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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仅在原发内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是如此，在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成功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背后逻辑也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在考察了东亚发展奇迹后，都不约而同地形成这样共同的判断：东亚各国独特的政治形态对东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加坡的发展奇迹就为这种判断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在新加坡的治国理政者看来，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好的政府”，而“好的政府”的标准是：“必须廉洁有效，能够保护人民，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取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过美好的生活，培养孩子，使他们取得更好的表现”。所以，东亚各国的成功发展与其将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并保持政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有效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代化的发展决定了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内在取向：*化。现代化的模式化，往往带来*化的模式化，而*化的模式化则必然是*的西方化。现代化所激发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动员，加上西方国家所形成的全球性的*化动员，很容易在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诱发*化的狂飙突进。实践证明，在这样的政治发展中，治国理政者往往既不能有效把握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不能有效把握政治发展的大格局，结果导致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受挫或失败。实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历，都充分证明了这样一条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原则：无力驾驭*化，也就无力驾驭现代化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启动*化是一回事，驾驭*化又是另外一回事。前者可以从理想与价值出发，能够创造爆炸性的动员和革命性的变革；后者则是从发展与秩序出发，要创造新体制、新秩序与新发展。启动*化容易，驾驭*化难，当然，使*全面制度化、法律化，并最终巩固下来更难。在这其中，驾驭*化最为关键。要有效驾驭*化，就必须将*化所提出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要求与本国实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发展战略与发展议程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保证*化的政治发展能够保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东亚的发展表明，如果实际的*化进程能够保证经济与社会发展，那么，*化本身也能因为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而获得更好的发展基础与资源。 。 想看书来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4）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政治发展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治要有效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除了要有效驾驭政治发展的*化进程之外，还要充分有效地提高政治解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能力。美国经济学者西蒙？库兹涅茨就指出，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变化，往往会孕育群体与阶层之间的冲突。库兹涅茨认为：
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冲突会导致公开的内战，美国内战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和现在某些欠发达国家中，类似的例子也不少。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价，而且肯定不至于造成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长期被削弱的情况下解决这种冲突，现代的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主权国家具有以忠诚和感情一致为基础的权力，简言之，即现代民族国家，在和平解决由于经济增长而引起的冲突时起着关键作用。
经济增长需要一个稳定而灵活的政治和社会框架，它能适应迅速的结构变化，并解决由此产生的冲突，同时又能鼓励社会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些群体。这样的框架并不是那么容易迅速建立的，即使现在的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也为此做了长期的斗争。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它们还要为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长期的试验和斗争。现代经济增长已经达到的程度与可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差距有所扩大，于是这一过程将会变得更加激烈。
虽然发达国家的发展给了发展中国家许多有益的示范效应，但是，这种示范也不是绝对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现代化从外部对其刺激和诱发而形成的，同时为了赶上时代的步伐，其发展往往是赶超型的，因而，不论其发展的战略、形态、路径与进程都不可能相同于发达国家。实际上，即使是发达国家本身，各国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就政治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政治有效作用的依赖性更强。这种依赖性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化建设与政治发展，不仅要给民众更多的*化空间，而且要给社会一个更加有效的政府，在一定的条件下，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于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他们对政府的依赖和期待要大大强于发达国家。美国学者在考察了东亚奇迹之后，深有感触地指出：
在现代的西方，我们习惯于认为，政府并不促进经济增长。……我们不相信个人，也不信任庞大的政府，我们甚至拆除了那些正是可能有助于个人在外部世界进行成功竞争的组织机构。东亚人饶有兴致地看待这些组织形态。他们对组织对政府具有不同的但要肯定得多的观点。……他们相信，政府对人民的安居乐业负责，他们建立政府机构不是在企求施舍福利，而是要求创造福利。当代的东亚各国政府均以国家的名义鼓励生产、保护民族工业、把人民团结在经济事业的周围。东亚的各个社会正在沿着多种途径向着未来以经济为关键的现代世界加速迈进。不像我们，他们并不害怕集中和信奉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
