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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我下放在赣东北山区一个小县城工作，一张破旧的乒乓球桌成了单身汉们业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兴奋点。记得有一年春节县里举行球赛，我作为厂代表队成员有幸参加，虽然上场只赛了两局便遭淘汰，心里仍觉满足，这毕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家里写信责问我春节为何不回家团聚，我说是要打球赛，父母亲大惑不解，一年一次的春节探亲你都不回来，还有心思打球玩，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我的最好成绩是荣获过全厂第二名，为此兴奋了很一阵子。正当我磨拳擦掌暗下决心准备问鼎冠军时，球台被装配车间当作仪表安装台，工人们从此不得不与乒乓球告别了，偌大一个工厂为什么竟容不下一张小小的球台。
虽然打不了球，但乒乓情结却割舍不断，我一直喜欢观看电视转播乒乓球赛，几乎每赛必看。邓亚萍那顽强的斗志凌厉的进攻，郭跃华灵活的战术神勇的推挡，丁松出奇制胜的削球突然的反攻，蔡振华一往无前的气势，刘国正逆境中起死回生的勇气，都曾一次又一次激荡着我的心灵。每当中国运动员登上领奖台，三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国歌的旋律中同时冉冉升起时，我胸中便升腾起崇高的民族自豪感。
人到中年后，我进入一家省级新闻单位，条件改善了，便如鱼得水欢畅了。每天坐在桌前编稿，腰酸背痛，眼睛发胀，下班后几位球友摆开架式，捉对厮杀，一天的沉闷在大汗淋漓中彻底化解，生活的烦恼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
一年一度的单位乒乓球赛，更像是个盛大的节日，平日肃静的办公大楼，充满阵阵笑声、掌声、加油声、欢呼声，上至台长总监，下至聘用的临时工，只要愿意，都可以挥拍上阵，一决高下。最精彩的是团体赛，各频率各部门都要组队，规定必须有一名女将一名领导参加，统一着装，以示正规。赛前，我特意购买了一块高档球拍，试图出奇制胜。经过几轮鏖战，我们文艺部和交通频率取得决赛权。决赛吸引了众多的眼球，2比2双方战平后，最后关键一盘由我登场，迎战一位小青年。第一局初生牛犊不怕虎，大力扣杀，连连得手，我只能被动应付，很快丢掉一局。易地再战，我仍处于下风，以7比3落后，此时部主任冲我喊加油，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把我放在最后一局，是想让我这位乒坛老将把住最后一道关。无论是球技还是经验，我都比对手强，只是怕输才打得保守，落了下风，此时再不放开打，就真的无法挽回了。我精神一振，改变打法，主动发球抢攻。对方见我突然像换了一个人，攻势凌厉，一时不知所措，于是我连连得分，很快扳回一局。第三局我恢复常态越战越勇，乘胜追击，再胜一局。文艺部终于摘掉多年老二的帽子夺得冠军，队友们抱成一团，相拥而泣。晚上，全部员工济济一堂，举杯欢庆，领导逐个敬酒，慰劳我们这几位劳苦功高的业余乒坛高手。
毕竞球技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不进则退，一大批曾是我手下败将的年轻人，渐渐地掌握了新的技术，超越了我，对此，我并不沮丧，仍一如既往地活跃在球场上。我想，正是有像我这样具在乒乓情结的后继者涌现，我们的国球才能薪火相传长盛不衰。
小小乒乓球，我为你付出一份汗水，得到的是双倍的快意，我为你付出十分热情，收获的却是百倍的欣喜。
（完）
远望孺子亭
从1966年6月至1967年9月，不知有多少个清晨或是黄昏，我站在西湖的北岸，望着远处霞光中的孺子亭。
孺子亭立于南昌西湖之中，三面临水，一桥牵引入亭。这里垂柳依依，波光粼粼，颇有“绿树围而俗情远，碧湖映而清光生”之韵味。这一处被称作“徐亭烟树”，是著名的豫章十景之一。
“千载清风徐孺子，门前共此一湖水。”孺子亭是因纪念一位土生土长的南昌人而得名的，这位东汉时期的南昌人读书授学，学问渊博，耕稼为乐，德情清洁。他五次拒绝到宰相府去任职，四次拒绝荐举为孝廉，甚至朝廷准备好了礼品车马接他到太原去赴任太守，也被他辞谢了。正是徐孺子这种以隐逸方式坚持自己的操守，不愿与官僚们同流合污的清正之风，被后人敬仰，孺子亭才千年挺立，保存至今。
然而，谈泊人生的徐孺子，怎么也不会想到此时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权利争斗，正在制造一场难以想像的人间闹剧。
这一段时间我所在的南昌工艺学校，搬进了西湖北岸原木材厂的厂房里（现为聋哑学校）。终于结束了在章江路既无操场又无校园看不到一棵树见不到一片草的学生生活，终于有了一片开阔的地面让数百名学生自由地行走，自由地展开运动了。
