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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未曾拍片的苏联电影大师中，艾尔姆列尔此时摄制了《未说完的故事》。这部影片虽然不能同《伟大的公民》或《伟大的转折》相提并论，但它描写的发生于列宁格勒的恋爱故事却很为感人。这位导演此后选择了一个更直接有关政治的题材，拍了《第一天》。
顿斯阔伊改编的《母亲》较之普多夫金更忠实于高尔基的原作，它的上集拍得尤其精采。这部影片并未使人忘记那部默片杰作①，虽然差别很大。顿斯阔伊此后继续改编高尔基的作品，拍了《福玛·高尔捷耶夫》，这部影片特别使人想起尼日尼诺夫戈罗德②的往昔情景。以后他又在《落泪的马》（又名《以他的生命为代价》）里以一种近似传奇的格调叙述一个古代的故事。①指普多夫金1926年导演的无声片《母亲》。——译者。
②高尔基的诞生地。——译者。
谢尔盖·尤特凯维奇在中亚细亚拍了一部纪录俄罗斯探险家普热杰瓦尔斯基的传记片之后，又以雄伟高雅的格调导演了一部以阿尔巴尼亚中世纪的一个英雄的业绩为题材的《斯坎德培》，和一部描写那个正直而轻信别人的威尼斯的摩尔人（邦达尔丘克饰演）为奸贼伊阿古所骗的《奥赛罗》。同这两部杰出的故事片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列宁的故事》，后一部影片笔法含蓄简洁，故事深刻感人，但不如他后来拍摄的《列宁在波兰》这部格调亲切，富于诗意和哲学意味的影片。
柯静采夫重返影坛，拍了《堂吉诃德》这部既忠实原作又有个人特色的影片，片中那个狂热的人物由契尔卡索夫扮演，背景有搭盖的布景，也有自然的真景，都带有一种极大的造型美。这种优点在他那部《哈姆莱特》中也再次体现出来，该片表现了导演的个人特色，又十分尊重莎士比亚的原意，把一出永恒的悲剧同当代的现实生活加以对照。
瓦西里耶夫在保加利亚导演了《石普卡的英雄们》，片中有一些壮观的战争场面；在他去世前摄制的《十月的日子》表现了1917年的革命情景。此外，他还致力于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的艺术领导工作，如同培利耶夫领导莫斯科制片厂的艺术工作那样。对电影事业实行非集中化的管理，使苏联各制片厂获得一种证明有益的独立自主。扎尔赫伊和赫依费茨在战后共同拍摄了他们那部引人注意的《以生活的名义》后，于1952年后分道扬镳，各自拍了一些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影片。扎尔赫伊的《高空》是在社会主义大工程的工地上拍摄的。赫依费茨根据《茹尔宾一家》这部小说改编的《大家庭》一片在描写工人生活的确切上超过了柯切托夫的原作。他还把契诃夫的小说《带吧儿狗的女人》完美地改编为电影，而在《鲁勉采夫案件》中，他利用侦探故事的情节反映了苏联的日常生活，同时批判了某些习俗。
这种倾向在莱兹曼的杰出影片《生活的一课》中也可见到。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大工地的工程师，他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以致几乎和全家都闹翻，这和费里尼那部《道路》中粗暴的藏巴诺没法同可怜的杰尔索米娜相处一样。莱兹曼在苏联境外很不为人所知，他是苏联最优秀导演之一，最善于描写年轻夫妇之间的关系。《如果这是爱情》一片叙述莫斯科一个新住宅区里青年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他借这个故事揭露了社会上某种形式的伪善。格拉西莫夫很久以来就致力于制作一部场面浩大的三部曲，以饶有风趣同时又尊重原作的手法改编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然后，他又回到现代主题，拍了《人与兽》一片。卡拉托卓夫从前是一个摄影师，1930年开始导演了一部画面很美的《斯瓦涅其的精华》。他由于忙于其他职务（大战期间他曾任驻洛杉矶好莱坞的领事），所以在此后二十年间只摄制了二三部影片（其中有《飞行员瓦莱里·契卡洛夫》）。后来他又回到导演工作，拍了一部质量不高的影片《阴谋》，但是，后来他摄制的《木筏上的三个人》对苏联电影的复兴却颇有贡献，因为他在片中激烈地抨击了某些妄自尊大的达官要人。这种批判的倾向后来在《垦荒先锋》（描写处女地垦荒的生活）中也再次表现出来。继这部影片之后便是他的杰出作品《雁南飞》。这部表现被战争与死亡拆散的情人的悲剧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它在表现士兵出发与归来的镜头中、在主人公的阵亡和伤员们发出的反战呼喊中达到了最**。虽然有些场面值得商榷，例如飞机轰炸时发生的，但是人物对话的真诚，如同塔基亚娜·萨莫伊洛娃感人的演技一样，使得这种影片获得它应有的国际成功。卡拉托卓夫此后导演的《一封未寄出的信》尽管造型上十分成功，却也没能象《雁南飞》那样成功，这部影片的优美画面也应归功于乌鲁谢夫斯基，他是顿斯阔伊和普多夫金培养出来的摄影师。
