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锊サ男履甑闹由壹堑檬恰抖胶臁返男伞Ｄ翘齑蠹液孟穸疾痪醯美郏蛭颐谴戳烁吖ばАＤ橇教欤彝诹�2米宽、180米长的梯田，和61个1米见方的栽橡胶树的坑。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2）
1971年的春节，我们又排演了一台节目。
在与张瞎子和宣传队的小弟兄们朝夕相处的两三年里，我身上的锐气涨了不少。那时候我二十四五岁，正是年轻气盛，干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我也再不是乖乖仔了。我也“学坏”有了烟瘾，那时候抽的都是9分钱一包的“等外烟”或是一毛二分钱的“春耕”牌。生产队开会的时候，我还常接过湖南老工人递过来的水烟筒，用手抹一下筒口，把嘴、下巴和半边脸埋进去，“呼噜噜”地抽上几口。
京城夜话小道消息
1971年夏天，离我上次去北京探亲已经又过了两年了，按农场的规定，又可以申请探亲了。我的申请，领导很快就批了。这一次，我要去江西探亲，父母已到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劳动了。去江西的火车要在株洲转车，车上人不多，每人可以睡一个椅子。我半夜醒来的时候，见车已经停了，灯也熄了，车厢里一个人也没有，好在我的行李还在。我下车跨过几条铁路，找人打听才知道：这是向西车站，要去南昌还得转乘其他火车。我摸上了另一列火车就到了南昌。现在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搭车去中侨委“五七干校”的。
“五七干校”在鄱阳湖边，那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还有很多毒蛇。父母早出晚归忙夏收夏种，我白天就跟着拉粮的车到处看看。司机就是原来给廖承志开车的欧国顺叔叔，他性格开朗，路上还不断和我唱样板戏、说山东快书。停车卸货的时候，我们还给老乡们表演，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见侨委干部们扛那两百来斤的麻袋显得很吃力，也帮他们扛上几袋。有许多学龄儿童和少年跟着父母来到干校，所以，干校还办了学校，老师就是侨委的干部。这里天高地阔，这些孩子很开心。
我爸和我妈住在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从北京运来的行李没开箱就堆在床底下，把床架得有一米多高。每天早晨我一睁眼，父母就已经不见了，到中午，他们从田里回来，在饭堂打了饭，我们一起吃完饭就睡午觉了，傍晚收工以后，我爸总是和侨委两个原副主任林一心和林修德一起聊天。有时军代表也去和他们聊。我爸告诉我，他以前在马来亚种过田，后来在海南的兴隆华侨农场也干过，再后来还在侨委的农场司工作，来干校之前他买了不少有关农田管理的书，所以从建干校开始，军代表就常来征求他的意见。那时，我爸正为农田机耕道的规划，给他们出主意呢。我们家老邻居吴楚叔叔知道我从云南来，而且也是个烟民了，就跟我讲起了云烟的来历。他说，云烟是一百多年前从美国引种来的。因为玉溪的气候好，当地施肥是不用人粪尿的，而是榨过油的豆饼，所以那里的烟叶特别好。他在古巴大使馆工作时，有一次中国博览会结束，他把云烟的展品都买了下来请大家抽，个个都说好。他这次来到干校，还专门给玉溪烟厂写了信要云烟的种子，没想到，他们还真的把烟种寄来了。老吴楚叔叔带我去看他种的一小块烟田，还约我下次来探亲的时候，来他家品尝他种的云烟。两年后我到广州探亲，在暨南大学里他家做客的时候，又提起他种的云烟。他说：“嗨！别提了，我的烟田不知被哪个臭小子撒了一泡尿，那烟味变得很辣，不能要了。”这都是后话了。那天临走吴楚叔叔还送给我一只古巴产的小刀作纪念。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3）
我爸我妈知道我在农场是业余宣传队的队长，有一天晚上，带着小板凳和马灯和我一起来到一个打谷场上。在明亮的月光下，我从杨子荣唱到座山雕，连过门的曲子都唱出来。唱完了我又说山东快书又跳傣族舞。在星空下，一个演员，两个观众。二老很开心，我也很得意。
大约10天以后我告别二老去北京，既要看弟弟，也要买些肥皂、卫生纸、猪油、酱油膏和酱豆腐等日用品带回西双版纳。我爸、我妈向干校请了假，送我到火车站。在站台上等火车的时候，我习惯地蹲了下来。这是在西双版纳养成的习惯。没过多会儿，他们都把手指伸进我的头发里，摸索着，口中还小声争论着，说的是：我的头发像爸爸，嘴巴向妈妈，然后是眼睛、鼻子、耳朵和皮肤……一样一样地分析。
