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洞胧挥薪邮芾钭囊饧�
2月1日，北京举行公审大贪污犯大会，王友唐作为“大老虎”嫌疑被“伴同”去参加了这个大会。会场内外，王友唐安详从容，谈笑自若，引起“伴同”同志的注意。有的认为此人大概没有什么大事，因为这个样子是不容易装出来的；有的说不一定，可能真没有事，也可能有吓人的大事，看看再说。
经过几十个人几个月的内查外调，王友唐的宿舍，他在河南的老家，他的妻子在河北的老家都查过了，证明王友唐确实耿介清白，一尘不染。报社那位承认贪污几亿元、把一部分钱送给王友唐的科长，最后也被证明毫无贪污行为，他本人只是迫于压力，随口搪塞，犯了经不起考验、违心假坦白的错误。真相大白，王友唐的怀疑被解除，邓拓在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当场向王友唐赔礼道歉。。 最好的txt下载网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4）
客观地说，人民日报社的“三反”运动进行得比较谨慎，最终查出大中小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的共93人，占全社工作人员的13％；其中贪污4千万元以上的二人，1千万元以上的11人，没有发现一只“大老虎”。
胡兰畦是四川成都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参加过北伐战争，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胡兰畦在德国国立政治大学留学期间，因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被捕入狱，后经鲁迅、宋庆龄等人在上海向德国领事馆抗议方才获释。全面抗战爆发后，胡兰畦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成为国民党军中第一位女将军。她组织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上前线慰问，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建国后，胡兰畦调到北京工学院，任图书馆副馆长、总务处处长。由于胡兰畦主要办理学生伙食，“三反”运动一开始，她便成为主要怀疑对象。胡兰畦在*中曾谈到自己在“三反”运动中被冤屈的经历——
一九五一年底，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一天，学校通知处以上的干部到怀仁堂去听周总理的报告。中途休息时，我趁机到主席台上去见了周总理。他很高兴，问我在学院工作得怎样？我说很好，我很想见邓大姐，他说要我打电话与邓大姐约定。本想多谈谈，但因马上要继续作报告，他说：另约时间再谈。
回校后，学校又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动员会后，院党委和学生会来人找我谈话，要我谈经济问题，我不惊不诧，有啥说啥。我想，我参加革命既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发财。从来经手财务，都是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没有占过公家便宜，心中坦荡，光明磊落。至于有没有浪费和官僚主义，欢迎大家揭发，但我自己心中有杆秤，认为不是特别严重的。因此，显得神态自然。谁知有的领导不以为然，说我“大而化之，态度不端正”。甚至说我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我“坦白交待问题”，而且有人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贪污分子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选”，我这才明白，他们把我划入了“重点怀疑对象”。我说：“怪了，我革命几十年，还会贪污学生的伙食费吗？”但有些人认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按照这个逻辑，认为我既管钱管物，没有不贪污的，从而对我说的话很不满意，认为我是抗拒检查，想蒙混过关。于是，天天对我批斗。
