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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6）
马提亚·厄兹伯格是天主教南方一个乡村邮差的儿子，大胆、快乐、注重实效。战争期间，他要求适度、协商的和平的呼声最有影响力。他的敌人也很多，并且他们都很憎恶他的红脸膛、小眼睛、狂热的微笑以及夸张的言谈习惯。布罗克多夫·兰曹处处都与他唱反调，根本不可能与他以礼相待。1919年，厄兹伯格是德国停战专员。他认为德国经不起再次开战。针对喧闹的民族主义游行的公众舆论似乎是拥护他的。他对内阁同僚说，确确实实，条约会给德国加载可怕的重负；并且，不可否认，右派也可能发动军事政变，但是德国将得以幸存。战争结束后，工厂可以重新生产，失业者重新就业，出口将会增长，并且也可以进口货物了。“布尔什维主义将失去吸引力。”如果德国不签字，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协约国将会占领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并向东推进将德国一分为二；波兰人很可能会从东部进犯；经济和交通系统将崩溃。“抢劫和谋杀将主宰每一天。”德国将会分裂为“狂热的破碎的”国家，一部分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之下，另外一部分则在右派专政之下。德国必须要签字。
布罗克多夫·兰曹则不这么看。无须证明，他断言协约国只不过是恐吓而已，他们没有必要必须占领德国。如果德国立场坚定，即便是进行激烈谈判，他们仍注定要让步。英美可能会与法国断交。兰曹的代表团通过了意见一致的建议信：“和平条件仍让人难以忍受，德国不能接受，我们要维护国家尊严。”军队持同样的观点。陆军元帅兴登堡说与协约国对抗不可能成功，“但是作为士兵，我宁愿光荣地被击败，而不愿要可耻的和平。”倾向于接受的内阁被封杀，并于6月20日被免职。布罗克多夫·兰曹一并辞去了德国代表团团长和左派领袖的职务（1922年，他成为驻莫斯科大使，他专横的作风给布尔什维克留下了很深印象。他在莫斯科的工作相当成功，使他的祖国与苏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德国现在没有政府也没有发言人，甚至于没有总统，但是艾伯特被说服继续留任。最后期限，6月23日上午7点，正在逐渐逼近。最后艾伯特试图整合政府。经过漫长的再次辩论，国民大会投票表决支持签字，但对涉及投降和战争责任审判及“战争罪”的条款德国仍保留意见。巴黎马上回应：“德国政府要么接受，要么反对，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余地，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签字。”魏玛是一片可怕的混乱。许多代表和内阁大臣回国了，确信工作已完成。德国政府请求巴黎推延最后期限，然后整夜开会，可无论如何也无法形成一致的决定。6月23日早晨，巴黎传出消息，最后期限不能推延。在德国军队宣布支持签字的11个小时后，德国政府使国民大会通过了决议。许多右翼民族主义者叫嚣着反对签字，并且私下里废除决议。在另外一个决议里，他们公开表明不怀疑支持政府者的爱国精神。会议闭幕时大会主席说，“我们将不幸祖国的命运交给了仁慈的上帝。”
和谈者们紧张地等待着德国的最后决定。下午4点30分，一位秘书向四人会议汇报德国的答复已传出。“我在一分一分地数着时间。”克雷孟梭说。5点40分，文件终于到了，政客们蜂拥过去围着一个法国军官，听他翻译。劳合·乔治脸上露出微笑，威尔逊也咧着嘴笑了，克雷孟梭匆忙草拟指示，命令福煦停止进军，命令在巴黎的军队开炮庆祝。那天巴黎和会没有开展其他工作。
6月28日，签字仪式在凡尔赛宫镜厅举行，德意志帝国1871年就在这里宣布诞生，这天还是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在萨拉热窝被暗杀的纪念日。仪式由克雷孟梭亲自安排。非常有趣的是，他在宫殿庞大、严肃的会议厅里举行了一个聚会，用法国国王的古老丑闻来逗大家开心。“看那两个人，”他指着威尔逊和鲍尔弗低声说着，“我打赌他们在讲脏话；看鲍尔弗的样子就是好色的老家伙。”他还订购了昂贵的家具和挂毯增添庄严气氛，并将令人讨厌的墨水瓶拿走（显赫的法国官员走遍巴黎的博物馆和古玩店才找到符合他要求的物件）。
许多全权大使也在古玩店里不遗余力地搜罗各种金属或石头图章（这是一个外交传统，签名要加盖私人图章）。澳大利亚的休斯被劝说不要使用大力神杀龙图案的，他最终使用了一件澳大利亚军服上的纽扣（顺便为长期患病的助手买了4英尺高的大理石维纳斯像）。劳合·乔治想用一个金英镑。“用完了把它留给我。”克雷孟梭说。劳合·乔治回答，“我就这一个了，都给了美国。”6月27日，当一位秘书小心翼翼地将红色的蜡滴进漏斗，全权大使们刚好将他们的图章盖在了第二天要签字的条约上。