米哈依尔·罗姆在1945—1955年间境况很坏，只拍摄了一部场面过于宏伟的《海军上将乌沙阔夫》以及一些以外国为背景的影片（如《俄罗斯问题》、《但丁街凶杀案》①）。他以《一年中的九天》一片开始他第一部伟大的作品，这部影片对那些研究原子的科学家中间产生的现代忧虑不安作了深入的描写。在这部重要影片之后，他又拍了一部独特的蒙太奇片《普通法西斯》。米哈依尔·罗姆在电影学院任教，培养了许多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这些人在1950—1960年间形成了苏联的两个“新浪潮”。①原名《第五纵队》。——译者。
民主德国
德国的电影艺术在希特勒上台前甚为繁荣，战后在这个备受蹂躏的国度里复兴得很慢，因为已故的戈培尔早已把最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排挤掉了。盟军的占领把德国瓜分为四个区域，区域之间几乎不存在电影方面的交流。
电影生产首先在柏林的苏联占领区内由德发公司恢复起来，这家公司以后成了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控制的国家公司。早先曾经拍过一两部商业影片的沃尔夫冈·斯陶特以《凶手在我们中间》一片显示出他强烈的个性。后来，他以一种稍嫌夸张但运用自如的手法导演了德国悲剧中的两幕：在《轮班》一片中通过劳动者的生活表现纳粹的统治，在《臣仆》（根据亨利希·曼①的原作改编）中表现威廉二世时代小资产者的民族主义狂热。①亨利希·曼（1871—1950）：德国小说家。——译者。
德发公司最初获得成功的一部影片是《黑暗中结婚》，它揭露了希特勒的排犹主义把一对演员夫妇逼上自杀的绝路。该片导演古尔特·梅切克接着又在《彩色格子布》一片中通过一个女仆的生活表现德国三十年间的生活状况，之后，他根据弗雷德里希·沃尔夫写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剧本拍摄了《群神会》，揭露了化学大托拉斯“法本”公司在战争中的罪行及其使用的手段。
斯拉丹·杜多夫这位1930年年轻一代中最有天资的导演，经历长期流浪失业之后，重返影坛，拍摄了《每日的粮食》，叙述柏林陷落后几年里，一个家庭的生活逐日发生变化的情景。这部故事紧凑、表达有力、说服力强的影片获得的成功，超过后来他那部雄心更大的《妇女的命运》。在战后德发公司的产品中，还应该指出乔治·克拉仑那部情节奇特的《霍柴克》，还有埃里希·恩格尔的《布卢姆事件》以及由托尔恩狄克导演的几部剪辑纪录片。
1950年之后，德发公司每年继续生产15至20部高质量的影片。其中特别应该提到场面宏伟的《台尔曼传》，分为上、下两集，由古尔特·梅切克导演，他用大量的资金追溯两次大战之间这位革命者及其祖国的历史。
斯拉丹·杜多夫拍摄了他最佳的影片《战胜黑夜》，这是一部叙述一个被德军处死的反法西斯战士的传记片，根据古尔特·斯特恩夫妇编写的一个杰出剧本拍摄（斯特恩夫妇也是马丁·赫尔贝格导演的《受难的村庄》一片的编剧）。在他不幸意外身亡之前，还拍了一部讽刺喜剧片《科伦上尉》。
在年轻的导演中，应该提到康拉德·沃尔夫，他是戏剧家弗雷德里希·沃尔夫之子，在《莉西》这部以纳粹上台后最初几年为背景的影片中表现出他个人的风格；后来他又在保加利亚拍摄了《群星》。
托尔恩狄克继续制作了一系列杰出的剪辑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涉及历史题材或是政治问题（如《通向顶峰的道路》、《条顿剑在行动》）。
德发公司还采取一项聪明的措施，与各国合作制片（如《悲惨世界》、《萨勒姆驱巫案》等）。尤里斯·伊文思也为德发公司导演了《友谊一定在全世界胜利》（与培利耶夫合作），接着又拍了《激流之歌》。
这位纪录片大师以尼罗河、亚马孙河、长江、刚果河、密苏里河以及伏尔加河为题材，将来自全世界的资料片收集在一起（许多资料片都是专门为这部影片拍摄的），成功地创作了一首格调完全统一的真正现代交响曲。影片的最初段落有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伴奏，达到了和《须德海》中最著名的片断同样典型性的完美程度。
