香港的一些大报我们也看。报纸的新闻都很雷同，而网络上的就不一样。当然有些话比较过。但可取的也有不少，主要是你要有分析、批判。”
表8…10中产阶层“言论、出版自由”交互表未选中言论、出版自由合计中产计数12435159组内所占百分比（％）7802201000非中产计数11031451248组内所占百分比（％）8841161000合计计数12271801407组内所占百分比（％）872128100010对于“您认为，在以下有关改革的各种举措中，应该从哪些方面首先抓起” 的回答，在选择“捍卫公民的基本人权”时，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132％）比非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81％）明显要高（参见表8…11），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31＜005）。
表8…11中产阶层“捍卫公民的基本人权”交互表未选中捍卫公民的基本人权合计中产计数13821159组内所占百分比（％）8681321000非中产计数11471011248组内所占百分比（％）919811000合计计数12851221407组内所占百分比（％）913871000
11对于“您认为，在以下有关改革的各种举措中，应该从哪些方面首先抓起” 的回答，在选择“说不上来”的答案时，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非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174％）比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 （69％）明显要高（参见表8…12），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01＜005）。非中产阶层在政治参与的意识、政治参与的知识、技能上与中产阶层有着一定差距，导致他们的“无意识”或者“不意识”。
表8…12中产阶层“说不上来”交互表未选中说不上来合计中产计数14811159组内所占百分比（％）931691000非中产计数10312171248组内所占百分比（％）8261741000合计计数11792281407组内所占百分比（％）8381621000
12对于“您是否参与过以下活动” 的回答，在选择“参与社区选举、管理”的答案时，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283％）比非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 （212％）明显要高（参见表8…13），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40＜005）。中产阶层在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参与中更加现实和具有理性，也更加具有主动性，城市中产阶层的维权活动此起彼伏说明了这个问题。
表8…13中产阶层“参与社区选举、管理”交互表未选中参与社区选举、管理合计中产计数11445159组内所占百分比（％）712831000非中产计数9842641248组内所占百分比（％）7882121000合计计数10983091407组内所占百分比（％）7802201000
13对于“您是否参与过以下活动” 的回答，在选择“在网上参加有关讨论”时，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302％）比非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162％）明显要高（参见表8…14），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00＜005）。工作方式、经济水平使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沟通手段上产生巨大差异，网络的普遍使用给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在对Z5的访问中，他是这样介绍他的网络生活：“几乎每天24小时都挂在网上，想上就上，在办公室会不时地刷新网页，在家也一样，时间比较多。在‘非典’时期发过帖子，并提了一些建议，毕竟关系到所有的人，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一些。”
表8…14中产阶层“在网上参加有关讨论”交互表未选中在网上参加有关讨论合计中产计数11148159组内所占百分比（％）6983021000非中产计数10462021248组内所占百分比（％）8381621000合计计数11572501407组内所占百分比（％）822178100014对于“您是否参与过以下活动” 的回答，在选择“以上都没有”时，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390％）比非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525％）明显要低（参见表8…15），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01＜005）。在我们问卷的选项中，非中产阶层有一半的人没有任何政治参与行为，他们的失语与沉默值得研究者和执政人员的思考。
表8…15中产阶层“以上都没有”交互表未选中有合计中产计数9762159组内所占百分比（％）6103901000非中产计数5936551248组内所占百分比（％）4755251000合计计数6907171407
大城市的调查，不同的参与图景（4）
体制内外的中产阶层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阶层一方面在纵向上发生变化，出现收入、社会地位、声望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在横向上发生转变。在中产阶层群体中就出现体制内的中产阶层，他们以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等为主，还有体制外的中产阶层，他们是民营企业家、外企工作人员、律师会计师等自由职业者构成的新阶层和个体工商户等组成的老中产阶层。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同体制中的中产阶层在以下问题的回答中存在显著性差异。
1对于“您认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的回答，体制内中产阶层和体制外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体制内中产阶层的直接参与比率（432％）、参加社会团体的比率（160％）明显比体制外中产阶层的直接参与比率（379％）、参加社会团体的比率（53％）要高（参见表8…16），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16＜005）。而“不参与”的比率体制外中产阶层的比率（263％）比体制内中产阶层的比率（173％）明显要高出许多。
表8…16体制内外中产阶层最好的政治参与方式交互表直接参与
（如投票选举）参加政
治团体群众
运动其他不参与合计体制内中产阶层计数22784398591526组内所占百分比（％）432160741621731000体制外中产阶层计数3658212595组内所占百分比（％）37953842212631000合计计数2638947106116621组内所占百分比（％）42143761711871000
2对于“关于公民的政治参与，您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的回答，体制内外的中产阶层在“政治不透明”的选择上差异显著，体制内中产阶层选择比率（317％）比体制外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的（189％）明显要高（参见表8…17），经检验差异显著性大（P=0012＜005）。
表8…17体制内外中产阶层“政治不透明”交互表未选中政治不透明合计体制内中产阶层计数359167526组内所占百分比（％）683％317％1000％体制外中产阶层计数771895组内所占百分比（％）811％189％1000％合计计数436185621组内所占百分比（％）702％298％1000％
3对于“关于公民的政治参与，您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的回答，体制内外中产阶层在“太忙，没有时间参与”的选择上差异显著，体制内中产阶层选择比率（150％）比体制外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232％）明显要低（参见表8…18），经检验差异显著性大（P=0048＜005）。但是总体看来中产阶层在忙碌的经济生活中，对政治活动并没有足够关注。在访谈中，Z4说：“事业肯定是第一位的，我们都还年轻呀 ，就是要发展，不管是工作还是什么，都要有一个方向，做自己值得做的事。我比较喜欢投资。其次是休闲活动，喜欢组织游泳，既可以锻炼身体，也是一种交往的手段，可以接触不同的人。（对于政治活动和本地大事）关心吧，参与不大。” 受访者对于我们在“发展个人事业、消费活动、休闲活动、参与政治、家庭活动”的排列次序上，无一例外地把参与政治放到最后的选择上。
表8…18体制内外中产阶层“太忙，没有时间参与”交互表未选中太忙，没有时间参与合计体制内中产阶层计数44779526组内所占百分比（％）8501501000体制外中产阶层计数732295组内所占百分比（％）7682321000合计计数520101621组内所占百分比（％）8371631000
