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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１月，又有三名中国劳工倒在血泊中：他们是李培中、郭爱平和张敏民。
巴以的动荡还在继续，血还在流淌。一直负责处理劳工问题的中国驻以色列参赞范建民对我感叹：“在以色列有１万多中国人，留学生、劳工，他们住得都比较分散，每次爆炸发生，我们都非常紧张，就害怕中间有我们的同胞。”
“现在，基本上一有爆炸，就有可能有亚洲人甚至是中国人，因为他们许多劳工也是没有办法，出去必须要乘坐公共汽车，这是最让人担心的。”
这就是生活的无奈，也是中国劳工在以色列的一个侧面。
血洒以色列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角色，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前者是历史文化重镇，后者是经济港口新城。有一点不同的是，耶路撒冷同时被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视为首都，而且是犹太教、###教、基督教共同的圣地，为避免争论，外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一般都设在特拉维夫。
自杀式爆炸者的目的，就是多杀伤民众以制造轰动震撼效应。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作为以色列最大的两个城市，自然一直是自杀式爆炸者袭扰的目标。许恒勇等遇难的“７·１７”事件不过是一个新的例子。兴许是为了增强爆炸的成功率和效果，以往执行自杀式爆炸一般只有一个人，而这一次是两个巴勒斯坦人。
生还的中国劳工许祥兴告诉我们，当时咖啡店外摆着七八张桌子，他和几个同乡就在其中一张桌子上喝酒。炸弹在距他一两米的地方爆炸了，一声巨响后，他就晕了过去；随后，另一声巨响将他震醒，他身上已是鲜血淋漓……
身处这个是非之地，危险有目共睹：既有电视新闻中无须渲染就可见的血肉淋漓的场景，也有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再三小心提防的自杀式炸弹。作为对同胞的关心，国内的外交部和驻以色列的中国大使馆，都再三告诫国人，最好不要前往以色列；在以色列工作和学习的，则要多加小心，不要去一些热闹场所，不要乘公共汽车，有事赶快向中国大使馆求助。
但这并非是所有劳工都能领会和执行的。中国劳工在以色列的数目，本身就是一个谜。中国驻以使馆登记在案的大约是七八千人，但据说实际数目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以色列有关部门的估计大概是在两三万人左右。但具体是多少人，他们也搞不清楚。
中国劳工绝大多数都来自福建。他们往往是一人先出外打工，如果觉得效益较好，则带动亲戚、朋友或乡亲都过来。如“７·１７”的特拉维夫连环爆炸案的死伤者中，许祥兴和许祥敏是堂兄弟，而许恒勇则是他们的叔叔。许恒勇的哥哥许恒云也在以色列打工。
以色列国土狭小，不过１。４万平方公里。因此，完全可以说，在每一平方公里的以色列土地上，至少就有###福建劳工。
这些中国劳工中，真正完全符合以色列法律手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或者可能就是大使馆统计在册的七八千人。根据以色列法律，外国劳工获得以色列签证并同本国雇主签定合同后，一般情况下，可在以色列工作两年，中间不得更换工作和雇主。期满后则必须回国重新申请签证，如果逾期不归，则属于“非法劳工”，不仅工资都得不到保障，而且被警方发现，则将被投进监牢并被遣返回国。
当然，这些“非法劳工”，并不仅仅来自中国，其他如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如罗马尼亚、乌克兰等东欧国家，甚至秘鲁、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都有。据估计，以色列的外籍非法劳工总数，至少在２０万以上。其中大多数虽有合法入境手续，但都属于“逾期滞留”；小部分则压根就没有过签证，完全是通过非法途径偷渡过来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７·１７”特拉维夫爆炸事件后，许多受伤者宁可挣扎着溜走，也不愿意上警察的救护车。因为他们怕警察一查明自己的“黑工”身份，马上会将他们遣返回国。
以色列同行对此无奈评价是：这些“黑劳工”怕以色列警察，更甚于怕巴勒斯坦人的“自杀炸弹”。
“４·１２”耶路撒冷爆炸中遇难的林春美、蔡献阳都是合法劳工。但“７·１７”特拉维夫爆炸案中的几名受害者，都是“逾期滞留者”。在中国驻以使馆的交涉下，以色列国民保险公司初步同意，支付“７·１７” 自杀式爆炸的中国受害者医疗费用并偿付国家抚恤。
但由于两者身份毕竟有区别，两次爆炸受害者的赔偿金额可能都会有所差异。
