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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绫臼遣煌摹Winter认为，吐火罗文剧本包括叙述和表演两部分。一个讲故事者和一个表演者互相配合。Avon Gabain说，回鹘文本是为了朗诵用的。Victor HMair讲到了看图朗诵的办法。HLüders认为，s＇aubhika的意思是“解释者”，是玩皮影戏的人，是朗诵者。朗诵和表演结合了起来，就形成了印度的戏剧。中国西藏有一个民间剧种，根据图画来说唱佛教故事，有点像内地的“玩洋片的”。Winter等人都讲到，吐火罗文剧本与西藏剧有类似之处。最后，我还指出了一点：新疆这地方偏爱戏剧。
一九九零年
本年共写各类文章三十七篇，出版论文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可以算作学术论文的共有二十六篇。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回到祖国（65）
1《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 ？〉u的现象》
在这篇论文的前半部分，我列举了几位反对我的结论的外国学者：比利时的tienne Lamotte，德国的Heinz Bechert和美国的Franklin Edgerton。对于最后一位，我在一九五八年所写的《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和一九八四年所写的《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中已经进行了反驳。现在，既然又谈到这个问题，难免旧事重提，把Edgerton所著的Grammar中的有关章节重新翻腾出来，一一加以论断。
一九八八年我在给蒋忠新用拉丁字母转写的梵文本《妙法莲华经》所写的序中，也列举了此经中出现的…am ？〉o，u的例子，证明了Bechert所说的《法华经》中无此音变现象的错误。后来，我又在Ronald EEmmerick所著的《于阗文与图木舒克文》一文中发现了不少…am ？〉u的现象，我们才知道，…am ？〉o，u的现象决不仅仅限于印度古代西北方言；在于阗文和图木舒克文中，这个现象同样存在，而且覆盖率极大，从名词、代名词，一直到数词、动词等都有。在印度雅利安语和伊朗语二者的古代语言中，都没有这样的音变现象，可见这现象是晚出的，而且出现的时间基本相同。从地域上来看，这个音变现象都发生在从印度西北部直至中国新疆的广大地区。总之，我的结论同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完全一样：…am ？，…am ？〉o，u是音变，既不存在变格问题，也不存在变性问题。至于一些学者坚持抓住不放的mc（由于韵律的关系）的理论，拿来应用到于阗文和图木舒克文上，简直是荒唐可笑了。
2《广通声气博采众长》——《走向世界文学的桥梁》序
这是给山东学者刘波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的桥梁》一书所写的序。内容主要谈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喜与忧。喜，因为参加的人多起来了。忧，因为发表的文章肤浅者多，而深刻有见地者少。救之之方是广通声气，努力学习。
3《〈抗倭演义（壬辰录）研究〉序》
中、日、朝、韩立国于东亚大陆垂数千年，其间关系有友好的一面，也有磕磕碰碰的一面，《壬辰录》讲的就是后者。日本侵朝不止这一次。我认为，到了今天，我们四国人民在正视历史的同时，更应该向前看，看到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都应该继承我们历史上文化交流的好传统，在目前形势下继续交流文化，互通有无，睦邻友好，和平共处。
4《读日本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有感》
我从日本弘法大师的《文镜秘府论》中悟到了现在的《中国文学史》论诗歌的偏颇。诗歌必讲韵律，韵律就与音乐接近。近代西方的一些诗人主张诗歌音乐化。中国“齐梁文学”的“永明体”也有类似的主张。他们想使诗歌“八音协畅”，听起来铿锵有致，能增强诗歌的感人性。当然，他们并不是主张把诗歌写成乐谱。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5《〈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序》
这一部辞典选的不是一般的诗，而是名诗。汉译文又大部分选的是名译。真可谓珠联璧合。我认为，这样做，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可供欣赏，能够给不通外文的读者以美的享受。另一个是可供借鉴，意思就是为中国的新诗作者提供参考，使他们在创作中能够吸纳新鲜的营养。近年来在中国外国文学的译本并不走俏，独诗歌翻译为例外。其中原因，我曾百思不解，最终豁然开朗。我想到中国古人所说的“诗无达诂”，是非常有道理的。诗，不但指中国诗，也指外国诗。“无达诂”，意思就是理解因人而异。这不有点迷离模糊吗？然而妙就妙在这个“迷离模糊”上，它能增加美感。 。 想看书来
回到祖国（66）
6《对开好中国比较文学会第三届年会的两点意见》
我的两点意见是：一，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我认为，近几年来，我国比较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认真钻研、艰苦努力还不够，好文章不多。不要把比较文学看得太容易，把它看得难一点，更有好处。二，加强团结。比较文学的摊子铺大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团结，不要讲位置分配学、座次学等等。领导班子要年轻化，年老的该退就退。
7《谈中外文化交流》
这是一篇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大意是：在文化交流方面，东、西各有自己的“拿来主义”，我们拿来西方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同时又继承发扬我们自己的优良的文化传统。不但西方物质的东西我们要学，精神方面的好东西我们也要学。过去，我们从印度拿来了佛教，经过我们的改造，创造了禅宗，至今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我反对“全盘西化”论，因为，事实上办不到，理论上讲不通。崇洋与排外，都是不对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可能都与中国儒家思想有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思想可能有所作为。
8《比较文学之我见》
这篇短文谈的是我对所谓“比较文学危机”的看法。比较文学确有“危机”，外国的我不讲，只讲中国的。原因我认为是有人把比较文学看得太容易。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我在这里引了六七十年前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真是一针见血之言。
9《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四十七言”问题》