当然，即使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从来没有把对政府的期待完全代替对*化的期待，只是他们内心更能够把这两种期待有机地结合起来，前提是现实的政治建设和发展能够创造有效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5）
政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我们不能因此将政治的作用片面化：既不能把政治发展扩大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例如，把*化绝对化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也不能把经济与社会发展完全维系在国家的权力和政治的作用上，让政治与权力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应该看到，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管怎样都要求政治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迈向*化。因而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对社会的作用，应该体现为*化取向下的政治对经济和社会的有效作用。这就要求实际的政治发展应该在*化的逻辑下，通过有效的政治发展，创造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有效作用。
政治建设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
任何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其现代化发展都不能脱离其自身的历史。对于许多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说，虽然其现实的发展已完全不在其传统的历史逻辑上，但是其发展之根依然连接着其历史的血脉。历史虽然不能完全决定这些国家的现在与未来，但其深层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影响往往直接作用于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精神结构、生活结构和治理结构。精神结构涉及个体与民族的基本信仰与认同；生活结构涉及个体、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与互动；治理结构则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与原则。这三个层面的基本结构都在历史中形成，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并通过生命和文化的承继而对当下产生影响。就治理结构而言，这涉及政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政治都会对社会发展起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由于其基础结构不同，这种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也就不同，因而，也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社会建设现代国家的基础与逻辑。在中国，这种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中国悠久的历史铸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不仅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结构和生活方式，而且通过其内在的治理结构决定了政治要素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属于东方社会，农耕社会是其文明成长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在这样的文明成长的环境下，国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由此在古代中国锻造了一个强大的官僚主导的行政性帝国。在这样的帝国中，*看到了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
*描述的景象基本上与中国帝制时期相吻合。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下，政府的统治是一个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治理的善恶关系民生的苦乐，政权的稳定关系帝国的分合。中国的千年帝国维系于前后相因的千年政统。这个政统源于中国文明的成长，基于宗法社会、皇权专制、官僚统治和儒学主导的有机统一，在帝国时代，它超越了王朝更替、国家分合、政权流转，成为维系这个民族与社会于一体的内在整合体系。然而，到了近代，面对现代化的冲击，这个体系则无法超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实现自我的转型，结果，在经历了几番挣扎之后，倒塌解体。辛亥革命埋葬了帝国体系，结束了千年政统，迎来了共和*与现代化的新历程。由此，中国开始了现代国家的建设。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6）
帝国体系的崩解是历史的必然，而且这种崩解是相当彻底的。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对国家权力依赖这种基础性治理结构，并没有随着帝国体系的崩解而消失，相反，它依然决定着中国现代型国家的成长。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由于传统社会是在帝国体系下被整合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自身没有强大的力量和机制来推动自身的整合，所以，这个社会的组织与运行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是这个社会的内在属性。这种依赖决定了帝国体系解体之后的国家建构，首先要建构的是国家权力核心，并通过这个核心建构基本的秩序（林尚立，2005）。也许这个国家建设逻辑对于任何试图迈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都是适用的，但在中国，这个逻辑所形成的政治要求似乎更加迫切一些。为此，孙中山先生在当年提出了“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政治发展议程，其背后的逻辑就是：首先要通过强制力确立国家的权力中心，并形成发展的基本秩序，进而通过政党的力量来整合和教化民众，推动社会的*化和现代化建设，最终达成宪政*。辛亥革命开启的*共和一直无法使国家得以成长的事实，使孙中山先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重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并保持其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是中国*共和与国家建设得以实质性推动的关键所在。孙中山将其所领导的革命和*共和实践与苏俄的革命进行比较后认为，他的革命和国家建设之所以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功，教训有二：其一，革命党不强，没有苏俄那样有组织、有力量、有理想的政党，为此要改造国民党；其二，没有革命军，没有能够为政党的目标而奋斗的革命军，为此要建革命军。国民党的改组和黄埔军校的建立，是孙中山晚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量身定做的政治杰作。他留下的这份政治遗产，不仅开启了北伐的征程，而且也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为它奠定了*建设中的党政军的基本体制，以及以政党和军队为核心的国家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然而，在此后的实践中，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由于自身的分裂和*，没有对中国的革命和国家建设形成有效的政治支撑。