工艺学校是南昌二轻局创办的一所半公半读学校，类似于现在的职业高中。1965年秋季招收了美术装璜班、钳工班、塑料班、木工班、服装班。我被分配到有15名男生45名女生的服装班。对此很苦恼，让我一辈子当裁缝，觉得太没有意思，太屈才。人生在世，应当立功立德立言，做一番大事业，整天像婆婆妈妈一样跟针线打交道，能有什么出息。抱着这种想法，我对服装裁剪缝纫技术毫无兴趣，拒绝学习，到南昌被服厂实习，在缝纫机上操作，更是心情烦燥，敷衍了事。学了大半年，什么都没学会。
我盼望着这种状况能有所改变。
我期待着出现改变命运的机遇。
一搬进新校址，一切都有了改变，学校不再正常上课。“通知”、“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将运动推向高潮，我被班里推举出来参加学校*领导小组，却不知道如何去开展工作。
很快，《*中央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十六条）发表了，学生们群情激昂，社会各界异常兴奋，人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毛主席语录》被印制成各种版本的小红书，人手一册或几册；各种样式各种质地各种尺寸的毛主席像章，应运而生，成为时尚品；城市里每一块醒目位置的墙面上，都用鲜艳的红漆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形成了一片红色海洋。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升起了红太阳，
手捧宝书心向党，心呀嘛心想党。
要问我，要问我，要问我读的什么书？
毛主席著作闪金光，闪金光！”
这是一首旋律优美节奏欢快的男女声二重唱歌曲，一辆辆中间摆放着毛泽东塑像，四周用红色日光灯管组成金光四射图案的豪华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反复播放，成为*早期我印象最深的一道风景。
工艺学校资金有限，拿不出钱来搞宣传车，只能在校门口西湖边上用砖砌了两块3平方米左右的语录牌，红色大字格外醒目，与对岸孺子亭遥遥相望。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几乎每天都有变化。破四旧，立四新，几天工夫，南昌有名的万寿宫夷为平地，佑民寺被人称为“江西穷是穷，还有三万两千斤铜”的巨大铜佛像锯倒运走，中山路黄庆仁栈的招牌取下砸烂，无数人家珍藏的古玩字画被红卫兵抄出来烧毁。用江西历代文化名人命名的街道，也有宣扬封建余孽的嫌疑而被改名。就连许多同学的名字也改了，我们班的胡福如改成胡新，余毛毛改成余宏，贾丽佳改成贾烈。我大舅黄介林也改名为黄闯，他并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出于某种心理压力。我小舅叫黄石林，两人中间一字组成“介石”，这不是给人民公敌蒋介石张目吗？如果被人识破，在那个*时期，谁能说得清？我猜想大舅改名是基于这个原因。
破四旧高潮过后，串联到南昌的首都红卫兵12大队和江西医学院红卫兵首先在南昌贴出“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标语。一时间，八一大道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围绕“炮打司令部”进行激烈辩论，素不相识的人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动粗。我穿行在辩论者之间，不敢插嘴。很快形成两大阵营，同意“炮打”观点的成为造反派，反对“炮打”观点的成为保守派。赵长生、张永红、万荷香是站出来发表言论最铁杆的保守派。
我每天都要上街看大字报看传单，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尽管大部份同学因为停课而成为逍遥派长期不到学校来了，我还是坚持在学校里吃住，整天都在学校里搞运动，我觉得这是个经风雨见世面增长干才的好时机。
晚上，我们经常会坐在湖边的一堆木头上乘凉，彼此交流着对文化革命的看法，传递着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夜深了，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望着远处孺子亭黑色的剪影，不知是谁居然轻轻地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旋律。
红五类与狗崽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同的颜色具有不同的政治意蕴，指代着不同的社会族群，最触目惊心的是红与黑。人们对红色的推祟发展到极致甚至于荒谬，亿万人臂上佩红袖标，胸前挂红像章，手上握红语录。大街上走着高举红旗的各种人群，墙壁上涂满红色的最高指示，宣传车大喇叭里不停地播送红色歌曲，到处是一片热辣辣的红海洋。甚至有人建议，交通信号灯应当改为绿灯停红灯行，这才符合革命群众的政治意愿。
