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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的话
60年前，公元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从此，古老的中华民族揭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尤爱史书。“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因*而亡国”，这是他从读史中得出的一条深刻教训。
建国前夕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他的话，不幸而言中。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的典型。建国初期，一个是天津地委书记，一个是天津专署专员。他们都是参加革命20年左右的老党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们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们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赫赫战功。但是，进城后，仅仅两年时间，他们就倒在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下，贪污*，蜕化变质，由革命的功臣成为人民的罪人。
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远不是一个、两个。新中国刚刚建立，*现象就开始在党内滋生起来，其蔓延之迅速，程度之严重，令人震惊，毛泽东曾称之为“贪污浪费的狂澜”。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把胜利与执政称之为进京“赶考”，从成立中纪委到倡导*监督，从整风到整党，都是为了保证共产党“考个好成绩”。
“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面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毛泽东决不手软，用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表明：共产党决不会放任*现象滋长下去！
“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了全国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形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场肃贪反腐大风暴。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进城三年，面对反腐倡廉这张大考卷，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考出了好成绩，交出了人民满意的答卷。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重温那段历史，认真总结和思考它的成功经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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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1）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东南西北四面各五间房。院内铺十字甬道，卵石圆润；矗七棵巨柏，四季常青。这里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央主席毛泽东办公和生活的地方。
1951年11月，初冬的北京已有几分寒意。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菊香书屋里依旧灯火通明。灯光下，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一份令他震惊的报告。
这是11月1日*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呈送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报告中说，东北地区从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局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了有领导的*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
报告列举了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其中提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5亿元人民币（注：本书所指均为人民币旧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十分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无人过问。
报告着重概述了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领导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第四，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与发展，群众觉悟的逐渐提高，不断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前进；第六，以一批能力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同时，东北局的报告还谈到了不法资本家对党员干部的腐蚀问题。报告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往来的纪律，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
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展起来的。之所以要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主要是由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面临严峻的经济考验，生产萎缩，交通梗阻，失业众多，民生困苦。据统计，1949年同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大约50％，钢产量减少80％，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当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到亚洲人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人均57美元的二分之一。这种经济状况，就使得全力恢复国民经济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然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可走。 。 想看书来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2）
一方面，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大量增加也加重了财政开支的负担。当时，随着全国各级政权的建立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以及对国民党遗留和起义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国家负担的公教人员数量急剧增加。1949年为700多万人，1950年上升到900多万人。这样，国家的行政开支费用也骤然增加。根据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当年的行政费用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国内经济千疮百孔，亟待复兴；国际形势同样恶化，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悍然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插足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毅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于当年10月19日开赴朝鲜作战，开始了一场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的经济再次进入战时状态，国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战争和进行国防建设。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用开支达28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高达。1951年秋，财政部对全国财政状况进行了一次匡算：当年财政支出要比概算增加75％，其中军事费用为55％，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的计划将无法实现，而且还会影响到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毫无疑问，抗美援朝战争对举步维艰的新中国无疑于雪上加霜，大大加重了财政困难的局面。正如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的：“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恢复国民经济，需要资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需要资金，那资金从哪里来？出路何在？答案只有一个：走开源节流的路子。
1951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研究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5点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将总兵员从610万人减少到465万人。（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增产节约。
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国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他指出：“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3）
