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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台湾女作家圈子里，琦君以古典文学根基深厚而闻名海内外，特别是散文，不是从著名的文人墨客的传闻轶事的叙述中探讨人生哲理，就是在平常叙事描写时也夹古诗词以醒目，不少散文和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是诗词名句，甚至在与友人畅谈时，古诗词也常常脱口而出，满室生辉。她喜欢诗，更欣赏词，她“对词的偏爱，是因为比诗更精美。”她说，“从诗里可以获得两种好处，一是对社会情态的了解，一是同时也领会了其文学的表现方法。但词的作用更有发挥的余地，近于语体，不受拘限。”①因此她常有词作。或写乡愁；愁得人比黄花还瘦；是活用李清照词的佳作，如《踏沙·秋感》；或咏物，神韵飘逸，比喻形象，如因思念故乡而作的《清平乐·红梅》和《减字木兰花·梨花》；或写游记，绘景有色，描游人神态更绝，如《蝶恋花·游碧潭》；三曲《金缕曲》，各具风采。《金缕曲·送别孟瑶》、《金缕曲·赠秀亚》，作者巧妙地把对方的著作一一入词，更觉亲切风趣；另一《金缕曲·梁实秋先生译成莎士比亚全集，敬赋此致贺》，言辞恳切，敬佩之情，溢于词外。即使是退休，作家也要赋词以资纪念，如《鹊桥仙·退休寄感》，在她的生活中，真是处处皆有“词”了。有些词作，作者把它放在散文的开头，如《我们的水晶宫》中开头的《鹊桥仙》，把这阙词与散文共读，就更能体会它丰富的内涵。有些词作，揉进散文里，尤见清雅，如《天涯影里胭脂雪》、《想念荷花》等。琦君的小说，也常常夹些诗词，或通过人物之口，吟诗填词，突出人物性格，如《钱塘江畔》；或通过人物对某些诗词的爱好，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如《长沟流月去无声》、《菁姐》。她喜欢填词，也喜欢研究前人的词作，还出版了一本《词人之舟》，此书不仅在结构体裁上有所创新，将词论词体同评词话合于一体，而且对温庭筠、苏轼、晏几道、秦观、辛弃疾、朱淑贞、吴藻等著名词人的作品都作了深刻的研究，并且以行云流水的文笔，深入浅出地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突出不同词人的个性和不同词作的风格。如对苏东坡，一般人只认为东坡词风格豪放，琦君也赞同，并指出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豪放风格的代表作。但她却进一步指出东坡词“并不局限于豪放一格，他能豪放也能婉约，能洒脱也能缠绵。”还以他《蝶恋花》“云鬓丝桦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羁绊。杨花又有东风管。”为例，证明东坡词婉转缠绵的另一风格。不仅如此，她还指出东坡还有将豪放与柔媚溶于一词的佳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并引用苕溪渔隐丛话，来赞扬这阙词：“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同样，琦君对辛弃疾、温庭筠等其他七位词人词作的分析，也新颖独到。琦君真不愧为浙东大同人夏承焘先生的得意女弟子。读者也许奇怪她怎么不评著名词人李清照、李后主、柳永、张子野、陆放翁？琦君在《后记》中说明她已经写过并已发表，但没收入此书，很可惜，其实应该收入的。对于卓文君和花蕊夫人虽只在附录部分作简单介绍，却写得情意切切，从温柔敦厚的词心或赤子之心的角度，突出了古代两位女知识分子的才华和不幸。这本《词人之舟》出在她的散文小说集之后，我们先读她的散文小说，再读她的词作词评，仿佛先看到花叶枝干，最后才看到树根，原来她散文小说常用古诗词名句起画龙点睛的妙用，所以写得那么清秀隽永温厚，根源竟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说，她确既是散文家，小说家，又是词人和学者。
①陈芳蓉：《琦君访问记——那颗歌唱的心灵》
四
形成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作品中即使不标上自己的名字，也能使读者见其文而知其人。正如我们一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就会判断这是苏东坡所作，一读一杨柳岸晓凤残月”，就认为是柳永所为。我们也可以从“等国奉比，又惹轻愁起”，看出是琦君笔法。琦君散文的独特性，是“无论写人、写事、写物，都在平常无奇中含蓄至理，在清淡朴素中见出秀美；她的散文，不是浓妆艳抹的豪华贵妇，也不是粗服乱头的村俚美女，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①。她的小说，又以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和反映台湾司法界特殊生活而与别家大异，她的词，更以情深意切取胜。总而言之，琦君作品的独特风格是跟她独特的艺术思考和艺术追求分不开的——那是对真、善、美的思考和追求。
