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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崇仁在初小阶段就喜欢戏，马连良认为自己将来身边也的确需要有个亲人帮手，就因材施教地培养他。首先，根据崇仁的自身条件，包括扮相、嗓音、身高、性格及气质等多方面考虑，认为他继承马派须生的艺术不合适，不能揠苗助长。就请大哥马春樵为其开蒙，按武生、红净的“路子”打基础，每天在茶食胡同的广兴园练功。本想将崇仁送入“富连成”科班，后因结识了时任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焦菊隐，就改变了想法。焦比马小五岁，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属于戏剧界学贯中西的新派人物，解放以后成了我国话剧界的一代宗师。他的办学方法与旧式科班不同，不但男女同校，而且注重文化学习，开设了国文、算术、英语、历史和艺术概论等课程，让学生们在一种崭新的艺术氛围中学习传统戏曲。焦还大胆地废除了科班、戏班里参拜祖师爷的旧传统，为此得罪了戏班里的保守势力。他们见人就说，“中华戏校”出来的甭想搭班，他们只认孙中山，不认祖师爷。马连良却认为焦菊隐的做法合乎时代潮流。他说，我们这代人从科班里出来就没什么文化，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再走老路。于是，坚决把崇仁送入了“中华戏校”。
马崇仁十七岁那年，马连良认为应该为儿子请一位好的武戏老师。本想请杨派名家丁永利，后又考虑到丁比较适合给像李万春、高盛麟这样已成名的演员说戏，不适合教戏。马连良于是想到了自己在“富连成”的师兄，著名武生武净演员何连涛。何在科班时就是“科里红”，擅演《艳阳楼》、《金钱豹》、《收关胜》、《铁笼山》等勾脸武生戏。当年戏园子不打广告，一般在门口戳一块水牌子，上写“今日准演吉祥新戏”就完了。若在门口插一枝钢叉，观众就知道今晚是何连涛主演的《金钱豹》，台上火炽、勇猛，是难得的武生演员。在科班时大武戏一般放在大轴的位置，何连涛的演出永远“墩底”。马连良多唱压轴戏，常常和师兄一起在两个戏园子里赶包，哥儿们一直情深义厚、感情甚笃。出科后，何曾拜尚和玉为师，在京搭班演出。为给崇仁教戏，马上派人去请何先生，可找了几次都找不到，何连涛不知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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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惨淡经营（8）
由于家境艰难，在城里唱戏难以维持生计，何连涛与妻子董氏一家自组了“董家班”，跑到通县西大街的庆乐茶园去唱戏。董家大姐菊芬唱青衣，二姐菊花唱花旦，为班里台柱。何连涛的外甥董德斌、董德义等给他当“下把”，久占通县。这个茶园实际就是个较大的芦席棚子，前有三尺高土台一座，台上“守旧”是印花土布制成，药厂“长春堂”所赠。上、下场门帘上均写“长春堂”字样，中间是一个八卦图，为“长春堂”避瘟散的广告。收入靠零打钱，与侯宝林所说的相声《三棒鼓》如出一辙。唱《回荆州》时，刘备、孙尚香、赵云三人在台上“编辫子”（京戏中的一种舞蹈程式），跑到一半不跑了，台下开始收钱。尽管生活如此惨淡，可仍难以为继，迫不得已，何连涛只好带着“董家班”去天桥“撂地”。
天桥是老北京民俗文化的发祥地，其中有不少身怀绝技的艺人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演出。但也有不少伧俗、低级的节目和坑蒙拐骗的勾当。江湖生意八大门“金、皮、彩、挂、评、团、调、柳”，就是指算命、挑方卖药、戏法、练武卖艺、评书、相声、骗术、大鼓竹板等“买卖”，在这里应有尽有。天桥一带，鱼龙混杂，真伪莫测。前门大街两侧，珠市口大街以北的戏院，均被“京班大戏”的班社久占，谓之“街北”。在“街北”的戏院唱戏，是有“身份”的象征。戏院方面也不请“街南”的班社来演出。评戏、曲艺等主要在“街南”的天桥一带演出，像白玉霜、芙蓉花等名角也只能在珠市口街口两侧的华北、开明唱戏。所以，何连涛落在“街南”根本没人知道。另外，他也不愿意让人知道他落在“街南”了，让同行知道自己的处境，觉得丢人、寒碜。
