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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就必须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人类社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努力解决什么问题，才能促使“新的轴心时代”和我们的“和谐社会”早日到来呢？
儒学的现代意义（2）
怎样对待儒学
进入21世纪，可以说在我们国家出现了“国学热”的情况。对这种情况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和解释。所谓“国学”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管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意思是说：乐师的职责是管理国学的事务，这个国学事务是教国子的音乐舞蹈的。但是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对“西学”而言。这是由于，我们面对“西学”的输入，如何保护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展面对着双重任务，一是要保护自身文化，维护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根基；二是如何对待和吸收、消化“西方”文化。这就形成了百多年来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对“国学”，特别是“儒学”，现在学术文化界有种种的看法，我简单作点介绍：
（1）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战”，“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们国家实现所谓的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
（2）对这种观点有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自由主义派”，他们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当代*政治的反动，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会让中国成为一个儒教的伊朗，“企图将儒教意识形态化，为专制主义服务”。另一是来自*主义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真正的救世主只能是*主义”。
（3）还有一些学者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充分的肯定。例如现代新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适合现代*政治的“外王之道”，而且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所谓“良知的坎陷”）可以发展出认识论的系统。也还有人认为，“三纲五常”仍有其价值。1994年杭州会议上，杜维明放弃了认为“三纲”有价值的看法，而认为“五常”还有价值，这是他的一个改变。还有关于“文化中国”的问题，杜维明提出这一想法，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其意义，但他把“文化中国”分成若干圈，核心圈为“大陆”、“台湾”等；第二圈为海外华人；第三圈为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各国；第四圈是研究和欣赏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等等。但他有个观点是可讨论的，他说：“文化中国的范畴很广，有一批与中国没有血缘关系，但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的，也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像释迦牟尼、*等。”这也许很成问题。如此类推，可以有“文化欧洲”，“文化美国”，而中国的思想家，如孔、孟、老、庄等，在他们那里有影响，也就是他们的一部分。
（4）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的地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等等。
到底对儒家思想应如何看，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今天对它有多种看法，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因为学术文化问题只能在自由讨论，在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实现，在不断的理性的对话中前进。
儒学的现代意义（3）
当然，我自己对“儒学”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否对，要在讨论中得到检验，它也只是众多之家的一家之言。对于学术文化，我有几点根本的看法：第一，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的，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儒学也是一样。因此，“儒学”必然在某些方面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具有普适意义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以现代的诠释。第二，虽然思想文化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是，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哲学问题和他们的哲学思考并非都不如我们今天的，有些问题很可能是万古常新的，例如中国哲学中讨论的“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现代中国哲学讨论的主题之一。第三，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的里程碑。”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才能适时的发展，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从我国历史上看，印度佛教的传入已经证明这一点。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当然是他们的优秀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第四，要有文化的主体性。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必须扎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理解和认识，充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深厚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能力。一种文化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它将或被消灭，或全盘同化。
基于以上看法，我认为，要对“儒学”进行分析，也许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它。我们可否从三个角度来看“儒学”，一是政统的儒学；一是道统的儒学，一是学统的儒学。
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在一起，无疑它对封建集权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在儒家思想中特别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这虽有可取的一面，但却流于把道德的作用绝对化，而使中国一直是“人治社会”，而很难实现“法治社会”；而且很容易使政治道德化，而美化政治统治；又使道德政治化，使道德为政治服务。当然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政治哲学也对消解专制统治起限制作用，如“以德抗位”，“民为贵”、“诛一夫”（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往往也可以用“天”来压制君权。“畏天命”，要对“天”有所敬畏，甚至“天人感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起抑制“皇权”的作用。天降灾异，有臣子就上书警告皇帝，于是皇帝不得不下罪己诰。但总的说来儒学在历史上被政治利用起的消极作用更明显。特别是“愚忠”，“吾皇圣明，臣罪当诛”，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所以对儒学在受政治利用的情况下，问题较多。
“道统”的儒学：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文化派别，其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产生影响，必有其传统，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看，儒释道三家，都有其传统，因为有传统的学术文化它才能不断发展。儒家是更为自觉地继承其传统，它以继承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传统为自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因此，我们今天当然也应自觉地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但是对自身“道统”的过分强调就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而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而历史上某些异端思想的出现，恰恰是对主流思想的冲击，甚至于颠覆，这将为新的思想开辟道路。儒家从总体上说，是比较有包容性的，如他们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但有时也存在强烈的排他性，例如孟子的“拒杨墨”，批评杨朱和墨子“无父、无君”这就过分了。又如韩愈的排佛。佛教在当时确有问题，浪费国家财力过大，但韩愈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让僧尼都还俗，佛经都烧掉、佛寺都改为民居），也有点过分吧！因此，派性过强不大好。
儒学的现代意义（4）
“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传统，是指它的学术理念，也许在这方面，儒学的正面价值比较多，它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比较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在当前甚至以后，都不应把它意识形态化。学术最好归学术，不应依附于政治，不能定于一尊，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我们对古来圣贤为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源必须经过分析，并给以现代诠释，以揭示其既能对我们当前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又能对全人类社会合理和全面的发展有普世意义，儒学必须“日日新，又日新”才能成为我们的真正精神财富。
当今社会的问题
