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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几十年后，刘海粟88岁生日的前几天，回忆起赴欧洲展出时说：“我第二次去欧洲是最红的一次，徐悲鸿在我前面先去了。这个讲起来复杂极了，有许多斗争啊！”
据刘海粟回忆说，赴德举办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是刘海粟第一次去法兰克福讲学的时候，同对方谈判确定的，刘海粟回国后，就找蔡元培主持筹备。后来，刘海粟在坐火车的时候遇到李石曾，李石曾认为，若是去展览，就不要光去德国，还要去意大利、法国、英国等等。（李石曾对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曾谈及过这件事情，但最后李石曾本人对此次画展却并不热心）刘海粟好大喜功，当即高兴地答应了。后来，李石曾预备成立一个“世界社”，具体谈论这件事情。当时，蔡元培与叶恭绰都参加了，徐悲鸿也来了。
（刘海粟）：“一到‘世界社’开会，徐悲鸿也来了，噢——斗争得很厉害！结果那天没有谈成，他们一起围攻我，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接下来又有许多事情，他们组织了许多人去行政院和*请愿，还直接给德国政府打电报，说刘海粟不能代表去德国。
“结果弄到最后，他们把我给踢掉了，派徐悲鸿去，去6个国家。徐悲鸿先到德国，对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和德国方面的主办机构说，刘海粟不能来了。他们德国人讲信用啊，徐悲鸿去，他们不承认啊！说我们当初是同刘教授议定的。那么妙极了，徐悲鸿先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展览，等我去的时候，他三天之前刚离开，我就在后面追，像抓老猫这样的。后来我同他一前一后赶得越来越急，一直到了英国。他抢先到的，英国没有给他开，我到了，英国人盛大招待……
“我用了一个德国秘书，样子非常漂亮……很多主意都是她出的。她懂得我，同时懂得当地的社会、文化……我要把欧洲的展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办成功，要把徐悲鸿比下去……我同徐悲鸿在欧洲斗，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不要说学问和智能了，就像我有这种德国的女秘书，他就没有！”
（《沧海》简繁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446…449页）
从刘海粟这番自述中，可以看出，尽管时隔几十年，但是刘海粟对发生在30年代的那段《申报》论战依然耿耿于怀，更不用说在论战的硝烟还未散去后的赴欧美术展览，当时的徐悲鸿与刘海粟恐怕心中都憋着一股竞争的劲头吧。
客观地说，在欧洲，徐悲鸿的画所受关注度并没有刘海粟高，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两人所坚持的画派不同。徐悲鸿在欧洲留学八年，对写实主义的先入为主，使他对欧洲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不屑一顾，学院教育使他熟练地掌握了写实的技巧和方法，也使他在国内已经形成的写实主义观念更得以强化。刘海粟则一贯主张，艺术不可用理智来衡量，他的画注重表现瞬间的主体情感的直觉流露，他本人的画也以写意为主，刘海粟可谓很早与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以及野兽派画法心心相印。
20世纪30年代，正是印象派画法逐渐风靡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时候，因此，以刘海粟为主的印象派继承者毫无疑问地受到追捧。
徐悲鸿与刘海粟这两位画坛巨匠，尽管所持艺术观念不同，却都为中国绘画艺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做出了卓着的贡献。抛开个人恩怨与暗自较劲不提，中国近代美术展览会也是中国传统艺术通过官方组织第一次正式与西方世界进行接触，成为20世纪中西绘画交流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他们不仅将中国绘画艺术带到欧洲大陆，更是系统地把西方现代艺术介绍到中国，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公共领域的构建提供了一份现代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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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魂》潘玉良与真实潘玉良的差距（1）
