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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的风险，进行一场边界战争，目的是削弱越南军队的战斗力。在中国看来，此举是为了防止更糟糕的情况出现，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
中国终于明白过来，越南现在对中国未来的安全是个危险。对此，中国己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并开始大面积的疏散边民，双方都作好了开战准备。
中越两国关系更以让外国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坠落。据当时中国驻越大使对两国关系的回忆：“我必须去（越南）外交部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奉国内指示向越南提出抗议，一是应其邀请我去接受他们向我国提出抗议。由我去外交部都是双方政府认为重要的事件，一般的事我是派政务参赞去。那时两国关系紧张，双方抗议照会语气越来越强硬，我们见面时只有争议，各说各的理由，很少心平气和地交谈过。有时越南方面的照会太无根据，措词带污蔑性的内容，我除了记下其要点外，拒绝接受其照会，甚至出现拍桌而去的局面。”
当两国关系到了只有接受抗议或是提出抗议的地步，其霉烂的程度可想而知了。而这时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无疑给两国关系雪上加霜。越南侵柬后，整个中南半岛基本连成一片，越南大军南下，直达泰柬边境，陈兵边境示威，泰国也面临着军事威胁，也就是东南亚有全面倒向越南的可能。面对被越南所甩的一记耳光，中国仍旧无所作为。
中央军委接连召开了几次会议，最终决定对越南进行惩罚性回击。军事行动就此提上日程。未经证实的消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曾在内部讨论过对越军事方案，最终将决策权给了*。起始的方案是小规模进兵，拨除越军在中越边境的几个据点，以吸引越侵柬大军回防，但这个计划由于越军在柬埔寨的入侵过于迅速而流产。
而后就是修改了的大规模进兵计划，既然出兵，讲究的就是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目的很多，最主要的当然是突破苏联对中国的国际包围圈，构筑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线；其次也是对越南的报复，对越南无情无义甚至倒向权贵冷眼相对恩人的报复。这些理由都很实在，也有必要，但在当时，却不好公开，毕竟国际上，尤其是亚洲很多国家，对中国疑心很重，并不希望中国充当亚洲警察的角色。正由于此，中国在对越开战的公开文件上谈到作战原因时，基本上避开柬埔寨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以怎样的名义出兵，对内才能聚民心，对外也能兴义名？中国紧紧抓住了两点，其一就是领土纠纷。中越间确实存在领土纠纷，越南也多次在边境扰事。不过这只是个姿态，这个姿态更多地作给苏联人看的，并不一定是会大规模入侵中国。
七十年代后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越南对中国越是嚣张无情，苏联人的援助就越慷慨大方，黎笋善于演戏给苏联人看，不过他忘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句成语，戏演砸了，中国终于要以此出兵。以边境纠纷作为大规模出兵的理由，毕竟还不是很气壮，但中国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名义，也是更实在的名义，即越南对华侨的*。
当时的西方人对此次事件的评论，应该说是非常客观的，他们称之为“惩罚战争”。
不管是“惩罚战争”也好，“自卫反击战”也好，在中国，仍有不少人认为这场战争都应该打！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也许我们的边界还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安宁，这样平静。
下面还是让我们看看越南人是如何为这场战争做长期准备吧。
“1976年6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决定调遣五军区三师到北方，执行总参谋部和三军区的机动常值任务。
1976年7月13日三师开拔，1976年8月初，经过1400公里的机械化行军完成移防。河北省陆南、陆岸两县的机关和群众积极协助三师建设驻地。
从1976年8月开始，三师一边执行机动值班任务，一边进行经济建设和为三军区训练新兵。这个时候三师仍然实行部队的复员、退伍政策。由于大批基层干部、技术骨干的退伍，使得三师发现一旦开战将遇到很多复杂的困难，三师主张动员有经验和水平的干部战士留下来帮助培训干部、炮手、卫生员、通信员以及训练新兵。成立了两个训练新兵和培训军士的营，相继开设了卫生员、报务员和炮手的培训班。因此在短时间内三师培训出了上千名富有战斗技能的战士骨干。这是一个被评价为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
