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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信息中心的测算，2005年国际油价上涨将导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减缓～个百分点，国内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个百分点，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4个百分点。第二，国民财富净溢出上千亿元。单纯由于涨价因素，相当于1 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国民财富转移到产油国和国外石油巨头手中。第三，增加居民消费支出。第四，加大相关企业生产成本。第五，恶化中国外部经济环境。客观地说，作为需求大国，中国正在以其强大的支付能力为世界承担高油价的部分成本，防止了石油危机的发生。中国拥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足够弥补石油贸易的巨额逆差，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又有很大一部分回流到了美国市场，这就实现了美元的循环。所以说，中国以其良好的信誉和强大的支付能力为国际石油贸易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进口的能源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又出口到了国外，即能源再出口的比例较大。据李众敏、何帆的估计，中国的石油进口中有大约20％以上是为其他国家进口的。并且，中国与个别国家之间能源再出口比例可能呈逐年扩大趋势。以美国为例，中国的主要能源产品对美国的再出口水平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2002年中国煤的再出口比例为23％，而对美国的再出口比例为40％；2004年中国天然气的再出口比例为37％，而对美国的再出口则为45％。中国的石油进口中，至少有24％是为美国的消费者进口的。按中国2004年每天进口原油290万桶计算，中国每天为美国进口的石油为万桶。
能源再出口比例较高意味着中国要确保支付能力的可持续性，并要努力保持稳定的能源进口渠道和价格，尽可能地避免国际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同时，中国对美的高能源再出口比例也给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扩大合作、减少冲突提供了契机。
石油成为被投机的金融产品导致价格脱离基本面。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的发展速度很快。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20％。当前，国际市场上仅对冲基金就有8 000多只，约持有1万亿美元的资产。国际市场充斥着数量庞大、行踪神秘的热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股市走牛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出现货币金融危机等皆与此有关。张宏民等指出，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衍生工具，石油期货交易的迅猛发展使得石油价格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石油商品的供求关系的束缚，而呈现出其独有的价格运动规律。陈淮指出，国际套头基金之所以选择石油作为炒作的对象，主要是因为石油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弹性都很小。一方面，石油生产受到资源赋存和产能建设条件的制约，不可能随着石油价格的波动而快速调整产量；另一方面，石油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消费者在石油价格波动时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能源，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石油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油价波动的反应都需要一段时间，这就给了国际套头基金以可乘之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10）
（二）可获得性风险
稳定的石油供应意味着经济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获得了稳定的动力来源，政府的石油政策带有谋取国家利益的色彩，因而旨在获得稳定的石油来源的石油政策成功与否成为政府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也是一国石油政策的核心目标。以石油公司为代表的企业界则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以谋取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其获利行为依赖于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因而它们有动力积极影响对外政策的决定。油价过高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甚至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石油需求部门在面临高油价的时候往往也会给政府施加压力，使得政府能够通过对外政策调整维持油价的稳定，进而维持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政府实际上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其对外石油政策经常表现出围绕核心目标的摇摆。这种摇摆取决于国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博弈，也取决于它们给政府施加压力的大小。石油消费国为了保证本国长期的能源供给竞相储备，或者限制本国开采量，或者进口石油等，加剧了全球能源的紧张局面。按照IEA的要求，各成员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应该不少于上年90天的平均进口量。实际上，各成员国的战略能源储备都超出这一水平，日本、德国的战略能源储备分别为169天和127天（2001年数字）。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国。
在国际市场上，由于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等因素而产生的供给中断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依靠自给自足来维护能源安全。泰坦伯格则针对尼克松的“自给自足计划”指出，自给自足不能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他认为，由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成本低于自给自足所引发的成本。首先，禁运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对禁运所产生的损失的预期取决于禁运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禁运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从利益冲突小的国家进口比较安全，这也是美国如此关注墨西哥的石油资源的缘故。其次，可以采取措施来降低由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成本，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是一种临时措施。不过，即便建立了充分的石油储备，安全成本也不会为零。再次，加速国内供给量会使未来消费者的资源拥有量减少，从而增加使用者成本，解决了短期的脆弱性却给未来带来了更加严重的问题，未来的国家安全成本会更高。