当马连良知道何连涛的处境后，立刻让弟弟马连贵亲自去请。就是为了师兄弟之间这份情义，也要帮他。老哥儿俩一见面，只见何连涛身量还是那么高大，头上剃了个“月亮门”，面色青黄。虽然显得有点落泊，但风度、气质还是大武生的“法儿”，有点英雄末路的感觉。何连涛面带尴尬，眼眶含泪地说：“师弟，我给咱们科班丢脸了，我不配来你府上教崇仁。”马连良观其面色，知他有口烟瘾，若靠在天桥撂地挣钱，家非抽败了不可。马连良情真意切地对何说：“到哪里您都是我师哥！从今儿起，我把孩子就交您了。崇仁，快给你师大爷磕头。”当下许诺每月四十大洋的“月规”，请何师兄来家教戏。
戏班里比何连涛更倒霉的人和事就更多了。一天，一位抗日义士在皇城根一带杀死了两个日本鬼子，日伪当局立即全城戒严追捕“凶犯”。据说杀人者脸上长了麻子，小鬼子下令凡是有麻子的男人全部逮捕，全城抓“麻子”。戏班的人大多居住在宣武门外棉花地一带，每天下午进宣武门到长安、哈尔飞等戏院，准备晚上开戏。戏班里的人有麻子的还挺多，这天在宣武门城门口全让鬼子抓起来了，包括马连良的鼓师乔玉泉在内。乔三爷赶快求人给马宅送信，马连良一听就急了，他视乔三爷如左膀右臂一般，马上拿钱去日本宪兵队“保”人。进了监房一看，包括乔玉泉、李盛荫（名老生李盛藻的哥哥）等在内的一帮梨园兄弟都在那儿“囚”着呢，大伙一看马连良到了，知道乔三爷有救了，有人就说：“马先生，您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非急死不可。”还有人说：“三爷，求您也把我们‘保’了吧！那边还等着我们开戏呢！救场如救火呀！”见此情景，马连良没说二话，能“保”多少就“保”多少，梨园界的“麻子嫌疑犯”们终于走出了宪兵队的大门。
第四章 惨淡经营（9）
自从1937年张君秋加入扶风社后，虚心向前辈学习，像《审头》的眼神、做派等马连良亲自给说；《刺汤》里的身段、表情由马富禄严加指教。由于张本身基础好，起点高，很快步入了名角的行列。艺术上突飞猛进，有了不少拥戴他的观众，期盼他多露几出正工青衣戏。马连良用张君秋在戏中多为配角，张没机会露演太多的正工戏，马又不唱《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等戏，没有张发挥的机会。马一向以“全部”的本戏做号召，戏大时间长，前面的时间就短。如张君秋在前面唱一出《女起解》、《祭塔》等戏，七点半开演后还没上一半的座，唱戏的人也不舒服。张君秋向其师爷王瑶卿学了《头二本虹霓关》，一直想露但没机会。一次马连良贴双出《战樊城》、《洪羊洞》，捧张的戏迷们希望他在中间演出《头二本虹霓关》。当天新新大戏院卖了个满堂，许多“张迷”们涌在前三排等着看张的这出新戏。“头本”演到一半，张君秋的大哥张君杰从后台跑过来对“张迷”们说：“李华亭说了，头二本加起来太大了，不唱二本了，怎么办？”“张迷”们也急了，如此我们等马老板上《洪羊洞》时，就起堂了。李华亭怕出事，终于应允接演“二本”。马、张二人由于艺术发展方向不同，只得分别谋求自己的出路。1942年初，张君秋自组“谦和社”，马连良的扶风社只好再约请李玉茹等做二牌旦角，继续营业。行内人士都说，也就是马老板才撑得住这个班社。若换了别的老生，走了这么一个大青衣，非散班不可。这句话既说明马连良有相当的实力，也表示张君秋的影响力不可等闲视之。
成了大角儿，自然免不了被人欺负、敲诈。这时的日伪当局也越来越疯狂，搜查、逮捕成了家常便饭。在一次全城查抄电台的搜捕中，马、张两家都祸不单行。马家本来有一台大型的电子管收音机，顶上有一部电唱机，体积像一口普通的箱子，是当时少有的家用电器。听到“全城查抄电台”的消息后，不知是什么高人指点，说此物像电台，赶紧埋了吧，省得麻烦。不久就走漏了“秘密”，突然来了一队日本鬼子，说马家有电台，有“通敌”嫌疑，把收音机连同马连良次子崇义一起抓到宪兵队。经查证确实不是电台，加上又“孝敬”了老头票，才把人放了。
临近岁末，广播电台主办了一场大合作戏，是谭富英、金少山、张君秋合演的《二进宫》。三位铁嗓钢喉连袂，早早卖了个满堂，观众翘首以待。前一天晚上，张君秋到朋友顾子言家中吃饭，顾是银行家，家中有一部电台做商业用途。日本鬼子在搜寻到电台信号之后，把顾家围了个水泄不通，把顾子言、张君秋及其他人等全部抓到了宪兵队，张君秋也落了个“通敌”的罪名。
第二天上午，张母张秀琴知道以后，急得心慌意乱，六神无主，找谁都帮不上忙。有人建议去找马老板，马的面子可能管用。以前马与君秋合作多年，加上君秋又是马的义子这层关系，马不会不管。张君秋的母亲是梨园行出身，她知道行内的竞争是多么的严酷，戏班人常说：“在班如手足，出班出五服”。张君秋离开扶风社，多少给马家造成一些经济损失，马先生肯定不会高兴，于是她抱着试试的心态来到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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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惨淡经营（10）
