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骆小海就是“###”开始后，在清华大学附中成立的全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发起者和命名者之一。他还写了当时很有名的《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文。
1966年5月16日之后，有一天，团中央的一位副主席（我记得他姓王）带队来到我们学校，征求同学们对学校的意见。座谈会正好选在我们班的教室里。那次我发了言，其他班级的同学也都有人发言提意见。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四个教师批判校领导的大字报，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开始了，校内开始批判“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了。后来中央向各个学校派工作组，我们25中和华侨补习学校好像是最早派驻工作组的。我记得工作组的成员都是军队干部。来我们班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团长，长得五大三粗，是个曾经历战火洗礼的人，他待人很和气。华侨补习学校是跟着侨委参加“文化革命”的，工作组是支持廖承志的，所以学生们对我爸很好。校工作组有一个任务是在学校里揪出“反动”学生。我还曾经到批判“反动”学生李冬民和曲折的会场去看过热闹。
7月底，各学校的工作组撤离了，我和几个同学还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在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之间跑来跑去的北大学生中有不少是打赤脚的。
有一天，我们班的几个干部子弟出身的同学叫我一起去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很多，有许多学生穿着旧军装。突然，来了一个头缠纱布的人，向人们诉说他们在体育学院被人用皮带抽打致伤的事。于是，很多人便骑着车呼叫着奔体育学院去支援。不一会儿，只见广场中间有一个留着分头，穿着运动装的人被穿着旧军装的学生用军用皮带追着打，那被打的人一边躲，一边还不停向打他的人解释着什么。后来打他的人越来越多，他就跑向革命历史博物馆，乞求站岗的卫兵让他进去躲，但卫兵不让他进去，他便被打得头破血流。
街上到处都在喊口号，学校里更不平静，开批斗会的时候，有学生用军用皮带抽打教导主任，有个教生物的女教师被剃了光头。老师们被批之后，每天就在学校扫地、扫厕所。他们上工排队的时候，有红卫兵指挥着他们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团委书记也被剃了光头，有一次在教室前的路上我们不期然打了照面，我跟他打招呼说：“X老师，侨委的革命派正支持我爸和我妈###呢。”只见他恶狠狠地看着我说：“运动还没有完呢！”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后来经历无数人事，我常想，人在有权势时是很膨胀很可怕的，但他在没权势时也是那么可怕。就像雨果写的《悲惨世界》里那个总是追着冉·阿让的那个警察，他是思想的警察。这种种人世的丑恶，可能是促使我后来去西双版纳，并最后选择了走南闯北的记者生涯的缘由吧。那时候，我帮我妈抄写了好多“翻案”的大字报，我们还熬了一桶糨糊，把大字报贴在侨委大院里和王大人胡同最显眼的位置。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2）
有一天，我们班几个不是红卫兵的同学闲来无事，听说下午文化部大院要批斗夏衍、陈荒煤等“走资派”，于是在吃过午饭以后就一起往朝内大街走去看热闹。我们学校离那儿不远。快到文化部门口正要过马路的时候，平时挺稳重的同学邵大军突然笑着指着前方大叫：“快看！快看！”我们一起抬眼望去，只见一个脸色红润、体形丰满、梳两条大辫子的女中学生，穿着一身洗旧的黄军装、解放鞋、黄军帽，手中提着一条做工精致的皮马鞭，马鞭挺长，拖到身后的地上。就好像是舞剧《白毛女》里的扎着红头绳的喜儿翻身后当上了解放军的骑兵，真是飒爽英姿。她离我们也就有二十来米远，听见我们的笑声，她回眸望了我们一眼，脸颊羞红地笑着扭头过马路。我们也跟着她的身影走进文化部的大门。在大院里的篮球场上，聚了很多人，只见一群红卫兵和造反派把押成“喷气式”、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黑牌的“走资派”们推到人群中间。口号声，批判声，还有打人声，在毒日头下和着汗味儿飘荡。那女中学生提着马鞭站在“走资派”们的旁边，脸涨得通红，怒视着“走资派”，但仍掩不住面带的羞涩和不知所措的神情。她始终没有举起她的皮鞭，所以也谈不上“放下你的鞭子”。我们看了一会儿，就挤出了人群。那是我唯一的一次亲眼见到大文豪，夏衍是很干瘦的老头儿，陈荒煤较白而胖，他们弯着腰低着头，汗流浃背的样子，怪可怜的……