有许多人在搜寻入场券。五巨头每家在镜厅有60个席位，“非常棘手的数字，”威尔逊说，“如果是10个以内，比较容易选择人选，可是要选出60个人，必然会引起许多人嫉妒。”凡尔赛宫外，一位想进入现场的大胆的美国商人宣称他印有厂商盾徽的香烟盒就是通行证。颇有魅力的红发作家埃莉诺·格林施展魅力，使劳合·乔治让她以记者身份进入了现场。许多追逐高价票的故事也在不断上演。
另外还有许多令人恐慌的流言在传播。在柏林，德国的一个士兵组织抢来普法战争中应归还法国的旗帜，并在宏伟的弗雷德里克纪念碑前将它焚烧，与此同时一群人在唱着爱国赞歌。最后关头，难道德国会拒签吗？6月25日，法国消息说，在喷泉酒店德国高级别代表们兴高采烈，因为低级别官员将被派去签署条约。当四人会议派人前去调查，负责的代表说，政府在选择签字的大臣方面确实很艰难。直到6月27日，才有确切消息证实两个代表已踏上前来签字的旅途：新外交部长赫尔曼·穆勒和交通部长约翰尼斯·贝尔。他们乘坐火车穿越战场，经历漫长的旅途，凌晨3点才到达巴黎。新的流言又开始在巴黎流传：这两个人将会签字，这很好，但是随后他们将开枪自杀，或许还要捎上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或者是扔一颗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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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7）
6月28日，一个辉煌的夏日正在破晓。那个早晨，英美保证当法国与英美签订单独条约时，如果德国正式进攻，他们将恢复法国防线。至于这个保证有多大价值就另当别论了。对于它是否能获得美参议院同意，豪斯表示怀疑：他总是把它看作对法国有益的面包片，而不是一项严肃的承诺。威尔逊也倾向于这样认为；“我们成功了，”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一定程度上，与法国取得了一致。”他充满信心地期望远在德国成为威胁之前国联能成立并运转，那个保证将就此毫无必要。
汽车载着和谈者们驶向凡尔赛宫（英国代表团的女秘书运气不好，因为和谈者们“像沙丁鱼”一样被塞进了卡车）。从大门到凡尔赛宫一英里的路上，静伫着身着蓝色军服、头戴钢盔的法国骑兵，白色三角旗在他们的长矛上迎风飘扬。庭院里布满了军队，客人们步上双螺旋梯，上面站满了精锐的共和国禁卫军成员，他们白裤黑靴，穿着深蓝色外套，装饰着长长的马毛的银色钢盔熠熠生辉，手握马刀，并庄严敬礼。
在镜厅，人群中有——政治家、外交官、将军、记者以及随机挑选的普通士兵（法国的士兵因受过可怕伤害而伤痕累累），并且有一些女人点缀其间——坐在套着红色椅套的长椅上唧唧喳喳、喋喋不休。各大新闻媒体的记者挤在大厅一端。这是第一次一个重要条约的签字仪式被摄像。弗朗西丝·史蒂文森愤怒地说：“当有一群人拿着相机从不同角度不停地拍摄，并且尽可能地靠近中间的重要人物时，你如何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严肃的现场？”有几个重要人物缺席。福煦已赶往莱茵兰的司令部。他从未原谅克雷孟梭：“威廉二世丢了战争……克雷孟梭丢了和平。”中国的席位也是空的，中国因反对将山东判给日本而拒签。
一个又一个重要人物走了进来，在巨大的会议桌旁找到自己的座位。克雷孟梭喜气洋洋。他对兰辛说，“对法国来说，这是伟大的一天。”条约的一个副本装在特制的皮盒子里，放在路易十五时期的小桌子上。高悬的画像是路易十四——罗马皇帝、伟大的统治者和击败外敌的胜利者——书写了法德之间漫长争斗的最后一个篇章。下午3点，服务人员让大家安静。“将德国人请进来。”克雷孟梭命令。一位联军士兵进门，身后跟着两个德国代表，穿着正式服装。“他们的脸死一般苍白，”尼科尔森说，“一点儿都不像是残酷军国主义的代表。”许多观众包括尼科尔森自己在内都同情他们。
仪式以克雷孟梭简短的声明开始。德国代表走上前，被千万双眼睛注视着。他们拿出了自己悉心准备的钢笔，这样就不需要法国的爱国团体提供了。他们用颤抖的手在条约上签了字，而后就没有任何表情了。消息很快从镜厅传向世界。凡尔赛宫外的枪炮开始轰响以示庆贺，轰鸣声很快传播出去，一时间法国大地枪炮齐鸣。一个接着一个的协约国及相关的国家都在条约上签了字，然后排队去签另外两个条约，一个是《莱茵兰行政管理草案》，一个是《波兰条约》。
