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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个场馆正在建设中。到处都在平整土地、重建，紫禁城也被粉饰一新，城市将变得很干净。最高官员保证说，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是国家大事，他们会很好地完成，完全可以令人放心。以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教训为戒，中国人十分注意排除信息传播方面的故障；在安全方面也不需要有任何担心，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可以提供许多经验。对于北京来说，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参照，那就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那一年，全世界惊奇地发现飞来了一只新的稀有大鸟——正在起飞中的经济大国日本。朝日帝国承受了二次大战失败的羞辱，它的国民在战后被很快动员起来，进行复仇——在经济方面的复仇。他们取得了成功，但最开始却是在隐密中悄悄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在世界经济增长的竞赛中已摘到了金牌（年增长率为8％~10％）。当年的东京奥运会成了首次展示日本新生工业经济的橱窗，其运作极为成功。然而，运动会还是有个缺陷：所有外国人都曾迷路，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道路没有标志牌，奥运场馆只有日语指向牌，当地居民也难以给外国人提供帮助，他们能讲的外语太有限了。
北京不会重复东京的错误，所有的北京人都要学英语！对于中国来说，2008奥运会也是向世界展示它的新面孔的机会。到2008年，将是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中国打开鸟笼的整整30周年。这只鸟从那时起开始起飞，它基本上已经离开了第三世界，正在飞向第一世界——工业大国的世界。在1964年奥运会时，朝日帝国忘记了抹去它深刻的孤立主义痕迹。而2008年奥运会时，本地区的另一帝国——中央帝国——将尽一切努力，用好客的精神来显示自己的开放态度，显示自己对于尽可能融洽地加入世界舞台的希望。如同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的崛起也引发了躁动。
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指出，中国的起飞部分地参照了日本的模式，而且“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复制了这种模式”。尽管如此，中国的起飞还是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忧虑，这是很正常、很合理的。因为如今的中央帝国绝对不是一只普通的大雁（例如日本），也更加不同于那些苏醒不久的小雁（如城市国家新加坡或台湾岛），它是一只巨雁！这只新来的大鸟有着庞大的体形，还有它的起飞时间、它选择的起飞道路，都使得它的翱翔与以前的发展轨迹迥然不同。由于中国的出现，自20世纪后半叶建立起来的全球化变得更加不稳定了。
亚洲发展模式
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法国购买玩具时看到是“日本制造”的标志。后来的10年中，很快换成了“台湾制造”或“香港制造”。到90年代，又变为印尼或泰国制造。在21世纪最初几年，如同圣诞树周围摆放的那些儿童礼物一样，人们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贴“中国制造”商标的玩具了！玩具生产的历史同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一样，说明了20世纪后半期在亚洲各地发生的奇特的产业变迁，这种变迁使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走出了不发达状态。一位名叫赤松要的日本经济学家曾用“雁行模式”来比喻上述的经济发展历程。
如同大雁组成“V”字队形飞翔一样，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相互之间间隔10~20年。有时，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很快就占据了“V”字队形的领头地位。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价格便宜、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到70年代，一群小雁（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此时，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在东京，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韩国拿走的小玩具。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软件、医药、化妆品等。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从90年代开始，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加入了飞行队伍，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
通过这种集体机制，该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掀起了连续起飞的浪潮。这些浪潮形成了世界贫穷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起点。每一次浪潮都在工业国家中引起过恐惧，有时还导致了激烈的贸易战。在80年代初，法国普瓦吉埃地区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曾扣留过日本的录像机。90年代，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一位议员举起标有“菲律宾制造”的小裤衩，试图阻止它在法国市场上的泛滥。这些自然的担心在事后看来显然是过分了。
总体来说，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家繁荣的障碍。相反，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1945~1973年之间的“光荣的30年”）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50和60年代）；90年代，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然而，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实际上，“雁行模式”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独有的，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转交给新的后来者，而后者在发达以后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
那么，面对一只新来的大雁——中国，人们现在为什么会感到害怕呢？中国的起飞战略在许多方面与当年的日本是相似的，与该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也类似。由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它依然属于“亚洲发展模式”。但实际上，人们惊奇地发现，前三代大雁的起飞战略还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没有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而是把政府变成了真正的经济领航人；通过出口来促进增长；依靠巨大的储蓄，甚至是强迫性质的储蓄，以保证国家的财政状况；尽量保护国内市场；以及发展国民教育等。如果说中央帝国令人生畏，那是因为它与这个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它拥有辽阔的幅员，赶上了独特的起飞时间，从而彻底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中国，可不是一只寻常的大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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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的利益（1）
在香港，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专家们指出，中国经济上升的故事并不是所谓的“神话”。他们认为，中国的起飞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内容，“中国不过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而已”。这些专家们解释说，如同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政策。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被它的邻居们重复十多次了。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开始生产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时，它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原因或者是工资特别低廉，或者通常不用缴纳社会保险，或者币值被低估——这三个优势因素经常还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有着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销售的所得带来了投资和富裕，促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沿海各省以及港口地区的经济持续红火，众多的西方品牌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从麦当劳到家乐福，从大众汽车到宝马汽车等），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后，对外贸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从1978年开始，对外出口额的年增长率是17％！差不多是年GDP增长率的两倍，要知道，中国的GDP增长率本身已经是出奇的高了。过去25年中，出口成了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也使中国的进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递增。1978年，中国还处在自给自足中：出口很少，进口也很少。25年之后，它完全成了开放的经济体：产品遍及世界各地，本国的商店里也充满了各种外国产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口额只占其GDP的，现在则是22％！
不过，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眼中，如果按亚太地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并不特别惊人。在起飞的前30年中（从1970到2000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4倍，从1％增长到4％。日本在起飞初期（1955~1985年）也达到同样的速度，东南亚的一些小国也一样（从1965到1995年之间）。目前，中国的出口额占其GDP的五分之一。而在同一发展阶段，日本和上述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则超过了自身GDP的四分之一！因此，美国银行界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际上还不如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开放。然而，这些分析人士在反驳别人的看法时忘记或低估了如下三个主要因素。
