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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呆长了，我已失去了太多的理想。一位犹太小女孩曾说：“我不想永远没有爆炸，我只是希望我没有听到爆炸声。”
幸运女神不可能垂青于我们，因为我们是记者。幸运更难得垂青犹太人，这个注定充满悲剧色彩的民族。
作为一种经验，突如其来的事总是发生在人们兴致最高的时候。这一次也不例外。
当将饺子送入口中细细咀嚼品味时，清脆的电话铃声犹如午夜的噩梦，让桌上所有人停止了说话。刚开始我们还以为又发生了自杀式爆炸，但随后却是更震惊的消息：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七名宇航员梦陨长空！其中就有以色列人的骄傲，也是以色列第一位宇航员伊兰·拉蒙。
这是人类航天史上的不幸，更是以色列最大哀痛。科学没有国界，我明了这一天对世界航天史意味着什么。打开刘素云大姐家的门，走到阳台。山城的灯光错落，四周格外平静，仅能听到周围几家电视传出的声音，正在播的都是宇航员的消息。从一个个窗户中，我似乎听到了人们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深深的叹息，还有轻轻的啜泣。
对以色列人来说，拉蒙曾是逃避爆炸战乱阴影的一种寄托、一个梦想。特殊的国情、非凡的身份、崇高的理想，他被给予了太多希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家英雄。现在，梦想破灭了。
不只我一个人觉得：消息太突如其来了。
我的同事蒋国鹏是学希伯来语的，当被告知这个消息，他一连串说“想不到，想不到”，然后是长时间的摇头。
他打电话给老朋友安德烈。五大三粗的犹太小伙子在电话中竟泣不成声：“亲爱的中国朋友，我本想祝福你们春节快乐，但我的心情真的非常难过……虽然我不认识飞机上的人，但此时我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失去亲人……”
更多的人则是震惊，震惊于拉蒙的壮志未酬，震惊于人类科技史上的这起惨剧。５６岁的伊拉娜不停地重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我为拉蒙和他的同伴、为他们的亲人感到无比的悲伤…… 我宁可看不到取得成果后的欢喜，也不愿看到悲伤和泪水。”
曾在北京大学担任外籍教师的丹尼则表示：“拉蒙作为第一名登上太空的以色列宇航员，是以色列国家和人民的骄傲，我为拉蒙的亲人和他同伴的亲人们感到悲伤。……这场灾难不仅对以色列是一个打击，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打击。”
在拉蒙位于以色列南部的故乡，其白发苍苍的父亲说：“直到最后一刻，我仍在盼望奇迹，但最终，却仍是一场悲剧……”很长时间，老人一直坐在电视机前，希望奇迹发生，他的儿子能再回来。
许多以色列电视台、电台在播出有关消息时，一些主持人一度哽咽，有人甚至泣不成声。
作为一个记者，事件发生时，常需要不断地询问别人的看法。我也知道，高兴事，皆大欢喜；但如果是悲剧，对被问者何尝不是一种折磨？这是记者的两难，也是记者的彷徨。
在自杀式爆炸时，我时常就没有勇气去问那些血迹斑斑的伤者，不是恐血，而是实在不忍去触动他或她刚平静下来的心情。有时，我就想，如果我不是一个记者，兴许可以更长寿一点！
在拉蒙殒身长空的那天，在中国人最喜庆的春节，我却不得不背负着心灵的沉重，询问着犹太朋友悲伤的反应，在叹息中接触他们最敏感脆弱的一面，在啜泣声中安慰他们最无奈的心灵。
21。春节里的噩耗（2）
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回顾犹太人两千年来的大流散、６０年前的大屠杀、而今时刻都可能发生的自杀式爆炸，这何尝又不是犹太人悲剧的宿命。以色列是片神奇的国土，但太多的悲剧，让我时常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带《圣经》上太空，科学跨越仇恨
作为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和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犹太人，拉蒙深深明白自己的特殊身份，他特地将一本圣经带到了太空。
在一次与以色列电视连线上，沙龙向拉蒙表示问候，拉蒙则向他出示了这本圣经。这个画面，成为许多犹太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场景。
说起这本圣经，还有着许多故事。圣经的拥有者是７１岁的乔基姆·约瑟夫，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大气物理学家，他也参与了这次航天飞机的科学试验。