岁月如梭，白驹过隙，如今书中的两个主人公都已仙逝，但是由于两人的特殊身份，以及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贡献，时至今日，有关徐悲鸿和刘海粟的传闻依然不绝于耳。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揭开尘封的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徐悲鸿和刘海粟。
电影《画魂》中，巩俐用万种风情演绎了一代旅法画家潘玉良的戏剧人生。不过，与潘玉良有过接触或者知道一些潘玉良的人，都一致认为，电影中的潘玉良与现实版的潘玉良差距太大了。
美术评论家水天中曾经说过：“作家、编剧和导演既使潘玉良声名大振，也使潘玉良‘异化’——虚构的潘玉良掩盖并代替了真实的潘玉良，他们使艺术家坠入幻想的迷雾。”
但这迷雾的最先制造者并非是影视剧，而是发轫于美术界，影视界对于潘玉良的解读仅仅是一些想象，或者是事后对事实的发挥。但是对潘玉良有关的人和事一直夸大其辞的其实是刘海粟以及他身边一茬又一茬极富想象力的代笔者。
潘玉良最初为中国人所熟知，是因为作家石楠写的一部小说《潘玉良传》，小说在潘玉良基本经历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戏剧性的冲突，在书中，有一段描述了进入上海美专学习绘画的潘玉良在艺术道路上得遇慧眼识珠的校长刘海粟，使得她的人生际遇得以改变。
这本书除了让潘玉良的名声大震外，也给刘海粟增加了不少美誉。刘海粟尽管在解放前的上海美术界大名鼎鼎，但随着解放，上海美专被并入华东艺专，后来又遭遇了“*”十年浩劫，幸存下来的刘海粟名气已经远远不如三四十年代。“*”后，刘海粟被*，一向雄心勃勃的他也开始复出，重新被聘为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恰在此时，一部《潘玉良传》的火热出版，让他的名气从美术界走向大众，可以不夸张地说，刘海粟的名声传播有一部分得益于《潘玉良传》。
也正因为此，刘海粟十分喜欢《潘玉良传》的作者石楠，并亲自召她相见。石楠小说中的潘玉良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处理的潘玉良，石楠虚构了其中的很多情节，这在文艺创作中无可厚非。不过，刘海粟却在石楠小说的基础上，将潘玉良的故事开始演变为自己的历史。
故事说得多了，就成了历史。潘玉良的形象经过刘海粟一遍又一遍的演绎之后开始在历史的烟尘中逐渐模糊。
潘玉良，原名陈玉清，后改名张玉良，1895年生于扬州，父母早逝，后被嗜赌如命的舅舅卖到了烟花巷中做了烧火丫头，尝尽人间酸楚。后来，幸好遇到一位改变了其一生命运的男人——潘赞化先生。
潘赞化，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潘黎阁，曾任清廷京津道台。潘赞化出身也很悲苦，自幼父母双亡，由伯母戴氏抚养。清朝末年，潘赞化同堂兄潘晋华与陈独秀、柏文蔚等人在安庆北门藏书楼组织“青年励志社”，从事反清宣传活动，后被政府通缉，逃往日本，后来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兴中会”。辛亥革命后，安徽都督柏文蔚委任潘赞化为芜湖海关监督。
潘赞化前后两次出游日本，思想先进，又因为常常行事怪异，被世人称为“桐城怪杰”。他在偶然中认识了当时还在烟花巷的张玉良，觉得张的性情不同于一般的烟花女子，又勤奋好学，因此重金为她赎身。潘赞化当时已经有了妻子，但不顾世人的反对，还是和张玉良结婚，张玉良为了感谢潘赞化的再造之恩，改名潘玉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画魂》潘玉良与真实潘玉良的差距（2）
他俩成婚之日，只有与潘赞化情同莫逆的挚友陈独秀一人以证婚人身份参加婚礼。不久，潘玉良去上海居住，潘赞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她读诗作画。先生每天上午为潘玉良上三小时课，下午则由她自作练习。
1919年，因为潘玉良喜欢作画，就去了当时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绘画。3年后，潘玉良考得安徽省政府的双分津贴，进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后又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师从德卡教授学画。1923年，潘玉良考取了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与徐悲鸿成为同窗。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相继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画坛名家共事。1937年，潘玉良再次返回法国，此后，一直旅居法国，直到1977年去世。潘玉良的绘画受到当时西方的野兽派、印象派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擅画女人体，但是在生前，画作出售很少，近年来，她的画作在拍卖市场成绩颇佳。200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了她的一幅《自画像》，争夺相当激烈，最终以964万元被人买走。