对于一种学说作出价值判断，当然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考虑，可以从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等方面来考虑，但是也许最重要的应是对它的价值做哲学的判断。为此，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社会国家、当前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以此作为我们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
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有什么？我想，归纳起来有三大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目前人与自然的矛盾已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包括人我问题（人与社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三是人自身身心内外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前人类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人自身的矛盾。而这三个问题应和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和当今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我认为，我国儒家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这三个哲学命题，可以说为我们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了某些宝贵的思路和应该特别重视的思想资源。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光靠儒家思想都可以解决。
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时，我们回头看看20世纪的历史，可以发现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是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世纪，是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但同时又是充满矛盾斗争的悲惨世纪。在这百年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因战争非正常死亡的人何止几千万，大量破坏了人类多少世纪辛勤建造的文化遗产。而我们的国家，在百多年来经历了种种苦难，同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从文化上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对传统几乎全盘否定，而又拒绝吸收西方的某些先进文化，致使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道德真空”、“环境污染”、“金钱拜物教盛行”，等等，这些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不能不引起世人高度重视。那么如何办？我想，不仅我这样想，而且许多学者都这样想，我们能不能从我们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中发掘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某些思想资源？许多学者在努力寻求。当然，必须注意，我们决不能认为思想文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认为思想文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就可能导致“文化决定论”，这就像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社会问题一样，而导致“科学主义”的“科学万能”歧途。因此，我们讨论“儒学的现代意义”只是说，它有些什么样的资源和思路，可以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给以某种可以思考的路径，给以一种为解决问题的提示或方向。
儒学的现代意义（5）
关于“人和自然矛盾”的问题
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个《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其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我认为，这话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将会遇到严重的危机。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虽然可以给人们造福，但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在他们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大量破坏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掌握了毁灭人自身的武器。对自然界的无量的开发和破坏，资源的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环境污染、人*涨，生态平衡的破坏，不仅造成“自然和谐”的破坏，而且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已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这种情况的存在，应该说和西方哲学“主—客”（认识的主体与认识的客体）二分的思维方式有关，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儿的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儿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这就是说，西方哲学长期把精神和物质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学以“外在关系”（“人”和“自然”是互不相关的二元）立论，或者说其思维模式以“心”、“物”为独立的二元，研究一个可以不牵涉另外一个。这就是说欧洲（西方）的思维模式从轴心时代的柏拉图起就是以“主—客”（即“心—物”或“天—人”）二分立论。然而中国哲学在思维模式上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也是在轴心时代就以“天人合一”（即“主客相即不离”）立论。中国哲学的源头之一可以说是《周易》。在1993年于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
礼，交之行述也。
乐，或生或教者也。
书，□□□□者也。
诗，所以会古今之诗是也。
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
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
这些竹简大概是在公元前300年前的东西。从这个记载看，“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说《周易》是研究天道（天的规律）和人道（人类社会的秩序）会通道理的书。这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研究“天”不能不牵涉到“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其实在《论语》中也已经透露出这一消息，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虽然没有听到过孔子讲“性与天道”的言论，但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说明当时人对“人性”（人）与“天道”（天）的关系问题十分关注。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上看，人们最初遇到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界”（天）的关系问题，因为人要生存就离不开“自然界”。所以在中国古代一直都在关注“天人关系”问题。当然对如何处理和看待“天人关系”自古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主张应顺应自然；有的学者认为应利用“天”来为人服务，“制天命而用之”；有的主张“天人交相胜”；等等。但儒家思想的主流多主张“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可以说其起源很早。我们知道，《周易》本来是一部卜筮的书，它是人用来占卜、问吉凶祸福的。向谁问？是向“天”问，“人”向“天”问吉凶祸福。《易经》记述了这些，所以这就成为“天”、“人”关系的书。后来，出现了对这部书的种种解释，这就是《易传》。特别是其中的《系辞》可以说是对《易经》的一种哲学解释。既然《易经》所要解决的是“天人”关系问题，那么“人”和“天”究竟是个什么关系？《系辞》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它认为：《易经》这部书无所不包，既包含“天道”、“地道”，也包含“人道”，虽然“天道”表现为阴和阳，“地道”表现为“刚”和“柔”，“人道”表现为“仁”和“义”，但是这三者的道理是统一的，都是乾坤的表现。宋儒张载说：“三才两之（三才指‘天’、‘地’、‘人’），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也，阴阳其气，刚柔其形，仁义其性。”《易》把天（地）和人统一起来看，所以天人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体。为什么用“乾”、“坤”来表述“天”、“地”、“人”的统一，这是由于《易传》有个看法，因为“乾”是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坤”是指“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因此，“人”对“天地”（天）负有特殊的责任。“人”应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来担当天地所要求的大任。张载说，“天道”和“人道”从“道理”上说是统一的，如果要知道做人的道理不能不知道“天地”的道理，能知道“天地”的道理，也就可以知道“人”（社会）的道理。所以宋儒对“天人合一”思想发挥得更加深刻了，例如程颐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照儒家看，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更不能把“天”、“人”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不能研究其中一个而不牵涉另外一个。朱熹说得更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初产生时，虽然得之于天（由天产生的），但是一旦有了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一个责任。如果没有“人”如何能体现“天”的活泼气象，如何体现“天”的“自强不息”和“地”的“厚德载物”呢？所以人应该知道“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能分割为二。所以《郭店竹简？语丛一》中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知道了“天道”（自然运行的规律）和“人道”（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这样才叫做知道“天”和“人”有一个统一的道理，然后才可以知道“天”（天道）和“人”（“人道”，社会）发展的趋向。孔子说“知天命”；就是说“人”应知道“天”的运行发展的趋势。孔子又说“畏天命”，要对“天”有所敬畏，不能随便破坏“天”的发展规律。因为中国哲学一向不把“天”看成一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