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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的看法和意见：“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那么，党的状况是怎样呢？“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许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来解决是不行的。”所以，“把省委的领导建立起来，使省委说话有人听，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这样的政治状态，不仅自身无法正常运行，而且也无法启动和推动改革开放。所以，中国30年发展必然是以变失效的政治为有效政治为行动的起点。前面提到的197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为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就是创造这样行动起点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提出的以*为前提解放思想，促进改革；以*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保障改革，推动发展的思想，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战略贯穿改革发展30年的全过程。在这个战略下，中国探索和实践着通过有效政治创造有效发展的中国转型发展之路。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13）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转型发展来说，有效政治是通过在政治建设和发展中不断创造政治有效性来实现的。这种创造主要围绕政治领导、政治治理、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来展开，其着力点都在制度建设，即力图通过制度积累、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来提升政治能力，健全政治治理，巩固政治稳定，深化政治发展。因此，中国实际展开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虽然核心目标是*与法治，但其行动原则是创造有效政治，保持和提升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有效性。这一点也能够从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原则中得到充分说明。在这个原则中，*与法治建设不仅要服务它们自身，而且要服务于党的领导；反过来，党的领导也是如此。显然，坚持这三者有机统一的目的就是要充分保证政治力量和资源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推动作用。从创造政治有效性出发，围绕政治领导、政治治理、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四个方面，中国30年的政治建设形成了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长久积极效应的政治发展格局。
第一，建构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领导体系。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领导力量和支撑主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同时承担起这双重角色。所以，在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关系到这个国家的转型发展的方向问题，而且关系到这个国家转型发展能否获得强有力的支撑主体问题。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变革“*”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分权于政府和社会；另一方面通过自我调整来坚持和巩固党对改革事业的领导。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党分权于社会和政府的过程，同时也是党的领导得到有效坚持的过程。显然，党的领导得以维护和坚持，不是通过权力向党集中来完成的，而是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来坚持；通过中央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和调控的有效来坚持；通过党自身的建设，尤其是通过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来坚持；通过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有效作用和积极适应来坚持。这样，经过30年的变革，党的领导不仅在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格局中得到巩固，而且逐渐形成了与新的格局相契合的新的领导体系，其根本在于把党的领导体系与国家制度体系和社会运行体系紧密地联系起来，相互适应、相互改造。在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下，在建设和谐社会战略目标下，党的领导体系巩固与发展必然会更多地从国家制度体系和社会运行体系中获得资源，因而，也就必须更多地从国家和社会的要求出发来完善和发展自身，以保持党、国家、社会的协调和统一，巩固党领导的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
第二，建设以法治为根本的政治治理。政治治理是国家政治主体通过权力、组织与机构的运作，创造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的治理过程，其产品主要是权威、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改革前的政治治理，主要通过权力集中所形成的政治强制来实现，因而，这种政治治理常常是单向度的作用，而且是领导者个体意志的作用。改革开放伊始，基于启动*，推动改革的需要，政治治理就首先开始变革，强调法律和制度在治理中的重要性。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全面改变治国方略，推行依法治国，从而开始创造以法治为根本的政治治理，并力图使政治治理从权力的单一、单向作用过程，发展为依法进行的多方参与、协商与合作的治理过程。转型发展过程中政治治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两个方面：即职能重构和权力*。这是两个既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挑战。如果政治治理不能有效容纳这种挑战，那么，它必然面临失败的命运。尽管这种容纳的渠道和空间是多元的，但最为关键的还是法治。在中国，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因而，法治不仅体现为依法治国，而且体现为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性安排，使得各自都有自己的边界和约束力量，而这种边界对于各种政治主体的职能定位和权力空间的划分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14）