元宵节那天，两个学生突然跑来喊我，说：“走，带铺盖卷。”他们把我带到中华大学旧址的一个教室里禁闭起来，每天派几个人轮流看着我，把我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我想“身正不怕影子斜”，党历来讲实事求是，迟早会弄清楚的，因此，我不在乎暂时委屈。接着，又开小组会，要我写交代材料。我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没有贪污，怎能乱写？于是我便写自己的认识和经历。他们看后，说我态度不好，要我写“贪污罪行和反革命行为”。这莫须有的事，我确实无法写出来。他们就一会儿大会轰，一会儿小会逼，势头越来越厉害，今天弄到这儿批，明天又弄到那儿斗。走路时，他们还用帽子把我的眼睛遮起来，不准我看路、看人。有时深更半夜抓我起来斗，几十人参加，拍桌子，打板凳，凶神恶煞的。有时我疲倦极了，实在支撑不住，打起瞌睡来，就被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由于他们拿不出我的任何“罪行材料”，运用大喊大叫，气势汹汹对我也逼不出什么东西来。有人竟把我的牙刷、牙膏、肥皂都没收了，只给我留下一条毛巾和一个杯子，想从生活上折磨我，进一步逼我“认罪投降”。在这次运动中，杨梦游、史尔工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三月十八日，我们被弄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大会。我见会场坐得满满的，各个高等院校的“重点对象”大概都到了。严重的则被拉到台上交待问题，我没被拉上去，算是宽待了。会上，宣布了某某交待了贪污问题，某某交待了受贿罪行。其中也提到我们学院的孔科长交待了贪污问题，杨梦游因拒不交待，问题严重，当场被捕了。这次大会，号召有问题的人要赶快交待。 。。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5）
对杨梦游的处理，出我意外。我知道他做过农业银行总经理，家资富裕。在我所接触中，他办事谨慎，从未发现他在经济上有什么含糊的地方。记得有一次我曾向他借10元钱，他清根清底地询问，不肯借出，似乎生怕情况不明，手续不清。这种人会与下属勾结起来贪污吗？但他的下属斗他时说：“杨梦游，你不交待是不行的。我们都交待了，你的秘密保不住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感到困惑，不知该相信谁的话。
随着运动的发展，我被逼得无可奈何。我曾产生一个怪念头，后悔我没去贪污，要是果真贪污了什么，就好交待过关了。不过，又一转念，既然管这么多钱和物，又与工商业人士打交道，别人怎么不怀疑？古今中外受委屈的人有的是，我受点委屈算得什么！
有天夜里，星月无光，黑沉沉的，远处传来批斗别人的吼声。我被带到院党委书记的客厅里，领导黑着脸要我写交待材料，否则不让我睡觉。看这架势，非要把我斗倒不可了。我想，再顶下去，身体会拖垮的。于是，我只得瞎编材料，说我去租房子的那家房东没有现金给我，给了一些盘尼西林之类的贵重药品。管菜园的弟弟，给了我300万元，等等。领导看了这材料，问我：“能不能对质？”我想，这本是瞎编的，对质怎么对得上？便说：“不能。”领导听了很生气，一推桌子说：“算了，算了，我们陪你熬更守夜，你竟跟我们开玩笑，写假交待，这样顽抗下去没有好下场。”
此后对我管制更严，把我关押起来。我一打瞌睡，他们便吼叫；我要洗脸，也不给水；要刷牙，没有牙刷；要上厕所，有人守着，还不让洗手。我手上积的污垢，好久才洗掉。那时我才知道叫化子为什么身上那么黑！当然，这些折磨人的手段，是某些作风不纯的人干的，并不代表党的政策。这一点，我心中有数。
六月份，我被押到原辅仁大学旧址的一间屋子里。大概见我囚首垢面，有碍观瞻。去的前一天，他们叫人给我理了发，我穿了件干部服。进小屋后，见里面地下冒水，进出得在水里趟。有两张床，早有个妇女住在那里。她不知我与她同样是“重点对象”，误认为我是什么干部，见我进屋赶快站起来，对我说：“我有三个孩子在家里呀！我还要关好久？”我虽同情她，但既不了解她的案情，也无力解答她的问题，“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也自身难保呢。后来才知道，她是师范学院的出纳员，因为有次去吃早餐，碰到为学校修理家具的老板，硬要请她吃了油饼，这件小事恰巧被别人看见，这人便怀疑她与老板有经济问题，在运动中要她交待。她被逼急了，便说贪污了一亿多元，其实师范学院修理家具总共才用了300多万元，凭常识，也可判断这是假交待。
住在这儿的共有十几个人，还有邮电学院、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受审查的，编成一个小组。在接触中，我才知道同屋住的妇女叫马曼庆，我逐渐发现她是个老实人，因为出纳是管钱的，她也就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又过一段时间，估计是上级发现运动有些扩大化，有不实事求是的作法，进行了干预和纠正，这样，对我们的管制便松了些，待遇也有所改善。我们在一起时，也可以互相聊上几句。一个多月后，又在这里开办了个“忠诚老实交待问题”的学习班。审查结果，证明我没有什么“罪行”，才获得自由，可以上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6）