4对于“您认为，在以下有关改革的各种举措中，应该从哪些方面首先抓起” 的回答，在选择“增强报道深度，加强舆论监督”中，体制内外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体制内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158％）比体制外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的（42％）明显要高（参见表8…19），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03＜005）。
表8…19体制内外中产阶层“增强报道深度，加强舆论监督”交互表未选中增强报道深度，加强舆论监督合计体制内中产阶层计数44383526组内所占百分比（％）8421581000体制外中产阶层计数91495组内所占百分比（％）958421000合计计数53487621组内所占百分比（％）8601401000
5对于“您是否参与过以下活动” 的回答，在选择“在网上参加有关讨论”时，体制内外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体制内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228％）比体制外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105％）明显要高（参见表8…20），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07＜005）。
表8…20体制内外中产阶层“在网上参加有关讨论”交互表未选中在网上参加有关讨论合计体制内中产阶层计数406120526组内所占百分比（％）7722281000体制外中产阶层计数851095组内所占百分比（％）8951051000合计计数491130621组内所占百分比（％）79120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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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与创新：未来的图景
经济体制的转型势必引发政治体制的转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生活氛围呈现出民主开放特征。在调查中我国中产阶层在现阶段的政治参与和非中产阶层相比开始有了分化，但是政治参与水平、规模还比较低，中产阶层政治参与所关心的问题也在大众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平衡中偏向自己的现实利益。目前的政治体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取得重大发展，但是一定程度上也还有一些制度限制着人们的政治参与，不能激发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热情。我们需要在体制上重新思考，并做出创新。
完善现行政治体制，鼓励政治参与
完善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一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决策和监督职能；使各利益主体的正当权益均能以法律形式得以保护。二是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尊重民主党派在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支持他们参政议政；把长期形成的多党合作、民主议事和民主监督工作制度化、法律化。三是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信访制度；充分发挥其在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方面的功能；以便于公民直接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四是完善社会协商制度；促进各级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与群众之间通过听证会、恳谈会、市民论坛等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就重大问题、重要决策进行平等、民主协商；开辟新的民主参政渠道，加强政府和民众间的交流和信任。黄国满：《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问题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第169页。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前公民，无论是中产阶层还是非中产阶层的团体意识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民的政治参与。在托克维尔看来，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工业化、官僚主义化等原因，国家会集权于有权势者，逐步使国家成为唯一的权力中心，而没有其他力量与之抗衡。结果导致分散的个人不会被理会，不会有足够的兴趣参与政治，甚至是完全接受统治，出现民众对政治的冷漠。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同前引书，第6页。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开展社区建设、鼓励社区自治和创建各类民办组织，争取民众的加入，对于促进政治参与和维持社会民主是必需的。
发展电子民主，增强政治沟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计算机及网络在中产阶层的生活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生活出现了电子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王向民：《电子民主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137～155页。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代议制的不足，草根式的电子化的民主表达更为直接，也逐渐具有影响力，在“孙志刚事件”废除收容制度、“刘涌案”的改判、哈尔滨“宝马案”、西安“宝马案”及最近声势浩大的对日问题网上签名等等都显现出“电子民意”的威力。
网络的超时空性特点可以摆脱代议制民主对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在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自由广泛地关心讨论问题。因此，人们利用电子民主可以进行政府上网公开信息，扩大民众对政策的了解，可以加强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沟通政府活动和民众需求，可以就大众所关心的问题进行非正式的辩论，可以通过在正式的途径上展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咨询和协商，也可以进行网上投票的实践。近来网上举报在司法机关获取犯罪线索上也有重要进展。
政治人的培养
在这个方面需要对公民进行政治知识教育。改革开放后虽然我们逐步纠正了公民的政治知识偏重于阶级斗争的状况；但由于宣传教育的力度不够；使许多公民对现行的政治制度、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何与人大代表联系并通过人大代表向决策部门反映意见、什么样的意见能够进入决策部门等政治知识仍是模糊的；而这些政治知识是公民正确、有效地参与政治所必须具备的。同时需要增强公民参政意识；摒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不良影响；摒弃个人崇拜思想，普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律等现代政治意识；引导公民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要注重职业政治人的培养尝试，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增加专职人员，提高参政者的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
1949年前的上海中产阶层
始于19世纪40年代开埠的上海近代城市史，是一部上海现代化的发展史和社会转型史。这种在外力冲击之下生发的对现代化的内在追求和努力，赋予上海现代化以独特的复杂性和艰难性。由不断分化到不断整合所呈现出的多元势差结构，集中体现了后发生型现代化的典型特征。虽然其社会转型至1949年并未真正完成，但就其现代性而言，上海仍具有最为成熟和特殊的个案意义。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 （1927～1937）》，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