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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变法主张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
维新派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骤然产生的，变法之前他们多多少少仅只是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之辈，对西方资本主义所知甚少，对政治运作及如何行之有效地推进变法均有欠考虑。他们的许多主张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和可过渡性，造成社会的恐慌和*，使变法归于失败。
在“百日维新”短短的103天内，光绪共发布各种谕旨三百余件，平均每天颁布三道变法诏令。这些诏令不分主次和轻重缓急，如雪花般地狂泻而下，改革辐度之广涉及到官吏、法律、军事、经济、文教、人才选拔制度等多方面。规模过于宏大，包揽太多，似乎想在一夜之间便完成资本主义数百年之功。一个措施还没有得以认真地落实，尚不知其是否行之有效，另十条上百条措施便扑面砸来。这种如过山车似的变法想成功亦难矣！总之，和两千年前的范雎相比简直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毫无章法、毫无远见，焉得不败？
三、缓不济急
慈禧太后在发动戊戌政变扑灭“百日维新”的火焰之后，终于又走到了政治的前台。她对戊戌变法作了如下总结：“前因中国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看来在政治上她自我感觉要比光绪帝老谋深算得多，因此开始了由她自己所主导的新政，然而在她的新政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地犯了同光绪帝所主持的戊戌变法一样的冒进错误。可见在当时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潮中，在封建主义的框架内试图蕴育资本主义的火种怎么深谋远虑都是错。无论是否存在着慈禧擅权的现象，也无论光绪帝是采取稳步推进的战略抉择还是采取其他方式，都不可能改变其失败命运。在一个以封建主义为主体的这样广阔疆域内的国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怎么改良都将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结束。如果说在将近一百年之后的我们还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苦苦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希图处在当时条件下的人们凭着对资本主义的极其有限的了解和极其落后的生产力在一天之内就完成资本主义的全过程只能是无知望谈。
总之，我个人认为戊戌变法是一件极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其历史意义不在于其成功，而在于其失败，彻底的失败，以使前赴后继的中国人产生新的觉悟，从而使中国人民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将中国革命推向一个又一个的新高潮。尽管戊戌变法在具体操作上可以说是失误连连，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历史已经无法复制象秦国时那样慢悠悠的按部就班的政治改良运动，当时之中国已并不具备秦时那样的封闭的历史条件。一百多年前，正是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众多列强之新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飞速发展，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其吞并中国之野心不断膨胀。中国面临着被瓜分和灭亡的深渊，形势一日千里，刻不容缓，外部条件并不允许这种慢腾腾的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改良。时代所迫已经容不得中国人在此蜗行龟步，以期在封建主义的旧瓶内着意精雕细刻所谓的资本主义。中国如此漫长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如此落后的生产力，而又如此辽阔的疆域面积，人们的思想如此封闭，外敌不断窥视和觊觎着我国的市场和资源，仅仅局限于在封建主义的框架内完成资本主义该是一件多么缓慢而曲折的事情。所以戊戌变法无论成功与否都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需要这样的一场变法改良，较之其成功中国更需要的还是一场以失败而告终的变法运动来唤醒后来者使之沿着前人的足迹彻底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所谓“缓不济急”正是此理也。