各项工作刚准备完，1978年7月，三师接到命令编入一军区，防守高谅东南部（当时高平、谅山合为高谅省/译注）。
1978年7月中旬，三师、166炮兵团、军区272高射炮团以及其他总参谋部直属单位已经进驻谅山。
1978年8月9日和10日三师举行师党委会议，通过了师里的防御方案。此后，紧张而又热火朝天地开始开路和阵地建设。部队和谅山人民都奋战在开路工地和各个高地上。三师司令部一边督促阵地建设，一边让各单位训练、学习。5个月后，开挖了113500立方米的土石方，建设了近20000处工事，在边境上布置了上百个混合雷区、障碍场和伪装工事。
1978年10月初，成立了南高—谅山统一战场指挥部，由三师司令阮维商同志任指挥长，中央委员、高谅省省委书记黄长明同志任政委。指挥部的成员还包括省人民委员会、省军事指挥部，公安厅和谅山市政府的同志。同时，各县的统一指挥委员会也成立了，成员包括县委、县队和团里负责指挥的干部。根据上级指示，南高—谅山统一战场指挥部安排三师的部分干部加强到各省属团里，为地方进行严格的战术训练。谅山市和文朗县、高禄县等各县地方部队中的营纳入各主力团里，归团指挥。
到1979年1月末，三师第一梯队长达60公里的防御阵地基本建好；第二梯队阵地建设也正在展开；三师防御区虽然还没完全完成，但也充分的准备了弹药、工事、粮食和饮水。
1978年7月初发生了难侨事件，数万华裔越南家庭涌过友谊关。7月12日，中国方面突然关闭关口，使得这些难侨被迫滞留在荒山野外。8月25日，正当一些医务人员和越南妇女在照顾这些病弱的华人的时候，中国让一些歹徒拿着刀具、棍棒从边界那边过来行凶。在友谊关的边防部队193边防屯的战士坚决还击了敌人，在惩治敌人的暴徒行为的时候优秀的战士黎庭征英勇牺牲。
此后，在各单位掀起了向英雄榜样黎庭征学习的活动。12团刚入伍的侦察兵阮文新，一次巡逻的时候被一帮中国士兵跳出来围捕。一个家伙冲过来抱着阿新，阿新转身避开，用刀插进那个家伙的腰部。这是被金星师战士消灭的第一个中国士兵。
1978年末，总政治局主任朱辉珉上将，国防部部长文进勇大将，总参谋长黎仲迅中将，军事学院院长黄明草中将相继视察三师。
1978年8月25日的友谊关事件之后，省委和谅山人民委员会要求全省的机械厂停止生产商品，集中力量生产铁蒺藜、铁桩来建设防御阵地。民军、部队和边防力量共同巡逻，随时准备惩治潜入的探子和挑衅的武装人员。
1979年春季，三师获得孙得胜主席赠送的花篮。在迎接仪式上，师政委阮克豪表达了感恩之意并表决心：‘如果敌人敢悍然侵犯祖国的边界，我师务必首战胜、连续胜、利落胜，保卫祖国的边界。’”
边界这边，中国军队也做了相应的准备。自*在电视上誓言“要教训一下越南” 之后，中越双方都清楚战争已不可避免。
1978年11月底，广州、昆明、成都三大军区的参战部队完成一切行动准备。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战略展开命令。12月13日，下达开进命令，至12月底，中国军队9个军、万人云集广西、云南中越边境，箭在弦上。”
美国的侦察卫星对中国军队在中越边界的整个部署进行了拍照，统计了人数。《纽约时报》在战前的一星期报道说，在边界有精锐师组成的*集团军。云南，广西。西线，东线。
越南情报机构密切注视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二十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越南北部边防的一线部队接到这样的战争警报。阵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一场虚惊。
“1月5日。”又一次警告。又一夜徒劳的严阵以待，再度绷紧疲劳的神经。
接着是“1月15日。”越军逢五就折腾，误报的代价是普遍综合疲劳症的部分精神不正常。
从动向分析，进入一月中下旬，*在公开场场合绝少露面。作为迹象之一，越军无比紧张地盯着将来临的春节。不仅因为春节对两国惯常生活的分量，不在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误报不可漏报的心理作用。无论是对头还是朋友，都没有理由讥笑越军的屡备屡空。全世界的军人都推崇这样一个信条：有备无患。
刀锋19…7
19…7
一月二十八日，是中国旧历春节。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从千里冰封的漠河，到热浪汹湧的曾母暗沙；从最早见到日出的乌苏镇，到最晚迎来日出和送走最后一抹晚霞的斯姆哈纳村，神州大地，人们同样在迎接流光异彩的一九七九年新年的来临。
十年前，同样是中国旧历春节，那时黑黑的天上似乎总有飘不尽的横幅；泛黄的路灯，就投射在“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跨马路横幅上。被跨着的马路，便是菜场了，只是路灯照明的不是夜，而是黎明时分。猎猎北风，瑟瑟裤腿，啸啸人声。鸡鸭摊、肉摊、鱼摊、豆制品摊、蔬菜摊……每一个摊位前排队排队尽是排队，在为买到最后一条带鱼而亢奋，在为排了一个钟头队却没有买到做汤团馅的生猪油而沮丧，在为掉了一张一直紧拽在手心里的鸡票而成春节之长恨歌。
