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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262“文章应该用白话做”尚属“文学革命”，“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则已趋向“思想革命”。周作人首度在《新青年》露面，正在该刊改用白话那一期，所发表的是译作《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自此以后他就借助这一媒体，从事外国文学译介与鼓吹思想革命。前者即由这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打头，后者则要等到发表译作《贞操论》才算开始。当然从后来所写《人的文学》看，文学译介与思想革命本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周作人首先忙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一七年九月四日，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此项兼职至一九一九年三月才辞去。月薪教授初级为二百四十元，以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十月一日，首次上课。周氏不以口才见长263，然而所讲内容堪称新颖。“其时我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好照着中学的规矩，敷衍做去。点名划到，还是中学的那一套，但是教课，中学是有教科书的，现在却要用讲义，这须得自己来编，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264“希腊文学史”起手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近代欧洲文学史”起手于九月二十四日，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又开始写“罗马文学史”。六月课程结束，重加编理，成《欧洲文学史》一书。其中近代欧洲一卷，仅包括“中古与文艺复兴”与“十七十八世纪”两部分。十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这是周作人来北京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世界文学史迄无移译，该书自有草创之功；作者藉此所展现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系统的文学史观，在同辈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同事在内——中显得特别突出。虽然以后他的自我评价不高：“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然而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没有现成“母本”，居然编出一部条理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史著作。至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仍在续编讲义。以后他拟增补《欧洲文学史》，但未果：“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增补部分已经遗失，其底本“近代欧洲文学史”讲义则保存至今，分“绪论”、“古代”、“古典主义时代”、“传奇主义时代”和“写实主义时代”五章，其中十九世纪部分占三分之二，正可弥补《欧洲文学史》不全之憾265。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4）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设立文科研究所，周作人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和“小说”两组。小说组成员还有胡适与刘半农。二位来北京大学任教比周作人稍晚，也都成为他的世界里的重要角色。刘半农曾谈到当时对周作人的印象：“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266次年四月十九日，周作人在小说组做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报告。一九一八年二月，《北京大学日刊》开始征集歌谣，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此举虽非周作人所发起，他却堪称这方面的前驱。参与上述活动，使得周作人很快成为一个以革新中国文化为宗旨的群体中的重要角色。正如蔡元培所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命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267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参加进德会，为乙种成员。——进德会发起于民国元年，此时为蔡元培所大力提倡，“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268。其基本戒为不赌，不嫖，不娶妾；选认戒为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乙种成员即遵守基本戒，再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两条选认戒者。“不嫖，不娶妾”，自符合周作人一向的妇女观；此后他涉及相关问题，尤其是对待两个兄弟的婚姻的态度，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一九一八年旧历除夕，刘半农造访绍兴会馆。在所写的一首诗中，透露周氏兄弟“欲招缪撒，欲造‘蒲鞭’”269，即有意在文学及批评方面一展身手。“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继《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古诗今译》之后，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了所译梭罗古勃的《童子Lin之奇迹》，这是他用白话文翻译的第一篇小说，完成于该年一月二十一日；接着又有所译俄国库普林的《皇帝之公园》面世270。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271的讲演中，指出中国小说所以毫无成绩，是因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现在他正是为了给中国作家提供可资模仿的榜样。继而揭载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272，乃是周作人“研究外国著作”的论文。此文更促使鲁迅以后将武者小路实笃这剧本译为中文。——所有这些，都在“欲招缪撒”之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5）
将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贞操论》（《貞操ハ道德以上ニ尊貴デァル》）273译为中文发表，是周作人首次在思想问题上向传统观念发难；也标志着他自张勋复辟以后的一番思考，开始有了结果。妇女问题素为周作人所关注，现在则说：“女子问题，终竟是件重大事情，须得切实研究。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一般男子不肯过问，总有极少数觉了的男子可以研究。我译这篇文章，便是供这极少数男子的研究。”此文引起很大轰动，《新青年》接续刊出胡适《贞操问题》274、唐俟（鲁迅）《我之节烈观》275等文章，予以讨论。然而对周作人来说，其意义实际上超出妇女问题之外，乃是要对既有的全部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重新加以评衡，即如与谢野晶子所说：“道德这事，原是因为辅助我们生活而制定的。到了不必要，或反于生活有害的时候，便应渐次废去，或者改正。倘若人间为道德而生存，我们便永久作道德的奴隶，永久只能屈伏在旧权威的底下。这样就同我们力求自由生活的心，正相反对；所以我们须得脱去所有压制，舍掉一切没用的旧思想，旧道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充实有意义。”周作人随后所写《祖先崇拜》、《思想革命》等，都是依循这一思路。《贞操论》使周作人一举成名。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与此篇是在《新青年》同一期上发表，兄弟二人遂一起成为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核心人物。而《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旨趣，正与周作人翻译《贞操论》的用意相通。
六月下旬，在收到北京大学的续聘书后，周作人回绍兴探亲。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已经从地方的中学教员变成全国著名的大学教授、翻译家和思想家了。赶上曾经任教的省立第五中学以及明道女校学生毕业典礼，周作人均前往参加，并发表演说。直到九月，才返回北京。其间翻译了多篇外国小说，如瑞典斯忒林培克（Johan August Strindberg）276的《改革》、《不自然淘汰》，蔼夫达利阿谛斯的《扬尼思老爹和他驴子的故事》、《扬奴拉媪复仇的故事》，显克微支的《酋长》和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的《空大鼓》等，都交《新青年》陆续发表。他还抄录了一卷儿歌，共七十四首，寄给在北京的刘半农。