当代的诸多人等似乎还在十分惋惜这样一场变法的失败，特别是当他们将其与近邻的日本相比较时更是恨得牙痒痒的，我总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搞笑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爆发了旧*主义革命和新*主义之后。说来纸上谈兵之辈，不唯当时人有，今人亦多矣。总之，我肯定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但并不惋惜其失败。就象中国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那样，需要从其失败中产生新的觉悟，从失败中重新傲然屹立起来，不怕失败，不怕挫折，擦干血迹，继续摸索和探求中国之生路，也许这就是中华民族之伟力所在，这就是中华民族虽饱经沧桑而仍然能凤凰涅槃浴死而重生的缘故！
疲于自保的孟尝君
一、也谈《读孟尝君传》
孟尝君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人物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战国四公子，公认以孟尝君为最贤，名气最卓著。后人对其多褒赏有加，在众多的溢美之辞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北宋王安石便对其大谬不然。在《读孟尝君传》中王安石这样评价道：“世人皆言孟尝君善于招揽贤能之士，士人也多依附于他，最后也是依靠这些士人的智慧他才能安然从虎豹一般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也只配做这些屑小鼠辈的首领罢了，哪里称得上善于招揽士人呢？不然的话，像齐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如能真正得到一个贤能的人就足可以制服秦国了，哪里还需要鸡鸣狗盗之徒来保命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这是真正的贤士不愿前去的根本原因啊！”
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王安石的这番评价开一家之言，推翻了千古定案。但从现代的意义上来说却有失偏颇。一方面孟尝君是否真的象王安石说的不善于招揽士人呢？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氛围来看，从他对待士人的态度和实际效果来看，他还是善于招揽贤才的。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凭孟尝君之才集中其门下众士人之智是否足以使齐富国强兵乃至令秦国臣服呢，我个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集权制时代，君主往往要比一个臣子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为君主的意志更能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更能决定国家的未来。臣子不可能凌驾于君主之上而主导国家的大政方针。
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个问题在此不妨以商鞅变法来说明这个问题。秦孝公立位之初，秦国还是一个被视为“戎狄”的国家，被拒绝于中原各诸侯国会盟之外。秦国内部篡弑不止，动荡不安，以至于国力衰微，秦国的河西之地，尽被魏国夺去。此时的秦国，只能龟缩在河山以西，凭借高山大河之险勉强自保。为了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使秦国重新兴盛强大起来，秦孝公于是痛下决心毅然颁布求贤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好一个“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可以说没有秦孝公如此大的决心是不可能诞生这样一次轰轰烈烈的大变法的。秦孝公的坚定的执政理念才是这次改革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
不仅如此，君主的意志还决定了主要的施政方向。当初卫鞅也即后来的商鞅仅仅是向孝公推荐自己的才能就达三次之多（有说是四次），最终秦孝公才决定起用卫鞅来实施变法之举。第一次召见时，孝公问以治国之道，卫鞅历举羲、农、尧、舜为对，语未及终，孝公已昏昏睡去矣。卫鞅的滔滔不绝倒成了绝佳的催眠曲。若卫鞅的主张得以施行，秦孝公或可以成为一代如尧日舜天之圣主，自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是不可能的。秦孝公对卫鞅的评价便是：“妄人耳！迂阔无用。”秦孝公第二次召见卫鞅，鞅备陈夏禹画土定赋及汤武顺开应人之事。孝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客诚博古通今，然古今事异，所言尚未适用。”可见孝公对于成为象夏禹、汤武之开一代基业的明君并不感兴趣。
