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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痛批“所谓的文明世界”。自由的、信仰国际主义的日本人非常沮丧。他们参与了游戏，准备好加入国际社会，但始终被视为低人一等。牧野在4月28日举行的和会全体会议上警告说，如果国家得不到公正平等的待遇，他们就会对国联的指导原则失去信心：“恐怕，这种想法对国联赖以稳固生存的和谐与合作的基础非常有害。”他是对的，这次失败是使日本在战争期间脱离与西方合作，寻求更具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政策的重要促因。
日本和种族平等（6）
然而，短期内，日本可以转败为胜。4月底，威尔逊对其他调停人说：“日本人非常礼貌地对我说，如果我们不在这个条款上支持他们，他们不能签约。”劳合·乔治看起来泰然自若。克雷孟梭说：“天呐，天呐！如果你只为这个烦心，那我比你还烦。”实际上，他们都很担心，和会承受不起再次变节了。意大利人已经退出，保加利亚人也准备效尤。一心拯救国联但无法接受种族平等条款的威尔逊现在开始考虑满足日本在中国的要求，使他为难的是中国也有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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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中国心脏的匕首（1）
大战结束的消息传到中国时，政府宣布放假三天。6万人，多是爱国学生和老师上街游行庆祝北京胜利。令人高兴的是，两年前政府为被杀的德国外交官修建的纪念碑被推倒。中国媒体满是歌颂民主战胜专制，热情赞扬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文章。中国青年尤其仰慕西方民主自由理想和西方学问。许多中国人希望和平能使列强不再干涉中国内政。
1917年夏，中国对德宣战，并对协约国胜利做出巨大贡献。西部前线的战壕需要大量的挖掘和维护工作。1918年，约100，000名中国劳工被送往法国，使宝贵的协约国战士得以抵抗德国进攻。许多中国人因被炸、疾病或想家而客死法国，有500多人因德国潜艇击沉法国船只而淹死在地中海。
在中国，找劳工比找参加和会的有经验的外交家容易多了。它从外交部挑出精英，召集驻华盛顿、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大使以及外交部长组成代表团。但总统和总理都没有参加，因为国内的政治形势如此紧张，谁也不敢离开。然而，它雇用了几个外国专家帮助中国和世界进行交流（希望成为巴黎诚实的经纪人的美国政府不许美国人为中国人工作——至少在官方上不能为他们卖力）。
最终聚集在巴黎鲁特西亚酒店由60个中国人和5位外国专家组成的代表团成为中国的缩影——新旧搭配，南北均衡而且外部影响强烈，很难判断它究竟代表一个国家还是代表一个政府。中国正在四分五裂，一支军队控制北京及北方地区，而另一支则在广东建立政府，宣布独立。巴黎和会召开时，上海也在举行和会，试图和解两个政府。代表团由双方择定，其成员互不信任，也不信任北京的名义政府。
年近半百的代表团领导陆征祥展现了中国的变化。他来自受西方投资和贸易刺激而发展起来的重要港口城市上海。他的父亲是基督徒，为传教士工作，把他送到西式学校接受教育。在那里，他学习了外语，而不是世代中国学子学习的中国传统经典。这些人受统治中国几个世纪的老一辈学者（西方称之为官僚）诅咒。这些学者的思想迂腐顽固，令多数西方人难以理解。他们的自制和礼貌无可挑剔。虽然统治中国上千年，但他们的技巧根本敌不过西方侵略者的洋枪和轮船。
陆征祥成长在新旧文化交替、旧文化逐渐退出的时代。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按自己的方式治理国家。中国人称祖国为中心王国——中心并不是指重要性，而是指它是已知世界的中心。当第一批西方人——“高鼻子的长毛野人”——出现在中国时，他们给中国人的印象无异于小虫之于大象。但19世纪，边缘开始骚扰中心——出售鸦片，通过贸易、传教和思想进行入侵。中国人开始抵抗了，结果遭受一系列失败。19世纪末，中国政府丧失了财政和关税控制权；到处都是被外国霸占的领地、港口、铁路、工厂、煤矿和外国军队。列强在中国行使治外法权，理由是原始落后的中国法律和法官无力处理西方文明的产物。据说，上海租界的公园门口写着：“狗与中国人不得入内。”中国人从此一直为洗刷耻辱和恢复世界秩序而奋斗。
正如中国一位著名思想家所问：“为什么他们国家小但却很强大？为什么我们幅员辽阔却国力弱小？”由于两千年的积习一时难改，中国逐渐开始学习西方，派学生出国留学同时邀请外国专家。在创办学校的传教士、沿海大港口如广东及上海经商的商人，以及越来越多出国留学、但回国寻妻养老的中国人的影响下，新思想和新技术已经慢慢渗入。
