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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穆呒姆糯蠖蓟嶙呦�*—不管是政治上的专制、文化上的一元化，还是经济上的资本垄断。“我的意思是说，左右之争首先只能在一个自由的秩序下才不致异化；其次，没有*程序提供一个平台，哪一种东西对于政权的染指都没有合法性。所以，‘政治自由主义’是‘严厉前提’。在*制度下，左和右无论谁胜出，都具有‘合法性’—最起码一个人要统治你，形式上也要征得你的‘同意’，无论如何总比他*你的意志好。”末了，当我们给真理这个概念下定义并取得若干进展的时候，我巧妙地见缝插针，提了几个问题并获悉敖博先生在蔡胜利家当房客、付租金已有一年之久。我们遗憾的是未能早些相识。我责备猫头鹰没有把这位卧床者的情况详细告诉我。
“顺便问一声，”我插进这样一个问题，“你生病了吗？”
敖博又一次把上半身抬起若干度。他看到自己不能构成直角时，又让身子躺下去，随后告诉我，他卧床是为了来一番心灵的大扫除。他希望以此做到意念专一，停止游思浮想。然后关闭听觉器官，不用耳听，仅用心听。用意识去知觉外界的存在。然后断绝意识活动，不用心听，仅用气听。用气听就是用灵魂去感悟妙道的存在。
我问他：“为什么不用耳听？”
“耳的功能有限，只能响应声音。”
“为什么不用心听？”
“心的功能也有限，只能响应存在。”敖博要让我明白，气，亦即灵魂，那是一片光明的空虚，功能特异，能容纳大千世界。心灵空虚清洁，扫除了想当然的成见，妙道来集，你便悟了。
接着发生了我所担心的事情，也是我以为能够借助于长时间的、东拉西扯的谈话来阻止的事情。“伙计，你陪我一道吃方便面吧，我请客。”就这样，我们一起吃用我拿来的新鲜水泡的方便面。我不好意思往他那个黏糊糊的电热水壶里直接到进新鲜开水和方便面，我坚持把那个电热水壶在水池子里彻底洗一遍。敖博翻身侧躺着，一声不吭，用梦游者的有把握的动作泡方便面。他小心地撕开方便面小袋调料，几乎不改变上身的姿势，伸手到床底下，取出一只油腻的、满是干结的剩辣椒酱的盘子，犹豫了片刻，又伸手到床下，取出揉皱的报纸，用它擦了一遍盘子，再把报纸塞到床下，随后以慷慨大方的手势把全世界最脏的盘子递给我，请丁仆接过去，不必客气。
我请他先给自己盛，再给我盛。他用塑料叉子把近一半的方便面撩到我的盘子里，用优雅的手势朝方便面上倒出一团辣椒酱，然后用塑料叉子把方便面调拌一下。“伙计，请原谅，我这里没有榨菜和花生米。如果你能喝酒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喝瓶啤酒。”
直到今天，我仍旧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硬着头皮动起那把塑料叉子来的。奇怪的是，我觉得这顿方便面的味道好极了。从那天起，无论我在哪里吃饭，那怕是步入富丽堂煌的高级酒店饕餮山珍海味，敖博的方便面甚至成为衡量我面前的每一份美味价值的标准。
我趁吃方便面的的工夫，不引起他注意却又仔细地观察着这位摇滚乐手的房间。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天花板下面墙上一个只有半边玻璃的小窗户，窗子里冒着滚滚的油烟。窗外楼下开着一家餐馆，风时而把炒菜的油烟和煤灰云团由窗子刮进敖博的房间里来。所谓家具，也就是放在房间中央的那张床以及床下那只塞满了衣服，无法关上的破箱子，仿佛随时都要远走高飞。
靠近窗子一侧的墙角边放着一把木棉牌吉它。这时，敖博告诉我，这把吉它是他托人从广州买回来的，花了五十几块钱。因为在中国他再也找不到什么书可看。而自己唯一花钱买了一本《英国皇家特种部队教材》。除此之外，他最近主要看了一些所谓怪力乱神方面的书籍。并查了一下“盘古王表”，还弄到了《无极至尊盘古帝王赐福宝经》，可能会写一首有关的歌。奇怪的是，我不明白敖博会写一首什么样的歌。他只是说他的歌有益于反抗者，有害于一切安分守已者，尤其对既得利益者和中产阶级极其有害。所以他要以艺术作为政治战斗武器。换一句话说，那就是：“你只看到我敖博在搞摇滚，没看到敖博在搞革命。”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敖博，那么对于其作品本身的粗糙和极端都不必在乎。问题只在于：革命。敖博所理解的“革命”究竟是什么呢？这让我产生了误解。我尊重反抗，信仰非暴力。但是敖博所理解的“革命”，是“人头滚滚的革命”，他认为革命才是“真正的摇滚！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摇滚！”换句话说，揭竿而起，杀人如麻，推翻*—是这样一种源于革命圣地南昌的夺权意识、红色意识、仇恨意识、噬血意识！我对此完全无法认同。