“红五类”是*时期中国人语汇中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关键词。“红五类”指的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这五类人群，他们及其子女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层地位，被称为最革命的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可以呼风唤雨主宰一切。与此相反的“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人群，他们被打入社会的另册，属于贱民阶层，经常被凌辱、被歧视，他们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许乱说乱动。“黑五类”随运动的进展，其外延也在不断扩大，除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封（封建余孽）、资（资产阶级）、修（修正主义分子即变质的当权者），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因而戴上“臭老九”的帽子，他们都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我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属于非红五类人员，既没有目空一切的优越感，也没有胆颤心惊的恐惧感。这种平和的心态让我始终处于安全地带，做不了出头鸟遭暗枪袭击，成不了倒霉蛋受人欺辱。
我们学校首先被批判揪斗的“黑五类”是张家炼。张是教我语文的老师，会写古体诗，解放前当过兵，被怀疑有历史问题。不知是谁贴出了大字报，将他写在日记本上的古体诗断章取义，加以曲解，说他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妄想变天。大字报一贴出，可怜的张老师胸前就被挂上了“反革命分子张家炼”的大纸牌，被迫站在校门口示众。张家炼是个城府很深的人，有一次他看了我的作文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问了一些情况，对我的作文不置可否，就让我走。我至今都不清楚他找我谈话的目的，像是鼓励又不明说。
张家炼后来成了我们学校牛鬼蛇神的代表人物，每次批斗会他都必须参加。有一次全校师生到杨子洲农场参加“双抢”，牛鬼蛇神们也去了。顶着烈日收割稻子，有好事者发现张家炼割完的稻田里还遗留了几根稻穗，这原本很平常很难免，却被说成是故意糟蹋粮食，对现实心怀不满。于是，张家炼被勒令双手举着那几根稻穗，低着头向毛主席请罪。可怜的张家炼像泥塑一样站在烈日之下，一动不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没有哪怕是擦一把汗的自由，只有将泪水流往心里去的权利。
我们学校被批判揪斗的还有廖作平。廖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画家，他有不少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他的家庭出身可能不太好，属于“黑五类”嫌疑分子。狼牙山战斗队向他发难，贴大字报批判他的画作。
廖作平曾在《江西日报》上发表过一幅“国庆之夜”，夜空中有三束探照灯光交织，构图和谐完美，批判者却说他别有用心，故意让三束光线交叉组成“艹”字，那不是在庆祝*吗？那不是在为国民党政权张目吗？真是胆大包天！这种强词夺理、曲意附会的批判其实十分荒谬可笑。如果夜空中的三束光线不交叉而是平行，形成“川”字状，那还有美感吗？那还是艺术吗？
廖作平还有一幅天鹅戏水的木刻也受到批判。批判者说他是先发现一块三夹板上的木纹很像水纹，于是灵机一动，在水纹中刻两只小天鹅，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创作方式，投机取巧，形式主义。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批判，是来自狼牙山战斗组，由美术老师阮诚、黄秀乾、唐锐鹤及校外的蔡超等五壮士组成，都是南昌画坛知名的画家。他们毫无道理地对准廖作平开火，不是出于他们的无知，而是出于他们排斥异己的阴暗心理。廖作平这位被诬为别有用心的画家，若干年后在画巨幅毛主席肖像画时，从脚手架上不幸摔下，最后以他惨烈的死反击了当年的批判者，证实了一位“狗崽子”对领袖的忠诚。