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校注》问世以后，颇得国内外专家们的好评。但是注中仍有错误，原文“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关于“四十七言”的注就是一个例子。注者把梵文现有的四十七个字母——元音十四个，辅音三十三个——写在注中，数目相符，焉得有讹？外国注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不自觉。但是，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经我后来的探讨，“四十七言”应该是：
元音12个：
a ⅲ ī u ū e ai o au am ？ ah ？
辅音35个：
喉音 k kh g gh n
颚音 c ch j jh
舌（顶）音 t ？ t ？ha d ？ d ？ha n ？
齿音 t th d dh n
唇音 p ph b bh m
遍口音（超声）10个：
y r l v s＇ s ？ s h llam ？ ks ？a
详情请参阅原文。
10《〈菩萨与金刚〉——泰戈尔散文之我见》
我认为，中国加入世界文学行列，自五四运动前夕鲁迅的《狂人日记》始。从那以后，介绍外国文学之风大煽。最初介绍最多的莫过于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既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融哲理于文学创作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虽然生长在一个富于幻想的民族中，他的文学创作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但是他终其一生并没有把自己关在一个象牙之塔中，而是关心国内外大事，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11《对于X与Y这种比较模式的几点意见》
既然是谈比较文学，当然要比较，这是天经地义，未可厚非。但是，有的人比较得太滥，几乎达到了“无限可比性”的程度。这种“拉郎配”式的比较，多半肤浅，比了等于没有比，这无助于比较文学的发展，只能形成比较文学的“危机”。要作比较研究，必须更加刻苦钻研，更加深入到中西文学的深层，剖析入微，触类旁通，才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曾多次劝告年轻的比较文学者们，要把比较文学看得难一点，更难一点，越看得难，收获就越大。
回到祖国（67）
12《祝贺〈学林〉创刊400期》
《学林》是上海《文汇报》的一个副刊。我长期是《文汇报》的忠实的读者，《学林》我当然是经常读的。一九九一年一月六日，《学林》第四百期出刊，上面有许多学者的祝词，我的祝词也滥竽其中。但这篇短文是一九九零年写的，所以列入此年。文中表达了我对一种报纸特点表现在何处的意见。我认为是表现在地方新闻和副刊上，因为政治和经济新闻，每张报纸都必须刊登的，无从见其特点。我觉得，《学林》的风格清新庄重。
13《从中国文化特点谈王国维之死》
关于王国维自沉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他自己说是“义无再辱”，陈寅恪先生则说与文化衰落有关。我多年不能理解寅恪先生这个观点。后来我读了许多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特点的论著，他们大都认为中国文化重点在讲人，是人文主义精神。我恍然若有所得。陈先生说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三纲六纪，君臣关系是三纲之一，这样一来，王先生自沉的原因就很容易同中国文化挂上钩了。
14《〈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汉译本序》（《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林悟殊编译）
在这一篇“序言”中，我首先表明了我对中德这两位同行学者（原作者及编译者）间合作的欣慰。接着我就说明了我的一些想法。首先是我认为：没有文化交流，人类文化就不会有进步，而宗教传播，也是文化交流中的重要部分。中国历史上几个大的外国宗教的传入，都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其次我想到：中亚及中国新疆是人类历史上几大文明体系和几大宗教大规模地汇流的唯一的一个地方。但是探讨这个问题并不容易，除了考古田野工作外，还要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后者只有中国可以提供，因此，必须有中西合作，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15《一点希望》——庆祝《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十周年
世界上古今文艺理论能自成体系者共有四家：中国、印度、古希腊、近代欧美。四者间有同有异，而同大于异，其间颇多相通之处。时至今日，我们要想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提高研究水平，必须兼通四者。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深入探讨，而水平即在其中矣。
（这是我几年前的看法。到了今年，一九九七年，我的看法有了改变，后面再谈。）
16《〈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序》（《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李明伟等著）
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虽然我们古代史籍中对这个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记述特详，却是起步较晚的，晚于欧、美、日的一些学者。最近几十年来，我们急起直追。这一部《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就是成果之一。
17《〈东方趣事佳话集〉序》（《东方趣事佳话集》薛克翘主编）
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但是，学习西方，也必须看东方。看东方，至少有两种看法，一个是在学术上深入探讨，这可以说是阳春白雪。但是，光有阳春白雪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下里巴人。把东方的趣事佳话搜集起来，编纂成书，供广大读者阅读，从中学习一些有用的东西。这二者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18《〈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序》（《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周南京主编）