1970年春节前夕，《人民日报》报道说，春节期间“粮、油、肉、蛋、水果、茶叶供应充足，市场上还出现了如黄瓜、西红柿、豆角等一些夏令蔬菜”。菜场的高音喇叭播放着《红灯记》李铁梅的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对于排着队的老百姓来说，做什么人呢？做排队的人。菜场还未落市，食品店排队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十年弹指一挥间。一九七九年对中国人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第一个电视商业广告，“幸福可乐”于三月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可口可乐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建交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在这一年，日本影片《追捕》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把充斥中国荧屏的奶油小生们（以唐国强为代表）打入冷宫。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第一代的梦中情人；在这一年，《跟我学》（FOLLOWME）掀起了第一次全民学外语的高潮；在这一年，跳舞从电影中的故事里内蔓延出来，女青年们纷纷涌入涉外餐厅，抱着外国男人准确地踩着舞步，二十五年来第一代涉外婚姻就此播下了种子；在这一年，一吻定江山。《大众电影》作为当时唯一一本有彩页的娱乐杂志，在第5期的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和玫瑰》的接吻剧照，一个读者愤怒的给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这一诘问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在这一年，北京新机场大楼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出现*的女性画像，要不是画的是少数民族，还略带抽象，估计有人恨不得能立即把画家袁运生当作高级流氓送进秦城监狱。谁都得佩服北京人的精神，那么远的机场，能走得动的一半儿都去看了。
在这一年，忧心如焚的*在困境中，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而一举改变了对中国的不利局面。
一月二十八日，清晨八点，当一架银白色的波音707象雄鹰一样，昂首从北京机场冲向蓝天时，此时天空却下着蒙蒙细雨。*坐在机窗边，看着苍茫大地，感觉天地都灰蒙蒙。他点着一支熊猫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慢慢地吐出，浑浊的烟圈弥散开来，而*的思绪也随着烟圈而散开。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在那里，美国总统卡特已准备好了欢迎盛典。他本应该笑，一个月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凡是派”全面溃败，改革者昂首挺胸。作为改革派核心力量，他赢得了民心，势利的美国时代周刊则急着把他登上了1978年人物周刊封面。
不过此时的*实在笑不出来。就在两个月前，黎笋和勃烈日涅夫签订了具有结盟性质的条约，而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黎笋在签约后加大批判中国的力度，指责“北京和帝国主义结成新的同盟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并说“假如没有苏联的援助，河内便无法打败南越政权“，简简单单的一句，彻底把中国几十年来近200亿元的援助抹去了。而勃烈日涅夫则高兴地称“（越南）为社会主义在东南亚的可靠碉堡”。现在越南占领了柬埔寨，在积极筹划越、老、柬三方签订友好条约，实际上就是印支联邦。苏联苦心经营十来年的亚洲安全体系，已隐约成形，而在中国背后捅一刀就是中国援助了几十年的越南。作为新领导班子的实际掌权者，他必须要率领中国冲出包围圈。
这一段时间来，七十五岁的他频频出访。在此之前，*已访问了日本与东盟三国，访问的地点虽不相同，但主题却只有一个，建立反霸同盟，既反对全球霸权主义也反对地区霸权主义。
*外交突破是从访日开始，但访日之前的激烈辩论却似乎比访问本身更耐人寻味。在中日建交后，订立了一系列双方友好合作协定，但是最抢眼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却一直没有订，原因是日本方面怕得罪苏联，不愿接受中国的反霸条款。