在目前的世界能源格局下，既然存在一个国际市场，中国是可以以市场价格购买到所需能源产品的，维持供应来源的稳定性有以下几种渠道。
第一，直接投资。其好处是主动权在握，风险在于东道国的政治社会环境通常不稳定。作为消费大国，中国在全球寻求稳定、多元的能源供应，会被视为加剧了能源进口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弱化了原有能源进口国的谈判能力而增加了出口国的谈判筹码。同时，与中国进行合作的能源出口国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传统盟友，中国涉足与这些大国盟友的能源合作往往会被视为对大国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侵犯。比如，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就被视为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与中国进行合作的能源出口国也有许多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视为“问题国家”，如伊朗、苏丹、阿曼、也门等国家。假如这些国家出现了内战、*和危机，中国是该对此进行谴责和批评，还是默认和不表态？中国是该选择和当地原有的政权合作，还是支持可能上台的新势力？在和这些国家合作的时候，中国明显地缺乏改变这些国家行为的能力，也缺乏和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王牌，因此可能会因为能源安全问题把自己置于尴尬的“人质”境地。
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11）
第二，股权投资。其好处是价格波动风险得到一定补偿，但生产的决策权不在我们手里。而且，股权投资越来越受到双边关系的影响。没有双边关系的稳定，股权投资几乎不可能。
第三，战略储备。一定程度上它规避了价格波动和供应风险，但维持成本较高。目前存在战略储备与平准库存两种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是在战争或自然灾难时以保障国家石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而以平抑油价波动为目的的石油储备是平准库存。战略储备体系考虑市场化的因素，但其本身是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的，几乎不盈利。战略储备的主要经济作用是通过向市场释放储备油来减轻市场心理压力，从而降低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的可能，达到减轻石油供应对整体经济冲击的程度。对石油进口国而言，战略储备是对付石油供应短缺而设置的头道防线，但其真正的作用不在于弥补损失的进口量，而在于抑制油价的上涨。
第四，市场即期采购。它无法规避价格波动风险，但可以避免东道国的政治变动风险和储备成本过高问题。即期采购会将长线需求在短期内迅速释放，从而客观上为国际炒家提供了做多“中国题材”的机会，“能源威胁论”因此产生。由于无法借助期货市场实现风险规避和对冲，在国际价格处于历史高位的时候，抛开国际市场，发展同能源生产国的双边关系乃至结盟以获得稳定供应来源就成为必然选择。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对中国更加重视“纳入囊中的油田”而不是“灵敏而稳定的市场”耿耿于怀。越是如此，我们就越觉得不够安全；越是觉得不安全，就越对国际市场体系没有信心；越是没有信心，我们与其他能源消费国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就越激烈。
与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相比，石油运输线的分布更加不均匀。近东石油管道的历史证明，从1931年世界第一条石油运输管道开始使用到现在为止，八条国际能源运输管线中的每一条都曾经（至少一次）被关闭过。多数情况下过境运输出现的问题都与政治原因有关。
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线对中国来说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国仍然高度依赖中东的石油。但是，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和海外军事基地保障这些石油进口航线的安全。过境运输国之间还存在着为争夺油气和电力出口运输线路的竞争关系。过境运输国的经济利益在于从提供通过本国过境运输能源的过境运输服务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在实践中，过境运输国的利益会与能源出口国的利益相抵触，尤其是在过境服务费用问题上。此外，在保障过境运输的安全和自由方面，出口国和过境运输国之间的利益也会相互抵触，例如缩减能源和实行人为封锁（如海上封锁、港口封锁）等。
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方，因此，陆路管线的过境运输问题不突出，陆路能源输出国主要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中国是俄罗斯出口天然气到朝鲜、韩国和日本的潜在过境运输国家，陆路油气的潜在过境运输国家是蒙古。中国过境运输问题主要集中在海路上，即“太平洋航线”。目前，在原油进口当中，75％来自中东、非洲，10％来自南美，其余部分分别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其中80％以上的原油进口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也就是说，中国原油进口的过境运输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是国际政治中的敏感地区，其临近的中国南海海域海盗活动频繁，又是事故多发地区，因此，如何降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就成为中国对外能源合作的重点之一。目前，主要有两条运输通道正在考虑合作建设以分散中国的能源运输风险：一条是通过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或者是运河方案，或者建造输油管道；另一条是缅甸通道，即由缅甸的实兑港修建运输管道直达中国昆明。尽管关于两条通道的建设还存在诸多争论，但我们认为，多一条运输线中国就多一份主动性，少一份脆弱性。
除航道问题外，运输还涉及运输能力和运输工具。中国2005年年进口原油亿吨，成品油3 000多万吨。2006年中国原油进口将超过亿吨，预计到2010年进口原油将超过2亿吨。这些进口原油和成品油主要依靠海运。由于运力不足，目前国内油轮承担的运输量不足1/5，其余全部依靠外轮。一旦出现政治风险，大国可能不会选择封锁运输通道的方式，但很可能对承担中国原油运输任务的外国运输公司进行经济制裁，这就等于封锁了中国的运输通道。预计到2010年后，中国进口的原油和成品油将有50％由国轮运输，石油运输安全问题将得到有效改善。
通过对油价波动和世界能源格局演变历史的总结和回顾，我们认为油价波动既是国际市场供求双方博弈的结果，也是“大国”关于石油利益分配的政治安排。油价波动既反映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结构，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权力结构。世界能源格局的演进反映了两大国家集团之间“权力”的消长。斯特兰奇指出，能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是权力运作的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并且，没有可靠的能源供应就无法获得安全和财富。