约瑟夫是１９４４年在德国纳粹集中营中从一位拉比手中接过这本圣经的。当时约瑟夫才１３岁，那位拉比偷偷地在牢房里组织了一次早上４点的祈祷仪式。
约瑟夫回忆道：“仪式之后，他对我说，‘你拿着吧，拿着这本你刚刚读过的册子，我是不会活着离开这里了。你一定要答应我，如果能活着出去的话，你要让人们知道这个故事。’”
两个月后，拉比被纳粹杀害了。
约瑟夫在１９４５年一次囚犯交换中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获释，１个月后美英军队解放了这个集中营。
拉蒙的母亲和外祖母是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因此当拉蒙拜访约瑟夫并看到圣经后，拉蒙激动地几乎流下了眼泪，他随即问约瑟夫：自己能否将圣经带上太空。
在与沙龙交谈时，拉蒙就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犹太人的生存能力了，我们能战胜一切恐怖和黑暗的日子，迎来充满希望和信念的未来。”
约瑟夫说：“我现在觉得自己真正实现了５０多年前对达斯贝格拉比许下的诺言，并且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故事，我很感谢拉蒙帮我做到了这点。”
为纪念拉蒙，“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后，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辟出一个特殊区域，展示拉蒙这个宇航英雄的照片。
经历过战争的人，往往更能感受到和平的可贵。在随航天飞机畅游太空前的一次采访中，拉蒙曾感慨地表示，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以色列，而且还有所有热爱和平的犹太人。
他说：“比飞上太空更为重要的，是民众的团结。这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我们都是同样的民众。”
对于外界炒作他的国籍和安全问题，拉蒙一再表示，他不相信他和家人会成为袭击目标，因为他这次任务，只是出于科学研究及和平目的。
他还曾不无玩笑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太空之行，希望不是最后一次。”但不想，一言竟成谶语。
科学超越了一切的樊篱。对于拉蒙的不幸，许多巴勒斯坦人都表示，这是一场人类的悲剧。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给以色列总统卡察夫专门去信，对拉蒙表示哀悼。拉蒙代表的是人类挑战太空的精神，阿拉法特表达的是一个政治家的气度和胆略。巴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也评价说，“拉蒙是一位勇士”。
在与拉蒙进行太空对话时，沙龙曾表示，邀请所有宇航员到以色列去。“哥伦比亚”失事后，沙龙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２００４年春天，他特意邀请所有宇航员的家属来到以色列，参观历史古迹、犹太圣地，在耶路撒冷一个风景如画的山坡上，家属们栽下以他们亲人名字命名的树木。
其中，包括拉蒙的子女。迎着山谷间猎猎的风响，他们对我说，树木长青，代表着人类飞上太空的希望不灭，父亲，是人类理想征程中的一个勇士，让他们骄傲，让他们永远怀念。
在拉蒙乘坐的宇航飞机返回地球时，以色列货币和勋章公司正印制好一枚特殊的勋章，纪念这次将载入以色列史册的太空之旅。勋章璀璨闪耀，斯人却早已离去。
以货币公司发言人说，勋章只能是对拉蒙的永久纪念了，而且只有他才有资格承受。
因为在这勋章的背面，镌刻着的是《圣经·诗篇》中的一句名言。上面写道：“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这位战争的英雄，因为自己的壮举，超脱了民族的仇怨，化成了历史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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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柏林墙”下的呐喊和眼泪（1）
一名巴勒斯坦老人站在刚刚竖起的隔离墙下。隔离墙从巴勒斯坦村庄中穿过，一条道路被辟成了不相通的两部分
千古以来，为防御外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都“高筑墙”。柏林墙已倒，以色列却又修建了现代长城——隔离墙。当我沿着高墙一路采访，墙高让人感到压抑，仇恨更令人感到震撼。墙的两边，两个民族的心都在流血。沙龙辩护说：好篱笆出好邻居。但一个反对修墙的以色列和平人士，竟在接受我采访之后不久，倒在了巴勒斯坦黑枪之下，同时遇害的，还有两个正在听妈妈讲故事的小孩子。是什么让巴人如此残冷？墙能保护以色列？还是会毁灭犹太人？
