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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守信。到了第4天，谈判失败了，是因为主要的敏感问题——你能猜出来——农业补贴。坎昆最后的形象概括了发展中世界的绝望之情。韩国农民联盟的前主席李康海在抗议中将自己刺死。一句韩国农民的话证实了李先生是“在看到世界贸易组织是如何毁掉全世界的农民后”自杀的。
因为欧美不能就农业补贴问题达成协议，世贸组织在2006年7月决定终止多哈贸易谈判。欧洲指责美国缺少灵活性，而美国却指责欧洲和发展中国家没有充分开放他们的市场。印度工商部长卡马尔？纳斯表示多哈回合谈判已命悬一线。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呼吁各方深刻反思谈判的必要性。
2007年初，欧美又展开了谈判，但是时间已经不多。因为美国国会批准的布什总统在2007年6月前享有的贸易谈判特权马上就要到期，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要延长此特权是非常困难的。一旦贸易谈判特权失效，美国国会可以否决总统签订的所有协议，这使得许多国家不愿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
同时，发展中国家会更愿意签订双边贸易协议，这样更方便了大的贸易实体向弱小的国家施加压力，甚至会以封闭市场来做砝码。在贸易路线通过签订新双边协议变得更自由后，它往往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巴西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里姆表示，WTO对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其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要重启多哈回合谈判，美国和欧洲都必须实践他们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承诺。像巴西、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实体也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以回应那些批评，比如有批评说，他们在要求获得更优惠的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政策的同时，又拒绝降低国内的关税。所有国家都可以为多哈回合谈判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他们不行动，发达国家的不公平的农业政策将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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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同性恋关系
死刑是法律上记载的对同性交往存在偏见的最极端的例子。但世界上有70多个国家的法律歧视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者变性人。
有许多故事是有关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变性人如何吃尽法律之苦的。然而，我觉得尤其悲惨的报道来自罗马尼亚。1992年，斯普莱恩？古古在当地一家报纸上登了一则题为《孤独的心》的广告。马里安？木达苏回应了，这两名年轻男子相爱了。古古的家人把他们的关系报告了警察。这两个人被逮捕了，都在监狱里受尽折磨。古古被他的同室囚犯多次强奸。这两人被判缓刑，而他们在监狱里受到的折磨从没被调查过。木达苏一直没有从这次经历里恢复过来，两年后自杀了。
不得不保持性生活的隐蔽性留下了深深的伤疤。想想不能和你爱的人建立家庭，不能告诉你的朋友和家人，怕被人报告给政府。但这种害怕和保密的气氛在流行艾滋病的事实中更加令人不安。如果年轻人害怕公开说性行为，他们得到需要保证安全的信息的机会确实很少。
在有些社会，同性恋被视为一种病，男女同性恋者被强迫接受精神病的治疗以“治疗”大家所认为的痛苦。大赦国际报道，20世纪70和80年代，南非防卫队的成员曾被迫经历“转化治疗”而不经过本人同意。男人在被展示裸体男人的图片时受到电击；给他们展示裸体女人的图片时，电流会被关掉。就在最近，乌克兰的男同性恋者权利组织报道，威胁使用精神治疗曾被警察当作一种恐吓的手段。
尽管某一国家本身不认为同性恋是犯罪，偏见可能会以其他更微妙的方式继续存在。可能会有一种对“憎恨犯罪”默默的宽容，有关抨击男女同性恋的报道遭到的反对要少得多，而且远不如类似的对异性恋的攻击被调查得严厉。司法体系会通过拒绝承认非异性恋者的关系以表明它们对他们的歧视。
得到承认的
同性婚姻。
