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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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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在整理日记之余,我终于把他们的事情写了下来,并希望通过这些对昔日历史的片段回溯,展示那个大时代,展示年轻知识分子在战争中所走过的艰难的历程,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处于两个截然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交流和思考……
  

一个伟大的女性
……故事真的是很老了,那是1929年初,一位坚强的女性杜健如(后改名廉维)带着六个孩子从老家回到北平,买下了这座大院子。这里曾经是梅兰芳的房产,三进套,前后有五个院子,大小十八间。一进院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带栅栏的大车门,水泥甬道,是用来走车的,两旁的空地上有竹子、杏树、和三棵高大的老槐树,一路走进去就让人感到幽静和舒适。二进门是北平传统的四合院大门,圆形的门洞,旁边是门房,门洞后是环着院子的房屋,多是用来放东西和住佣人的。三进门里才是主人们住的地方,迎面一排宽大的北房三大两小,隔开一段是东西厢房,从侧面绕过去是通往后面的两个小跨院。房子是父亲的结拜兄弟帮着看的,母亲所以选中了这里,更多的是看中了这里的幽静,它们宽大空旷,可以让她有施展的余地,她的孩子们也需要这些空地,她想要他们在这里有自由的空间,过一种淳朴的田园般的生活。
  这所院落里没有父亲的身影,只有父亲的灵堂。灵堂设在后面的跨院,是用原来的一个花房改造的。灵堂很大,长条供桌上摆放着父亲的遗像,遗像下是放大成照片的父亲亲笔遗嘱,遗像前供奉着每日与家人一样的食物水果,还有开在不同时节里的鲜花。灵堂门口一边一棵梨树,开花时满院花朵满院飘香。母亲让孩子们常常到那里去玩,那里一尘不染,充满生气,孩子们从来没有感觉到一丝阴森冷落的气息。
  父亲张基是国民党的一位将军,曾经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任教,北伐时曾出任第一集团军炮兵总指挥。他军人的辉煌生涯似乎和孩子们关系不大,他魁梧的身材却让孩子们记忆深刻:一米八五的个头,方正的脸膛——大眼、高鼻、阔嘴,永远腰板笔挺,孩子们要把头使劲地向后扬起,才能把父亲看全,在孩子们心里他真是一个很帅的父亲。
  因为小,孩子们并不懂得父亲,只记得他爽朗的笑声,记得他每次出门前告别时总要逐个捏鼻子的亲昵动作。直到有一天,这位正直的军人以一种孩子们无法理解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才知道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竟是那么宝贵。
  长大后,他们渐渐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那是1928年初,东山再起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亲自挂帅第一集团军发动二次北伐,准备统一中国,父亲受命担任炮兵总指挥。5月,父亲率部队向山东进发的途中,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调他到徐州参战。部队尚在行军途中,他只来得及自己赶到徐州,徐州已经失守。事实上,狡猾的上峰事先已打定嫁祸于人的主意。性情刚烈的父亲面对败局痛苦不堪,彻夜难眠,终于留下遗书,饮弹自尽!他本可以不承担责任,但他是一名军人,认定自己要为整个指挥系统的失误负责。那时候,母亲不到四十岁,六个孩子中最大的儿子14岁,最小的弟弟只有3岁。
  一个美满的家庭顷刻就失去了支柱,母亲痛彻心骨,追悔自己没有在丈夫身边给他最大的安慰。两个月后,北伐战争结束,隆重的悼念仪式,蒋介石亲书挽幛——深蓝色的缎底衬着四个银光熠熠的大字“精神不死”,以及在中山陵安葬的规格都不能抚平失去丈夫的伤痛,母亲谢绝了丈夫生前好友慷慨捐助的好意毅然抚棺回乡。
  母亲的性格是温顺的,在乡下,她尽心尽力地服侍老人,替丈夫尽作儿女的一份孝道。母亲的性格又是倔犟的,在公公执意要她们留在乡下,考虑给男孩说一门亲事,过两年再给女孩子们说下个婆家的时候,她毫不妥协的坚决反对让老人感到震惊。盛怒中公公抓起了拐杖想要打人,母亲的手立刻就按到了身旁的茶壶上,公公见状只好作罢。最终,母亲不顾公公的反对带着六个孩子回到北平。
  母亲这样做有她自己的道理。小时候,家道中落,外祖父虽然开了一个学馆,却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执意不让女孩子读书,母亲只能每日悄悄在窗外偷听,学一点她感兴趣的知识。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新书,放足、要求婚姻自主都是她受新知识的影响做出的大胆举动。她的婚事是在哥哥的帮助下完成的,丈夫是哥哥军校的同学。婚后,她曾经按照自己的心愿在北平培根女校插班读书,却终因怀孕半途退出……就这样,这个地主的女儿,心中始终怀着失学之痛。在丈夫的遗像前,母亲一次次地立下誓言,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乡下过着衣食无愁娶妻生子的日子,她要让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要让他们在没有父亲的生活中学会独立、自强,她要独自用自己坚强的臂膀遮庇孩子们失去父亲的天空,让他们既不仰仗别人的施舍也不自哀自怜地健康成长!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许多年后,将军的夫人出现在延安。周恩来对张家的姐妹们说过,“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那时候,这位坚强的母亲已经为了追求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最小的女儿在离开老家回北平的路上不幸染病去世,而最小的儿子却在跟随她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的途中不幸死去。
  