在这次会议上，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作了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其中专门论述了增产节约问题。他提出，增产节约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财经政策之一。从现在起，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
毛泽东、陈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受到与会政协委员的一致赞同。会议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
会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场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东北地区是走在前列的，实际上在中央发出正式号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东北是全国解放较早的地区，作为一个大行政区比其他地方早一年进入和平建设状态，机关干部和职员也较早地拥有了控制资源的机会，因而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也就较早地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如沈阳市在一些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发生严重的贪污现象，仅中国煤业建筑公司沈阳分公司、东北纺织管理局沈阳八厂等4家单位发生的贪污案，即造成国家损失达40余亿元。同时，东北又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沿阵地，在财政经济上压力更大。因此，在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起步较早，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号召也提出得比较早。
1951年7月，沈阳市人民监察委员会针对当时严重的贪污现象，配合各部门开展了一场反贪污斗争，除惩治犯罪分子外，同时在领导作风、管理制度、干部教育、干部政策等方面加以改进，以防止贪污现象的发生。
8月31日，*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号召东北局的全体党员及工作人员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据《人民日报》报道，在2000多名干部参加的*上，高岗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几天后，东北局正式通过了《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由此，东北各地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全面开始，并很快收到了明显成效。
10月22日，东北局又发出一个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要求扩大实行增产节约运动的部门。通报指出：“这一运动不仅在工业与生产部门应该开展，而且在东北所有一切部门，包括财政、贸易、合作、文教、学校与政府其他各部门都要开展起来。”通报要求这些非生产部门，一方面要学习国营厂矿企业开展运动的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目前主要是结合各机关开展的反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制订增产节约与提高工作效率的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增产节约”运动正逐步地超越经济领域，开始和反贪污腐化的“整党”结合起来。
11月1日，高岗就东北地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对运动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
后来，毛泽东曾经讲过：“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贪污浪费问题，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震惊，因为这事关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事关新中国的兴衰成败。共产党刚刚执政，共和国刚刚建立，能不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1）
在刘青山、张子善案发后，一位曾和他们有交往并一同投身革命的“老冀中”，感到相当震惊。他回忆说：“刚解放时，我到杨柳青张子善家做客，他穿得很朴素，连家具都没有，很是清贫。没想到，只一年多的时间，他竟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枪毙他们时，我在家里听广播，当时把我惊呆了。这怎么是真的呢？简直不可思议……”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违法犯罪，落入法网，可谓咎由自取。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犯罪为何能够发展到如此地步？为何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呢？显然，上级党委和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说，李克才向河北省委一位领导反映刘青山等人的问题时，这位领导不以为然，说：“刘青山吸毒，我知道，累出来的毛病嘛！何况他现在已经改掉了。”并意味深长地批评李克才：“小李呀，你要注意与老刘和老张搞好团结！”更有甚者，这位领导私下里还说出这样的话：“卖主求荣，不好！”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在给华北局的报告中，自请处分。报告写道：“他们违法犯纪胡作非为，为时已久，而省委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未能及早觉察处理，给以严格的教育，致使国家资财和党的影响受到巨大损失，刘、张二犯走上了不可挽救的道路，实甚痛心。请求给我们以严格处分，以教育全党。”
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也就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写出了报告，并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严重官僚主义，请求给以处分。
更令人赞赏的是，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不仅勇于承担责任，而且把“检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在12月30日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正式向全国公开后，党内外群众震惊、高兴、感动，还有反思；他们拍手称快，衷心拥护，同时许多人都认为河北省委必须认真地深刻进行检查，给人民群众一个答复。
当时一些人投书《人民日报》质问道：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为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
为了深刻总结刘、张案件的教训，给人民群众一个答复，河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在报纸上作出了检讨。
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的文章：《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给予我们的教训》。这是马国瑞代表省委作的检讨（这一检讨本应由省委书记林铁作，因林休养，由马代作），报纸还加了一段旗帜鲜明、言辞尖锐的按语。在文章中，马国瑞检讨了省委自身的官僚主义问题，写道：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蜕化、叛党的罪行，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固然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严重的自私自利思想，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迷惑和腐蚀，但与我们省委领导上所犯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分不开的。刘、张盗窃国家财产投入“机关生产”远在1950年即已开始，1951年入春以来即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狼狈为奸，剥削治河民工，而我们省委领导竟长期无所闻，说来难以令人相信，自己也无以解脱，然而却又是事实。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就在这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2）
马国瑞在文章中还指出：刘青山、张子善对党内*一贯采取极端反对的态度，重大问题不经党委会讨论，擅自作主，独断专行，取消*，惟我独尊，把党委制错误地变为家长制。他们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实际上成为党内的特殊人物，脱离了群众的监督。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吸取这一案件的教训，克服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党委制和党内的正常组织生活，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
1月8日，在《人民日报》的第三版，又发表了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的长篇文章：《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育》。文章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求实的精神，深刻分析了省政府对刘、张贪污案没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的原因，检讨了省政府和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
杨秀峰在文章中，首先一针见血地提出了问题：许多人警觉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虽然经过战争的考验，建立过功绩，但是因为他们经不起和平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