巴勒斯坦人重复犹太人的历史悲剧
２５００年前，一群衣衫褴褛的犹太人坐在巴比伦河边，抚摩着身上的伤痕，遥望耶路撒冷。远方是芦苇、椰树，是浩茫的原野，没有东西遮眼，却看不到耶路撒冷的任何痕迹。
夕阳西下，晚霞如火。清澈的河水中，淌过一丝殷红的血。号叫又开始了，奴隶主举起皮鞭，抽打着任何一个他不顺眼的犹太人。
篝火点燃，奴隶主惬意地抽着烟袋，在鞭子的霹雳声中，犹太人被要求唱歌。伴随着哽咽，低沉的歌声响起，一人轻哼，众人在和，每个人脸上，泪水涟涟。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呀，
要是我忘了你，
愿我的手枯萎，
再也不能弹琴！
要是我不记得你，不以耶路撒冷为我最大喜乐，
愿我的舌头僵硬，
再也不能唱歌！
我曾在一个犹太会堂里听到这首歌，看到犹太人眼中闪现的泪光。千年离散、百般受辱，遭尽屠杀掠夺，这是一个古老民族不堪回首的往事。
但他们中很多人都不知道，就在他们身边，类似悲剧正在重演，只不过这一次主角成了巴勒斯坦人，犹太人成了施暴者，原因则是一道“防卫墙”——许多巴勒斯坦人称之为新“柏林墙”，或者用一个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名字——“现代长城”。
初次听到“现代长城”这种称呼，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总有一种恩宠的感觉，毕竟，能有这个名字，说明我们长城在世界闻名；但同时我心中更有一种感慨，由于这个称呼，巴勒斯坦人肯定对“长城”的理解和我们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今天的巴勒斯坦，隔离墙已是不可回避的一个巨型标志性建筑，道路边、村庄里，河谷旁，城市外围，从巴勒斯坦任何一个地方出发，开车不超过半个小时，都可看到它。我曾不止一次沿着这道隔离墙行走，墙很高，钢筋水泥，冷冰冰地遮住视线。
与长城给我带来的自豪、给世界游客带来的赞叹不同，隔离墙不是景点，不可能给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相反让人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惊恐。
我永远不会忘记，就在这道“柏林墙”边，我曾和一名以色列基布兹村长握手，但三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从梦中惊醒，只听到窗外呼呼的风声和时远时近的警笛声，悲剧似乎是有先兆地发生了——我打开电脑，以色列新闻办公室给我发来消息，几分钟之前，我曾经很熟悉的这位以色列和平人士，倒在了一名突然潜入以色列境内并发动袭击的巴勒斯坦枪手的乱枪之下。
和他同时遇难的，还有一位年轻犹太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在一个温馨的房间。那位突然间失去三位亲人的男人说，当时，母亲正在给两个孩子讲临睡前的故事，孩子们乖巧地卧在床上，一个孩子口中还含着奶嘴。噩梦就这样发生了……
隔离墙，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一切
悲剧发生后，隔离墙的作用，更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一些支持建隔离墙的犹太人问：为什么总有这样的悲剧，就是因为没有这道墙，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才可以毫无阻挡地渗透到以色列来，对犹太人进行屠杀。有了这道墙，巴勒斯坦人怎么可能过来？犹太人被逼到了绝境，必须修墙！
真的如此吗？反对的人则回应：“隔离墙不可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问题。”人被逼到了绝境，会是怎么样？墙竖起来了，巴勒斯坦的生存之路被堵住了，他们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恨，杀戮就更难停止。
在这块被称为“圣地”的狭小国土上，两个同出一脉的兄弟民族，都有一种“哀兵策略”，都称自己已被逼到绝境！我曾不止一次听犹太人讲他们的血泪史，讲述阿拉伯人一直不承认他们的生存，一直梦想着把他们赶到“地中海”，因此犹太人只能奋争，用泪水、用呐喊，也更包括手中的武器和凝聚在这尖端武器上的才华。每个犹太军人都被告之：犹太人输不起哪怕一次战争，因为他们后面就是大海，无路可退。
事实上，对哈马斯和杰哈德来说，时至今日，他们确实从未承认过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他们的奋斗纲领中，犹太人，都是侵略者，就好像是发现新大陆时的殖民者，他们注定要被赶走，或者被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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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柏林墙”下的呐喊和眼泪（2）