我原来期待着这位“革命者”会暴跳如雷。他却像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圣人那样微笑着，请我作一番说明，好让他由此推断出，我在音乐方面有无判断力。
我良久地凝视着敖博。他同我交谈，无意中激发了我心中的火花。这火花闪过大脑直到脊梁。我仿佛重新回到了我的童年。起首是初始之日，在启明星熠熠生辉，大地沉浸在透明的淡紫中，雄鸡的尖喙揭开了我诞生时辰的帷幕；我想起了三岁时我花了一个小时，把奶奶的一大罐冰糖给偷吃光了，而妈妈不管那么多，先打我一顿再说。我想起了那时我还小，爸爸那时不常打我，直到我长大了一些，可以承受皮鞭的抽打为止。我老爸真是凶很，直到现在我就是怕他。我想起了我姐姐那时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包奶粉，我吃到了奶粉，觉得就像过年。我想起了一个在火车上逃票的学美术的学生被乘警抓住后央求着说，警察叔叔我给你画张画吧，您不要罚我，罚我也没钱。那个警察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你他妈的还想给老子画遗像，对处理不满是吧？又是一记耳光。我想起了我上小学的时候，上课时尿憋不住，而老师偏不准我上厕所，我急得把尿硬撒在裤子里……而今天，丁仆，你难道对你以前的悲惨经历一笑置之了吗，你他妈的真让我感到恶心。
没错，你会说你没忘，
没错，你已经长大成人，
没错，你势利的父母这时又表现慈爱，
没错，你觉得没有必要再计较过去了，
可是过去，怎么能让它轻易过去！
今天，你终于成为这个丑恶社会世俗的俘虏，
你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
把本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硬变成了喜剧，
最后还要以皆大欢喜大团圆结局，
我真该向你祝贺，要不要贺礼呀！
你忘了！
你忘了！
你忘了！
童年时代的情景真令人难忘。我这样冥思苦想了几十分钟后，决定用《你忘了》来暗示我那暗无天日的童年生活，全部都完整无缺、奇迹般的复活，从而熄灭了我心中的灵感的火花。
我发现敖博躺在床上，无动于衷。这真令人扫兴。但没多久，这卵屌突然又兴奋起来，满脸洋溢着可爱的微笑。他仿佛刚刚从沉睡中苏醒，从他躺够了的床上一跃而起。“我们要和愿意和我们一起堕落的人一起堕落，我们要和愿意和我们一起圣洁的人一起圣洁，”敖博嚷道，扯下T烅衫，脱掉裤子，兴冲冲地进入了卫生间，让水从水龙头里哗哗流下。洗，他在洗，敖博开始洗身子，从头洗到脚。这不再是洗身子，而是洗礼。他洗完了后，将水龙头关上。他，身上滴水，赤裸，瘦弱，斜挂着那个可憎的家伙，站在我面前，抱起我来，“啊，伙计，这就叫选择。”他胸中爆发了笑声，传出了笑声，声浪撞击天花板。我这才明白，不仅我悲惨的童年复活了，敖博也复活了。
当天下午，我们一起外出，喝啤酒，吃水煮牛肉。敖博向我建议，同他一起成立一个摇滚乐队。我们一起写歌词、谱曲、演奏。可就在这当儿，黑子来了。 。 想看书来
刀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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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天下午，黑子同敖博相见了，此次见面意义非同寻常。两人都同样具有深沉的胸怀，相互招呼点头之际就彼此倾慕了。这一对锐利的目光同另一对锐利的目光交汇—一个是心地坦然神圣的诗歌王子，另一位心地隐蔽，是一个满腹经纶、多愁善感的摇滚歌手。他俩在精力上势均力敌，同他们相比，我可是力不从心。这意味着生活中的一切从此将变得疯狂，犹如置身于漩涡之中。
与黑子同来的有杨承任，刘国全也和空中天使王挽鹭一同来了。我目光逡巡在王挽鹭脸上，她一见我就莞尔一笑，仍像第一次我们遇见时那样：美丽、优雅、亲切。她今天穿了件水红的短外套，里面一件银色的吊带背心，托出丰满而白皙的胸脯，一条Vasace的紧身牛仔裤，一双高帮靴子，非常*迷人。她跟在刘国全身后，显得有些矜持，她一直努力地保持着这种矜持。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妩媚动人的女孩，她的皮肤，白里透红，水嫩，她的身材，丰满匀称，每条曲线都勾勒得恰到好处，男人要不喜欢都难！我们终于又重逢了。我来到院子里。“嗨，伙计，”黑子说，向我伸出他那大手，“小雪怎么没有来？”。“她还在都昌，”我说，“我看大伙都挺好的吗。今天美女和诸位光临寒舍，真是棚壁生辉啊！”我向他们一一打招呼，并把敖博介绍给大伙儿。“这位先生是—”他说，向黑子伸出手去，黑子正打量着他。“很高兴同你认识。我叫黑子，你T恤上的‘A’字是什么意思？”