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认为整个事件是可耻的。“他们就差用音乐伴奏，由女芭蕾舞演员踩着舞步将钢笔交给各个全权大使签字了。路易十四喜欢芭蕾舞剧，但只是作为消遣，他是在书房签订条约。民主政治远比伟大的国王更具戏剧性。”豪斯认为这更像一场罗马人的胜利，战败者被征服者的战车拖着：“我认为这与我们所表示要大力推动的新时代精神不相符合，我希望它更简单，并且能够体现一些骑士精神的元素，但是整个过程毫无这方面的体现。整个事件精心设计，并且极尽羞辱敌人之能事。”或许一位美国年轻人的想法要乐观一些，古老恶毒的冤冤相报，最终会在欧洲引发更多的仇恨。
开始，人们都礼貌地保持肃静，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窃窃的嘈杂声逐渐蔓延开来。签完字的代表慢慢地走过去和朋友聊天，其他人则拿着议程副本四处找人签名。两个德国人孤独地坐在那里，直到最后，一位大胆的###人和两个加拿大人前去索要他们的签名。45分钟以后，大家被要求安静下来。克雷孟梭宣布仪式结束。德国人被护送了出去。穆勒曾向自己发誓会公事公办：“作为这个悲剧时刻的德国代表，我要让以前的敌人看不到德国人民一丝强烈的痛苦。”回到酒店后他就崩溃了。“从未有过，我浑身上下不停地冒冷汗——难以言表的紧张引起身体本能的反应。现在，我第一次明白，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已经结束。”他和随行人员坚持当晚启程回国。
和谈者们漫步到露台上，俯瞰井然有序的花园，喷泉不停地喷向空中。一大群热情的人蜂拥过来围着他们。威尔逊差点儿被挤进喷泉。愤怒而浑身蓬乱的劳合·乔治被一个班的士兵解救了出来。“这样的事情决不会发生在英国，”他对一个意大利外交官说，“如果发生了，必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然后，更让他烦恼的是他必须坐下来给国王写一封信，告知和平已经缔结。
那天晚上，威尔逊乘火车前去勒阿弗尔和美国。据一位记者说，克雷孟梭前去为他送行，并带着不同寻常的感情说，“我感到正在失去一位最好的朋友。”一小群人发出厌倦的叫喊声，让美国人赶紧上路。马捷斯特酒店为英国人举办了特别的庆祝宴会，比平时多了一道菜，并且香槟免费。然后，还有舞会，有酒店工作人员专场和客人专场。斯马兹作为反对条约者参加了工作人员专场。巴黎也成了一个大宴会，街道上人们载歌载舞。沿着壮观的林阴大道，一幢幢建筑物灯光闪烁，卡车忙着拖走一门门俘获的德国大炮（政府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它们重新集中起来）。那天晚上，兰辛很晚才完成当天的记述，那时仍然能听到外面欢庆的嘈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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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8）
当巴黎在欢庆时，德国却在悲伤。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都下半旗志哀。即便是优秀的社会主义者现在都在谈论“可耻的和平”。德国波罗的海沿岸，志愿者曾在这里与布尔什维克战斗（并重新要求德国政权），消息传来宛如晴天霹雳。“这样冷酷可怕的放弃让我们不寒而栗。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国家不会出卖我们。”民族主义者谴责国内卖国者以及签约的联合政府。魏玛共和国从未从这双重重负中解脱出来。民族主义者一再忽视自己的诺言，即不质疑那些投票赞成签约的爱国者，并且极尽其能事污蔑他们在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1921年，厄兹伯格在黑森林度假时，被两个前军官暗杀。一家重要的民族主义报纸说，“这个人的精神一直不快地存留在我们的政府职责和法律里，最后却成了独裁者的替罪羊。”杀害他的凶手逃到了匈牙利，但是希特勒当权后，他们又以“厄兹伯格审判者”的身份，耀武扬威地回到了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人都受到了最后审判。
在英国，凯恩斯在考虑他的将来。条约签订之前，他辞去了财政部的职务，并乔装离开了巴黎。“即便是在可怕的最后几个星期，我仍然充满了信心，”6月5日他在给劳合·乔治的信中说，“我相信你会找到办法使条约成为公正而有利的文件。可是现在显然太晚了，斗争已经失败。”凯恩斯有个想法很奇怪。他告诉维吉尼亚·伍尔芙，欧洲的，尤其是他也作为其一分子的统治阶级将被审判。他还在信中对另一位朋友说，回到剑桥非常高兴。从个人角度来说，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社交上，他都是非常成功的。另外一方面，当他的许多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朋友成为和平主义者时，他为自己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而感到愧疚。并且他们嘲笑他世俗的成功、他的新朋友以及他异性恋的试验。《和约的经济后果》或许就是某种赎罪行为。美国赔偿问题专家拉蒙特也这样说，“凯恩斯感到很痛心，因为他们不会听取他的意见，他的精神倍受打击，并且辞职了。”