那时，安末还在吉林省扶余县“插队”，安弟已经因病离开农场回北京，住在侨委大院的集体宿舍。为了装那些将要在北京采购的日用品，我爸帮我找了个空木箱。在去上海的路上，木箱上的钉子把我的裤子挂了个大口子。我用橡皮膏把它粘上。到了上海，我把箱子和行李存在车站，就去逛南京路和外滩。南京路上很萧条，有两个女青年远远地跟在我后面。外滩已经变成了码头的堆货场。我跨过水泥管，登上碎石堆，来到黄浦江边。那两个女青年没有再跟过来。灰色的天，灰色的江，江上的船也很少。晚上，我逛到一家澡堂，先洗了澡，等他们打烊以后，再交点钱就可以一直睡到天亮。
第二天我登上了去青岛的火车。当年，火车上可不像现在有这么多贼，大家的兜里也都没有多少钱，所以陌生人一坐下来，很快就混熟了，像“傻根”一样。大家谈谈各自的处境，相互传播些小道消息，甚至说一说自己在本单位不敢发的牢骚话。
在青岛，我住在张瞎子的一个姑妈家。一进她家门，那阿姨就笑我的破裤子，让我马上脱下来帮我缝上。当天，我逛到海边。三十多度的气温下，海风一吹，人立刻觉得凉爽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极了。我跳下海去游了泳，又在岸边的小摊喝了一大碗啤酒。晚上，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后，我就发烧了。车上有人偶然碰了我的胳膊，立刻叫起来：“哎呀！你身上这么烫，你发高烧了吧？！”于是大家把我让到靠窗的座位，给我端来开水。我趴在小桌上昏昏沉沉地睡到了北京。
中侨委已经取消了，侨委大院空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个留守处，留守处给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侨委子弟准备了两间大房子，我和安弟与十几个孩子住在一起。我的感冒好了以后，就逛街买东西，北京的街上冷冷清清的。当时，周康荣也来北京探亲，我们就一起去王府井的西餐厅吃西餐。那一天，我们越聊越来劲儿，吃完饭我们就沿着王府井大街边聊边散步，走到长安街再回头走到珠市口，再回头走到长安街，再回头……一直到深夜才分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4）
那天晚上，他的话对我此后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很大的启发。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至今仍印象很深。他给我分析了中央两派的斗争和当时复杂的社会状况。这些都是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即使有怀疑，也不敢和别人说，总以为是“毛主席还不知道……”我为今生能有一群可以推心置腹，在任何环境里都不会出卖朋友的同学而庆幸。他告诉我，1969年从疆锋五队分开以后，他去了三分场的一个生产队当炊事员。每天清晨4点就起床去做饭。7月21日，他正用翘杆在井边打水的时候，抬头见到天上的一轮明月。他想起前一天晚上，他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外电报道，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正在载人登月……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几个出差的人，三天三夜的旅途中我们聊得挺开心，在单位里不敢发的牢骚在火车上都发泄出来了，车上没有人告黑状。车快到桂林的时候，他们约我一起在桂林下车玩一天，再签票乘下一班车继续行程。于是，我就跟着他们去游桂林。那时候，正好是桂花盛开的季节，大街小巷都香气馥郁。我把桂花撒在我的阿尔巴尼亚烟的烟盒里，抽起来很香。在参观七星岩的溶洞时，解说员的解说词特幽默，我好久没有在公众场合听到这样讲人话的了——到处都是慷慨激昂而又千篇一律的宣传词。
回到农场，我照例去同学们那儿串门，相互“传播小道消息”，讲讲一路的见闻，还把从北京带回的好吃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不久，我们就悄悄地听说“###死了”。
1971年10月，农场开始传达中央关于前“副统帅”###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9·13事件”的文件了。我们五营五连传达文件时，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操场上。当传达到###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时候，有一些女知青“哇！”的叫出声来，惊讶得不得了。因为在此前，《党章》里还写着：###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当年我们传播“小道消息”，没想到：八年后，我当上了传播大道消息的摄影记者。
农场军人的痞气