许多国家正在发生变化。2003年6月，美国高等法院否决了一条禁止同性夫妇进行大多数性亲昵行为的得克萨斯州法律。这一决定不只影响了得克萨斯州——它有效地击垮了13个其他州的类似法律。法官还明确表示，同性夫妇可以享受他们关系中的“自主”权利，就像异性夫妇一样——抚养孩子、家庭中缔结契约、做关于婚姻的决定的权利。这是记载在美国宪法中的权利，而1986年高等法院的一项决定说，这个权利不应用于同性恋者身上。现在，一切都已经改变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称这项决议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团体可能看到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扩大对那些由于性行为而在自己的国家被迫害的人提供庇护。然而，许多受害人选择留在国内，尽管有风险仍努力争取改变。国际人权组织施加压力以保护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畅所欲言，这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可能还带来了保护措施。
但这些都还不够。需要迫使政府推翻将成年人双方之间自愿的性行为看做是犯罪的法律。
此外，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承认，表达我们的性行为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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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贫困
这篇文章是一则有关贫穷的最悲惨的事实：实际上本不应该这样。只需要最富裕国家拿出每年收入中不到1％的钱，贫困的最坏影响就会大大减少。人们会有足够的食物，所有人会得到像保健和教育这样基本的服务，更少的婴儿死亡，流行病可以被控制住。
贫困不仅是缺乏物质财富——比如说，买面包或者基本农用工具的能力——的问题。在贫困存在的地方，人们得不到药和保健服务，因此他们健康生命的年数减少了。孩子们不留在学校或接受培训，而被派出去工作，这样很难打破不健康和贫困的循环。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很脆弱，而且没有发言权。没有食物或收入保障的地方，人们不能做出选择。他们很容易受到犯罪行为和暴力的折磨。一位牙买加的年轻妇女概括了她的感受，她说贫困“像是生活在监狱，生活在束缚中，等待自由”。
2000年，联合国在它的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要使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数到2015年减半。就在三年后，联合国已经发出警告，世界在那些目标上落后了。2000年到2003年间，富国和穷国至少四次允诺一起努力减缓贫困现象。较富裕的国家同意承诺拿出它们国家收入的07％给予穷国，而较穷的国家同意实施政治改革来确保援助资金被合理而负责任地使用。但同意承诺和之后事实上实践承诺完全是两回事，似乎富国在实践承诺上已经落后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的援助捐款（至少占世界援助支出的95％）2002年增加了大约5％，但总计只占国民总收入的023％，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07％。联合国警告说，尽管一些国家已经达到减少贫困方面的千年目标，许多国家还没有。总的来说，应该达到这些目标。但如果我们把两个大国，印度和中国，从综合体中拿出来，目标就实现不了。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了而其他国家却失败呢？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定义为根据相对购买力调整后，每天靠低于1美元的收入过活——的人口比例轻微下降，从30％到23％。中国在过去的10年中有15亿多人已经脱离了贫困。
但54个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时收入有所下降。这其中有20个国家在次撒哈拉非洲，有17个国家过去在东欧和独联体（CIS）。在东欧，失业率急剧上升，经济快速衰退。在非洲，由艾滋病流行引起的预期寿命减少已对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内陆的小国受到的冲击最大。以目前的发展速度，次撒哈拉非洲直到将近2150年才能将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数减半。是的，有些国家越来越富裕了，但许多国家越来越穷了。
贫困像是生活在监狱，生活在束缚中，等待自由。
全世界的人口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大。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富裕的企业家和城市贫民窟中的穷人之间奇怪的不均衡现象，但全世界人口财富的分配甚至比这个更不均衡。1960年，最富的20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穷的20个国家的18倍。1995年，这个差距扩大到了37倍。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1％的收入相当于最穷国57％的收入。
甚至在贫困水平正在下降的国家，不均衡现象仍然存在，这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在墨西哥，南方最穷的州离美国的国界很远，所以贸易和工作的机会很少；最富的10％的人的收入是最穷的10％的人的收入的35倍。社会的高度不平等导致一系列的恶性循环：人们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更小了，因为在社会中前进太难了，这会导致罪案增加、社会动荡不安和腐败轮流威胁经济的稳定。