只是在第三次秦孝公听说卫鞅更有伯道之术以自荐才顿时有了极大的兴致。卫鞅甫入，孝公便问道：“听说你有伯道之术，何不早赐教于我呢？”卫鞅却回答说：“并非臣不想说，只是伯道之术与成就帝王之术迥乎不同。帝王之道在顺民情；而伯者之道，必逆民情。”一句惊世骇俗之语顿时令孝公勃然按剑变色。卫鞅却不管不顾地解释说：“夫琴瑟不调必改弦而更张之。政不更张不可为治。小民安于现状，不顾百世之利，可与乐成，难于虑始。如仲父相齐，作内政而寄军令，制国为二十五乡，使四民各守其业，尽改齐国之旧制。此岂小民所乐从哉？及乎政成于内，敌服于外，君享其名而民亦受其利，然后知仲父为天下才也。”孝公这才叹服：“此诚有仲父之术。”
卫鞅诚有才矣。“帝、王、伯”三术均备，秦孝公独采纳其伯术，可以说这才是商鞅变法能成功的先决条件。为达此目的，秦孝公根本不在意推行这种主张将会有多么的“逆民情”，会打乱旧有的秩序，对现存的制度造成多么巨大的冲击。后人独推崇商鞅在变法中的作用，其实秦孝公才是决定这次变法成功的大环境。
孟尝君之未遭遇明主是他无法施展自己才能的原因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原因在于，齐国并不具备彻底变法以图使秦国臣服的条件，孟尝君处于他所在的身份和地位也不可能成为象商鞅式的改革家。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之出现要有十分苛刻的历史条件，诚可谓百年难于一遇。具体到战国时期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条件：一、它必须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而存在；二、改革必须得发生在一个新兴之国或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又比较落后的诸侯国。这却是因为在一个国家是存在着一定的惰性的，不被逼上梁山是断然不会痛下决心进行这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现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相对完备倒很可能成为妨碍改革产生的天然的瓶颈。所以改革适用于力图后来居上者，后发制人者；三、要求改革的国家还必须是具备一定实力的国家，一个“鼻屎大”的国家除了疲于应付周围各虎狼之国的蚕食和掠夺外既无改革之动力，也不可能产生有利于改革的稳定的条件，更无法巩固改革之成果。齐国作为老牌的诸侯分封国，经济条件远比当时实施过改革的魏、楚、秦三国要优越得多，政治制度、文化制度较之完备许多，这些却都成为妨碍改革的天然绊脚石。同样改革家之诞生也是有条件的，作为奴隶主贵族的忠实代表的孟尝君之流是不会成为为封建地主阶级倡言的改革家的，因此对他作此要求是不符合历史的。孟尝君之作为一个政治家只能成为一个守成型的旧式政治家，按旧有的标准来说是很不错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他可能是改革的最大反对派。他越是杰出，越是优秀同时也就越“反动”，越是会违逆历史潮流。
二、疲于自保的一生
可能王安石对孟尝君的自保之术甚感不屑，但是孟尝君穷及一生也只能是堪堪在政治上自保而已。孟尝君田文是五月五日出生的。他的父亲田婴认为其出生日期不吉利，对他的母亲说：“扔掉这个孩子。”可是田文还是被母亲偷偷地养活了。田文长大后，母亲决定让他们父子相认。没想到田婴见了孩子仍然余怒未消，气忿难平，愤怒地对他母亲说：“我让你把这个孩子扔了，你为什么还是把他养活了？”母亲还没回答，田文立即叩头大拜，反问父亲田婴说：“您不让养育五月生的孩子，是什么缘故？”田婴回答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大了身长跟门户一样高，会害父害母的。”。田文却说：“如果害怕我的身高会长到门户那么高危及到父母，其实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再说谁还能长得到有门户那么高呢！”田婴无言以对便斥责道：“你不要说了！”沉默有倾，田文趁机问父亲道：“儿子的儿子叫什么？”田婴答道：“叫孙子。”田文接着问：“孙子的孙子叫什么？”田婴答道：“叫玄孙。”田文又问：“玄孙的孙子叫什么呢？”田婴说：“这我就不知道了。”田文说：“您执掌大权担任齐国宰相，到如今已经历三代君王了，可是齐国的领土没有增加，咱家却积贮万金财富，门下也看不到一位贤能之士。现在您的姬妾可以践踏绫罗绸缎，贤士却穿不上粗布短衣；您的男仆女奴有剩余的饭食肉羹，贤士却连糠菜也吃不饱。您还一个劲地加多积贮，想留给那些连称呼都叫不上来的人，却忘记国家在诸侯中一天天失势。我私下认为这是很奇怪的。”如此有远见卓识的惊人之语让田婴彻底改变了对田文的态度，从此开始日渐器重他，让他主持家政，接待宾客。随着宾客来往不断，日益增多，田文的名声随之传播到各诸侯国中。各诸侯国都派人来请求田婴立田文为嗣，田婴答应下来。田婴去世后，田文果然在薛邑继承了田婴的爵位。从这段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时的孟尝君还是有志于重振衰弱不堪的齐国的。
