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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自由的空气；
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
找寻慈母的保护与扶持，
投入了边区的胸怀
——《边区就是我们的家》
陈学昭被分配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参观、访问、学习，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她见到毛主席、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得到他们的关怀与鼓励。11月，动笔写《延安访问记》。
1939年，有一段时间，陈学昭一家人离开延安去重庆，第二年初冬再次回来。这时，男孩子病死，又有了一个小女儿，但夫妻感情愈来愈坏，终于完全破裂。对于离婚，她井不遗憾，只是感到自己太软弱，不识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陈学昭看来，这个婚姻使她错过了两个深爱她的挚友季志仁和蔡伯龄。这是一生最大的错事。从此，她一个人带着女儿过着独身生活。
1942年5月，她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认真解剖自己。从以卖文为生的个人奋斗跨入有铁的纪律的战斗生活，思想上完全转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她总结道：“我回想我从写《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起，到这时正好是二十年了。开始是反对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抗战热情，到延安来找共产党……但是在我的脑子里，感情上，为谁写作，有没有弄清楚呢？我承认，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和启发。我初步总结了过去自己创作的经历，下决心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只有深入生活，创作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泉。”（《天涯归客》）
这是她世界观发生深刻革命的又一步，从一个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知识分子跨入为阶级解放、为工农群众而奋斗的战士的行列，成为真正解放了的人。她在1942年《烦忧》一诗中说：
我们的生命，是为着别人的，
倘使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将失却生命的意义！
无疑，陈学昭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知识分于、革命作家所走的共同道路，但她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却是难以估量的。
这年近冬，她从延安文艺界抗战后援会调到《解放日报》工作，做第四版编辑，与艾思奇、舒群、温济泽、林默涵、白朗、陈企霞等人同事，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大家边生产、边工作。面对火热的劳动场面，听到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她的心沸腾了，这个敏感、热情、爱思考的人，提笔写下散文《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共产党》、《体验劳动的开始》以及报道劳动模范事迹的通讯，都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
1944年初，陈学昭离开《解放日报》到中央党校四部工作，仍然写散文、通讯，还写诗，有时做点翻译工作。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那年10月，陈学昭告别了居住七年的延安，向东北进发。新的旅途，她不再是孤寂悲苦的一个人，是在人民群众中间，在艰苦斗争的火线上。快过陕甘宁边界时，她望着汹涌的黄河水，想到钱塘江、地中海，想到为之奋斗的事业。
行军到张家口、怀来，从承德乘飞机到本溪，再随机关队伍行经抚顺、长春、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又至开鲁进入内蒙古，回张北、张家口，重渡黄河，于1946年11月底又回到延安。一年时间，转了一大圈，吃了多少苦，走了多少路，但值得欣慰的是，她看到人民的力量，看到广大群众要从受奴役受压迫中彻底解放的信心。在动荡不安的行军途中，每到一处，她总是摊开笔记本，握着笔，拿木板、砖头当桌子椅子，赶写文章。《漫走解放区》就是在行军途中完成的。