林春美、蔡献阳遗体回国时，以色列高官到机场送行，沙龙向他们的妻子写了一封充满感情色彩的信笺。但当许恒勇和李斌回国时，伴他们同行的，只有地中海无言的海风，他们悲痛欲绝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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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以色列的中国人（3）
中国人还比较受欢迎
以色列在中东国家中，是一个富国；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曾排名世界第十位。而且，犹太人教育程度高，大多从事脑力劳动，因此许多体力活、脏活、累活，都需要外国劳工来干。
根据犹太人传统，从事农业等产业的工人，连续工作六年后都需要“休耕”一年，说是休耕，以犹太人的精明，也只是自己不干，将土地交给非犹太人去耕作，种好种坏并没有太高的苛求。
以前以巴局势相对平静时，这些工作基本上都由巴勒斯坦人来做。２００２年巴勒斯坦人爆发反以起义以来，以色列清除了大部分巴勒斯坦人。这些岗位的空缺，自然也就被外籍工人所填补。这当中，也包括许多中国劳工。
这使外籍劳工和巴勒斯坦工人间关系产生微妙变化。“７·１７”特拉维夫连环爆炸案发生后，一位受伤的外籍劳工曾嚷道，这里是外国工人居住区，“巴勒斯坦人为什么炸我们？难道是因为我们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这是他的推断，似乎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在以色列工作已两年多的樊志刚说：“我们和巴勒斯坦人关系也挺好，但总也有一点别扭，可能他们认为我们抢了他们的活，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在以色列多年的王崇君说：“以前，我还是对安全相对乐观的。”他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我们有一个工程师去商店买东西，他到商店里，忽然看到一个人不停冲他使眼色，他感到很奇怪，商店里正好也没他要的东西，他马上离开了。”
“哪知道，就在他走了还不到１００米，爆炸发生了，他回头一看，就是那个商店。”王崇君感叹，“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爆炸越来越多，就像在特拉维夫中国人比较集中的罗马街，经常爆炸，好几个中国工人被炸死了。现在，都打红眼了。”
省钱后面的悲剧
“４·１２”耶路撒冷爆炸和“７·１７”特拉维夫爆炸，之所以有中国工人伤亡，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同他们尽量要省钱的习惯有关。当然，我这么讲，决不是为自杀式爆炸者开脱。这种针对平民的攻击，理所当然应受到所有有良知人的谴责，更何况，受害者也包括无辜的中国同胞。
“４·１２”耶路撒冷爆炸案，发生在耶胡达集贸市场。这是一个露天市场，物价在耶城来讲是最便宜的，比一般超市至少低一半，而且菜也比较新鲜。因此来这里买菜的人从早到晚都络绎不绝。在耶城的中国劳工只要买菜，也首选这个地方。
我在耶路撒冷期间，也经常到该市场采访和购买东西。也正因为人多，这里就成了自杀式爆炸者最可能光顾的地方。
另外，中国劳工们没有交通工具，出入一般都乘坐最便宜的公共汽车。
虽然他们也知道，公共汽车上是自杀式爆炸发生最多的地方。但为了省钱，他们还是愿意冒险。但不想，４月１２日发动自杀式袭击的巴勒斯坦姑娘，最终就选择了耶胡达集贸市场旁边的公共汽车，造成了六人死亡的惨剧，其中也包括我们两名中国同胞。
“７·１７”爆炸案发生在特拉维夫南部的老中心汽车站，这里物价便宜，是许多外国劳工聚居的地方。街道旁边开有许多的咖啡馆和酒吧，店铺都比较小，老板为了省钱，也很少雇请安全人员。而受自杀式爆炸影响，以色列只要是大一点的商店，都有专门的安保人员，对进入的每一个人进行详细的检查。但这样，也自然抬高了经营成本，里面的东西都比较昂贵。
因此，对于这个便宜但却安全难以保证的老汽车站，许多以色列人都是敬而远之的。但附近的外籍劳工却并不太在乎，有空还是喜欢在这里聊聊天、喝点酒。一则是因为这里东西便宜，比较适合于他们的消费水平；二则，他们认为这里是外籍工人区，应该不会有什么自杀式爆炸。中国劳工如果朋友来访，或者犯“酒瘾”了，也喜欢在这里消费一下。而事后孙美昌讲，这是他到以色列一年来第一次到外面喝酒，但不想就碰上了爆炸。
另外，这个地方也是特拉维夫的“红灯区”之一。外籍劳工们往往都是单身一人，实在无聊时，也经常上这里来光顾一番。据以色列警方披露，７月１７日晚，当一名自杀式爆炸者进入该地区时，一名妓女还曾向他兜售自己，但这名自杀式爆炸者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来这儿并不是来寻找快乐的，我是来这儿寻死的。”妓女一时摸不着头脑，还以为是碰上了一个白痴；但几分种后的爆炸，才使她恍然大悟。
在她恍然间，许多人已倒在了血泊中。
接连的爆炸，也彻底粉碎了许多劳工心头 “巴勒斯坦人只对付犹太人” 的幻想。一名罗马尼亚劳工就感慨表示，他原来还以为，在以色列，纷争也只针对犹太人，与他这个外国人没有任何关系，但想不到现在爆炸是不管什么人都炸。他表示，他“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卖命的”，他决定马上收拾行装，越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越好。