那时候，我除了当宣传队队长之外，还被任命为代理副连长。现役营教导员对我说：“彭振戈，你的入党问题我们正在搞外调，只要你父母单位有了回信，我们就抓紧解决。”没过多久，我们连的党支部就开会通过了我的入党手续。很简单，很干脆，根本不像我入团的时候那么啰嗦，但也很严肃。我记得那天没有电，在一个代理副连长的家里点着马灯，那情景就像电影里在井冈山老根据地的党支部会议一样。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代理副连长哈尼族老退伍兵张良和代理副指导员湖南籍老工人邹南祥。
这时现役军人已经跟大家很熟了。他们部队曾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打过10年仗，是“###”前60年代初就参加抗美援越的。团部有一个参谋姓贯，我们是在团部演出的时候认识的。贯参谋是个天津的学生兵，他说：在越南打了10年仗以后，当年与他同时从天津参军的10个战友中，就只剩他一个是全胳膊全腿的，还有一个是受伤致残坐着轮椅的，其他的战友都死了。这个贯参谋一米八几的个子，浓眉大眼，经常爱跟我们吹牛。据他讲，他在部队见过美军B…52轰炸机“地毯式轰炸”的现场，轰炸声响过后，整座山的高射炮阵地都变成了一片焦土，战士们都变成了雕塑，在炮位上一动不动，都牺牲了。据他说，战争非常残酷，在“胡志明小道”的公路上，汽车只要一抛锚连修也不修，大家“一二三”就赶快把它推下山涧，让后面的车队迅速前进，否则，敌机来了一轰炸，大家都得死。 txt小说上传分享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5）
我们营三连指导员长得像个白面书生，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听说还没结婚。他们现役干部每月可领取国家供应的二斤猪肉和一斤花生油，他的周围常有不少女知青，我们曾在背后笑话他。但有一天，在去大勐龙赶街回来的路上，有一辆带拖斗的四轮拖拉机路过，大家纷纷欢呼着爬上车。车斗上站满了人，三连指导员就雄赳赳地站在车头和车斗之间的铁架子上。路上坑坑洼洼的，车颠簸得很厉害。在车经过一个大坑的时候，他忽然不见了，被摔到车底下去了，车上的人们都惊叫起来，但司机并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仍然继续往前开。只见他躲过了滚动的车轮，身体已作好匍匐蹲掬的姿势，等车斗轰隆隆地开过了他的头顶以后，他一个箭步，腾身一跃，就从车斗后边翻上车了。他面不改色的样子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个身经百战的兵。
我们五连的杨连长是彝族人。他来了不久，就把生产队的林地都跑遍了。他是少数民族，在山上抓“野味”是拿手好戏。我们连的上万亩山林哪里有穿山甲，他一看就知道。他经常在下工后叫上一两个人跟他到山里面去挖穿山甲，几乎每次都是手到擒来。穿山甲煳好以后，见者有份，谁都可以去尝尝。
杨连长还有一道菜特别好，就是炒白蚁。夏天晚上有很多白蚁在宿舍走廊的电灯下飞来飞去，杨连长就站在椅子上端一个装着水的盆子凑在灯下，白蚁见到盆子里电灯的影子就扑到盆里，白蚁的翅膀一沾水就掉了。他还用一把扇子把在盆子周围飞着的白蚁扇进盆子里去。白蚁多了以后，就把它们捞到一个碗里。放在碗里就只剩个碗底那么一点了。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都轮流站上椅子扇一会儿。
晚上大家都睡觉了，张良把我和张瞎子叫起来到他家去。杨连长和其他几个老工人也在那儿。张良的婆娘已炒好一小碟香喷喷的白蚁，还拿出包谷酒。我们喝一口酒，放几只白蚁进嘴里，真是香极了，好吃极了。至今我再没吃过那么香的东西。
我在农场接触的老退伍兵和现役军人们身上多少都有点“痞气”。这“痞气”里，有点幽默、有点顽皮，还发点牢骚，不那么一本正经。那年头，人一正经起来就满嘴套话，我们叫做“假正经”。在这些老兵身上没有那种造反派的“脾气”。
在台风和雷暴中，我的右手落下了残疾
有一次，我带着宣传队一帮人进山砍竹子。从生产队沿着小溪往靠近缅甸边界的山里走，那里还是原始森林，有一片红椿树林，有小溪、竹林。这次砍的竹子只有酒杯那样粗，长在小溪两岸的悬崖峭壁上。从山上砍下竹子，将竹枝竹叶削干净以后，把竹竿从二三十米高的山上往下扔，竹子就像梭镖一样嗖嗖地一直戳下沟底。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6）
我已经砍了二三十根，准备回家了。这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我赶紧喊大家立刻返回。从崖壁下到沟底时，只见整个天上都已经是白茫茫的了，山顶上雷声大作，狂风暴雨已经来了。