“Absolute Liberty的英文缩写，也就是绝对自由的意思。”
黑子还是弄不明白。我告诉他，这“A”字代表“无政府主义”，敖博是一个摇滚乐手。
“为什么不是毛泽东头、格瓦拉头，重金属头，说唱头和涅磐头的图案呢？我在国外经常看见一些摇滚乐手、爵士乐手，甚至还有嬉皮士、雅皮土青年穿印有这些头像的T恤衫，在酒吧和沙龙聚会。”
“红旗代表共产主义，黑旗就代表无政府主义。一般情况下A字是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普遍标志。”敖博说。
“‘暴力粉碎机器’乐队的一支很有名的MTV，里面画面充斥着无数人举着黑旗冲锋的镜头。他们就是一支左倾的无政府主义乐队。现在也有一支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当红大牌乐队—‘体制崩溃’。”
“为什么非要把音乐同政治搞在一起，”黑子说，“我不明白。这应该属于‘先破坏再说’的那一类吧。”
“‘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
“你这句话是巴枯宁说的。”我说，“巴枯宁也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行动的哲学，最后转向最极端形式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
“你说的对，伙计，”敖博说，“他把人的发展归纳出三个特征，即人的*、思想和造反。他以为造反是站立起来的人的自然特征。造反具有一种几乎是神秘的意义。”
“这其实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因为否定在任何历史条件下的一切国家政权，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和一切国家政权。”
“岂止是否认！他更主张用无情的破坏手段，废除国家，取消继承权，不要政党，不要*，建立一个人人享受‘充分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社会’。”
“这观点我不能接受！”黑子激动地说，他以为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寻求人的绝对自由无疑是给自己搭建一座空中楼阁罢了。而敖博似乎是有意要他相信这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断解释，好像人生到世间，最痛快、最愉快的事，莫过于革命的事业！“你们想一想，与其蜷缩于淫威之下苟延残喘而幸生，何若磊磊落落、赌一点自由新血，与魔王破釜沉舟一战而亡！”他慷慨激昂。
杨承任在敖博的后面，走廊墙壁上那幅呆笨、退化了几亿年的恐龙画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走上前想仔细瞧瞧，又向后微微挪动，一会儿弯下腰，一会儿踮起脚，想从各个角度看个究竟。他摇摇头，大吼一声：“他妈的！”他压根儿说不清对这画该如何评价，索性不去管它了！他重新回到房间，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踱来踱去，以半带讥讽的口吻大发一通议论：“听着，伙计们，我实在无意在你们绝对自由的劲头上泼冷水；不过，在我看来，是时候了，你们得认认真真想想，你们是些什么人，要干什么。”没有回答，只听见咯咯笑声。“我想知道，你们成天呆在这儿到底目的何在。你们在这儿七嘴八舌，高谈阔论是为了什么，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敖博，你估计你最终可以活几年？”也只听见咯咯笑声。“黑子，你干吗也对摇滚发起烧来，你是军人，难道你要去当摇滚的炮灰吗？”黑子低着头，全然不知所措。“刘国全，你干吗要把王挽鹭也带来，难道你想要她在一万米的高空也去摇滚，让餐车上的咖啡壶猛地跳出来，滚落在过道里，让热咖啡倾倒在旁边的乘客身上？”刘国全摇摇头，王挽鹭脸上一抹红晕。我忍不住“扑哧”笑了起来。“丁仆，你干吗要把小雪扔在都昌，你那肥屁股纹丝不动坐在这儿，难道就心安理得？你的家在哪儿？你真没活干吗？”
杨承任说起话来故意一本正经，嗓门儿又尖又高，让人听起来，如他所说，就像摇滚音乐似的，其目的是为了吓唬大伙儿，以为那声音犹如滚石一般在响。“摇滚这个词害了很多人，”他告诫我们，“你们迟早是要卖掉鼓，卖掉贝斯和吉他，去换蛋炒饭的。”他狂迷的目光显得咄咄逼人，盯着我们。