张家三姐妹
孩子们就这样在母亲的一片天空下无忧无虑地成长,父亲的不幸早逝并没有在她们的生活里留下太重的阴影,相反,父亲的正直豪爽,母亲的严谨坚毅,却在他们的性格里留下了清晰的烙印。
  1934年,高中毕业的哥哥突然提出要报考黄埔军校读炮科。听到这个决定,一直远离军政界老关系的母亲心头的伤痛好像又被触动了,但为了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她还是同意了。很快,哥哥就离开了家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三姐妹已经长得惹人喜爱。
  大女儿张瑞珍(后改名张楠)考上了中国大学国学系。她长得高挑身材,圆圆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眼睛时常透露出思索的神情。她的体型像父亲,性格却像母亲,沉稳、独立、反应快,遇事有主见。她喜欢体育,尤其喜爱镖枪运动,经常一早就骑着单车出去,在学校空旷的操场上练习投镖。当镖枪从她挥舞的手臂中高高地飞起,划出一道弧线冲向远处的镖靶时,她的心里就涌动着青春的喜悦和激情。
  二女儿张瑞芳正是豆蔻年华,她中等个子,端庄秀美的脸庞,眉宇间透露出青春和灵气。还在北平女一中读书的时候,她就被那里浓厚的演剧气氛所感染。学校逢年过节总要举行演出,参加的不仅是学生,连教师工友都同台演戏,这对天生就喜欢表演的她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成了班上的游艺股长,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到排戏上,田汉的剧本是她们的首选。她多半演女角,在和扮演男角的女生对白的时候,常常要忍不住笑起来……
  就在排演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心病者》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叫余克稷的北平大学理工科的高材生。这位临时请来的导演,被眼前漂亮活泼的小姑娘吸引了,每周都要给她写一两封信。瑞芳躲在宅院二进门口,抢在第一时间从拉门铃的信差手里接过信来,读着那些热情的话语,她的心里被朦朦胧胧的感情所掀动着,那时候,她还弄不清这是不是爱情,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后来会和他发生那么大的关系。
  1935年秋,张瑞芳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因为没有戏剧系就上了美术系。脱下了蓝短衫和黑裙子,穿上了让体型显得更加秀美的旗袍,再也不用啃那些让她感到头痛的数学了,她的艺术才能如鱼得水般地释放出来。
  那时候,三女儿张瑞珊还是一名中学生,她已经把名字改为张昕。和二姐不同她喜欢数学,一向功课全优,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难考的、学费全免的北平师范学校,后又插班进入女一中,一年后即将报考清华大学。
  在张家的女孩中,她显得聪明文静。我见过一张她中学时代的照片,她身穿白衬衫黑色长裙脚上一双黑皮鞋,骑在一辆自行车上,齐耳的短发在风中轻轻地飘起,夏天的阳光抚摸着她的脸庞,把她健美的身影留在胡同长长的土路上,在她身后不远处,是四合院的高台阶和厚实的大门。那张照片虽然有些模糊,看了却让人有些爱不释手,老北平古朴宁静的胡同衬托着车上姑娘清纯的笑容,让看过的人不由地有种期盼,希望生活永远像这个夏天一样的单纯宁静阳光明媚。
  那时候,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张家的三个女孩,就像是三朵正在绽开的花朵。她们虽然并没有像母亲最初希望的那样学作医生,但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喜好,而且健康活泼,成绩优秀,这足以让作母亲的感到欣慰了。尽管如此,埋藏在母亲内心深处的创痛仍旧长久地没有消失。每当父亲的忌日,或是节日的时候,她总会病卧在床上,独守着那份静静的思念和忧伤,在左邻右舍的一片欢庆声中默默地度过一天。这时候,孩子们就会非常懂事地不再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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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大院
很多年后,我曾经问过张昕,如果不是抗日,你们家会怎么样,你娘在含辛茹苦地把你们培养成人后会过上安逸的生活吗?你们会安安稳稳地过完小姐的生活,成为医生,或是别的职业女性吗?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家庭和儿女?