①郑明娳：《谈谈琦君的散文》
无疑地，她的作品都是真实的。她的写作宗旨是：“以自然之笔，写真实之情”。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她的散文，甚至可以当成她的自传来读；她的词，填的更是真人真事真景；她的小说，或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或是在生活的真实上升华为艺术上的真实。至于善，她的每篇作品都是证明。我们还可以特别举出《百合羹》和《岳母》两篇小说来说明这一点。前者的阿翁不愿孝顺的儿媳再嫁，后者的岳母不愿女婿再娶，但作者把这两个素材写成小说后，人物的思想境界和性格发展都有了变化。《百合羹》中的阿翁，万分体谅儿媳，主动说合，盼望她能与邻居青年君甫再结良缘；《岳母》中的岳母，也是善体人意的老太太，爱女婿的新婚太太如同己出。琦君为什么要这样写？“我深感这个世界的暴戾已经太多，为什么不透过文章多多宣染祥和美好的一面呢？”①这又一次显示出琦君慈善心肠和温柔敦厚的个性。
①琦君：《钱塘江畔序·细说从头》
琦君所追求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美。正如宋代黄庭坚所说：“文章的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这类佳作，常在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意的寻常事物中写出独特的见解和新意，这种艺术，常常表现日常生活，常见事物，人之常情等寻常题材，善于从中发掘并表现出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在人们共同的思想感情中写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琦君的作品，特别是散文，正是这样的佳作。如《小玩意》写小女儿憨态可掬，兴高采烈玩玩具，却不知送玩具的姨娘给母亲带来多少痛苦；《金盒子》把姐弟深情，写得多么纯真、动人；《下雨天，真好》，《下雨天，真不好》似乎是两篇内容完全相反的散文，却同样写出对故乡、对童年生活无尽的思恋；《想念荷花》更是将诗情画意溶于一体的精品，我们甚至可以闻到荷花的芬芳，听到采莲的歌声，看到父亲和老师的慈颜。而这一切，是用最朴素最自然的文字写出来的，却又实在构成了表现父女之情，师生之谊的人世间最美的画卷。难怪托尔斯泰说：“如果世界上有优点的话，那么朴质就是最重大最难达到的一种优点”。
如果要求全责备，即使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作家，我们也可以找出他作品的不足之处。对琦君来说，也许她离开大陆太久，对海峡这一边人民生活不够了解，某些作品，在内容上有些偏差；在艺术方面，个别作品含蓄不足，直露有余。
琦君在创作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愿这颗璀璨的文学恒星，永远照耀台湾文坛。
陈敬容
孙瑞珍
1989年11月15日，著名诗人陈敬容治丧办公室寄给我一份讣告。讣告上写着：陈敬容于1989年11月8日22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根据本人遗愿：治丧工作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兹定于1989年11月17日火化。
她的遗愿像她的一生一样，平凡而简朴。陈敬容活着的时候，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独自一人，在都市的一角，过着平静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死后也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一个人带着她的诗和情，静悄悄地走向另一个世界。
接到讣告后，我久久不能平静。陈敬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她一生的不幸和坎坷久久地存留在我的脑海中。