在古城延安呆了三个月，又随着队伍开始行军。延安，三进三别！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记叙道：“我在夜色中望着对岸的枣林坪山坡，思绪起伏。这一回离开陕甘宁边区，不大有可能再回来了。我在这里前后呆了近八年，我们国家有很大变化，我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也有很大的变化，那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年月呵！我是在这里才开始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我将永远想念着这个地方！”（《天涯归客》）。
几经跋涉之苦，来到北国名城哈尔滨。听从组织分配，她作好出国工作的准备，但由于领导上临时改变计划，没能走成，她决定到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
1949年3月，陈学昭作为东北妇女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开会，7月又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故乡的解放，给她带来无比喜悦，她决定从此“远走低飞、到底层去。”会议一结束，陈学昭便匆忙向住在托儿所的女儿告别。离开北京，离开朋友，离开唯一的女儿，别情依依，若有所失，她感到难以名状的惆怅，但决心已经下定，一辈子面向人民群众，不作空头的文艺家，扎根到实际的生活中去。盛夏，骄阳似火，她匆匆登上南下的列车……
从1938年回国，到解放，陈学昭经历了人生道路的巨大转折，创作也产生了飞跃。一扫过去哀怨、失望的情绪，显露出开朗向上的热情，从表现自我，转向表现劳苦大众和人民革命。无论是描写边区新生活的《延安访问记》，还是记叙从延安到东北路上见闻的《漫走解放区》，或是包括十四个短篇小说的《新柜中缘》，或是自传体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都充分表现出作家这一伟大的飞跃。在极艰苦的岁月，陈学昭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为读者用有形的文字描写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人民的苦难、觉醒和斗争，记录下敌人的罪恶和群众翻身的喜悦。同时也留下了自己思想改造、不断觉悟的足迹。她在《漫走解放区》前言里写道：“这十五篇简短的报道，是在我匆忙地走马观花，常常一天一个地方的行程中，给解放区画下的粗糙的轮廓，但虽然是粗糙的，却是真实的。”这时期的作品仍然保持她的风格，叙事写景饱含感情，充满诗意，文笔却走向朴素无华。有些作品，由于在战乱中匆忙写作，文字锤炼不够，结构显得松散。
一个人，一旦将生命交给人民，他将变得无私而无畏。到东北后，陈学昭连续出版过几本书，还有译作，所得稿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心不沉浮
火车向江南水乡奔驰，大地如花似锦，黄澄澄的稻穗摇着手欢迎这位久离家乡的女儿，她的心跳荡起来，童年的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而此时已是1949年7月。
陈学昭一来到家乡，即投入余杭农村剿匪反霸斗争。这里离杭州儿十里，土匪潜伏，活动猖狂。陈学昭随工作队进村后，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斗争逐渐展开。第二年夏天，她参加了海宁斜桥区黄墩乡的反霸和土改工作，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打碎了封建社会秩序，给农村带来深刻变革。身在群众之中的陈学昭，感受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亲眼见到他们在斗争中的成长和提高，成为土地的主人。生活越深入，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便清晰地站立在作家的面前。工作结束不久，回到杭州，根据这段生活积累的素材，她写出近三十万字的《土地》初稿，经过不断修改，压缩成十五万字，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陈学昭看来，生活不是享受，而是苦斗。刚刚完成土改，她于1952年3月又下到正办互助组的杭州龙井茶区。整日跑各组，跟姑娘们上山采茶或拣茶叶，同茶家的感情日益加深。第二年初夏，她在北京文学讲习所拉出小说《春茶》的提纲，而创作起来又感到千头万绪，无从下笔。她意识到自己生活深入得还不够，决定再回杭州补充生活，于是便来到梅家坞，和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一起办合作社，直到1956年完成长篇小说《春茶》上集。几年以后，她虽经历了巨浪的打击，却仍然怀恋杭州茶区，在1963—1964年参加了满觉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完成《春茶》下集。
生活是大海，要获得它的真谛，必得探入海的深处。作为作家，陈学昭有一种极宝贵的精神——就是向下，在劳动人民中间深深扎根。解放后，陈学昭担任了全国政协特约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她始终不脱离实际，参加农村基层工作，结交许多农民朋友。她感到越接近他们，越从心底尊敬和热爱他们。多少年过去了，她坚韧不拔地向生活汲取创作营养，《土地》和《春茶》便是从这泥土中长出的果实。这两部作品描写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到合作化——我国农村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清晰地描绘了农村社会变革的崭新生活画面。作品中倾注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着力表现他们对共产党的爱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以及坚强不屈的民族自尊心。作者在《春茶》后记中写道：“我只不过想用朴素的笔写下一点在这时代中我活着、见着的和感觉着的东西。”没有那几年扎扎实实的生活，便没有《土地》和《春茶》。