第三，创造有活力的动态政治稳定。在中国的30年发展中，稳定与改革和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稳定，就没有改革，更没有发展。然而，这种稳定不是孤立的，它与改革和发展统一在一起，所以，其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稳定、是发展的稳定。稳定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从稳定的大局来讲，任何一方面的不稳定，都可能造成全局的不稳定，所以，任何一方的稳定都必须以另外两方面的稳定为前提；换句话说，任何一方的稳定，不仅要考虑到自身的状态，而且要考虑和适应另外两方面稳定的需要，而这一切又都必须在创造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为此，中国把改革和发展，包括政治建设，都置于推动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路线和行动原则之中。基本路线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兴国之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国的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强国之路。这个基本路线犹如一个大锚，保证了中国这艘大船的稳定。至于行动原则，就是时刻强调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三者有机统一，以便实现统筹全局，把握过程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基本路线和行动原则从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奠定了中国的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取向、发展进程和行动原则，以保证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以政治稳定创造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显然，这种政治稳定不是固守，而是发展；不是静态，而是动态。因为中国发展的使命要求这种政治稳定在创造发展全局稳定的同时，还要创造出两大活力：一是党和国家的活力；二是人民群众自主创新和发展的活力。基于活力的要求，这样的政治稳定必然是在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适应、相互促进中实现，即在政治能够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基础和空间，同时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在能为政治创造基础和空间的良性互动中实现。这必然对政治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四，创造有序的可持续的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取向都聚焦于发展社会主义*，强调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体来说，就是从中国既有的制度出发，通过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来增强*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来满足不断提高的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制度的巩固和*生活的丰富。既然是在坚持既有*制度基础上发展*，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发展*，那么中国的政治发展就必然是有目标、有根基、有领导的发展，这种发展具有内在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至于作为直接推动政治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始终都坚持稳妥推进的原则。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做了全面的概括：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最好的txt下载网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15）
中国30年的政治发展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并由此形成了其特殊的发展形态、格局和原则。很难从价值上对其作出好与坏的简单评价，但就其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整体效应来看，任何人都无法作出中国的政治发展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是背道而驰的结论。而且，从世界大国成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中国30年政治发展所创造的政治效应，在整体上是积极的，符合这个国家成长所在历史方位对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要遵循政治发展的自身逻辑
对后现代化国家发展来说，其发展同时面临着现代化和*化两大任务，因此，如何解决好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考验着这些国家的战略水平、发展能力与治理质量。中国30年发展从本国实际出发，结合现代化和*化的基本规律，走出了一条有效政治创造有效发展的道路。过去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适合中国，但其意义和价值不限于中国。从中国的30年实践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这样的道理：*化是现代化的必然，但能够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化，一定是既能带来政治进步，也能带来经济和社会成长的有效政治发展。
虽然在过去30年发展中，我们在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大局中为政治发展寻找了合理的定位，并使其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已经解决了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从整体上讲，我们目前还是通过既有的制度、组织和价值资源的开发来保证政治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然而，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更深入、更全面，其提出的政治发展要求也必然会更深刻、更彻底。这种挑战迟早要来。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发展在保持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有效性的过程中，也还应该从政治发展的自身逻辑出发，思考和部署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目标与进程，这其中必然涉及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系列核心问题。有些问题可以用水到渠成的办法来解决，而有些问题则必须有观念、体制和机制的突破。政治生活的主体是个人、生活与国家。政治的有效发展，不仅要有效满足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且也要满足个体发展，即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需求。可以预见，随着人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政治建设与发展必然要更多地从人的发展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划和部署，这就要求有更为全面、深入的*化发展进程。中国实行的是人民*，其本质就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做主的权利要求必要会对中国的*化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虽然有效，但其所面临的*化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林尚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1）