“文化大革命”前，我曾和她住在一个四合院里，那时，我的孩子很小，又要去十几公里以外的郊区上班，她常常过来关照我。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每到甜枣收获的季节，她总是捧着一个小碗，给我送来一碗又甜又脆的大红枣，我觉得她很热情，像母亲般地关怀我。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彼此也还算信任，空闲时常坐在一起聊聊。她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人，但从不谈她的过去，更不谈她创作上的成就。时间久了，我从周围人的口中对她过去的生活知道星星点点。
十年浩劫，我和她完全失去了联系，各自都离开了这个四合院。1978年，为了编写《中国文学家辞典》和《中国现代女作家》，我又想到了她，几经打听，才知道她的确切地址。一天，寒冷异常，北风呼啸，我和一位朋友来到位于北京正南方向的一座寺庙——法源寺。那时的法源寺还没有修聋，一幅破落、凋零的惨景，院子里来往的人很少，走进里院，使人觉得有些惊然。有人告诉我陈敬容就住在这座破庙的一间房子里，按照看庙人的指引，我找到了那间房子，庙的后院有三间瓦房，分住两家人，中间的堂屋，两家公用，放些碗橱等零七八碎的东西。两家人的门口都是锁头将军把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有格子的木棂窗，屋子里很黑，我只好趴在窗玻璃上观察，判断陈敬容住在哪间房子里。很凑巧，诗，帮了我的忙。靠窗的桌子上堆着一些不太整齐的杂志，正中间，有一堆摆放不很端正的稿纸，我一眼认出，那上面的字是陈敬容的笔迹，那是她的诗的手稿，我在门上给她留下了一张纸条。回来的路上，我高兴极了——找到了诗，就找到了陈敬容，找到了陈敬容也就找到了诗。
过了两三天，我接到了她的来信，她约我尽快到她的房子里谈一谈，我又一次到了法源寺。走进她那又冷又黑的房子。火炉燃得不旺，仿佛进了冰窖一般。当她伸出手来跟我握手时，我发现她的手粗糙得如同常年在农村劳动的老农的手，并且所有的骨节都突出增大。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下水道，每天要提几大桶水。那时，她和女儿住在一起，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都由她一个人承担。机关比较早就让她办了退休手续，她只好靠着为数不多的退休金打发日子。
后来她又搬家了，搬到了宣武门西大街一所高层住宅，我去看她的次数多起来了。新宅说是三居室，实际上每间都不大，而且一个朝东，其余两个全朝北，三个屋子都；临街，整天车流、人流昼夜不停。陈敬容只好闹中取静。她一生中最后一段时光，是她最满意，也最快乐的日子，她可以关起门来写诗，写散文。她告诉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这么无忧无虑过。她是那么爱诗，诗情注入在她的生命里，她活着，诗就在她的心中孕育。最后的十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也是她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的成熟期。经过令人发指的十年浩劫，陈敬容诗中的天真与浪漫少了许多，但真诚依旧，增加了更多的成熟以及对人生的体验，这些深邃的思想，蕴藏在独特的意象中，更加婉转，更加富于哲理。在她晚年的诗中，形式上中西结合得也更加浑然一体。
“偷读”
陈敬容，笔名蓝冰、成辉、文谷。1917年9月2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城。乐山旧制为嘉定府，古称嘉帅。它是距峨眉山百里左右的一个半岛形地带，三面为长江支流所环绕，只有一面陆路，经几个县通往成都。那里气候宜人，风物多丽。古往今来，哺育了不少有成就的文人。盛唐诗人岑参，现代作家郭沫若都出生在那里；宋代诗人苏东坡曾在那里的凌云山上读书，凌云山有东坡洗砚池，历来被视为名胜之地。
她家里虽不富裕，却足可温饱。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辛亥革命后教小学，居然学会了新式的算术。陈敬容四岁启蒙，全靠祖父。童年时，祖父常教她读书，但只限于“正经书”。起初读《三字经》、《孝经》，后来读《史鉴节要》、《论语》、唐诗等。小说则无论新旧，一律不许看。祖母因为自己不识字，最反对读书，她总是愤愤地说：“读了书做女王吗？我不读书，也活了一辈子。”祖父很希望父亲能光耀门庭，父亲终于在四川军阀手下当了一名不大的官儿，东奔西跑，常年不在家。母亲是一个商人家的女儿，念过私塾，结婚后，千方百计要去县城女子师范读书，由于祖母的竭力反对，终于没上成，一直引以为憾，因此，对女儿读书，十分支持。