赚钱还是回家？
外籍劳工接连在以色列遭受自杀式炸弹袭击，也给以色列国民保险公司背上了又一个包袱。因为这许多劳工属于非法劳工，根本没有投保，而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对于这些遭受自杀式爆炸的外籍劳工，以政府又要求保险公司给予一定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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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以色列的中国人（4）
在“７·１７”特拉维夫爆炸案次日，以国民保险公司就呼吁政府，取消对这些非法外籍劳工的赔偿，或者由政府出面给钱，而不要让保险公司掏腰包。
对于这些非法外籍劳工，以政府也是无可奈何。由于以巴战事吃紧，军队和警察基本上都投入到军事行动或安全保卫上，根本腾不出人手来顾及他们。而且，即使抓到了他们，怎么处理也是一件难事！
如果将他们关监狱，现在以监狱都已经爆满。为关押这些非法劳工，以政府甚至一度想过租用旅馆，但最终因为开销实在太大而放弃。
以色列警方告诉我，现在他们逮捕非法劳工也是“缩手缩脚”，采取的是“量出为入”——遣返一个劳工，留出一个监狱空位，再逮捕一个劳工。但遣返也非一帆风顺，一般至少需要１２－１４天。碰到有的劳工反对遣返打起官司，或者没有护照需重新申请护照（这也是常事），时间拖得还要长。
其实，凶险的现实、同胞接连的遇难，也使一些中国劳工萌生了退意。他们在接受询问时都表示，他们正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到底是有风险的美元好，还是安全的生命要紧！
暴风雨似乎越来越浓烈，更多中国人倒在血泊中。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９日，陈能鹰乘坐的公共汽车开到耶路撒冷市中心的沙龙官邸附近，自杀式爆炸者拉响了裹在身上的炸弹。坐在汽车后排的他身负重伤，一只眼睛永久失明。
生活在恐惧中继续。来以色列照顾他的妹妹陈华总有着种种不适应。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被杀后，她更感到了恐惧，她在电话中告诉我：“总是提心吊胆的，走在大街上，没有国内那种放心的感觉，好像周围总有什么危险。现在局势这么乱，更是这样。”
“在以前，我也觉得自杀式爆炸概率挺小的，但自从哥哥遇到这种事情后，我总觉得就很近，每次去医院，上公共汽车，我都能感觉到腿在发软。”她说。
感到腿软的，应该不只她一个中国人。我曾问一位中国驻以女外交官，对在以色列生活有什么感想，她想了一会，一字一顿地回答：“这是一种在生命边缘的生活，很刺激，也很无奈。”
18。以色列“人民公社”的蜕变（1）
中国的人民公社，给人们留下了一段苦涩的记忆，但想不到吧，在以色列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有许多真正吃“大锅饭”的公社——基布兹。这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公有社会运动，以色列的上层社会，三位总理从这里走出。但在时代大潮下，基布兹正经历着痛苦的蜕变和改革，一些领导人告诉我，基布兹必须向中国学习如何发展……
这里有共产主义肥沃土壤
以色列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从意识形态来讲，它隶属于西方阵营，紧随美国，亦步亦趋；从政治结构来讲，它是议会民主制，与德国制度相仿。
但任何事，都不是简单几个种类能划分的。
在以色列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个一直处于战争阴影下的非常国家，你也许很难想象，共产主义有着非常肥沃的土壤。尽管这种共产主义，与以色列共产党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在以色列，马克思主义式政党，只是昙花一现，早就被历史所淡忘。
以色列共产主义最明显地表现在农村。那就是基布兹。这是一种集体公社。比起中国集体农村的大起大落，苏联集体农庄的经济破产，基布兹可说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公有社会运动。
但当我在以色列采访时，基布兹也早已过了黄金时期。在许多基布兹，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但一转眼，则是破旧的房屋，老迈的汽车，以及许多停工的厂房，成为猫狗的乐园，基布兹的伤心之地。
时代大潮下，许多基布兹正处于解体和破产的边缘。以色列媒体载文评价：“过去是以色列荣耀的基布兹，现在已成了悲惨的拖拉机停放场。”