潘玉良在上海美专的一段经历，日后成为刘海粟改编的基础。在石楠的书中，讲潘玉良因为青楼出身，上海美专不愿意招她，是刘海粟看到她的画，感慨她有才气，大笔一挥，将潘玉良的名字补上，潘玉良才得以进入上海美专读书。
刘海粟也不止一次地对人说：“石楠写得好啊，所有的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又说，入学考试时，潘玉良的成绩最好，可当时的教务主任考虑到美专因为模特儿事件已引起过一次风潮，受到社会上的攻击，再接受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入校，可能会把学校的牌子砸了，便没有录取张玉良。刘海粟听到后，马上拿起毛笔赶到榜前，在第一名的旁边添写了“潘玉良”三个大字，并亲自去通知潘玉良，告诉她已经被录取了。
这个说法经过无数次的重复及传播，已经形同真实。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我在翻阅以往的上海美专文献资料时，在学生毕业册上，根本没有发现潘玉良的名字。关于潘玉良，刘海粟说过，“潘玉良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大家并不知道她出身青楼。有一次周末开同乐会，师生都要表演节目，轮到潘玉良表演时，她推却不了，就唱了一段《李陵碑》，字正腔圆的演唱，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因为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必受过严格训练，于是让同学起了疑心，才千方百计打听她的过去，才有身世泄密，闹出退学风潮等等……”
如果将这两种说法放在一起，岂不是就有矛盾了？假如真如刘海粟的第一种说法——学校录取她的时候就知道她出身青楼，不愿意录取她，那么也不会有第二种说法——大家都不知道潘玉良的出身，后来知道了闹了*。可见，出自刘海粟的关于潘玉良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在刘海粟20年代撰写的《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中，重点阐述了上海美专男女同校分三步走的过程，文中将第一届女生的名字全部都列入了，但唯独没有潘玉良的名字。其原文如下：
男女同学是美专最近一年的事，我分三个时期来写：
一、插收女生时期。美专男女同学的种子，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季已经种下去了。美专自一九一六年以来，常常接到各处来信，要求开放女禁。他们的理由，大都以艺术为文化之源，在中国非特无女子美术专门学校，即男子美术学校，亦异常缺少，美专之在中国既占美术教育之中心，急需开放女禁，以惠女界，并有世界潮流的趋势，思想的变迁多系于艺术等语。我们也十分赞同他们的议论。只是私立学校心有余而力不足，因经费校舍种种问题，就将此事延搁了。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季，又有丁素贞、史述、陈慧镶、庞静娴诸女士——毕业神州女学图画专修科——因感自己学识不足，苦无相当学校以资深造，遂屡次联名致书美专要求插班，并由诸女士来校谈话陈述志愿。五月十二日遂在教务会议提议下列问题：1。先收插班女生，限定名额；2。须经严格的入学考查；3。秋季招考即行宣布；4。由学校办理膳宿。以上四条经多数表决通过。这就是美专插收女生之始，亦即男女同班呱呱堕地之时。秋季开学，考取之插班生共十一人，为丁素贞、庞静娴、陈慧镶、史述、荣玉立（荣君立）、尤韵泉（刘苇）、蒙佩环、张淑诚、张世玄、刘慕慈、韩端慈。。 最好的txt下载网
《画魂》潘玉良与真实潘玉良的差距（3）
二、分办女学时期。美术学校与其他学校之性质不同。现时国内已成立的只有北京与上海两所。自美专发布插班女生消息后，各处驰函来问的就更多了。但程度不同，势难一致招收。另为开班，又限于校舍设备。这时适徐朗西君有协助美专之计划，遂由本校告以情形，劝办女子美术学校。不一月其议成。徐君对所有事均按本校规划，于一九二O年开校舍于林荫路神州法专旧址，开始招收新生一班，所有教授及设备一如男校。这次分办女学，有许多人不大满意，以为美专既已插收女生，何不全部开放，忽而分立女学？分办之后，主持者亦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徒多耗去一组经费。经过几次精详谨慎的讨论，决定今年开始全部开放，不另设女学。将女学校址改为第二校，含高等师范科。