但是一个人的生活并不总是单线条的，成年后的孟尝君开始逐渐逐渐地改变了他当初的志向。譬如孟尝君之招揽“士”甚至包括那些犯罪逃亡的人，这是很可能危及到国家政权的。他对“士”的倚重，超出了一个政治家所被认可的程度。应该说孟尝君对待“士”的态度是很诚恳的，宁肯舍弃家业也要给予他们丰厚的待遇，天下的贤士无不倾心向往。他的食客有几千人，待遇不分贵贱一律与田文相同。孟尝君每当接待宾客时，总会在屏风后安排侍史，以记录其谈话内容，记载所问宾客亲戚的住处。宾客刚刚离开，孟尝君就已派使者到宾客亲戚家里抚慰问候，献上礼物。有一次，孟尝君招待宾客吃晚饭，有个仆人挡住了灯光，那个宾客很恼火，认为饭食肯定好坏不等，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侮辱，放下碗筷就要辞别而去。孟尝君马上站起来，亲自端着自己的饭食与他的相比，宾客惭愧得无地自容，就以刎颈自杀表示谢罪。此后，一时之士更是风卷云集，络绎不绝。
孟尝君多养死士、义士，声名远播，超过的当时的君主，为齐王所怨恨和嫉妒，他被很长一段时间闲置在权力场之外。这使得他对于只忠于一国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应该说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他的声誉甚至超越了国界，这使得他还成为各诸侯国争相拉拢甚至巧取毫夺的对象，这就更加剧了他的命运的不确定性和悲剧性。他就在这样的东奔西走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风云人物。而孟尝君长于自保的传奇故事也构成其波澜壮阔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今读来仍令人感慨良多。
1、土偶桃梗
有关孟尝君的典故多与他的谋身自保有关。譬如这一则“土偶桃梗”。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秦昭襄王时，听说孟尝君的门下有士三千之多，名闻天下，便让自己的兄弟泾阳君到齐国作人质，请孟尝君到秦国来任相，以便为秦所用。孟尝君的门客们则认为秦不怀好意，力劝他不要去，但孟尝君并未听从。行将出发前，主张六国合纵抗秦的游说家苏代前来求见孟尝君，说：
“这次我来到齐国的路上，遇见一个泥土捏成的泥偶与一个用桃木做的木偶争吵。木偶讥笑泥偶说：‘你呀，不过是西岸的泥土罢了，什么时候大雨倾盆而至淄水暴涨，你就会残破不堪，变成一堆乱泥了。’泥偶却说：‘我本来就是一堆泥土而已，如果雨淋坏了我，我也只不过是变回泥土而已。倒是你，本来是东方的一段桃木，经过匠人雕刻才成为木偶。大雨一到，洪水一冲，你可就要被流水冲走，漂哓漂，真不知道漂到何处才是个尽头，何时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属哟！’”苏代于是将话锋一转，劝告孟尝君说：“秦虎狼之国。当年楚怀王受骗客死异国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希望你不要步楚怀王之后尘。”
孟尝君听了苏代的话，幡然醒悟，取消了这次秦国之行。
纵观孟尝君的一生，我觉得这则故事还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在内：那就是故土难离、故国难弃，一个人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国家而存在。晚年的孟尝君试图在诸侯国中持一种中立态度，并不从属于哪个君主，甚至不惜以个人之力与国家机器相抗衡，最终却祸及于子孙，因为你并不从属于哪个国家，也就是说哪个国家都不愿为你提供保护，哪个国家都可以将你吞并，这就是为什么齐国和魏国会联合起来灭亡孟尝君的封地薛邑的原因，也是孟尝君最后甚至会绝嗣的原因！可惜的是孟尝君并没有完全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2、鸡鸣狗盗
孟尝君虽然躲过了一劫，但是秦昭襄王仍没有死心，这一次孟尝君出使秦国，秦王便硬性将其扣留了下来逼迫他做秦国的相。秦国当时的宰相樗里疾为保自己的相位，指使门客进谗言于昭襄王说：“田文是齐国的宗亲，他必定先考虑齐国的利益而后才考虑到秦国。他的三千门客个个是藏龙卧虎之辈，对秦国的大小事务了如指掌，一旦他背叛秦国，秦国就危在旦夕了。”昭襄王于是问计于樗里疾，樗里疾假作惊诧地说：“这是谁说的？简直太对啦，田文是秦国的祸害，不如杀了他！”昭襄王将信将疑，把田文软禁在馆驿里。秦泾阳君与田文要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田文，并献策说：“昭襄王宠爱燕姬，只有贿赂于她，让她在秦王面前替你求情，才有获救的希望”。田文赶紧向燕姬求情，燕姬则趁机索要她于秦昭王处看见的那件白狐毛皮袍子。这下可难倒了田文，因为那件白狐毛皮袍子仅此一件，已经献给秦王了。恰巧田文手下有一位下等门客，深夜里潜入库房，学狗叫骗过了守库门吏，将袍子偷了出来，献给燕姬。燕姬于是向秦昭王求情，把田文放了。田文赶紧快马加鞭溜之乎也，他已经预料到秦王会后悔的。不久，秦王果然后悔了，连夜派兵追赶。这时田文一行已来到秦国边境函谷关。不过关口规定要鸡鸣之后才开关放行，因时值深夜，等到鸡鸣时分恐怕秦国的追兵就赶到了。巧事连连，孟尝君手下正好又有一人学鸡鸣学得很逼真，捏着鼻子叫了几声，声振四野，带动其他鸡也一起叫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