马家这边刚把儿子崇义接回来没多久，心还没定下来，又出了张君秋被囚日本宪兵队这桩“公案”。马连良一听就急得直跳脚，头上顿时冒了汗，脱口就问：“是哪个宪兵队？是不是铁狮子胡同那个？”因为他知道“铁狮子胡同”是魔窟，据说进去的人就没有生还的，赶快托人打听消息。回信说，不是“铁狮子胡同”，但这次与崇义的案子不同，真抄着电台了。人要一个一个地过堂，慢慢审。马连良心想，若真被宪兵队过了堂，君秋非“散了架”不可。为了君秋和晚上的戏，马连良只好硬着头皮去求“金司令”。“金司令”就是臭名昭著的金璧辉，也叫川岛芳子，时任日伪安国军司令。为了复辟满清王朝，她心甘情愿地投靠日寇，在北京城里无恶不作。一次金过生日，把所有在京的名伶都找去为她唱堂会，马连良因晚上有戏必须早走，金认为马不给她面子，于是连威胁带敲诈地说：“今儿个你不是挣钱要紧吗，明儿你来给我唱个通宵！”像马连良、李万春等名伶，早已被她敲诈过多少次，大家都像逃避瘟疫一样躲着她。夫人陈慧琏知道丈夫不愿与金往来，可为了营救张君秋和保障晚上这台大戏好顺利演出，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往。于是她对丈夫说：“你若一个人去，弄不好把你也搭进去，还是咱们一块儿去吧。”然后夫妻一道前往金府。陈慧琏不愧为大智大勇之人，她想起金曾对自己手上的那颗钻戒流露过垂涎目光，这回算是派上用场了，连忙把它包在礼盒里送到了“金司令”的手上。金厚颜无耻地收了，说了句：“看你的面子，不会让他受苦，晚上的戏可以先唱，唱完了还得回来再接着审。马老板，你这件团龙马褂的料子不错，哪儿弄的？”马连良知道她还要再敲一笔，连忙说：“我家还有一匹，明天给送过来。”隔了一宿，张君秋终于被“释放”。
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破财解决的。最令马连良烦心的是一些汉奸官僚仗势欺人，让马连良陪他们唱戏，借马的名望抬高自己的“艺术地位”。徐州警察局有一个高官，是当地的一霸，本人是个青衣票友。扶风社在徐州演出期间，他要求马连良和他一起唱《全部一捧雪》。这是马连良既叫好又叫座的一部重头戏，一人连饰三个角色，观众趋之若鹜。如果其中有这么一个“汉奸丸子”（丸子，京剧内行给票友起的外号），不但会把这锅好汤搅了，马连良还要落下个趋炎附势的坏名声。愤懑之余，还必须想计策与之周旋，否则在徐州就没法唱下去。马连良只好表面上答应，好在整出戏中只有中间“审头”一折与他在台上见面。前面从“过府搜杯”到“莫成替死”，马连良在台上唱、念、做、舞激情饱满，挥洒自如，赢得台下彩声不断。快上“审头”时，马连良在后台突然说自己肚子痛得不行了，后面的戏没法演了，快让李洪福李二爷扮上替我。李洪福不敢上，怕让人轰下来，只好让长子崇仁顶上，好歹把这出“审头”给糊弄过去了。后面“刺汤”结束后，马连良又“好”了，接着唱“雪杯圆”，总算把这出《全部一捧雪》完成了。汉奸后来明白了，也没辙。
小汉奸好糊弄，大汉奸就难了。当时有一名叫石天觉的汉奸，擅使双枪，百发百中，有百步穿杨之功，绰号“双枪将”。甘心投靠日寇，充当鹰犬，为日本人所器重，委以重任。他为了捧一个与之相好的交际花，让经励科佟瑞三出面，约请京城头牌名角陪这个交际花唱戏。约角儿的方法很简单，在佟瑞三身后跟着俩特务，同意唱戏还则罢了，不同意就往桌子上拍“盒子炮”。马连良本身就烦佟瑞三，佟常常找些二三流的演员陪“窑姐”唱戏，坏了唱戏的名声。马一直提倡戏班的同仁要自尊、自爱、自强，这次若是同意唱戏，不等于自己打自己耳光吗？若是不唱，恐怕以后在家门口就不好唱戏了。思之再三，做了最坏的打算，最后决定，拒绝演出。特务们威胁他说：“金霸王、谭老板他们都应了，您是不是要我们石爷亲自‘请’才行啊？”马连良搪塞道：“个人有个人的难处，我近来嗓子不在家，怕是要‘塌中’，需要休养一段日子。”特务们没办法，只好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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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惨淡经营（11）
为了应付这类演出，马连良是能躲便躲，能扛就扛，可有一桩演出则实在扛不过去了，也给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痛，这就是1942年冬的“东北之行”。