首先，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不能只看出口额占GDP的比例。这个比例必须与国家的大小联系起来看。国家越小，与邻国的贸易自然就越多，上述的比例就越高。例如，新加坡就只有400万人口，既无石油，又无汽车制造，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工业。这个城市国家从外国买能源、汽车和食品，用的钱都是靠出口（运输、金融服务等）赚来的。为了扩大港口的运作，它还做转口贸易，其总出口量最终大大超过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反，大国就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而不用到外国购买。所以，大国的出口总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着较小的比例。中国应当与美国进行比较，而不应当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相提并论。今天，按前述指标来计算，中国与美国几乎同样开放。如果按相应的发展程度来看，中国明显比当年的美国更为开放。
第二个被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所忽视的因素是，中国的起飞发生在全球化新阶段开始的当口——20世纪的最后20年。撒切尔主义、网络、经济自由化，以及新的技术革命给它们带来的影响，导致了世界贸易真正的爆发。日本和该地区的小“老虎”们开始起飞时，世界贸易的年增加率只有5％，到了中国进入大发展之后，世界商品贸易的年增长率已达到了10％。这股海上强风推动了中国大雁，使它更容易地展翅起飞。同时，要让它的速度比风速还快，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也更为困难。但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事情。
最后，在全球化的新阶段，国家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商品交易，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也显著增加。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出现，在80年代还是试验性质的，从1992~1993年开始，就已完全放开。这种投资在中国的起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任何一家西方大公司，只要没有在中国投资，就不能算是世界级的大公司。在过去20年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了5；500亿美元，这真是一个纪录！外国独资或合资企业雇用的人员达2；300万：比法国全国的就业人口还多。这些企业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一半，政府从这些企业那里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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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的利益（2）
在本地区所有起飞的国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像共产党中国这样对外资充分开放。日本就曾出于维护经济独立性的考虑，在长时期里禁止外国资本进入自己的许多产业部门。东京当时的政策是日本式的毛泽东主义：自力更生、支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在北京，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这样的偏执情绪，他们想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阶段的全球化。他们特别关心外国直接投资。在担任了政治局常委的那些工程师们眼中，外国投资不仅带来了国家建设工厂所必需的资金，而且带来了自己非常缺乏的新技术和管理知识。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它有自己不同的经历，是一个特例。它赶上的起飞时刻和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使它具有了很大的特殊性：它正在融入世界，这成了促进它增长的最强有力的发动机之一，而且今后将仍然如是。与比往的任何时候相比，这个国家与全世界的交往都大大加深了。
真正的巨雁
中国人每年要消费16；900亿支香烟，每年有10万人死于公路事故，在这片土地上，有170座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000万会弹钢琴的人……人们还可以继续无休止地罗列它的各种最高纪录。中国实际上自古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帝国，这些数字对它而言既不新鲜也不独特。然而，它的硕大无朋却使它的腾飞具有了非常新鲜和独特的性质，成为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与以前在工业革命中起飞的小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具有世界人口20％的大陆国家正在进入工业世界，它所产生的影响与当年占世界人口仅2％的一个小群岛国家（日本）、乃至一组小群岛和小半岛进入工业世界时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能一样的。中国的巨大将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全球化的风险。
在考虑重要的人口问题之前，先不要忘记历史和地理的因素。中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有4000多年的文明，这对于21世纪的经济并非是不重要的。中国以前经历过许多繁荣时期，它有过众多伟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它曾长期占据世界海上和陆地贸易大国的地位，也曾长期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强国。根据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逊提供的资料，在1820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5％，总产值占28％，人均收入大约是西欧人均收入的一半。
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分流”？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分流》，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4。一些人，例如彭慕兰，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而另一些人，例如英国人戴维·兰德斯，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与中国相比，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今天，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世界出现了“大趋同”的形势。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新手”，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
中国的独特还在于它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陆国家。它的领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位于世界前列，几乎是法国的20倍。它比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里）要小，却远远大于印度，甚至大于美国。中国的矿产储备量是巨大的，无疑到现在还没完全探明。它还拥有多样化的气候条件。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与别的国家不同，它很小的举动就能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很不稳定的影响，比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国家要大得多。为了满足本国的需求，中国在世界的石油和粮食市场上频频派出密使，使这些市场不可避免地火爆起来。它的巨大需求是突然出现的不稳定的根源。在世界市场上，受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工业革命虽然加快了中国追赶最发达国家的速度，但是它的追赶所需花费的时间却比此前的先行者当年所用的时间要长得多。
长期而痛苦的追赶
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
可是在中央帝国，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当然，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但是就全国而言，这样的压力还很弱。在至少十年以来，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却基本没动，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从卡尔·马克思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里，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首先，他提出了“后备军”的概念，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资本论》里解释说，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后备军”，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由于无业人群的存在，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如低工资、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降。今天的中国，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不暂时冻结。但是，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日夜加班。一位工地领导说，“如果有用人需要，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在其他地方，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这些劳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工资也相应上涨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那么工业家就会去找劳动力。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北京下令，到西部去。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话和便宜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西安、成都、武汉等），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
离开农村的农民、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