陆征祥所接受的教育正是中国生存所需要的。他进入外交领域（其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并且战前在欧洲许多国家首都呆过很长时间。他引起人们的非议，先是娶了一个比利时妻子，后是剪去了大辫子。他还越来越支持激进思想，谴责封建王朝是中国问题的罪魁祸首，要求建立共和国。
中国的形势日益严峻。列强纷纷瓜分中国，俄国在北部，英国在长江流域（长江从西藏到中国海绵延3500英里），法国在南方，德国在山东半岛，日本人则到处都是。没有参与的美国人——愤世嫉俗者说，部分原因是美国没有资源——提出要中国开放门户使各国机会均等。民族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危险在于中国可能被列强瓜分，中国及中华文明可能不复存在。如果不是由于列强之间存在分歧，或许这早在大战时就已成事实了。
恐惧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诸如“自主权”和“国家”之类的词开始进入汉语（以前从不需要此类概念）。许多戏剧和歌曲都讲述沉睡的中国的觉醒以及推翻压迫者。激进派组织秘密团体，试图推翻目前被视为中国救亡障碍的统治王朝。人们开始抵制敌国商品，中国各大城市纷纷爆发游行示威。许多人为了爱国而自杀，虽然这些是出于软弱而并非力量的策略，但却显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的觉醒。另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日本作为主要敌人。
1911年，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废除了最后一个皇帝——一个8岁的孩子，陆征祥和其他民族主义者实现了部分理想。中国成为共和国，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需要现代机构。许多内陆城镇及乡村的中国人不懂什么是共和国，甚至根本不知道封建帝制已亡。20世纪60年代，当红卫兵到一些穷乡僻壤时，当地农民还问“现在谁坐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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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中国心脏的匕首（2）
陆征祥既是新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又是总理。社会有希望的苗头出现：经济开始起步；大城市的现代工业开始发展；新知识正在向大学和学校渗透；社会也在摆脱旧的强制方法。不幸的是，中国第一位总统袁世凯来自保守的旧世界。在为期四年的革命中，他企图称帝。虽然没有成功就去世了，但他使中国四分五裂，国会徒具虚名，最糟糕的是，军阀各据一方。到1916年，中国开始内乱，军阀统治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结束。
伟大的作家鲁迅把国人比作沉睡在铁房子里的人。房子着火了，里面的人如果不醒来就会丧命。但即使醒来，他们能逃生吗？他们是在无知中死去好还是在清醒中死去好呢？虽然他们疑惑，但鲁迅及其同代激进文人竭尽全力唤醒中国。他们以加速社会变化为己任，努力扫清旧残骸，迫使国人向前看；他们出版诸如《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撰写讽刺旧传统的戏剧和故事；其救国口号是“赛先生和德先生”——赛先生即科学，它代表理性，德先生即民主，他们认为中国需要民主来统一政府和人民从而使祖国强大；他们敬重协约国，因为他们希望协约国会遵照西方领导人在战争期间经常阐说的原则公正地对待中国。山东问题就是个检验。
地处北京南方，伸向北太平洋的山东半岛地势起伏，人口稠密，它对中国的重要性不亚于阿尔萨斯和洛林之于法国。维系中国社会的传统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就诞生于此（即使今天，在他诞生2600年之后，有的山东家庭依然声称是他的后人）。控制了山东就等于控制了北京的侧腹，并威胁黄河流域以及连接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对西方人来说，山东这个名字与一种很受欢迎的丝绸（产于山东）同义，同时也激起人们的可怕回忆：以铲除西方人及西方影响为使命的义和拳的基地。
在霸占租界的争夺战中，山东无疑是块诱人的肥肉。其3000万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廉价劳力；而且煤炭及其他矿产丰富。当德国旅行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对德国皇帝和海军说中国海岸——半岛南部的胶州湾——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海港时，他们都很感兴趣。德国力图成为世界强国，在当时那就意味着殖民地和基地。恰好，1897年，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当地一场骚乱中被杀。德国皇帝说，“一个绝好的机会。”然后派海军占领了胶州湾。中国政府抗议无效并于1898年签订了99年租约，将胶州湾附近100平方英里的领土借给德国。德国还获得修建铁路、开矿以及驻军以保护其利益的权利。