政治的无能和腐朽，不仅使国家的现代化成长受挫，而且也使孙中山先生亲手创立的政党和军队走向彻底衰败。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掌握国家政权，开启了新一轮国家建设。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战争胜利后，它也就自然成为国家建设的决定因素。党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制度体系，恢复了在长期战争中停止下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重新组织了社会，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党的组织以及党所掌握的国家权力成为党创造新社会、新国家的决定力量。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社会发展取决于国家权力作为的治理结构，在这里以新的形式再度展现出来。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恢复和发展，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治理结构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基于这样的治理结构所全面启动的“大跃进”，由于违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和中国发展的实际国情，在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遇到严重挫折。“大跃进”的挫折诱发了政治上的危机。危机一方面使政治开始脱离经济与社会的要求，步入了“唯政治”的政治建设道路；另一方面危机所引发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在“唯政治”的作用下，都逐渐转化为政治问题，从而最终导致“*”，而“*”对现有体制的全面冲击，使整个政治体系失效。显然，危机所引发的这两方面后果，使原先能够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党和国家体制以及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逐渐失效，并陷入危机。“*”的结果说明，这种危机不但无法促进国家建设和发展，相反，使国家陷入崩溃的边缘。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7）
可以这样说，自清末以来，不论是在传统的帝国体制下，还是在*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危机，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源于政治的危机与失效，而摆脱危机的最重要前提，就是重塑国家的权威力量和领导核心。所以，“*”结束后，为了彻底结束国家的混乱局面，重新推动国家的建设和成长，在*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新确立起党对社会的全面领导，重新增强国家政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使失效的政治重新获得对经济与社会的保障和推动作用。面对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国家力量在其中所起到的有效作用。这30年的发展事实再次证明：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是中国国家成长的关键。
中国是一个有历史的大国，其内在结构多样、层次多重，因而，其一体化发展需要有效统一的制度和有效的国家权力；中国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其内在的社会力量无力支撑转型，而外在的压力则要求快速转型和发展，因而，其现代化发展需要政党的组织力量支撑和有效领导；中国是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虽然其人口众多、资源条件有限，但其发展的内在取向要求全民能够共享幸福和繁荣，因而，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国家统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巨大的规模、深刻的变迁和快速的发展所引发的挑战和问题都必须在当下的时空中得以协调和解决，这就更加要求国家的领导力量和治理资源能够时刻保持其内在的有效性，以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作为一个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国家，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推动着国家成长，但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成长有中国自己的逻辑。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结构与要求，决定了这个逻辑的核心就是：用有效的政治力量，推动和保障中国这个大国的成长。
创造转型发展：权威、秩序与活力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成长先后经历过三次大的转型发展：首先是辛亥革命前后所形成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专制走向共和的转型发展；其次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所形成的从新*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型发展；最近这次是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这三次转型发展先后解决了中国三大基本问题：第一次转型发展解决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取向问题；第二次转型发展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取向问题；第三次转型发展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取向问题：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探索从计划迈向市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每一次的转型发展都使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境界。相比较而言，第三次转型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与国家成长体现得更加深刻、全面和具体。这固然与第三次转型发展有前两次转型发展所形成的基础有关，但也与第三次转型发展第一次实现了权威、秩序与活力的高度有机统一有关。反观前两次转型发展，可以看到，这三方面的要素都没有在转型发展中获得有机统一，并形成强大的发展动力资源。第一次转型发展，虽然创造了一个新的秩序体系，但由于缺乏应有的权威力量支撑，新的秩序体系既不能获得有效的巩固和完善，也不能激发出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第二次转型发展，虽然确立了强大的权威力量，但由于缺乏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秩序体系选择和社会活力激发方面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结果强大的权威没有形成强大的发展。只有到了第三次的转型发展，权威、秩序和活力才获得有机统一，从而创造了中国30年大发展的奇迹。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8）
中国的这三次转型发展都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任何社会所出现的任何形式的转型发展都离不开权威、秩序和活力这三大基本要素。权威力量的存在是转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