当我回学院去领每月30元的生活费时，发现关节很痛，上下楼很困难，坐也坐不下去。我坐三轮车去医院，下不了车，是三轮车工人扶我进医院的。医生照片、查血后，问我：“能不能住院？”我点点头。医院用担架抬我进病房。我才知道，在被关押在什刹海辅仁大学期间，因住在积水的房间里，成天在水里趟来趟去，门又不遮风，造成风湿性关节炎。我从七、八月份入医院，住到过年时才回家养息。又过了半年，才能迈步走路。
著名漫画家沈同衡先生在“三反”中的经历，也颇具代表性。
沈同衡三四十年代即活跃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解放后，沈同衡被分配到上海市文联工作，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三反”运动开始后，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市文联，虽属于所谓的“清水衙门”，但也不能例外，同样按照上级的部署，成立了运动领导小组。上海市文联开展运动的步骤同其他单位一样，照例是领导带头、逐步深入。上海市文联首届党组书记和主席由夏衍兼任，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的是秘书长陈白尘和副秘书长刘北汜、张白山。运动一开始，文联机关内部就有人提出：文联工作整天忙于红白喜事、迎来送往和观摩演出，不干正经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有人为此还私下编了一句顺口溜：文联的工作是不三（张白山）不四（刘北汜）不成（陈白尘）”。此时，陈白尘已奉命上调北京担任中国文联秘书长。但是，上海市文联群众反映强烈，在当时的形势下，政治运动高于一切。所以陈白尘马上被召回上海，参加上海市文联的“三反”运动，并在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作检查。
陈白尘在检查时，诚恳地回顾了自己在旧社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艰难岁月所经历的苦难。他特意提到一件事，抗战胜利时身在重庆，急于想回上海，但是苦于没有钱买飞机票，不能成行，只好改乘轮船，可当时穷困到身上只剩下够买到武汉的船票钱，到了武汉只好暂时住在朋友家中。幸好这时上海正在演出他的话剧《升官图》，他写信到上海要求剧团把《升官图》的演出费寄到武汉，才得以回来。陈白尘由此联系到解放后自己主持文联工作时，在日常办公经费的使用和迎来送往的招待中所犯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错误，深感自己忘了本。
陈白尘态度真挚，检讨深刻，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上海市文联的“三反”斗争顺利展开，很快就进入“打虎”阶段。群众热情高涨，被人们视为“清水衙门”的文联机关，也打出不少大小“老虎”。实际上，这些大小“老虎”都是通过日以继夜的小会批、大会斗，被“挤牙膏”般挤出来的。有些人为了“过关”，就信口开河地为自己加码，把自己的所谓“贪污”数字“坦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沈同衡就是这样被“揪”出来的，而且他是“态度最好的一个”。虽然他出任美协秘书长还不到一年，但他所“坦白交待”的贪污数额，足以使自己成为上海市文联最大的一只“老虎”。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沈同衡所交代的“贪污”金额，竟远远超过当年上海市美协年度经费的总额。这当然不可信，于是，“打虎”队反复核查，寻找材料和线索，终究没有查到沈同衡有贪污问题。但是，这只“大老虎”已作为战果上报，现在“打虎”队可谓“骑虎难下”，怎么办？这时，不知是别人检举还是通过其他途径，文联“打虎”队意外地掌握了沈同衡抗战时期发表在重庆某报纸上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座七层宝塔，塔中有个人一层层往上爬。标题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有人认为这是一张反动漫画，是歌颂国民党的。事实上情况却与此相反。1945年4月到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沈同衡当时画这幅画，正是歌颂党的“七大”的。但是，沈同衡作为怀疑对象，此时已是百口莫辩。他也就从“经济老虎”变成了“政治老虎”，先是停职反省，继而隔离审查，最后终于受到莫须有的处理，被调离上海市文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7）