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人民民主国家的电影业从1945年就被国有化，它以《罢工》一片荣获战后首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在这部影片中，斯捷克利以感人的简明手法描述了1900年左近发生在波希米亚的工人斗争。大战期间受英国纪录学派熏陶的杰利·韦斯以拍摄《被强占的边界》一片而出名，这部影片表现苏台德区人民在慕尼黑协定之后的悲惨命运；韦斯导演的《新战士站起来》尤其著名，该片是根据扎波托斯基总统的童年回忆拍摄的。擅长拍摄古装片的奥塔卡·瓦夫拉，此时在《黎明前的战斗》中生动有力地描写了布拉格的解放。阿尔夫·拉多克在《泰雷津集中营》一片中描写希特勒死亡营中的惨状，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感人影片。其他使人感兴趣的影片是由马丁·弗里茨（《卡贝克的故事》）、米洛斯拉夫·齐坎、克雷希克（《良心》）、斯洛伐克人巴维尔·比埃利克等人导演的。
奥塔卡·瓦夫拉摄制了一部雄伟庞大的历史三部曲《胡斯传》，描写约翰·胡斯①的一生。马尔丁·弗里茨在演员维利希的出色配合下拍了一部有趣的历史喜剧片《皇帝的面包师》。斯捷克利则把小说《女无产者安娜》搬上了银幕。杰利·韦斯在《我的朋友法比安》、《捕狼陷阱》，尤其是《罗米欧、朱丽叶和黑暗》一片中充分发挥他的艺术才华，最后这部影片描写在纳粹屠杀时期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同克雷希克那部充满激情的《最高原则先生》相似。①约翰·胡斯（1369—1415）：捷克著名的宗教改革领袖。——译者。
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在战后动画片方面占世界第一位，但是它的故事片未能达到高水平，直到60年代初期，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一种在欧洲“新电影”中也许是最具有独创的电影。
波兰
波兰在1945年之后电影业的恢复开始很为困难。在1938年的789家影院中，到了1944年只剩下5家还可放映影片。许多电影创作者不是死于战场就是惨死在纳粹的屠刀之下。在华沙这个比任何一个大城市破坏得更大的地方（甚至比广岛的破坏都大），没有一个制片厂还能幸存。波兰电影制片厂这家国营企业几乎要从零开始，它只有亚历山大·福特在苏联反攻时重建的波兰军队中培养的几个制片小组。
在一个相当重要的放映网建立起来之前（到1950年已有1200家电影院和1000个流动放映队），在罗兹建立了两三个摄影棚。1950年之前在那里摄制的影片超不过9部。《最后阶段》一片是女导演万达·雅库博芙斯卡亲身经历的、奥斯威辛死亡营里俘虏们所受酷刑与英雄斗争的纪录。这部具有罕见的质朴和最高尚风格的作品，除了超越见证的范围，成为战后最成功的影片之一。《华沙一条街》也是如此，亚历山大·福特在该片中叙述华沙犹太区组织起来反抗纳粹党徒的英雄事迹。福特后来还摄制了《肖邦的青年时代》，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拍得很精美的影片；同时列奥纳德在《宝藏》（又名《一间茅屋与一颗心》）一片中表现出丰富的喜剧天才，而博赫杰维奇则在反映抵抗运动一个插曲《我们自有后来人》中也表现出细致的风格。
1950年之后，波兰电影业有些停滞不前，到1954年又蓬勃发展，这时有亚历山大·福特描写犯罪青年的《巴斯卡街的五个人》和耶尔齐·卡瓦莱罗维奇第一部成功的影片。后者是新兴的电影导演，通过《纸浆厂》一片证明他对下层社会很熟悉，就象他对描写的人物与背景很熟悉一样，这部影片根据尼惠莱的一部杰出的小说改编，分成两集（《一夜的回忆》与《在弗利治亚的星光下》），描写1928—1936年间一个青年工人经历的“情感教育”（同时也是政治教育）。《影子》是部速写式的侦探片，它更多地是以其蒙太奇的节奏与导演手法的活泼而不是过于晦涩的剧情，显示出这位导演的强烈的个性。继《战争的真正结束》一片的错误之后，卡瓦莱罗维奇又在《夜间列车》和《修女约安娜》中恢复他原来尖锐泼辣的风格，后一影片曾在1961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奖。
亚历山大·福特在他那部场面宏伟的故事片《条顿骑士》
里还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性。