1976年后，福田赳夫上台，很想解决这个问题，又左盼右顾，下不了决心。这一段时间，*多次接见日方人士，剖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谈到反霸问题，*说，“霸权主义不只是针对中国，也是对世界的危害。反霸是原则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就在日本政府左右为难之际，美国政府却力劝日本接受中国反霸条款尽快与中国达成友好条约，福田内阁受此激励签约的态度也积极了。
1978年8月，福田派园田植外相来华，商洽敲定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终于鉴定了条约。对于条约的意义，*是这样说的：“条约的中心内容是反霸，虽然反霸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是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很显然，这是指着苏联人的鼻子骂苏联人的娘。苏联人当然明白其中滋味，早在中国与日本洽谈间，苏联就对中日接近非常关注。在这期间，苏联人也对日本一直抛媚眼，勃列日涅夫也在紧要关头给日本写亲笔信大谈苏日睦邻友好。
当时的舆论对中日接近推波助澜，话里话外都把矛头指向苏联了。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的社论说：“我们相信除了霸权主义的苏联之外，亚洲无论是大小国家，都欢呼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苏联心怀不轨，是昭然若揭的，它不愿看到亚洲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最明显的是苏联鼓励越南排华。
土耳其《光明日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又一胜利“、“是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团结反霸的一个有力步骤。”
《墨西哥先驱报》的文章也说：“中日条约是对苏联在亚洲推行扩张主义的沉重打击。”
如果说十月份对日本的访问谈及反霸还是抱着琵琶遮半面的话，那过几天的*对东盟三国的访问针对性就特别强了。
在*对日本访问回国后不到几天，又马不停蹄地访问了东盟三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东盟是当时越南与中国相争的主战场，也是苏联推销亚安体系的主要目标群体。仅仅两周前，越南领导人范文同也去了东南亚，为了拉拢东盟，他给马来西亚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当时东盟的情况是反对苏联的扩张，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比较亲美。但是对中国也比较警惕，主要原因是中国比较激进的革命输出政策，怕中国式共产主义影响到东南亚的稳定。而这段时间，越南领导也是轮翻上阵，拉拢东盟。在越南对柬埔寨进行武力恫吓的同时，也对近邻泰国进行武力威胁，恫吓泰国不得支持民柬，泰国感觉到巨大的压力。泰国一方面很厌恶并恐惧越南的强大，另一方面受到越南的威胁而摇摆不定；对中国则又敬又怕，渴望中国的帮助又怕中国的势力侵入。就在这关口，邓小来来了。
*是第一个到泰国访问的中国领导人，泰国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在机场接待室，江萨总理深情地说：“您给我们带来了幸运。我们一直等待着您的来访。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则深有意味地说：“朋友间交换意见是有益的。”
在泰国，*多次重申中国支持东盟坚持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以及加强东盟组织自身团结的立场。强调，要警惕霸权主义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活动。之后，*在马来西亚作了短暂访问，与马哈蒂尔总理商谈了东南亚局势。*拒绝了为马来西亚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而两周前范文同访问马来西亚时则公开为马来西亚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后来*与李光耀谈起此事时，说范文同是“另类共产党”。
1978年10月12日，*访问了新加坡，李光耀热情地接待了他。李光耀后来回忆说，“*一直忧虑，东南亚局势尤其是越南问题一直困扰他。几乎是一开始，*就冷静地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显然王八蛋是指苏联。”
“对于越军入侵柬埔寨，中国该如何反应，*当时并没有给出答案，而这答案又恰恰是李光耀最关心的。所以后来在送*送机场时，李光耀再次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