其实，在“打虎”运动初期，就已经出现了斗争手段逐渐升级的现象，有些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许可范围。1952年1月，北京市委的一份报告说：“单纯采用斗争大会来强攻硬打，结果发生了偏差，如546工厂（原70兵工厂）在一些群众会上提出21个老虎对象，一天即私自扣捕六人；有的单位并曾发生打、骂、罚跪、脱了衣服挨冻等错误办法。”而据华东局1月23日的报告：截止1月21日，“贪污分子自杀身死者四人，自杀未死者六人，神经失常者二人”。1月29日，中南军区党委的一个指示，明确表示“不准打人、捆人，不得有辱骂及侮辱人格的行为”。这说明，当时“逼、供、信”和偷用私刑等问题已相当严重。
由于上级组织一再施压，各地的“打虎”活动高潮迭起。急于求成，只重数字，不重证据，使得对一些“老虎”的定案，近乎儿戏。在广东省，人们白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明查暗访，寻找“虎踪”；晚上挑灯夜战，分析“虎情”，确定“虎案”。一时四方云扰，殆无虚日。华南分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证据不足，定案匆忙，使得运动出现偏差。“如东江区的运输公司，二天内定了老虎47只，其方法是一人提意见，全体举手通过。这些情况，各地委多已纠正。其次，计算贪污的时间、方法、界线亦有偏差，如兴梅地委三反办公室认为，有一个机关原有40多人，解散时领了如数的聚餐费，当时分配到各机关去的有30多人，留下的仅10人。他们把这笔款大吃大喝三天，是属浮报名额，主管人应作贪污论处。西江地委把解放前银行的旧人员，利用国民党规例名义，领取‘遣散费’、‘年终奖金’、‘借薪’，作为集团贪污案处理（已去电纠正）。”
但这只是九牛一毛。据广东省3月初统计，全省有90％的“老虎”没有定案，翻供的很多。财经、政法、文教系统和各区的1505只“老虎”中，有306人翻案。自杀人数也在直线激增，至3月7日，全省已发生69起，死了39人。另据统计，仅广州市委系统，就有33人自杀，省府直属机关7人，华南财委直属机关2人，华南军区各部队14人，华南分局直属机关3人，“自杀原因，畏罪35人，牵涉政治问题12人，伪装自杀4人，被众人恐吓或被逼供2人”。
江苏省进入“打虎”高潮后，为了完成任务，各地已不是一只一只地打，而是一窝一窝地打。一些地方还结合实际，总结研究出许多“打虎”战术和策略，如“敲山震虎”、“寻找虎踪”、“联合作战”、“内外兜剿”、“调虎离山”、“以虎制虎”、“专案专人”、“包捉包打”等等。有的地方组织轮流斗争，不让审查对象休息，打出了一批假“老虎”。如皋县一合作社，用“以虎制虎”的办法，在全单位113人中打出了53只“老虎”。太仓县税务局一下子打出了30多只“老虎”，逼死了3人。一些“打虎”队员认为：“追赃没有打虎痛快”，“越追赃，翻供越厉害，还是交给我们继续打，看他翻供不翻供？”
截止到1952年3月31日，整个苏南区共打出“老虎”5181人，但后来定案的“大老虎”只有90人，尚未定案的“大老虎”却达939人之多；中小“老虎”中，定案的486人，未定案则更多，达3668人。苏北区也出现了把小量贪污打成“小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的情况，据估计“大致占老虎总数的20％至30％”。镇江市揭发出贪污亿元以上的“大老虎”39人，后来仅1人定案。自杀、逃跑事件各县都有发生。据苏北区委1952年6月统计，“打虎”追赃中自杀死亡39人，逃跑33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8）
在扬州市，“火药味较浓烈，一些单位的打虎队，采取车轮战术，对贪污或怀疑对象，施以罚站、罚跪、刮鼻子、加手铐、甚至坐‘老虎凳’，勒令坦白认罪。”
在南京市，“一时戴高帽子、挂牌、乱打乱绑乱罚跪、生追硬逼成为普遍现象。如下关银行办事处‘轮番轰炸’八昼夜，迫使审查对象‘承认’贪污60亿巨款。”截止到1952年2月19日，南京市自杀者26人，其中12人自杀未遂，还有八人的家属自杀。
由于“老虎”的数字来自上级的估算，甚至是相互攀比层层加码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严重脱离实际。同中国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都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此举更是给那些奸佞小人打击报复、诬陷栽赃自己的仇家开了方便之门。甚至有些人因响应上级号召，检举有贪污嫌疑者，自己反倒被打成贪污分子，蒙受冤屈。而把诸多不是“老虎”打成“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更是不能不诉诸于“逼、供、信”。
以华北军区某军“打虎”战役为例。该军因为要在“打虎”斗争中争荣誉，下达“打虎”指标时特别强调各团之间要相互比赛，看谁打出“老虎”最多。于是，有的团号召党员互相怀疑，带头坦白，结果一些没有贪污的党员，为了响应团党委的号召，主动“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