如果我们达不到减少贫困方面的千年发展目标，工业化国家就让人失望了。我们不仅会辜负我们承诺帮助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还会辜负我们自己。听着我们的领导人鼓吹全球化和全世界自由贸易的好处，我们曾相信我们正在做着一些有益的事情。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政府和跨国公司用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
首先，我们得考虑将减少贫困现象作为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当政府注意削减公共开支的时候，首先削减的领域中常常有海外发展援助——但不应该这样。正如经济学家杰弗里？萨池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负责人萨基寇？福库达帕所写，“问题不在于富国能做更多的事，还是不得不在比如国防和减少世界贫困现象中做出选择。既然只需要拿出不到国民收入的1％；问题仅在于他们是否把消除世界极端贫困现象作为优先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应该把发展援助，而不是把美国和欧洲支付农业补贴这个既浪费又不公平的制度，放在更高的位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每年花费大约3；000亿美元支持他们的农业部门——比他们花在发展援助上的资金的5倍还多。这笔慷慨的资助鼓励农民生产出多余的农作物，然后这些剩余农作物就被倾销到发展中国家。
如果富国决定结束农业补贴并取消对从发展中世界进口物品的关税壁垒，结果会是戏剧性的。发展中国家收到的每一美元援助，因为不平等的贸易壁垒他们都会失去两美元。市场自由化两条路都得走，这样发展中国家开放不只会面临严格的富裕世界贸易规则。
但仅仅取消贸易壁垒不能解决问题。减少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极重债务负担，是任何减少贫困策略中至关紧要的部分：一旦他们从倾其所有财力偿还巨额贷款的重负中解脱出来，政府就能将更多的钱用在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全民健康和教育上。七国领导人曾承诺取消42个穷国欠的价值1；000亿美元的债务，这42个穷国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认为“严重负债的穷国”（HIPC）；截止到2003年9月，21个国家本应该完成HIPC行动，他们的有些债务本应该得到宽免。事实上，只有8个国家达到了这一步。援助机构批评了进步的速度缓慢，也批评了他们所察觉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方面不愿带头宽免债务的事情。
很清楚，为了建设重要的发展基础设施，像学校、医院、自来水和卫生系统，会需要大笔捐献的资金投入。但资金应该以补助金的形式，而不是贷款，因为许多这样的国家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还要承担更多的债务。这种援助还得是有效的，在合适的时间给需要的人，要明白大笔资金的投入会扭曲一个社会。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总结了捐资者和接受者的范例。在捐资者方面，援助应该鼓励将决策的权力下放（由本地的社区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做决定），协调计划和方案应与国家的需要一致，负起责任来，而且援助不应该附加特殊条件。在接受者一方，应该有制度上的改革以提高透明度和促进良好的管理，更广泛地参与发展问题，不断提高（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个人的）监督水平，以增加可信度。简单地说，捐资者能做很多事来确保资金流向需要的地方，接受者可以确保通过给社区群众发言权将资金用在适当的事情上。
发达国家还得准备与较穷的国家分享技术以帮助他们。这不仅仅意味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尽管这很重要，还要帮助研发药物来抗击发展中世界的地方病，并帮助提供洁净的替代能源来减少污染和降低燃料开销。提供培训来帮助人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这可能是所有帮助中最有价值的：例如，海佛慈善团体以赠给小农户及社区家畜和培训的方式帮助这些家庭。一旦农场重新运作起来，接受者接着通过将他们家畜的后代赠予另一个贫困的家庭以“把礼物传递下去”。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确保全球化力量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使富国更富裕上。好处得向两条路流动。在世界贸易组织坎昆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把贫困和贸易的问题放到了世界议程的首位。现在该轮到发达世界起来面对挑战了。