困境中，基布兹正在进行痛苦的改革，实行私有化，引入按劳分配观念。对于改革，基布兹运动领导人Gavri Brogil极具紧迫感地说：“基布兹必须适应时代趋势，进行转变和革新。不改革，基布兹只能是死路一条。”
如果要找一个类比，基布兹的改革，甚至有点类似中国改革开放时的人民公社的“分田到户”。但在公有、平等观念深植了近百年的基布兹，集体主义淡化的改革也备受争议。许多公有制的拥护者黯然表示：改革正使基布兹消失，公有制在以色列正走到尽头。
人人为我的基布兹，以色列的上层社会
谈到基布兹这种形态，就必须谈谈对它的定义。
根据以色列《犹太人百科全书》，基布兹：即一个志愿组成的集体社区，主要务农，在那里没有私人财产，它对它的成员及其家庭的一切需要负责。
根据以色列政府《合作社团登记册》，基布兹的定义为：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保持某种在所有物全体所有制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它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
简单地来讲，基布兹就是一个公有社会，成员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实现内部民主和平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外部人员加入基布兹，必须充公其财产，基布兹成员外出打工，收入也归基布兹所有。
以色列的第一个基布兹成立于１９０９年。其创业先辈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他们受社会主义理想影响，在当时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湖地区的德加尼亚建立了一个由工人成员拥有的独立农场，称Kvutza（希伯来语，意为“团体”）。
当时的Kvutza人数很少，如在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间，德加尼亚只有２８个成员，他们共同劳动，共同进餐，一切所得归公有。各项决定，如劳动计划、分配比例、警卫工作、厨房杂务等，通过直接民主表决作出。这种集体议事，也成为基布兹日后的一种主要民主形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单身男子为主的Kvutza逐渐变成一个拥有许多家庭的组织，此即为Kibbutz（基布兹，意为“社区”）。以色列建国后，许多基布兹也开始发展工业，逐渐演变成工农业结合的社区。
多数基布兹的布局都相似，而且环境基本都非常优美，建筑、树木、河流错落有致。许多基布兹本身就是旅游景点，在一些创业老人眼里甚至就是美丽“伊甸园”。每年，基布兹也能吸引到以色列国内外的大量的志愿者。
具体到内部结构后，社区内有餐厅、礼堂、办公楼、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周围是成员的住宅和花园，环境非常漂亮。在住宅和花园外是各种休闲和教育设施，包括幼儿园、小学，个别大的基布兹还有中学。基布兹社区外面则是工厂和农田。
与社会主义色彩的基布兹相对应的，还有宗教基布兹，约占以色列基布兹总数的５％左右。他们都由右翼宗教人士组成，他们认为基布兹所具有的平等、互助及共同建设家园，正是宗教要求犹太人的生活方式。
应该说，在２０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最初几十年，基布兹是很成功的。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和初期，基布兹在吸收移民、发展农业、组织民兵武装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新生的以色列的国防和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反之，由于以色列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紧张局势巩固了基布兹的向心力，促进了基布兹的发展。
以色列建国之父们，包括首任总理本－古里安，都来自基布兹，也是基布兹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基布兹一直是以色列的上层社会，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时，它的经济收入和发展都要远远高于国家平均水平，政治影响力更超过任何一个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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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以色列“人民公社”的蜕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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