  张昕笑而未答,假设毕竟是假设,生活中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它不可抗拒地改变了一切,没有假如可言。
  就在那些日子里,张楠开始带人到家里来,最先出现在这个院子里的正是“一二。九”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物:黄敬(俞启威)。
  黄敬,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僚家族,锦衣玉食的安逸生活并没有使他沉湎不可自拔,相反这位贵族之家的“三少爷”从小就充满着叛逆精神。他喜欢和下人谈天,待专门伺候他的一个男孩如同手足。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很少回家。暑假里,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偶尔的机会,当母亲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时,惊诧的程度可以想象……
  走进张家宅院的时候,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已经是*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了。他高高的个子,一张扁脸,鼻梁有些塌陷。人虽不算漂亮,但充满着勇敢、热情的眼神和擅长组织、讲演的才能却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同来的还有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人,这正是*北平市委的一班人马,他们选中了这个僻静又有着特殊身份的宅院作为保护,召开秘密会议。
  大院就这样变得神秘起来,张楠对家里人只说是请同学来玩,私下里她悄悄地告诉娘,是*市委要借他们家的地方开会。娘没有反对,对长女的稳重、善良和有责任感,母亲一向是放心的,她只是立刻在暗中采取了措施。她对长年住在家里的姨妈说,女儿大了,要在社会上做事,和同学多来往以后路会宽些。为了不让老传达兵看出什么,每当有人来时,她就指使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东西。她最担心的还是隔壁,那是一个有着警卫把守设有电台的国民党机关。不过,谁会想到*的秘密会议会在一个隔壁设着电台,警铃连到派出所的国民党将领的遗孀家里召开呢,张家过去的地位和老关系恰好为这一切起到了掩盖作用。
  或许是因为充满了青春朝气的张楠,或许是因为这里有着一位沉着善良让人感到踏实的母亲,黄敬从走进这所宅院时就喜欢上了这里。当他穿过姹紫嫣红的花草走向深深的庭院的时候,他感到了安静中的一种安宁。他的家也在这座城里,是一座比这里要奢侈得多的豪宅,却没有这里那种总想让人亲近的气氛,特别是看到若无其事地守在二道门里,无声地露出微笑的娘时,那一刻,这个在“一二。九”运动中带领*队伍与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在“一二。一六”大*时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跨步攀上电车,发表了慷慨激昂演说的勇敢的男人,他的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黄敬和他的同伴们就这样经常出现在这座院子里,开始是预先通知张楠要来开会,渐渐地就直接和娘打起交道来。他称呼娘“伯母”,除了开会,他请娘保管文件,交给娘别的秘密任务。娘好像天生就适合作秘密工作,她大胆、心细、不声不响,从不张扬。那时候,究竟有多少重大的决定是在这个院子里作出,然后又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达到北平的各个角落,娘究竟配合黄敬做了多少秘密工作,连三姐妹们都不清楚。她们知道的只是,渐渐地,黄敬把这里当作了自己可靠的联络地点,把这位长辈当成了共患难的战友,当三姐妹相继离开家后,他索性住进了张家。有许多个紧张工作后的夜晚,他会和娘一起谈天,他带给娘的是更多新鲜的思想和理论,而娘的安详镇定和不寻常的生活经历也让他在紧张和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同时,感受到一个长者的慈爱和关怀,这种慈爱和关怀变成了一种力量,深深地嵌入他的心里。几年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神经病,当人们护送他秘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前往根据地时,他竟然不顾一切地狂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于护送的人生怕暴露了目标。