正在绑竹子的时候，山顶上突然传来轰隆隆巨响，那响声越来越靠近，峡谷间仿佛地动山摇。我们以前砍坝、炸树根时有个经验，上面有什么响动时不要乱跑，要往上看，以防有东西砸下来。于是，我提着砍刀站在沟中间冒着倾盆大雨往天上看，竟然见到白茫茫的空中冲下一团黑黑的东西往我头上砸来。我眼睛盯着那团迅速扩大的黑黑的东西，疾步往后躲闪，哪想到河床里都是卵石，一下子就把我绊倒了。我拿刀的手往地下一撑，捏着刀的手紧紧地攥着，刀刃顺着我的手压了下去……这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整个小溪都被堵住了。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棵大树，被山顶上的台风拦腰扭断了，树干朝下，树冠在上，像一个巨大的梭镖从天上戮下来，栽在我面前不到十米的地方，树冠把河道、山峡整个都堵塞住了。这时我才感到手疼，一张手，血哗啦啦流，有三个手指的关节处白花花的肉和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吓坏了，刀也不要了，用左手抱紧右手拼命地冒着大雨往回跑。见到我们生产队的卫生员，我刚一打开手，血就顺着掌心往下淌。卫生员也不敢处理，她用纱布把我的右拳整个包起来，就让我去营卫生所。我跑了几里路来到营卫生所，老护士把我的手一打开，血又是哗哗地往下淌。她也不敢看了，赶快又把我的右拳包上，让我去团医院。团医院在小街，离我们有二十多里路，我先走去大勐龙上团部找车。团部报道组的北京女知青张璐知道了我的情况，就帮我找到一部去小街拉货的大卡车，她还帮我在团部食堂打饭，让我吃了午饭再走。
因为大勐龙河涨水，小街桥断了，我就在河边下了车，踩着烂泥走下河岸，过了一条简易的木桥，再趟过一段浅滩才过了河，过了河又走了几公里才到了团医院。团医院的医生一打开我的手，血就往外喷。医生也是重新把我的手包了起来，要做手术，但是医院白天没电，做手术要等到晚上。医生给我安排了病床，但因为手疼睡不着，就到院子里游逛了一下午。在病房的走廊，我碰见了几个蹲在房檐下的知青，脸色蜡黄，我问其中一个认识的北京知青得的什么病，他说是黄疸性肝炎。一直等到吃过晚饭，天黑以后医院才来了电。
我躺上手术台。打麻药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因为伤口的血喷得太快，没法在伤口周边打麻药，所以要用局部麻醉。这种局部麻醉要从锁骨下面找到神经打药，更要命的是，她告诉我她只给人打过一次麻药，不知能不能打准，她嘱咐我说：“你感觉麻了就告诉我。”她拿针管从我脖子打进去，打到我的胳膊逐渐失去感觉。她问：“麻了没有？”我说：“麻了。”这时才动手术。手术也只是止住血，然后把皮###起来，而里面的筋并没有接上。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7）
那天跟我一起去砍竹子的老四川“何鸡母”后来告诉我：他们扛着竹子冒雨出来时，看见整个山峡被一棵大树堵死了，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在树冠边砍开一个洞才钻过来。
团医院离当地唯一的中学——农业中学不远，我们55个同学里有几个已调去当老师。我的同班同学刘安阳来西双版纳一年多后得了胃出血，胃切除了三分之二，那时也被调到农中当老师。我在住院养伤期间就天天去他那里。那时全国正在准备招收工农兵上大学，上大学当然要参加考试。于是，我就住到他的宿舍里复习功课。每天一起做“###”前的高考复习题，做完一道题就立即相互对答案。虽然我们已经有六年没摸过这些课本了，但重新拿起来，却觉得更加熟悉了。经过在西双版纳的劳动，好像脑袋更清醒了。
刘安阳的父亲是我国有名的地质学家。上次回北京探亲时，我曾到他家去串门。记得他家住在前海北沿12号，门前就对着什刹海，我和安阳游完泳以后，坐在岸柳下和他父亲辩论。我们觉得通过上山下乡将来读书会更好，但他父亲认为年纪大了对培养高精尖的学术人才很不利。那时我和安阳已经26岁了。
但没过多久就发生“白卷先生”事件，东北有个张铁生，考试时交了白卷反而成了英雄。于是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就取消了文化考试。能不能上大学，全凭“群众推荐”，当然最终还得领导拍板。我和安阳那一次都没有能上大学。1977年“###”后恢复高考时，刘安阳和林力都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时候，他们已经30岁了。
1973年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我妈交给我一封信，是廖承志伯伯写给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一位日本医生的，请她帮我联系住院接手筋。在积水潭医院，医生给我检查以后告诉我：手筋接不上了，只能动手术把指尖的筋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