哈马斯呢？它又何尝不是被逼迫到绝境。没有一个人愿做亡国奴，但现在，从哪个角度看，巴勒斯坦人都是亡国奴。不自由，毋宁死。这就是哈马斯置之死地后的悲壮，也是一个又一个“肉弹”前仆后继的根源。
生命是宝贵的，愿意“引颈求一快”的巴勒斯坦人毕竟是少数。他们难道就没有痛苦吗？正是这种绝境，逼迫他们作出了抉择。
“土地是我们的荣耀和尊严，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源泉……但现在，我们的土地将要被没收，我们的树木将要被伐倒，我们的房屋将要被摧毁，告诉我，我们该怎么办？”说这话时，巴勒斯坦人萨比萨利·奥佩短小灰白的胡子微微颤动，浑浊的目光紧盯着我，一双粗壮的手则用力地朝山下的橄榄林比画着……
这是一次我在隔离墙边采访时记录的。在两年的采访中，我见多了类似的愤怒和绝望；有时，巴勒斯坦汉子会猛击旁边的树，树震颤着，似乎不理解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有时，巴勒斯坦人会举起枪，“霹雳啪拉”朝空中乱射，然后是带着哭腔的笑，说实话，有点狰狞，也让我这个记者每每有一种恐惧。
但对奥佩，我还是很放心的。他一看上去就是那种很朴实的人，黝黑的脸膛总挂着一丝淳朴的笑，一如我国西北的许多乡村汉子，粗壮，淳朴，善良。
对我说话时，奥佩的眼睛里写满了焦虑，他不停地说，吐沫星子不停地朝外飞溅。看到我不自觉地后退几步，他不好意思地抹抹嘴，声音略微转低一点，然后继续说。
奥佩的家，就位于不远处橄榄林中科伏萨村。这是一个约旦河西岸的小山村，西边紧邻着犹太定居点萨利特，犹太定居点往西不远即是“绿线”——１９６７年“六日战争”前巴以停火线，跨过绿线再向西，才算是真正的以色列境内。
我是应一个巴以和平组织邀请去当地采访的，到达科伏萨村时已是一个夏日的正午，行走在火辣辣的阳光下，突然看到眼前绿荫一片的橄榄林，汗流浃背中顿觉丝丝清凉。在干旱的巴以地区，遇到任何一片绿荫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这片橄榄林是奥佩家数代人种植而成，一辈又一辈传承、护理。橄榄树斑驳的枝干、嶙峋的表皮可以见证岁月的流逝。
奥佩介绍说，他有１１个孩子，四个孩子已上大学，两个在约旦，全家绝大多数开销，就指望着这片林子了。
对很多人来说，橄榄树可能是一种理想的化身，但像对奥佩这样千千万万的巴勒斯坦人来说，橄榄树就是一种倚靠。它代表和平，但更代表生活的安宁。伺候橄榄树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虽然以前有丰有欠，但靠着这片林子，奥佩家的日子也还过得去。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虽然收获在即，但这块地连同橄榄林都将永远别他而去。
说这话时，奥佩忍不住眼圈发红。也是一条汉子，被逼到了这个境地！
这都怪犹太人要建的隔离墙。根据以色列原先的计划，隔离墙将沿“绿线”修建。
所谓“绿线”，本也是战争的产物。１９４７年，联合国分此地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几个小时后，阿拉伯的联军则兵临城下。一番血战后，阿拉伯占据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该停火线在以色列地图上呈现为绿色，即称为“绿线”。
这条线，后基本被默认为巴以的国界。奥佩自然是属于巴勒斯坦的，而且，幸运的是，他的橄榄林和房屋都位于隔离墙东侧。虽然这道墙肯定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但至少，房屋和土地保住了。那么生活基本上也就安稳了。
与其他邻居的痛苦相比。奥佩一时觉得幸运无比，他这个五大三粗的人竟然抑制不住激动，哼起了多年未唱过的歌曲的调子，当然还不忘给夫人来上一个深吻。他夫人，则是羞涩的，一把把他推开；然后虔诚地感谢“安拉”。
但在巴以这个地方，幸运总是暂时的，变化总是彻底的，有时仓促得让你甚至都无法适应。我常常看到那些在自杀式爆炸中身亡者的尸体，想象着仅仅半个小时，甚至十分钟前，他们都还是鲜活的人，有小孩会牙牙学语，有姑娘非常漂亮，有老人异常慈祥。最终，这些生命就化在了裹尸袋。冰冷，让人胆寒。
奥佩的事也许正是相对的另一个方面。他高兴地小调还未哼上几天。以色列的计划变了，“墙”开始拐弯，沿东而行，紧贴着科伏萨村的边修建。犹太人的算盘非常精，如此一来，楔入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萨利特圈在了墙里面。
定居者自然喜出望外。奥佩的命运则发生了彻底改变，他的橄榄地与他彻底告别。他虽然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