福特、卡瓦莱罗维奇、万达·雅库博芙斯卡等人在1956年成立了独立制片小组，这是一些真正的“工场”，它们为形成一个“新浪潮”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这个“新浪潮”中，居首要地位的是安杰伊·蒙克和安杰伊·瓦伊达。
匈牙利
影片生产在1947年在半私营的基础上开始恢复。1935年至1942年间，布达佩斯的影片产量颇为可观，有几年故事片的产量超过30部。但是，生产的影片多为“柠檬水影片”：表现吉卜赛人和王公贵族们生活的小歌剧、荒唐的世俗情节剧、空洞的轻松喜剧。霍尔蒂政权把电影用于种族主义的宣传。在检查机关与商业要求的摆布下，电影创作者很少能够创造出有价值的作品。然而，应当指出《山区居民》一片，尽管照搬了吉奥诺①的一个情节，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伊斯特凡·佐斯特通过优美的景色，表达了对农民悲惨生活的同情。①吉奥诺（1895—1970）：法国作家。——译者。
曾导演过许多“柠檬水影片”的盖扎·拉德冯伊，由于《在欧洲某地》一片而获得他意想不到的声誉，这部影片是对战争的残酷发出的真诚的愤怒呐喊，指出孩子们是战争的首先受害者。影片在全世界赢得它应有的成功。拉德冯伊后来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继续从事他的导演职业，但远未能再拍出一部有价值的影片。
匈牙利电影业在1948年实行国有化，它的影片产量在1951年之前每年不超过5部，但其中却有不少成功的作品。首先是《一寸土》，在这部影片中，弗立叶·班（他从1940年开始担任导演）描写霍尔蒂政权下一个青年农民（亚当·吉尔蒂斯饰）反抗大封建主的斗争。该片杰出之处在于它的现实主义与诗意，可惜导演在这部影片的续集《解放了的土地》中达不到同样的水平。伊姆尔·吉内在《一个女人走向生活》中表现解放后的布达佩斯时用了一种近似新现实主义的手法。卡勒玛尔·纳达斯蒂和拉兹罗·拉诺迪把一个民间英雄的事迹拍成《牧鹅少年马季》一片，获得很大成功。费利克斯和朱蒂斯·马利亚西夫妇（丈夫是导演，妻子为编剧），在他们的影片中富有生活气息地描绘了人民的生活（如《萨宝太太》、《卡泰琳的婚姻》）。另一方面，马尔顿·克莱蒂则在各种样式的影片中显示他稍嫌滞重的想象力，如《奇怪的婚姻》。最后，还有纪录片导演霍摩基·纳吉显示他是拍摄动物片的杰出导演（如《巴拉顿湖的鸟》、《大池塘里的生命》）。
1950年之后，布达佩斯的电影界转向一些颇有争议的历史题材（如弗立叶·班的《拉科斯基中尉》、卡勒玛尔·纳达斯蒂的《海潮》，马尔顿·克莱蒂那部令人生厌的《作曲家艾克尔》），但他很快又回到现代题材。佐尔坦·法布里1953年开始导演工作，他摄制第一部影片《暴风雨》是一出发生在一个集体农庄中的社会爱情悲剧；他因《十四条生命》一片而成名，这是一部描写抢救埋在井下的矿工们的情节紧张的影片。他最好的影片是《旋转木马》，它的独具个性与怀念过去的格调吸引了许多观众。《汉尼拔教授》是一部引起激烈争论并具有浓厚现实性的影片。以后他导演的《二十小时》对1945—1955年代的匈牙利作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
卡罗利·马克在《里里奥姆菲》里表现出他在讽刺喜剧方面的天才，《悬崖下的房子》是他最好的影片。在《星期天的爱情》中，伊姆尔·费埃尔献给观众的是一部深刻感人的电影小说。朱蒂斯和费利克斯·马利亚西夫妇的《一杯可口的啤酒》充分发挥出他们刻画内心的才能。在1956年的风波①之后，新的一代逐渐登上影坛，每年生产15部到20部长故事片。①指1956年匈牙利事件。——译者。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在1918年建国之后，全国共有150家影院，也有人试图摄制几部影片：如1921年拍摄的《吉卜赛人的敌手》和《海上复仇记》，以及此后斯特洛基在达尔马提亚沿岸拍摄的《孤独的城堡》。
但是沉重的赋税压得电影企业喘不过气来，从1920年到1940年南斯拉夫生产的影片似乎不过一二十部。但在此时期，应该提到奥卡夫扬·米勒蒂奇所作的努力，他擅长拍摄16毫米的影片，1935年后转到导演工作。到1939年，南斯拉夫的电影观众人次按人口平均，每人顶多只有一次。
在大战期间，血腥统治的安特·巴维利契大谈要建立克罗地亚的电影（实际上只拍了几部宣传性的短片）。但是，南斯拉夫的电影业却在游击队里建立起来了。解放军部队各有它们的电影摄制组，参加摄制组的人中有卢蒂·瓦夫波蒂契和乔治·斯克里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