那个晴朗的下午，我们一见面就这样七嘴八舌地聊了起来。后来蔡胜利和他的妻子也跑进我的房间凑热闹。看来他想同别人聊上几句，可他一直没有机会，因为大伙儿都冲着黑子说个不停。敖博站在那儿，在黑子、杨承任、刘国全、王挽鹭和我面前眉飞色舞，说得正起劲，并请我们稍等片刻，转身朝自己的房间去取下那把墙角边放着的木棉牌吉它。他跳进我的房间，神色忧郁，目光越过我们的头顶望向开着的窗户。他开始自弹自唱起一首由他作词谱曲的《搞政治》，我们突然安静下来。
让我摸摸政治的脸部和*
最后政治控制不住
它撅起了屁股
想让我搞
我一下就把政治搞得好痛
他唱得很带劲，身子随着节奏摇个不停，只是在等待下一曲缓慢而悠长的乐声时才暂时歇一歇、吸一口气。“真他妈的摇滚！”大伙儿忍俊不禁地笑得掉出了眼泪。“我是火车，我是火车，我是火车”他向窗外望去，嘟着嘴唇，仿佛压根儿没把谁看在眼里，连杨承任也只能舔他的屁股似的。“我不能越轨，越轨我就死了，”他不时转过身，“我不能脱轨，脱轨我也完了，”他摇着头，显得那么疲惫，仿佛对这世界深恶痛绝。“两条铁轨掌握着我的命 ，我的命，”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像在哭泣似的。“我曾帮助许多人迅速去了天堂，”那灵巧的指尖在琴弦上跳来跳去，时而奏出一个和弦音，他仍继续唱道，“可没有人帮我离开这个地狱 。”他那双黑色的眼睛流露出悲伤，“我是火车，我是火车，我是火车，”吉它的每一处都似乎在颤动。“我想死 都死不成”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盯着我们。我是说望着黑子和我。我们脸上的神情仿佛在说，嗨，在这个人人伤感痛苦烦恼的人世上，咱们干的一切有何意义？—我什么都不喜欢，我就喜欢绝望。因为我们在这儿接触到的是可怜的摇滚歌手在喧嚣街道上痛苦潦倒的生活本身，因此他边说边唱。“我是火车，我是火车，我是火车，”声音拉得很长，很长，仿佛要等歌声冲向天花板，穿透过去，向星空飞去—他才慢慢把头垂下头，唱着“我想死 都死不成”，最后戛然而止，余音仍在空中萦绕。他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他连盯都没有盯我们一眼，只低下头呜咽起来。大动人了。
我走过去同他聊起来。后来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新主意，准备去楼下的酒店喝酒庆贺一番，可又有什么事能够值得我们如此狂饮喧闹呢？我实在想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此时自己和别人又有什么不同，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文不名的人远比在台上的政客精英们更心安理得。空间茫茫，时间恍恍，问人类要去何方？规侓就是一张拘留万物的大网，凡是活着的都回不了自己的故乡。
我们来到楼下粗茶淡饭餐馆，大伙围着一张餐桌坐在那儿。先上来的是银鱼甲鱼汤。大家咂咂地啜饮起来。敖博仍然点了一份他爱吃的水煮牛肉。杨承任不吃荤菜，只要了一份西芹炒百合。刘国全端着汤匙一匙一匙地为王挽鹭盛汤。黑子脱去上装，只穿衬衫，他同别人一样盛了一大碗甲鱼汤，嘴含汤匙仍在说话。一箱啤酒同时放在桌上，我们就像喝水一般，咕噜咕噜一饮而尽。敖博喝得满脸通红，浑身大汗，不停地吼叫，跌跌撞撞地冲进卫生间猛敲门，想把门砸破，可那门是实木门有一寸厚，结果他的中指骨碰伤了。那天晚上他在这儿醉得一塌糊涂。我们坐在大厅的沙发上，闹闹嚷嚷。杨承任挽着敖博的手臂扶他上楼，刘国全和王挽鹭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就剩下黑子和我。我们离开大厅上街去兜风。此时黑夜已经降临。我们张口讲话时嘴里冒出的一小阵一小阵的水汽现在几乎看不见了，除非是当我们经过一个有亮光的窗子，在反光下才可以看见，但这时水汽变为黄色。我们踏在了林荫道的屋基上。在春夜路灯的背景上，它却拖曳着一条黑黑的痕径。一个由污糟而黯淡的住家所集成的居民区，象垃圾一样地东一堆西一堆族聚在草地上面。再靠近一点甚至可以看见那水泥搅拌机的猥亵狰恶而参差不齐的面目。我们小心地绕过了它，继续在街上转悠。
我们感到惊奇的是：那些来来往往磕磕碰碰的人的面孔好象个个都非常渺小，我觉得他们离我很远似的，踏在脚下的大地也好象忽然涨起一丈多高。虽然有那样嘈杂的声音，或者有一大群人正兴灾乐祸地围着看两口子打架，我们仍然感到很孤独。这是说我们觉得自己仿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