德国在这块新领地的投资比在任何更大的非洲殖民地都要多。它鼓励不愿在山东投资的德国商人修建铁路和开矿（都没有收益）。海军接管了胶州湾的新港口。众所周知，青岛拥有良好的港口设施，道路平整，供水、排水设施齐全，电话网络先进，还开办了德国学校、医院甚至德国酿酒厂（至今犹在）。一个外国游人赞赏地称青岛为“东方的布赖顿（英国南部海岸避暑胜地——译注）”。到1907年，它成为中国第七大重要港口，惟一的不足就是与德国最近的殖民地和德国本身相距千万英里。
虽然德国皇帝通过恐吓威胁在山东占领租界，但1914年以前德国政府对付中国官方时依然显示了机智的策略。它没有坚持本国军队保卫铁路和矿区，而允许中国军队负责；它放弃了修建其他铁路的权利；它使青岛成为中国海关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由港口。结果到1914年，德国租界比1898年协议规定的要小得多，德中关系也因此相对友好。但战争爆发时，这一点对德国并没有帮助。德国总督给柏林发电报称，“很可能是与一个错误的交际花订了婚”——这个电报对英国人来说不难破译。日本进攻中国时，中国政府无力抵挡，德国也无能为力。其皇帝仅表同情：“愿上帝与你们同在，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会惦记着你们的。”因此，德国在山东的租界、铁路、港口以及矿区都转交日本。
日本声称会把租界归还中国，但中国人并不怎么相信，因为在战争中日本竭尽全力确保夺取该租界。从一开始，占领者就忙于修建新铁路，从中国人手中接管电报及邮政业务，盘剥税收及劳力。日本人对山东的控制远远多于德国。
日本还尽力通过法律等手段缚牢中国政府。它动用巨款，类似于贿赂，诱使中国官员支持其目标。夹杂有军国主义者和财政家的日本秘密民族主义团体拥有自己的目标，不过通常与政府目标不一致。他们向南方叛党提供武器反对日本政府承认的北京政府。在满洲里南部以及毗邻蒙古东部的地区，日本军方与反叛军阀私通。后果是，日本对华政策看似迂回曲折，实际上仅仅是令人困惑、前后不一。
继任的日本政府试图控制中国。1915年1月，在北京的日本大臣拜访了中国总统。他谈到两国人民紧密友好的关系，并说，若外国势力强行把他们分开将是巨大的耻辱。他补充说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麻烦问题，然后向总统提出了21条要求。如果中国拒绝，他暗示，日本将采取“强硬手段”。其中一些要求仅仅确认了批准日本目前的在华活动，另一些则要求中国政府提前同意日本和德国对德国租界的任何处理方案。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些条款实际上是把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为了防止中国政府犹豫，纸上印有武士和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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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中国心脏的匕首（3）
中国政府在任何一条上都迟疑不决。条款的要求泄漏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抗议。日本勉强删除比较过分的条款，但于1915年5月25日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一项条约，保证日本在山东得到想要的一切。爱国人士宣布那天为国耻日。在东京，西园寺对其政府的浮躁无能非常伤心，并阻止外交部长当选首相以示不满。
对此，其他国家密切关注却没有行动。英国需要日本的海上援助。日本舰队已经开始在太平洋巡逻，英国希望他们能在好望角和地中海同样这么做。在欧洲，损失惨重的俄国无意在远东对抗其强邻；意大利和法国则效法英国。1917年日本与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保证日本继续维持其对德国租界的所有权及在山东的特权。
惟一公开反对日本在华活动的是美国，它越来越担心日本在太平洋以及亚洲大陆日益膨胀的势力。在威尔逊称为“完全可疑”的21条提出之前，美日就已经在一些问题上产生摩擦：如美国海军要求中国沿海的一个装煤站；满洲里的日本铁路对美国商品收费过高。美国商人抱怨说日本正在把他们挤出中国市场。中日谈判期间，美国督促日本改变对华立场；在北京，反日情绪强烈的美国大使鼓励中国人民坚决抵抗。美国人告知中日双方政府，美国不接受任何有损美国在华利益和中国政治与领土完整的协议（这个保留意见在1931年变得非常重要，美国借此反对日本占领满洲里）。