三、男女同学时期。由于美专男女同学激起两性的竞争。许多男学生，因成绩不如女同学，就在羞愧的同时发奋用功；许多女同学也不愿甘居人后，因而格外奋发。从外面的举止上看，也因着男女同学，在举动、言语、态度方面格外谨慎坚忍。还有一种特异的现象，就是平时一二比较轻浮一点的学生，自从男女同学之后，处处都自己检束起来，这实是受了女同学的感化，也许是男女同学带来的变换气质的益处。这种情况女同学也有。比如，我国过去对女子多提倡病态美，每显出弱不胜衣的样子。本校野外实习一项，常常要徒步行路，少则一二里，多则五六里，柔弱女子就经不起这种劳苦。但现在就大大不然，一般女学生最初试行野外实习时，无不叫苦连天，但无敢中辍者。她们以为男生就是靠了这样的跋涉方有这样的野外成绩，就不得不去奋斗努力，相习既久，也就不觉其苦。这种生活慢慢地增进了女生们的健康。至于学生行为方面，自男女同学以来，并无消极行为发生，在教室中因学问上的接触都极为自然，绝无越轨的行为。
在这篇文章中，刘海粟详细列述了上海美专招收女生之始与男女同学出去写生实习等诸般情况，将首届招收女生的姓名都一一列举，其中包括刘海粟的八姐姐刘慕慈，但却没有潘玉良的名字。《刘海粟年谱》的着者袁志煌为此专门访问了上海美专的第一届插班女生刘苇和荣君立，都证实说与潘玉良是同班同学。
为什么潘玉良明明是第一届插班女生学生而刘海粟并未将她列入《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中呢？盖因当时潘玉良是青楼女子出身，中途被迫退学，其时潘玉良也未曾有什么影响，刘海粟当然不愿意提及她了。而自己亲手将潘玉良的名字写入上海美专的招生名额中这个说法更是离谱。
后来，这个故事讲的次数多了，听到这个故事的人也多了，流传于世的关于刘海粟与潘玉良的故事也多了，比如说，当时因为青楼出身，潘玉良整天生活在别人蔑视和嘲笑中，为了使潘玉良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为封建势力所包围的恶劣环境，当然，也是为了让她艺术上有更大的长进，刘海粟劝她去法国留学。又有一种说法是，在她学成之后，又毅然聘请她回美专担任绘画研究所系主任和教授。1949年之后，刘海粟也曾给又去法国留学的潘玉良写信，告诉她时代已经变了，希望她回来，但是，当潘玉良得知刘海粟被打成右派后，又决定不回来了，直到客死他乡。
《画魂》潘玉良与真实潘玉良的差距（4）
诚然，潘玉良是在1921年出国，回国后曾在上海美专任教，但在几十年后，这些经历都和刘海粟有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或许，这连潘玉良本人都未曾想到。
写《潘玉良传》的作家石楠也曾经表示过，在《潘玉良传》出来之前，刘海粟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和在任何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他跟潘玉良有什么交情。反倒是小说出来之后，刘海粟主动去找的她。石楠也明确表示过：“他（指刘海粟）跟潘玉良这段事情是我创造的，因为我写的是小说，小说是允许创造的。我写《潘玉良传》只是创作一部文学作品，从来没有闪过念头，要用它去巴结刘海粟！”
潘玉良几经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乃至刘海粟的修饰，真实面目已经模糊不清，好在，她留下了几幅堪称精品的《自画像》，从中我们还可以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潘玉良。
真实的潘玉良是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做事、说话直来直去，这在旅法画家的回忆中都能看得出来。60多岁的旅法画家贺慕群曾经说过：“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唯一的一个东方人。”
潘玉良善于唱京戏，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就毫不胆怯地大声唱起来。据说，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潘玉良常常唱戏，以解思乡之苦，著名作家冼星海曾经给她伴奏过。
著名画家刘苇即倪贻德夫人，是潘玉良的同班同学，在刘苇的眼中，潘玉良性情豪爽，不拘小节。有一次她们在杭州山上写生，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潘玉良快出来。潘玉良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后来潘玉良在上海美专任教时，有人出言不逊，性格刚烈的潘玉良当即赏了对方一个耳光。
具有“另类才女”之称的作家苏雪林在留法期间，和潘玉良经常来往，她记述了潘玉良的一段往事：她的新作刊出后，送了一本自己的着作给方君璧，没有给潘玉良送，潘玉良知道了就找她质问：“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潘玉良是一个性格大方、朴实率真的人。留学法国学成归来后，潘玉良先后在上海美专和北平国立艺专授课，将大部分时间放在美术教育上。她在授课之余，勤于绘画，举办过几次画展，在30年代的中国画坛也属于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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