坎昆谈判的前夕，英国大臣戈登？布朗后来写道：“数百万人会将全球化要么看作一条实现全球范围内社会公平的通道，要么是富人的阵营”。发达世界没有多少时间改变全球化的进程，但做需要做的事情没有那么难。实践我们的承诺，给人民发言权，公平行事——这些事情好像都很合情合理。事实上，那些看来至少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1。家庭暴力
“他打我打得很厉害，我的牙都被打掉了。每个月他至少打我一次。他用拳头打我。我怀孕的时候他打得最狠…… 他第一次打我后，我的孩子没了。我住院了。他第二次打我是在孩子出生前几天，结果我满脸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还打，我就去找我的父母。我爸拒绝带我去看医生。他说：‘你丈夫打你，我又能说什么？’”
任何人都不应该生活在对暴力的恐惧中，也不应该生活在对那些本应爱他们的人的恐惧中。然而，全世界每年有数百万妇女成为她们男朋友或丈夫攻击的对象。
在许多国家，这种在丈夫和妻子间发生的事情，是法律不能也不应该介入的领域。社会上所有的暴力犯罪中，这可能是最不明显的，以致它最难处理。但无为的后果是悲剧性的。
一项统计说，每年有300万妇女被她们的丈夫或男朋友虐待，另一项说，有1/3的妇女一生中会挨打，被迫过性生活或者受到其他方式的虐待。在俄罗斯，据估计，每年有12；000到14；000名妇女被她们的丈夫杀死，也就是每43分钟死一个。美国在2000年有1；247名妇女被她们的亲密伴侣杀死，和美国相比，俄罗斯的问题显然更严重。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说，除非发生严重的受伤或死亡情况，虐待很少被报告，因此几乎不可能推测每年有多少妇女遭虐待。
俄罗斯的妇女组织一直在试图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沉默的危机——设法让妇女把受虐待的事情说出来，并迫使政府提供设施来安排已成为暴力牺牲品的妇女。但他们承认正在设法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句俄罗斯谚语说，“如果一个男人打你，这说明他爱你”。让妇女——甚至男人——改变这样的观念是第一个挑战。
一位俄罗斯医生认为，这种观念的产生来源于俄罗斯充满暴力的历史。他说，“我们的社会极其好斗，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这创造了一种公民，在美国普遍公认的处事原则对他们不适用。为美国人做的节目在这里没有效力。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当一个人贫穷的时候，当他快生存不下去、付不起房租的时候，罚他的款（几乎无效）。”
似乎后苏联时代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剧变削弱了人们的自信心，人们需要控制。许多男人坚持要他们的妻子放弃工作，使妻子完全依赖于自己。如果情况变坏，她们毫无能力离开。住房不足意味着已离婚的夫妇经常被迫继续住在一起。即使勉强有政府的支持，非政府组织成员对发生变化并不乐观。2001年，全俄罗斯只有6个妇女庇护所，而莫斯科一个也没有。当一个非政府组织代表要求一位内政部代表成立一个特殊小组来医治并调查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受害者时，他微笑着回答：“我们不能仅仅为你成立那样的小组！”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可能最大的挑战——也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推翻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暴力在夫妻关系中是被认可的。甚至在英国，这个有很多人意识到家庭虐待并且经常有要求结束家庭暴力的全国性活动发生的地方，一项调查发现，五分之一的年轻男人和十分之一的年轻女人认为，对妇女的虐待或暴力行为可以接受。
的确，自远古时代以来，妇女一直被视为活的财产，在她们结婚那天由父亲交给丈夫。古罗马婚姻法规定，妇女应该服从丈夫的控制。在中世纪，不顺从丈夫的妻子经常被当众处罚。细读布莱克斯通那篇著名的《对英国法律的评论》，就会发现，直到1765年，什么都没有改变。布莱克斯通评述道：
丈夫也可以对妻子进行适度的惩治。因为，正如他要对妻子的不规矩行为负责一样，那时的法律认为把这种通过家庭惩罚来约束妻子的权利交给丈夫合情合理，和允许一个人惩戒他的仆人或孩子一样……但这种惩治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看到布莱克斯通的“合理的范围”的观点包括用鞭子和棍棒打，显然“不规矩行为”带来了沉重又痛苦的代价。
古代的欧洲法律虽不至于认可谋杀，但有些国家会宽恕被指控犯有所谓 “光荣杀人”罪的男人。一个杀了他妻子或一个家庭成员的男人会声称，他被她的行为——比如，料想的通奸，或拒绝参加父母安排的婚礼——激怒了。人权监委会报道，有些国家，包括约旦，今天仍然允许这些辩护。
正如这幅爱尔兰妇女组织的海报显示的，解决家庭暴力的观念问题，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版权：都柏林的妇女援助组织和防止家庭暴力基金会。
在1995年北京举行的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