到达延安后,他的狂躁症发作时根本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只有在见到娘时,他会立刻双手垂立,恭敬地称“伯母”,吃饭、吃药、休息一切都听娘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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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1936年前后,这个院子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张楠忙着参加*和“民先”活动,在城市和农村宣传抗日。她活跃能干坚定充满了朝气,也不乏追求者。一个一直就喜欢着她的男生就找到家里来,请娘对她多加管束,免得遇到危险。没想到娘笑笑说:危险的事总得有人来干哪!比张楠大好几岁的黄敬对张楠也充满了好感,感情就这样地来了,他的关心和爱慕之情让周围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张楠好像并不为之所动。她正受到另一位中国大学同学王拓的猛烈追求,这是一个长相英俊、帅气得像是电影明星的男孩子,他经常出现在张家门前,并不进门,也不拉门铃,只是往信箱里投下信件就走了,这种充满着炽热语言的信有时候会上午一封下午一封地出现在信箱里,这不能不使张楠心动,相比之下,黄敬就显得老成了许多。
  张家二小姐的演剧活动已经从学校扩展到了社会。1937年初的一天,张瑞芳见到了来自上海左翼的崔嵬。一个由陈波儿、崔嵬、李丽莲、吴似鸿、丁里等文化人组成的前线慰问团路过北平,应邀在燕京大学公演四个独幕剧,其中《黎明》缺少女主角,*决定推荐张瑞芳扮演。就这样,由荒煤创作的这部独幕剧成了张瑞芳演出的第一部抗日题材的剧目,而崔嵬成了她思想和艺术上的启蒙人。
  《黎明》写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苦难生活,女主角莲香是一家日本纱厂失业工人的妻子。从未吃过苦的张家小姐对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说完全是陌生的,担任导演和男主角的崔嵬一遍遍地给她讲述上海女工的生活,提醒她一定要把一个失业女工的感觉、一个病危孩子的母亲的感觉表现出来。凭着她的灵气和悟性,她终于表演得很成功。
  接着,她又和崔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正值清明时节,北平*组织了全市学生的春游活动。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把几千名学生送进香山,在一层层围起来的人群中锣鼓响了起来,崔嵬演老汉,张瑞芳演闺女。虽然事先她并没有读到剧本,也没有什么排练,情节和台词都是老崔临时编的,表演也都是即兴式的,但在老崔的鼓励和帮助下演出却非常成功。演出期间,场上不断地掀起高潮,演员和观众形成了强烈的情感互动,谢幕时数千人此起彼伏的掌声、口号声、抽泣声、连成一片,瑞芳跟着老崔转着圈地向大家一再鞠躬,连尾随而来防止学生闹事的警察队长也自己掏钱买了汽水塞到他们的手里,连连说:我家也在东北,我也不想当亡国奴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张瑞芳被深深地感动着,眼里一次又一次浸满了泪水。
  这是和女一中戏剧研究会的演出完全不同的体验,张瑞芳由崔嵬带领着前往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演出,老崔满腔热情的信念和艺术家的性格感染着她,那些来自普通观众的强烈情绪包围着她,使她没有一天不在兴奋和激动中度过。出现在那时候剧照里的她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她身穿从老乡那里找来的夹袄和花裤,端庄的脸上露出的笑容是淳朴的,那件看上去有些局促的短夹袄紧紧地裹着她青春洋溢的身体,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渴望,是对未来的渴望,抑或是对挑战命运的渴望!她还是那个常常要围着娘撒娇的二小姐吗,还是那个穿着淡紫色的花衣裳在圣诞夜里唱着柔美的赞颂歌曲的小姑娘吗?很长时间里,在优雅的表演舞台上,一向演戏都很投入的她已经找不到感觉了。和余克稷的初恋令她迷茫,那大半抽屉的充满热情缠绵语言的信件也好像失去了最初的魅力,还有在学校里一直呵护着她,追随着她的新男朋友郑曾祜……这些都阻挡不了她追求新的生活,她满脑子里都是“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呼声,那些此起彼伏的口号和密密匝匝的人群萦绕着她,推动着她,生活和时代的洪流正不可抗拒地把她引向另一个方向。
  或许,变化最小的还是三妹张昕了。这个聪明文静的姑娘,还在认真地读书,她没有放弃最后一线上大学的希望。她既没有像大姐那样整日活跃在外,不断地把各种新鲜的思想带到家里来,也对二姐的戏剧活动不感兴趣,她做着自己的事情,看着自己的书,不论是初到这个院子里来的荣高棠,还是荒煤,都把她看成是小女孩,低头望向她,问道:上几年级呀?
  很多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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