“8·18”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们虽然不是红卫兵，但也可以参加###。有同学把学校的平板三轮车和锣鼓镲弄来了。我们就学蹬三轮和打锣鼓，我的节奏感很好，一上手就噼噼啪啪地敲得很欢，而且我很快就学会骑三轮车了。###的时候我和同学轮流骑着三轮车，敲锣打鼓经过天安门广场，喊着：“毛主席万岁！”接受毛主席检阅。热闹极了，也好玩极了，一点也不累。那一天，我们侨委大院的张锐还登上了天安门受到毛主席接见。后来他妹妹张小禾在“8·31”还在天安门上发了言并和毛主席握了手，在那之前，她和吴君慈曾带领女二中的红卫兵砸了扬威路的路牌，改成了“反修路”。
往事如烟，如今反思，我们当年那么狂热，是因为此前中国的各级当权派的权利太大了，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奉命从群众中按定额（一般是百分之五到十）揪出“反革命”、“右派”、“四不清分子”送去劳动改造甚至投进监狱。我爸和我妈被打成“右倾”和“右派”，他们的罪状之一就是“反对领导就是反党”。我爸说，那领导的手下还恶狠狠地指着他的鼻子说：“要是在战争期间，早把你枪毙了！”而“###”一开始，当权派都纷纷被打倒了，就好像是真有报应似的。大家像过狂欢节似的。但是，没想到这“大###”带来的是大###和大劫难。国家也一步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3）
因为我妈曾是右派，所以我申请加入红卫兵没被批准。后来社会上掀起“破四旧”运动的时候，我见到红卫兵在学校里把一些街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弄到学校里来打，我看了很不舒服。有一次我路过21中的时候，见殡仪馆的大卡车停在路口，有许多小孩蹬上车轮扒着车帮探头往车里看。我也扒上去看了一眼，车里摆满了从各中学收来的许多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不一会儿几个殡仪馆的彪形大汉用担架抬着几具尸体从21中快步走出来，一路吆喝着驱赶看热闹的人们。他们来到车前，把后门打开，把尸体甩上车，再把后门关上，然后攀上卡车，坐在尸体堆的两侧，面无表情地扬长而去。
后来我们班里也开始开会批判一些同学，那时有个口号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的好朋友王开平也被骂“狗崽子”，我很气愤，就跟骂他的红卫兵同学吵了起来。因为吵了架，有很多同学怕我吃亏，就帮我在学校开了证明，当晚我们就离开北京去“大串联”了。同学姚震的爸爸是北京火车站的主要领导干部，他带着我、侯红军、刘安阳，不买票就上了火车。
那时我19岁，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北京出远门。
我###地把头探出车窗外，迎着风看那疾驰着的田野、乡村……突然，一块黏糊糊的小东西“啪”地一下糊在我的脸上。我用手一抹，见是黄黄的、臭臭的——是前边窗口的小孩儿拉的屎，他妈随手扔出窗外，风把那其中一小块儿吹到了我的脸上。我在同学们的笑声中去洗手间洗脸。
车到天津站，站台上有许多叫卖天津“狗不理”包子的手推车，热气腾腾，香气扑鼻。我要了两盒，售货员从车窗把包子递了上来。包子是用木片盒装着的（就是做火柴盒用的那种木片），一盒四个包子。我用刚洗过小孩儿屎的手抓起包子分给同学吃。那包子真是隔皮儿见馅儿，咬一口下去，汤汁顺嘴流。等火车开了，我们把包子也吃完了，我才后悔没有多买几盒。要知道那时候才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这包子又不要粮票、油票、肉票。如今时隔40年，无论是1991年我去天津采访时，在“狗不理”包子铺买的包子，还是在广州超市买的速冻“狗不理”包子，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包子了。
第一次乘火车旅行虽然以“大串联”为名，但我们也只是把同学带来的传单在火车上撒了撒，主要还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去了上海、南昌和武汉，每个城市只逛了两三天，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在南京，火车在晨曦中开上渡轮过长江；上海的早晨街边摆了许多马桶；武汉大学的风景很美丽；信阳车站卖的烧鸡真好吃……那时候，“大串联”才刚开始，火车上并不拥挤。