上小学四年级时，班上有一位拖着粗大辫子年长的同学，常常给大家讲一些旧小说里面的故事，如《七侠五义》、《再生缘》等。同学中有这类书，互相传看，他们被带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她从这些书里读到了在教科书里读不到的东西，感觉特别新鲜。少年时代的陈敬容，在抑郁、沉闷的环境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祖父有一间很大的书房，橱里、架上、桌子上堆满了虫蚀的线装书。书房的窗子很大，但被窗外一道整年长满青苔的墙挡住了，光线不好。有时她看见祖父戴着老花镜，坐在窗前看书。她很羡慕祖父有那么一个大书房，心里想：“一个人能读那么多书，真了不起！”她多么希望也像祖父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那里，探取书中的奥秘，但森严的家规却把她拒之门外，未成年的孩子是不准进书房的。
她十二岁那年一个冬日的黄昏，一家人都在房间里烤烘笼，陈敬容瞅准时机，悄悄地推开书房的门，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聊斋志异》，拿回自己的房间，塞到床褥下。待到深夜才坐在油灯下阅读。她在1946年写的散文《偷读》中回忆道：“怎样的惊奇、狂喜，又怎样的骇怕！那些鬼怪、狐狸的故事，真叫人毛骨惊然！好像他们都在窗隙里、门缝里向我窥看，好像他们已经进到屋内，躲在那些拥挤的家具背后。但是这种恐惧却不能夺去我阅读的兴趣，我便把两手捧住了脸，只留两只眼睛，朝向书本上；偶然也举眼望一望四周，但马上又骇怕地收回来。”
从此，她读书的兴致愈来愈大，想方设法躲开祖父的目光，在书房里大加搜索，慢慢地发现了《三国志》、《列国志》和名目繁多的小说，又从叔父商店的学徒手中借来了《封神榜》和《西游记》等，贪婪地阅读。开始偷读时，心还怦怦地跳个不停，当专心地读一阵子以后，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
后来她考上了县立女中，逐渐接触到五四初期的作家鲁迅、朱自清、郭沫若、叶绍钧、冰心等人的作品。另外，教师也选了一些活页文选给学生阅读。她又接触到外国作家都德、左拉、拜伦、柯罗连珂等人的作品。有时，省下零用钱，还到旧书铺去租书来读。
在学校里忙于应付功课，读课外书的时间较少，只好偷偷地带回家去读。一次，她带回一本阿志巴绥夫的《血痕》，忘了拿进屋去，丢在耳房的条桌上了，恰巧，被经过那里的叔父发现，便告诉祖父，说她看不规矩的书。祖父把她叫去骂了一顿，要她第二天拿去还给人家，永远不许再看。幸好，当时父亲不在家，免了一顿惩罚。祖父的斥责丝毫没有减弱她读书的兴趣，新旧小说仍然继续偷看。有一回，父亲寄给她两本《生活信箱》杂志，她误认为父亲的脑子变新了，便写信告诉父亲，说她读了《红楼梦》和《水浒传》。回信来了，她被大骂一顿，说是“红楼诲淫，水浒诲盗”，岂是青年女子可以读的书？陈敬容听父亲这些话犹如耳边风。她一直相信，许多有“淫”、“盗”行为的人，恐怕未必读过这类书。
当时的作文，完全是语体文，陈敬容对作文课很感兴趣，每次总是交上长长的一篇。同时，开始写些短小诗文，用笔名“芳素”在学校壁报上刊出。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她对自己的封建家庭，逐渐产生了反感，尤其是对唯我独尊，经常打骂妻子儿女的父亲更是不满。十四岁时，她曾坐上大木船，从家里逃跑，逃到万县，被父亲抓回，关了半年多，由于母亲的恳求和亲友的劝说，父亲才退让，允许她跟随祖父的结拜兄弟的女儿到成都中华女中继续读书，并改名陈彬范。在成都，国文课教材普遍采用文言，连写作文也要讲究“摇曳生姿”、“一唱三叹”，周围的同学们也颇崇尚古风，看新书的人极少，于是新文学暂时与她隔绝了。但这却使她汲取到古代散文的丰富营养。高初中毕业还差一学期，学校让她顶替该校因病辍学的同学陈在琼的名字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冲破关闭的生活
过了将近两年沉闷的日子，1934年寒假，她收到了初中时的英文教师曹葆华的来信，动员她出川读书，并且寄来了路费。她只身一人，跋涉千里，终于到了北平，从此便与家庭断绝了来往。
到北平后，由于经济力量不足，未能继续进学校读书，只好自学中外文学，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旁听（其实是偷听），以后就靠跑图书馆了。那时的北京图书馆，环境清幽，去阅读的人不算多，加上紧临北海公园，午饭后，就在靠公园那面的林荫道上散散步，然后再钻进阅览室继续学习，直到闭馆。从此，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