那个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凯恩斯都在写作。10月凯恩斯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会议上再次遇到了德国银行家梅尔基奥。他看了凯恩斯的草稿，深有感触。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因为凯恩斯只是重复德国人谈论的关于《凡尔赛条约》的事。《和约的经济后果》于1919年圣诞节前夕发行，至今仍然在不断再版。首次出版后一年之内售出了10万册，并且翻译成11种不同的语言，包括德语。条约的主要反对者在美国参议院宣读了摘录。这本书在德国和英语国家取得了广泛成功，它使舆论反对和平解决方案，反对法国。1924年，英国工党政府的一个内阁部长说，“一个鲜血和烙铁的条约，背叛了我们的士兵为之战斗的每一个原则。”
当德国人关于1919年令人绝望的国家事件的记忆逐渐消散时，一种信念开始出现，即只要软弱而尚可宽恕的政客们立场坚定，完全能够抵制和平条约。那条约就像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只是张纸而已”。1921年，一位法国外交官向巴黎汇报：“一个利用新闻媒体、海报和###发动的猛烈运动正在德国悄然兴起，以期破坏《凡尔赛条约》的合法基础：德国的战争罪行。”德国外交部设立了特别的战争罪部，以发表批评论文。在巴伐利亚的啤酒城，年轻的希特勒响亮地谴责“可耻条约”的声音吸引了人群。
在英国和美国，公众舆论逐渐倾向于认为和谈者对德国非常不公平。在随后的十年里，回议录和小说如德国的《西线无战事》（英文版发行第一年就售出了25万册）都反映了交战双方的士兵遭受了同样的战争痛苦。战前秘密文件的出版打破了德国应该独自承担战争责任的预设。这些书从战争根源上，将战争责任平均地分配给了已瓦解的俄国政权与奥匈帝国、武器制造商及资本主义。
德国的无数民族主义者时刻将冤屈牢记在心，他们使数百万操德语的人认识到一个事实，自己生活在外国人的统治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在波兰，在自由之城但泽。他们认为裁军条款是伪善的，禁止德国与奥地利联盟是违背自治原则的，赔款则是“惩罚性的”和“野蛮的”，因为德国无权知道赔偿金额，但必须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在德国，单方面的苛刻解决条件（强制条约）将为经济失常负全责：高物价、低工资、失业、税、通货膨胀。如果没有赔款负担的话，生活将恢复正常，阳光灿烂，啤酒城、酒窖和公园里也将充满欢乐。德国人没有意识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价是高昂的，而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意味着无法将这种代价转嫁给任何人。他们也没有领会到，没有人能够履行条约，偿付赔款从来就不意味着什么，正如公众舆论中提到的庞大赔偿金额一样。
1921年，在伦敦，最后金额确定为1320亿马克（相当于66亿英镑或者330亿美元）。事实上，按照严密的公债体系和复杂的条款，德国最终被许可只需偿付这个金额的不到一半。剩余部分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偿付，比如德国出口得到提高。德国也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良好的信用，比如赔偿了战争初期德国军队烧毁的比利时鲁汶图书馆的图书，以及将波兰领土上的德国铁路移交给波兰（波兰试图要求获赔在斯卡珀湾被毁坏的军舰，但没有成功）。虽然多次修改偿还计划，德国仍申辩赔款难以承受。事实上，与魏玛政见难得地完全一致，所有的德国人都感到他们承担的实在太多了。德国周期性地不履行偿付责任，1932年，它最后一次也永远没有再履行这个责任。1919年奥兰多曾对此有过警告，他说还债能力与债务人的意愿密切相关。“这将是很危险的，”他补充说，“采用这种会导致不良信念和拒绝承担责任的做法。”
镜厅（9）
从最后账单来看，在1918年到1932年期间，德国大概偿付了220亿金马克（相当于11亿英镑或者45亿美元）。这大概只些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