在武汉，站在长江大桥上，可以望见数十头大鱼的脊背在滔滔的江面上沉浮，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是“江猪”。几十年后，我再去长江的时候，就再也见不到“江猪”的影子了，不知那江猪是否就是现在已经灭绝了的长江白鳍豚。我和刘安阳还跳进长江，学毛主席的样子“畅游长江”。长江的水流很急，我们只能顺流从长江大桥的两座桥墩之间游过，然后赶快奋力游回岸边。稍不小心，我们就会被江水冲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4）
第一次串联我们去了10多天，直到把每人带的二三十元都花光了，才回北京。
我背上相机，吹着笛子去“大串联”
学校每年9月份都会组织去农村秋收，虽然这一年社会动荡，但还是有老师组织我们坐火车去北京南口的山上帮农民秋收。
南口在京郊北部八达岭长城的脚下，是有名的古战场。这里的山也特别漂亮，沿着盘山的石板路走上去，在山洼里出现了一个小山村，这山村之上还有一个山村，一上一下相隔两里地，村民都是一个姓的。我们住在老百姓家，先帮他们收小米、割谷子，再到山下的大田里帮忙。
大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村里的壮劳力就赶着牛去犁田。农民们用来赶牛的牛皮鞭子，跟手腕一样粗，足有三四米长，从头到尾一路细下去，到了最末梢就是几根牛皮绳，很细。这种鞭子现在只能在马戏团的舞台上才能见到了。老乡赶着两三头牛犁田，一边吆喝一边抽鞭子，鞭子有力地甩出去，“啪”的一声，响亮极了。可我们拿起鞭子来却怎么也抽不起来，有时还会抽到自己。那时我看着他们，觉得北京山里的农民真是太帅了。
收完谷子，要用三匹马拉的大车运回村。赶车的是个虎背熊腰、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他用白羊肚毛巾包着头，光着膀子站在车辕子上，背靠着粮食垛，上陡坡的时候，他在头顶上抡着车鞭子，甩出一串“噼啪”的脆响，嘴里还大声吆喝着，给那三匹正埋头奋蹄的大马鼓劲儿……那场面真是激动人心，我都看呆了。记得生产队长是个女的，据说跟赶车的小伙子正在谈恋爱，女队长长得很壮实，嗓子也好。吃完晚饭，她招呼大家开会的时候，从山下往二里地上面的村子一喊，整个山谷都能听到。
收完谷子以后就是收枣了，这个活儿更好玩了。满山都是枣树，大的像鸡蛋一样大，小的也很饱满，又脆又甜，可比在城里街上买的好吃多了。我们提着篮子爬上树，一边摘一边吃，几天下来，我们都长口疮了。
刘安阳的房东特别喜欢他，房东的媳妇也特别照顾他，知道他有胃病，每天中午，就用新打下来的玉米磨粉，做了凉粉给他午睡起床后吃。让我们羡慕死了。
在田里劳动，常见一个和大家一起干活的老头，他的上衣胸前缝着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反动地主”的字样。老头有个傻孙子老跟着他前前后后地跑，那傻孙子也快成年了。在田里干活就什么阶级斗争都没有了，有时女村长来了，也会叫他一声：“爷爷”。
在南口山里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就是可以骑驴。从村里到山下的大田去拉粮食，我们每人发了一头驴。村里人告诉我们：骑驴要骑驴屁股不要骑腰。我一上驴背便适应了，过悬崖时也一点也不害怕，骑着驴“颠儿、颠儿”地跑下山，回来时再拉上粮食。 。 想看书来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5）
那时已经有少数同学是去“串联”回来了的。所以在劳动休息时，我们也交流一些串联时的见闻。因为我是最先走出去的，在同学中应该也算是比较会玩的，就有四个干部子弟出身的同学边疆、朱仲为、马克立和刘鸣晓约我回北京以后一起去“串联”。他们还做了很详细的去内蒙、新疆和四川的计划。并让马克立管账。
我家的钱都是放在柜子里的，我们自己拿了钱，只要向妈妈讲一声就行了。第一次串联我带了30元，走到最后钱用得光光的。这次串联我就带了40元。我还背上了一支小的竹笛和我家那部很漂亮的相机。
将近10月了，我们沿着詹天佑主持修建的铁路——京张线北上。先去内蒙的呼和浩特，再去兰州，这一路见到了长城，坝上草原和沙漠。兰州的火车站在一座山下，火车从山洞钻出来，汽笛一响，那回声可以飘过兰州城传到黄河对岸的山上。在兰州我们参加了一次省委书记汪峰与各地红卫兵对话的大会。大会在一座礼堂里召开，虽然有红卫兵用很不礼貌的话语质问汪峰，但还不像北京的政治运动那么野蛮，更还没有开始“打、砸、抢”。