二
《新青年》从第四卷第四号起开辟“随感录”栏目。周作人为这栏目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批评中译“英国安得森著”《十之九》的277，略有“欲造‘蒲鞭’”之意；第二篇则正面介绍了英国学者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278所著《爱的成年》（Love’s ing…of…Age）。文中引用凯氏的话：“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周氏认为，这说法“十分切要，女子问题的根本解决，就在这中间”279。从最早写《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时起，妇女问题就一直在他考虑之中，此后也还写过许多文章，如《北沟沿通信》、《妇女问题与东方问题等》、《刘香女》、《〈双节堂庸训〉》等；实际上有关这一问题的结论，正是凯本德的话。周作人的妇女观进而造就了他的社会观，以后更归结为：“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280他之宣扬“新村主义”，乃至对中国一九四九年发生的变化表示认同，都可在此找到答案。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6）
“戏剧改良”是《新青年》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周作人和钱玄同也发表了《论中国旧戏之应废》的通信281。钱玄同曾说：“要建设平民的通俗文学，自然该推翻贵族的艰深文学。”282较之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不无发展，但仍嫌拘泥于形式问题；周作人则进一步深入到内容方面，指出旧戏的要害在于“野蛮”和“有害于‘人心世道’”，而这并不限于这一项，其实统可归为“非人的文学”。继此之后，周作人通过一系列文章来宣扬与之彻底对立的“人的文学”，亦即他这一时期的“中心观念”。而在他，实际上是张勋复辟之后——或者追溯得更远，是十几年来——思考的结果。
当时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新青年》作为月刊，不能适应需要，所以另办周刊《每周评论》，仍由陈独秀主编，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周作人亦参与创办，月助刊资三元。但据他说：“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283自此除几乎每期都为《新青年》撰写或译介作品外，他又有了新的阵地284。十二月五日至二十日，周作人一连写了《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的文学》三篇文章，嗣后又作《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再论黑幕》等，分别在这两个刊物发表。
在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这批文章中，周作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对“人”的认识或关于“人”的理想。“我们承认人是一种动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进而是关于“社会”的理想。“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构成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根本：“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最终则落实到关于“文学”的理想。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285在他看来，“人的文学”体现了上述关于人的理想，也有助于实现上述关于社会的理想，——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倡“平民的文学”：“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人类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286他将此称为“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以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相区别。一年后他在少年中国学会讲演时，把这一主张推到极致：“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名称尽有异同，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287周作人对于文学的性质与作用的基本理解，与当年他写《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译《域外小说集》时并无二致；只是现在更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文学》等既成就了思想家周作人，又成就了文学理论家周作人。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7）
至于“非人的文学”，在周作人眼中则与实现“人的生活”背道而驰。基于此点，他对于中国的旧文学多所抨击，旨在一概推倒，建立“人的文学”。而当他说：“我们最要注意的点，是人与社会交互的关系；换一句话，便是人的遗传与外缘的关系。中国人的根性怎样？他们怎样造成社会？又怎样的被社会造成？总而言之，这中国人与社会能否长进？能否改好？能否存在？”288就又归结到几年前所讲的“种业”了。周作人所针对的不是某一文学种类，而是整个社会意识。他特别强调其间的新旧之别：“凡标榜一种教训，借小说来宣传他，教人遵行的，是教训小说。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他，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教训小说所宣传的，必是已经成立的，过去的道德。问题小说所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289
周作人为“人的文学”提供的标本，便是此前此后他翻译的一批外国小说，多发表在《新青年》上。他说：“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有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290以后，当他将这些译作结集为《点滴》一书出版时，还应北京大学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请托，在序言里强调两点，即“直译的文体”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前一方面，他以为翻译“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这显然承继了《域外小说集》的“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只不过译文由文言改为白话罢了。而现在强调此点，除求“信”外，也旨在帮助确立属于白话文的“达”和“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批译作乃是“文学革命”的重要成果，对于白话文的写作具有示范意义，所以胡适称之为“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291；后一方面，它又是“思想革命”的具体体现，卷末附有《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三篇文章，使得此点更其凸显。《点滴》中俄罗斯、波兰、新希腊、匈牙利等国的作品占三分之二以上，正与从前《域外小说集》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宗旨一脉相承。周作人说：“但这些并非同派的小说中间，却仍有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如托尔斯泰的博爱与无抵抗，固然是人道主义；如梭罗古勃的死之赞美，也不能不说他是人道主义。他们只承认单位是我，总数是人类；人类的问题的总解决，也便包涵我在内，我的问题的解决，也便是那个大解决的初步了。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色。因为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所以这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与其说周作人通过翻译宣示一种意见，不如说介绍一批类型；他心目中的“人的文学”并不褊狭、浅薄，而是丰富的，深刻的。“我的意思，是既愿供读者的随便阅览，又愿积少成多，略作研究外国现代文学的资料，所以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伊孛然不同的斯忒林培克。”292周作人的翻译，另一目的在于介绍小说体式，以资中国作家借鉴。譬如《晚间的来客》293附记所云：“我译这篇，除却介绍库普林的思想之外，就因为要表示在现代文学里，有这一种形式的短篇小说。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因为文学的特质是在感情的传染，便是那纯自然派所描写，如淑拉（Zola）说，也仍然是‘通过了作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些特别，却具有文学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