中国维护能源安全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立足现有的世界能源格局并寻找自己的位置，不公开挑战、不试图打破既有的能源利益分配。在维护能源安全方面，中国可以有所作为，也必须有所作为。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本项研究可以看作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在能源领域的初步尝试，得出的结论带有很强的命题色彩，尚需要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目的在于提出一个分析框架，以便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思路。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管清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1）
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
俞 可 平
一般地说，政治发展是指为实现既定政治目标而推行的所有政治变革，它是一个走向善治的过程。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发展，把它看成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或者是政治*化的过程，或者是建立法治国家的过程，或者是政治制度化的过程，或者是政治进步的过程。正像经济发展之于发展经济学一样，政治发展也是发展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都是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在西方国家产生的新兴学派，改革开放后相继被介绍到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试图用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概念及理论来解释及分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变迁，并且很快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这些术语也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常用概念。但与“经济发展”概念不同，“政治发展”概念虽然在学术界广为使用，但在*十六大之前被长期排斥在官方文件之外。*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召开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党的全会报告中首次强调了“政治发展”的概念。
在我们看来，*十七大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即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全部政治变革，包括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和基层社区自治制度、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党内*制度等。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理想状态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以下6个方面：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党内*、基层*、法制建设和政府改革。下面，笔者围绕这6个方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主要历程和重大成就，分析上述6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不走西方国家的议会道路，而实行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唯一立法机关，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才拥有立法权，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权制定和修改宪法与法律。中国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立法制度，全国性的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宪法赋予它们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基本法律的职权，解释宪法及其他法律，撤销中央和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规的职权。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相抵触的前提下，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于１９５４年，但在“*”期间遭到破坏。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恢复活动。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地方各级人大也随之恢复活动。在过去的30年中，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使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第一，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的制度建设日益完善，先后通过了关于人大代表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结构、各级人大议事规则等基本法律，并且制定了关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处理、工作规程等一系列工作制度。第二，初步确立了中国的基本法律体系。到２００８年３月，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２２９件，地方性法规７ ０００多件，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这些法律绝大多数都是在过去30年中由全国人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并颁布的。第三，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明显增强。在过去30年中，各级人大的法律监督、执法检查、预算审查、政策审议、人事任免和政策质询等，已初步形成国家权力的监督体系。第四，选举制度日益完善。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差额选举已经普遍实行，县以下人大代表已经实行直接选举，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竞争因素不断增加。第五，各级人大代表的素质明显提高。在过去30年中，各级人大代表的年龄逐渐下降，而学历则明显提高，人大代表的提案质量也越来越高。第六，人民代表与选民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人大代表工作站”，开始从制度上保证人大代表成为选民的利益代言人。
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2）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明显不适应的方面。例如，代表的提名和名额分配制度不够合理，缺少必要的竞争机制，选举层级过多，一些流动人口的选举权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