从兰州到新疆乌鲁木齐的火车要走三天三夜。火车上参加“大串联”的各地红卫兵已很多了，我们没有抢占到座位，就在车头后面的车厢门口的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轮流睡一睡，好在那扇门基本上是不开的。三天所见，新疆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有个小站有人下车，只见他背着行李走进那暮色苍茫的戈壁滩，真不知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最后一天，我见有人爬上行李架上睡觉，也就找了个空隙爬上去，在行李之间蜷缩着睡了。当我一觉睡醒，觉得腿脚已经伸开了。睁眼向下一看，只见对面窗口的阳光中，坐着一位扎着红头绳，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大眼睛姑娘，她美得让我看呆了。她突然抬眼看了我一眼，四目相对，我们都羞得涨红了脸，转过头去。
新疆的早晨七点是北京时间的九点，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天已大亮，我们走出乌鲁木齐火车站，只见皑皑的白雪把这座天山脚下的城市装扮得洁净、美丽，像童话的世界。
我们住进了新疆大学，没有带大衣的同学可以在学校领到翻毛羊皮袄。有红卫兵在自己穿着的羊皮袄的背上用墨汁写上“炮轰”、“造反”的字样招摇过市。
大家都是打地铺住在教室里。我们刚安顿好，就有个###岁的维吾尔族小朋友跑进来用维族普通话向我们要毛主席像章。我送给了他一个，他立刻让我帮他别在自己小西服的内衬上。别好后他连蹦带跳地跑出教室，在门口一见到他的小伙伴们就得意洋洋地双手把小西服敞开，很帅气地做了个“牙克西”式的舞蹈动作，引起小伙伴们羡慕的叫声……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6）
乌鲁木齐的集市非常热闹，有卖羊肉馕的、卖哈密瓜的、卖西瓜的、卖装饰美丽的腰刀的……烤炉的烟火和面锅的蒸气拌着各种香味扑面而来，吆喝声此起彼伏。这么热闹的市场在内地是很难见到的。在这里买肉馕不用收粮票，这里的瓜果都特别的甜。
当地政府招待各地来串联的学生看了一场新疆歌舞团演出的歌舞晚会。那台晚会可真热闹，既有欢腾的维吾尔族歌舞，也有《造反有理》之类的红卫兵歌舞。当地政府还组织大家去石河子农场参观。我们自己还去拜谒了毛泽民、陈潭秋等烈士的墓园。在每个地方我都支起脚架，来个合影留念。
没过几天，突然发现我们都招了一身虱子，浑身痒痒的。于是就赶快搭上了去西安的列车。车上更挤了，我们白天坐在过道的行李上听一个上海“支边”女青年讲他们在农场的生活和牢骚；晚上困了就钻进椅子底下睡得很香。一到西安就找了个旅店住下来洗澡、用开水烫衣服，终于把虱子消灭干净了。我们又精神抖擞地登上去四川的火车。
成都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街边小店卖的醪糟汤圆和各式精致的小点心；而在从成都经内江到宜宾的路上，资阳的豆瓣辣酱也挺棒。这一路的火车车厢是老式的，两节车厢之间没有壁板，只有铁栏杆，在这里看风景最好。一路上我大都坐在这里，背着风吹起了竹笛。
宜宾坐落于岷江和金沙江的汇流处，从宜宾往下的江段才正式叫做长江。这里两江夹岸，对岸都是壁立的大山；岷江是清澈的蓝色，金沙江是混浊的黄色，两江汇流卷起一个个巨大的漩涡。宜宾的码头外有许多运货的帆船。船工们高亢激烈的号子声，穿过晨雾在峡江上回荡。
宜宾是一座古城，城中有一座天安门式的古城楼，城墙的颜色是灰的。我们住在政府招待所里，客人很少，服务员每天都给我们换洗被套和床单，干净极了。
从宜宾乘机动客轮顺流直下去重庆，同船有一位青年女教师带着一群中学生，他们是参加“大串联”去北京的，他们一路都在唱歌。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也邀我们唱歌。我的同学就推我出来给大家吹笛子。那女教师见我的毛皮大衣破了，还取出针线来帮我缝上。
在重庆我们参观了红岩村、白公馆和渣滓洞，还去南岸的南温泉游泳。本来我们想去三峡看看，结果船都满了，买不到船票。这时候中央发出了通告，要学生们停止“大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我们已离家一个多月，有点想家了，而且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们登上回京的列车。这时候，火车上人多得就像现在的“春运”一样。晚上我就钻进椅子底下去睡觉，那时候到底还年轻，在椅子底下也能睡得很踏实。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