北京的戏班一般是半年在京演出，半年出外演出。自从1918年马连良第一次离开北京去福州搭班唱戏起，十几年来他去过的“码头”不计其数，就是没有去过东北。东北的戏院方面约过几次，都没有成行，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据去过的同仁反映，东北的戏院老板比较粗野，不规矩，生意不好，包银不兑现；生意好了，强行“挽留”，不留不行。一句话，说话不算数，还犯混。第二，都不愿意过山海关这道“鬼门关”。在那过关后，等于出“国”了，到达了伪满洲国的地面。日本鬼子在勒索的同时，还会把戏班的衣箱、盔头箱、切末、道具等用刺刀捅了又捅，翎子折了再折，折腾得唱戏的如同被扒了一层皮，还不敢申辩。他们用毁坏中国人财物的方法为自己找乐，变态到了极点。曾有位小生演员叫陈少华，他的行头箱子被鬼子注入了镪水，到家后才发现整箱的行头——他毕生的心血，全部化成了灰，为此陈少华吐血而亡。
1942年年初的一天，豆腐巷马宅来了六个人，带路的是马家的世交，花市古玩李家的李秋农。后面五位衣着比较体面，头戴礼拜帽，有人颌下留有长髯，一看就是阿訇的打扮，门房赶快将他们让进南客厅，并通知马连良。大家寒暄落座之后，才知道这五位是从奉天（沈阳）专程来北京的大阿訇，受奉天回教协会和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校董会之托，想请马连良的扶风社去唱一期义务戏，为首的阿訇叫张子文。
张阿訇曾是晚清秀才，会阿拉伯、波斯、德、俄等多国语言，有“德国张”的雅号，是宗教界的知名人士。他一向主张回民的孩子不但要会诵经，还要学习中外文。在北京西单清真寺任教长时，与马西园是好朋友，于20年代初到奉天创办“文化清真寺”。为了提高回胞的文化素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张又于1936年开办了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并亲任院长。数年以后，由于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学校必须另觅新址。为了筹措经费，张阿訇以奉天为中心，展开了为“回教学院”的募捐活动。回族同胞纷纷响应，但倾沈城回胞之力也只能凑集5万元，与所需之款相去甚远。于是，张子文等人来到北京，约请热心公益的马连良。
马连良得知，在当时奉天的南湖风景区附近，有一所日本人办的日本学校——锅山女子学园，专门招收日本学生，中国人不但不能就学，而且根本不能靠近。这时日本人已经在“满洲国”开始实施奴化教育，让所有中国学生都学日语，妄图把它当成“满洲国”的国语。阿訇们担心地说，将来咱们中国人都不会说中国话了！“回教学院”欲用购置这块土地的办法，把日本人赶走，变成中国人办的中国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马听后表示大力支持，并决定参与这一义举。马连良的父亲马西园向来热心教门里的公益事业，虽已去世多年，为教胞公益不遗余力的传统一直保持着，加之五位大阿訇远道前来邀请，盛情难却，马连良对去沈阳演出之事基本应允，具体行程、演出安排等细节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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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惨淡经营（12）
另外，考虑前往沈阳演出的另一原因就是关内经济每况愈下，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生活动荡，民不聊生，戏班的演出收入一直不好。关外以“大剧场、大票价、大包银”为招徕，吸引名伶前去演出。在这一时期，以生行挑班的名伶如言菊朋、谭富英、李盛藻、李万春、李少春、奚啸伯、周信芳、贯大元等都去过了东北，回来后收入颇丰，也使马连良动了心。在扶风社里唱戏的有几十口人，它们分别要供养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要养活上百口人，为了大家的生计起见，也要走一趟。
马连良决定赴沈阳筹款演出之事，被在北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