日本政府于1915年撤销原有主张，但并没有放弃在中国占据上风的企图。1916年，俄国与日本签约，承认日本在满洲里南部和蒙古东部的特殊地位。同时，日本派石井子爵前往华盛顿，力图使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地位。石井与兰辛通过交换纸条进行会谈，但双方都按符合自己意志的方式进行解读。美国人认为他们已经承认日本由于地理优势在华拥有特殊利益。对此，日本人的理解要宽泛得多。
1917年的俄国革命更加坚定了日本留在中国的决心。正如石井在日记中写道：“其他外国政府不会因中国的灾难、疾病、内战以及布尔什维克而感到威胁，而离开中国，日本无法生存，离开中国人，日本人不能立足。”这就是日本经常说“亚洲门罗主义”的原因。正如美国出于安全考虑视拉美为其后院，日本也必须担心中国及其他邻国如朝鲜和蒙古。
1918年，大战基本结束，日本为处理好中国问题做了最后努力。5月，它与中国政府签订防御条约，9月，又交换了秘密照会，强调有关山东问题的协议。东京的中国代表说中国政府“高兴地同意”了照会，这一说法在巴黎对中国尤其不利。也就是说，战争结束前，中国政府就已经让步了。巴黎的中国代表声称他们直到1919年才知道这些秘密协议。
1919年，日本对中国的操控给外界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连一向支持它的英国也开始担忧日本的傲慢和野心。英国尤其关心日本对长江流域的英国经济范围的袭击。英国驻日大使警告说：“现在，我们知道了日本——真正的日本——是个机会主义者，与其他国家相比，它在战争中的贡献不大，却十分夸大自己在世界上的作用。”英国政府也对日本媒体批评英国士兵抢夺德国租界非常气愤。另一方面，中国看似毫无希望，接任鲍尔弗当选外交大臣的寇松将中国和日本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无助、无望、懒惰，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完全缺乏凝聚力和实力，南北冲突不断，军队无能而且士气不振。这使中国成为日本唾手可得的猎物。法国，至少在中国问题上与英国一致。
豪斯也表示赞同。他在战争期间对威尔逊说，当大部分白人世界对日本人关闭时，他们不进入中国大陆也不太合理。“我们不能满足日本的领土和移民要求，但如果不在东方问题上让步，麻烦迟早会来。”他非常乐观地说：“我们可以制订一个政策，使门户开放，复兴中国，满足日本。”日本人分析了在巴黎的美国代表之后把豪斯视为朋友；他们能找到的朋友不多。
多年之后，在和会召开前后负责远东事务的美国第三助理秘书布雷肯里奇·朗对一位采访者说，1917年以后，对日本的怀疑一直是美国关心的问题。连一向为自己处理世界的理智方法而自豪的兰辛也感觉到了这个变化。1915年，他主张和日本和解，甚至提出把菲律宾群岛给日本，他还批评了“对日本邪恶计划歇斯底里”的人。但，就中国来说，他坚信必须确定一条路线。他后来说，他满怀信心前往巴黎，“希望一劳永逸地和日本达成协议”。他称日本为“普鲁士”，但不含任何恭维之义。
和会刚开始时，威尔逊似乎有同样想法。他反对秘密条约，如日本所签订的，也不同意不征求人民的意见就把他们及领土交给外国人。由于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传教士的报告，威尔逊也对中国有浓厚兴趣。他的一位堂兄在上海创办了长老会传教周刊。他宣称希望像“朋友和楷模”一样帮助中国。美国驻北京大使保罗·S·赖尼希——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一位进步的大学教授不断指责华盛顿，其中有些属实：日本在中国引起叛乱，出售吗啡，贿赂官员，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主宰整个东亚。他还警告说，“如果继续纵容日本，如果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承认日本特殊地位的措施，如所谓的门罗主义或其他方式，严重的武装冲突在这一代就不可避免。在欧洲没有哪一个问题与世界和平以及公正解决中国问题同等重要。”但早在山东问题余音未绝之前，他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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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中国心脏的匕首（4）
威尔逊看似听取了他的意见。1918年，他重新启动一项垂死的多国财团协定，为中国政府提供贷款。整个和会期间，会谈断断续续，日本一方面同意加入财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