除农村生活之外，陈学昭还在浙江大学工作近一年，到北京文学讲习所从事专业写作不到半年，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陪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到各地参观访问等等。这期间写了一些散文、游记、随笔，发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陈学昭是散文家、小说家、又是诗人。千变万化的生活和斗争，常常使她提笔写诗，直抒胸臆。1954年在梅家坞她把1942年以来写的诗选出十四首结成集子《纪念的日子》出版。这一首首抒情诗从法国到中国，记录了作家的心声，可爱的巴黎遭到法西斯践踏，战友壮烈牺牲；八路军又开辟了一个解放区；胜利的凯歌，动人的消息又传来……痛苦和欢乐都在她的笔下铸成诗句。
生活，并不是永远正确的真理，它曾无情地给过陈学昭不公平的待遇：1957年被开除党籍，定为右派分子，后来，罪恶的“十年”中又被抄家，被揪斗。她曾分析过自己的弱点：“不善于处理人事，缺乏灵活性，清高自许，傲气凌人。”并说：“我缺乏社会实际经验，遇到的好人多，然而，只要遇到一个坏人，就毫无对策，被人置于死地。”（《天涯归客》）这些，确实使她在复杂的人生路途中吃过亏，但因她为人耿直，光明磊落，具有尖锐敏感的个性而招致的祸患，却不应当由她个人承受，这纯粹是历史的误会。
一个舍弃一切追求共产主义事业的人，被判为右派分子；一个热爱劳动大众，和人民不可分离的人，被孤立起来；一个感情丰富的作家，遭到无情的鞭打；历史，这是多么不公正！她想到过死，但想到自己要做的事还很多，只要信仰不变，还需奋斗，她坚强地挺过起来了。1958年3月，她下放到绍兴文化馆劳动，两年后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图书馆做钉图片、理报纸等杂事。自从工资制以来，陈学昭一直靠稿费收入生活，不拿工资，后来不能写作，也依然“生活靠写作自给”，直到1962年6月。之后，她又到农村、工厂参加“四清”，从事体力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回到大学图书馆，接受批斗……
陈学昭的生活道路充满了荆棘，早年流浪漂泊，在海外曾遭围攻谩骂，回国后爱子夭折，婚姻死亡。延安审干，受考验，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全国解放后，下厂下乡，体验生活，从事写作，直到以后错打成右派……但她坚强地活下来了，这里除了信念在支撑她之外，就是前辈、友人、同志的关怀。二十年代起，她认识了鲁迅、茅盾、周建人、戈公振，他们像亲人一样爱护她，鼓励她。几十年来，茅盾和周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中断过和她的来往。到延安后，受到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彭真、李富春等革命家的关怀和教导，就在错打成右派期间，周总理也十分关心她的问题。生活虽然给过她许多不幸，但也收获了许多友情和骄傲。
1977年10月应鲁迅研究室的邀请，陈学昭来到久别的北京参加座谈会，会见了许多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第二年8月在《上海文艺》上发表散文《难忘的年月，难忘的同志》，从此结束了她二十多年埋名的寂寞生活。1979年2月，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她离开了杭州大学，到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0月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陈学昭的名誉恢复了，她对过去的不幸，既不去管，也不计较，她说：“只要一息尚存，我要继续战斗，继续工作！在任何情况下，我永远不会消沉！”在她身上仍然燃着理想和希望。
早在1946年，陈学昭就动笔写作《工作着是美丽的》。那年春天，她在吉林被邀参加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作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的发言。过后，熟人们劝她就此写些东西，这勾起了她多年的心愿。三十年代末她“曾想写一个‘五四’时代的中国女性，女主人公跨越好几个伟大的时代，直到抗战，继续前进，想从这样一个女性身上，反映出时代的一角。”（《工作着是美丽的》前记）但终未写成。到延安后，又提笔写了两万字，自己不满意，还是毁掉了。解放战争的年月，她一边行军一边写，写写停停，直到1948年底完成了上卷。1949年3月初版，1954年再版。1965年以前，又断断续续写第二部，中间经过多少波折，陈学昭把满头的黑发都写白了，终于在1979年，两卷才得以合出。