中国转型期*和反*问题
何 增 科
中国转型期*状况透视
*的定义尽管众说纷纭，但国内外学术界比较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这一定义通俗地说就是以权谋私。根据这一定义，*行为的构成要素有五个：一是*行为的主体，通常是公职人员；二是*行为的动机或目的，通常是追逐私人利益；三是*行为的手段，通常是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四是*行为的方式，通常是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五是*行为的后果，通常是公共利益或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目前被中国有关部门归入消极*现象范畴的现象包括四大类：（1）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特别是其中的经济犯罪；（2）部门和行业性以权谋私的各种“不正之风”；（3）利用公款进行的奢侈性消费和挥霍浪费的不正之风；（4）党员干部腐化堕落、道德败坏行为等。将*行为区分为*犯罪行为和一般性质的不正之风是消极*范畴的一大特色，同时被归入这一范畴中的种种腐化堕落道德败坏行为如不涉及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则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现象。中国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其上述*行为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具体来说，中国转型期*行为的主体既包括公职人员个人，同时也包括公职人员所在单位甚至部门或行业，所谓单位犯罪、部门或行业性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等就反映了*行为主体的集团化特征；*行为的动机或目的，既包括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也包括单位利益、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等局部利益，所谓公贿、单位犯罪、“跑部钱进”等行为追逐的就是这种超越纯粹意义上个人利益的局部利益；*行为的手段，既包括利用担任公共职位的职务上的便利，同时也包括支配公共资源的职务便利以及利用职能部门的机构性权力的便利，来追求私人利益；*行为的方式，既包括违反法律或党纪政纪而滥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更包括大量在合法外衣下以权谋私的行为，后者违反的是公认的道德规范，所谓“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和公款消费等行为就是这种合法不合理的行为；*行为的后果，作为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行为侵害的主要对象是以国有资产为主体的公有财产，其次才是公民的私人产权和其他权利，此外，所谓的不正之风比*犯罪危害更大，因为它以法定的机构性权力和资源为后盾，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强制性力量，纠正起来难度特别大。（见表1，略）
转型期政治*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而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我们将根据这些不同的标准多角度地透视*行为的各种不同类型。（1）根据*行为主体的性质和数量，可以将*区分为个体*和群体*，后者是指某个或某些单位的公职人员大规模地或集体性地从事*活动，诸如“窝案”、“串案”、单位犯罪、部门或行业性以权谋私行为等就属于群体*的范畴。（2）根据*行为主体的层级分布状况，可以将政治*区分为高层*（省部级以上官员）、中层*（县处级以上）和基层*或低层*。（3）根据*行为发生的领域或部门，可以将*区分为政治和行政领域的*、经济领域的*和社会领域的*并可在每一领域中进行细分。（4）根据*行为动机的不同，可以将政治*区分为逐利型*、徇私型*和因公型*。（5）根据不同形式*的制度性成因的差异，可以将政治*区分为传统型*、过渡型*和现代型*。（6）根据*交易中各参与方的得失情况，可以将*区分为互惠型*（又称交易型*）和勒索型*。（7）根据*行为违法违纪程度和直接危害程度，可以将*区分为轻微*、一般*和*犯罪，后者又可细分为普通*犯罪和严重*犯罪。（8）根据领导层、官员和民众对各种*行为的宽容程度排序，可以参照美国学者海登海默的分类法将*区分为白色*、灰色*和黑色*。（见表2，略）
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2）
衡量中国转型期政治*的程度可以采取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所谓主观测量法简单地说就是主观态度测量法，即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实地访谈、网上调查、电话调查等多种方式调查了解各种不同社会集团人们对政治*实际程度的主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估*状况的指标体系。这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种做法。所谓客观测量法，主要是通过对历年来各种反*机关查处的*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来测量政治*程度的方法。*程度可以用两组指标来衡量，一组是由*行为主体的层级分布和数量分布状况反映出来的*频率，另一组是由*案件发案数量及其所造成的损失反映出来的*的规模。*的频率可以由受到查处人数在公职人员总数中所占比例及受到查处的一定级别公职人员在受查处公职人员总数中所占比例，同时再加上作案而未受查处人数的比例来测定。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不是一种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补充和印证的过程。主观测量法作为对民意的一种反映适合于对各个地区或部门的*程度的总体评估，客观测量法则适合于分析政治*程度的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无论运用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来衡量中国转型期政治*的程度，都可以发现政治*的程度在转型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波浪式发展过程，我国目前正处于*的高发期和多发期，在国际上属于*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从一些国际组织运用主观测量法对世界各国*状况的分析来看，我国的*状况比较严重。胡鞍钢教授和他的博士生过勇就四个国际组织五种*评价指标即《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Bribe Percepiton Indicator）、世界银行的*控制指数（Control of Corruption）、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CR）指标、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