在一次中央*小组接见红卫兵小将的会议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发表演说之后，带领大家高呼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一副惊世骇俗害人非浅的对联传遍全国，一首充满火药味的歌曲横空出世。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革命的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对联”和歌曲的广泛流传，把“红五类”倡导的血统论推向极端，不仅是“黑五类”狗崽子们整日胆颤心惊，广大非红五类子女也不敢吭声，心存忧虑。
我们学校第一批同学到北京串联时，刚下火车，就在站台上被西城红卫兵纠察队拦住。纠察队员们喊着口号，“只准红五类造反，不准狗崽子翻天！”手持宽边军用皮带，凶神恶煞地逐个盘问，是红五类的可以出站，不是红五类的立即转身回去，不得延误，否则宽边军用皮带侍侯。吓得那些非红五类同学屁滚尿流，哭丧着脸返回南昌。一时间，*笼罩大地。毛泽东指明的斗争大方向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非红五类群众。当“黑五类”们被揪斗变成死老虎之后，各单位开始揪斗走资派，我们的校长陈永生也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高帽子游斗，学校行政因此瘫痪，成无政府状态。
猖狂一时的血统论很快在社会上就遭到批判，西城红卫兵纠察队也被定为“”分子而被取缔。广大非红五类子女终于舒了一口气，可以走南闯北参加大串联了。于是，我和服装班的几个同学相约，一起登上了拥挤的列车，开始了我的第二次串联。
人生难安
人生难安
半个月前，文艺部几位老同事为欢送曾副台长光荣退休相约准备在酒店设宴，曾副台长闻讯欣然表示愿偕夫人前来，并提议最好到安安酒店。
二十多年前曾副台长也和我们一样在文艺部任编辑，以后他从科长提为部主任，又从台长助理升为副台长，辛辛苦苦一步一个台阶，终于年满六旬，即使他还想上台阶也不让他上了。
那天晚上曾副台长携夫人走进安安酒店安康厅包房，尚未入席，有人便递上一个纸包算是见面礼。拆开包装一看，露出一个十二寸的镜框，镜框内有一张文艺部人员的合影。二十多年前的一张老照片，经过翻拍处理居然还是那样清晰。望着当年青春的面影，众人感慨时光如白驹过隙。
曾副台长曾任广告部主任，曾分管广告经菅多年，按比例提成，他这么多年计划外收入相当可观，累计起来至少也有好几百万。但他为人低调，从不以富人或成功者自居，仍然保持着一颗平常心，谦虚做人谨慎处事，人缘很好。席间，几位老同事争先恐后地频频举杯敬酒，衷心祝愿曾副台长夫妇俩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在这种动情的场合，在知根知底的老同事面前，曾副台长自然不需要说一套言不由衷的话。他语重心长地说：“今天我为什么要提议到安安酒店来，不是因为这里的环境特别美，不是因为这里的菜肴特别好，而是冲着安安这两个字。人世间什么最重要，不是金钱财富，不是名誉地位，而是安全安康，外部环境安全，内在身体安康，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珍贵。”
曾副台长说这番话事出有因。几天前他到肿瘤医院去看望一位病友，在楼道上碰到己退休的广电厅李厅长，李厅长在医院陪护身患绝症的爱人，平日并无私交的两个人此时此地见面，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又无从开口，握着的手不肯放开。最后李厅长眼含泪水哽咽着说：“庆洪啊，我们都要保重身体！”这是相处多年来李厅长第一次喊曾副台长时不带姓只喊名，这一声呼喊让曾副台长耿耿于怀，感触良多。以至他将此事复述给我们听时，神情仍黯然。
喝完两杯啤酒，曾副台长的话便更多了。他给我们讲述了几年前的一次经历，那次他和夫人及两个儿子自驾车前往四川，四川是他的老家，多年未回，亲人见面，分外亲切。在家乡快快乐乐地住了几天，曾副台长决定开车去九寨沟旅游，游览完毕，一家人乘兴而归。就在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他和夫人都流血不止，幸亏抢救及时才得以脱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无常，人生难安啊！”
是的，世事无常，人生难安。曾副台长的话让在坐的老同事们感慨万千，少年时在中考高考的独木桥上奔走，惴惴不安；年轻时在爱情婚姻的漩涡里挣扎，心神不安；中年时在家庭事业的重压下拼命奋力，寝食难安；年岁大了在人生的边缘上漫步与病魔死神搏斗，愈加不安。
谈到退休后的打算，曾副台长的夫人笑着替丈夫回答：“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我两个儿子一个在广卅一个在北京，都有车有房有家室，我们准备到广卅北京分别住一段时间。”曾副台长接过话头：“当然，我们不会在儿子那里久住，回来后有几位车友己经约好，准备驾车去西藏，全国各地都去过，唯一的空白点得补上，乘现在行动方便，晚去不如早去。”虽然有前车之鉴，却挡不住曾副台长自驾游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