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所记叙的是陈学昭本人的生活经历，它生动具体地反映出从本世纪初到七十年代末，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极深，革命斗争极艰难的国家，一个女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不平而又不断前进的道路。小说的生活舞台相当广阔，从闭塞保守的农村小镇到开放而殖民地化的大城市，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巴黎到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从千里冰封的东北平原，到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都留下了女主人公李栅裳坚实的脚印。
在艺术上，这部小说很有独特风格，它突破一般小说的框框，全篇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不着力描写人物的音容笑貌，一贯到底的人物只有李娜裳一人，故事、人物仿佛信笔而写，给人十分真实之感。行文充满散文美、自然美。但同时，情节的开展，往往未能紧扣主题，一些人和事写得有些琐碎，给人以枝蔓之感。
1984年是陈学昭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1月5日，在杭州，浙江省文艺界为她举行茶会庆贺，在会上她说，我虽然已七十八岁高龄，仍要继续努力，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1991年10月10日，陈学昭走完了她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天，讣告上写道：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现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全国文联名誉委员、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学昭在杭州病逝，终年85岁……。
陈学昭是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女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闪光的足迹。她的思想和情怀，勤奋和文采，她的爱和追求，好似浩淼的钱塘江，拥抱大海，西子湖畔的灯光，将永远在历史的长廊中闪烁
1994年12月5日修订
谢冰莹
阎纯德
1993年7月，在参加了人文科学国际大会之后，我从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出发，乘著名的“灰狗”（GREYHOUND）长途汽车，途经十四州及底特律、芝加哥等城市，冒着依阿华州泛滥的洪水，三天三夜，历尽艰险，于7月12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名城旧金山，为了访问心仪多年的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女兵”，一位多产作家，曾与陈天华、成仿吾被誉为湖南新化“三才子”的谢冰莹。
旧金山的天气很好，但7月的阳光并不烁人，风是凉的。当我进入CHINATOWN（唐人街）时，仿佛到了香港——眼里是中国的牌楼，汉字路标，满街的中国人，琳琅满目的中国货，听到的是乡音，心里油然而生的是暖人的乡情。
按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下了车，只见栅栏墙里是一方不太大的小花园，绿树竞翠，鲜花耀眼，花坛边半倚半坐着一位拄杖老人。“她就是谢冰莹！”我毫无怀疑地这样想。这时候，她已缓缓站起，微笑着走向大门。
“谢先生”隔着大门，我自信地向这位从未谋面的前辈打招呼。
“你一定是阎先生了，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可我想象中的你和现在见到的你也相差无几，只是想象中的你，似乎没有这么年轻……我们有缘，我从楼上下来才5分钟，你就来了。”
“我是见您心切，一路不敢怠慢……”
“要见我，得买票，因为我是‘动物’。”她笑着说。
“为了这‘票’往返飞行，等于我将地球环绕了一圈，还跋涉了一个美国。”我接过谢老的话茬，把多年追求的心愿，化成幽默递了过去。
面对这位革命的先驱女性，脑海不停地闪现着她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表现的那种伟大精神和民族气节，她的智、仁、勇，以及影响过几代人、并作为精神遗产永载史册的《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
从1981年3月27日起，我们有过二十多封的书信来往。她给我的信中时时念及大陆的作家。这次见面，她还问及冰心，还说抗战时期，在成都曾听她讲演《闲话燕园》。她还说到柳亚子：“我曾住在柳先生家里。他说话结巴。说话时，闭上眼，干着急，就是说不出。我忍不住，就赶紧跑开，躲着他笑。他太太对我说：‘冰莹，你别当着他的面笑，那样他会生气的。’我说不会的……”
说起柳亚子，我想起他在1933年2月1日发表在《新时代月刊》二月号上的一首词《寿冰莹——浪淘沙》：
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