我在这篇序中谈到，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专就中国同外国而论，华侨和华人又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中国华侨史是一部触目惊心的伤心史。在旧社会，我们国内灾患频仍，民不聊生，中国劳动人民，特别是闽、粤等沿海省份的劳苦大众，被迫背乡离井，漂洋过海，到达美洲诸国、南洋群岛诸国，以及欧、亚、非一些国家，为西方的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流汗流血，有的甚至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这就是华侨的来源。但同时他们也把中华文化传向四方。到了今天，祖国强大了，华侨的地位在当地也相应地改变了。这就是华侨最爱国的原因。
回到祖国（68）
19《论〈儿郎伟〉》（《庆祝饶宗颐教授七十五岁论文集》）
“儿郎伟”，敦煌卷子中有一些以此为名的歌辞，唐代和宋代一些作家作品中也有这种歌辞。这三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中外研究者意见有点差异，但是倾向有意义者多，换句话说，认为“儿郎”就是“年轻人”。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儿郎”只是音，而没有意义。我找了很多例子，处于“儿郎伟”地位的三个和声字，第二个字，同“郎”字一样都是来母字。
20《〈吐鲁番研究专辑〉序》
“吐鲁番学”是指研究新疆地区甚至新疆以外一些地区的文化的学问，冠之以“吐鲁番”，只能算是一个代表。陈寅恪先生说，“敦煌学”是中国一部“伤心史”。“吐鲁番学”也一样。意思是说，这一门学问最初中国学者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外国学者则喧宾夺主，此所谓“伤心”也。但是，最近十几年以来，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研究范围内，中国的老、中、青三代学者都茁壮成长起来了，过去不能做的工作，现在能做了。汉、维两族都有了自己的“吐鲁番学”的学者，我们真可以扬眉吐气了。这个势头真如旭日东升，方兴未艾。
21《〈印度古代文学史〉前言》（《印度古代文学史》季羡林主编）
“前言”中发了一点牢骚，说一股欧洲中心论的邪气弥漫中国社会，外国文学界亦然。有的人总瞧不起东方文学，包括印度文学在内。这种推崇西洋的歪风，至今未息。
22《二十一世纪：东西文化的转折点》
一个世纪末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世纪末却确有这个意味。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主张，每一个文明（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灭亡的过程，哪一个文明也不能永垂不朽。专就东、西文化而论，我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西方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我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现在这个世纪末可能就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
23《〈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自序》（《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季羡林著）
这一项实际上包括两篇“自序”。第二篇写于一九八六年，是给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写的，它本来准备出版这一部书，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把稿子压了几年，书终于没出成。北京大学出版社慨然毅然接受了出版的工作。第一篇“自序”就是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写的。这一部书终于出来了。
在第二篇“自序”里，我讲了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赞成影响研究，而不欣赏平行研究。因为前者摸得着看得见，而后者则往往玄乎其玄，有时候甚至捕风捉影，胡说一通，让赞成者无从赞成，反对者无法反对。我对“义理”一类的东西是敬鬼神而远之。
第一篇“自序”则说明了我为什么把第二篇“自序”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原因。我在上面一节中介绍的我的观点，即使再写一篇新序，也不会改变，索性把原序保留下来，免得麻烦。我在这一篇新序中，还感谢了帮我编选这一部分的、我的几十年的老助手李铮先生。最后发表了一点感慨，说自己成了陶渊明的信徒。
24《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r ？ r… ？ l ？ l…？问题》
回到祖国（69）
这是一篇异常重要的论文，也是我生平写的文章中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
本文目次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二、从慧琳谈起
三、四字特点及其发展的历史
（一）四字在印度的产生与演变
（二）四字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1四字异译
2四发音的分歧
3发音分歧的地域问题
四、再谈慧琳
五、所谓中天音旨
六、关键所在
（一）四字的特殊性
（二）语言矛盾
（三）慧琳与昙无谶的矛盾
我在这里首先要声明，“目次”中的“五、所谓中天音旨”，暂时不见于此文中。因为时间紧迫，而这一章又异常难写，所以我临时抽掉。过了几年以后，我又重整旗鼓，写了一篇《所谓中天音旨》，作为独立的论文发表了，其实是应该归入这一篇论文的。
现在想要介绍这一篇论文的内容，感到有极大的困难。一则所谈问题过于专门，过于冷僻，论证过于琐细，过于周折。二则对于对此问题没有颇精湛研究的学者必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岂非大煞风景吗？想了半天，想出了一个取巧的办法，只介绍“一、问题的提出”和“六、关键所在”，其余一概省略。我还是希望有兴趣的学者们能够耐下心来，把原文读一遍。下面先介绍“一、问题的提出”。
最初的原因是，我读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五《大般涅槃经》注中关于悉昙章的一段话，对悉昙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其中关于四流音的叙述，与我平常的理解不同，这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想探讨一番。后来又收到俞敏先生的著作《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和饶宗颐先生的《悉昙学绪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二书，读后甚有收益。其后又读了荷兰学者高罗佩（RHVan Gulik）的著作Siddham和日本学者马渊和夫的《日本韵学史の研究》等等著作，又有所收获。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阅读日本古代僧人关于悉昙的著作上。经过长期阅读和考虑，我逐渐发现，r ？ r… ？ l ？ l…？这四个流音元音在梵文字母中有特殊地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