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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誓必脱此羁绊”、“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之“此”，周作人后来说：“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显现出来，在我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不曾学了什么东西。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虽然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50
一九〇三年十月，周作人大病一场。起先近似时症，继而脚肿、脸肿，此后又患颈疽。于十一月随已被水师学堂辞退的叔祖返回家中，至次年三月才回南京。五月中旬，日记有《三月中之感情及思想之变迁》一则：“三月杪为学事经营三日，嗣忽不成，令我绝望。觉我无复有脑，无复有血，神经为病，历三数日。有世事皆恶之思想，而觉前此之种种为大谬，为自苦，故我自谥为愚夫。佛说从前种种事，譬如今日死，后种种事，譬如今日生，善哉善哉。又饶舌矣，我以后乐天。”所谓“学事”，仍指争取赴日留学。然而日记所说，似乎预告他将有一番新的作为。
三
《女子世界》一九〇四年第五期登载了署名“吴萍云”的《说生死》和《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两篇文章，乃是周作人首次公开发表作品。此前一场大病，或许是“说生死”的由头；然而该文着眼于“死亦死，不死亦死，嗟我同胞，处此四面楚歌之中，何以处此”，乃是鼓吹民族主义革命之作。后一文则将这个意思移过来讲中国女子当自强独立。该年七月，祖父病逝，寿六十八岁。长孙鲁迅远在日本，遂由暑假在家的周作人顶替“承重”，“差不多整个假期就为此断送了”51。嗣后，周椒生介绍他去东湖通艺学堂教英文。两月后期满，学堂方面因学生发音不大准确，未予续聘，遂于十一月下旬返回南京。大约就在这段时间，他起手翻译《一千零一夜》中的《阿利巴巴和四十强盗》（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至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九日完稿。以《侠女奴》为题，在《女子世界》连载，署名萍云女士。该杂志此后陆续刊出周氏著译，包括《题〈侠女奴〉原本》、《好花枝》、《女猎人》、《女祸传》、英国陶尔（Conan Doyle）52作《荒矶》和法国维克多·雨果作《天鹨儿》等。一九〇五年六月，上海小说林社印行了周作人的两本译作，其一为《侠女奴》；其一为《玉虫缘》，即美国作家安介坡（Allan Poe）53一八四三年所作短篇小说《黄金甲虫》（The Gold Bug），署会稽碧罗译。此书于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脱稿。“《侠女奴》着手在前，因在报上分期发表，故全文完成反而在后了。”54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11）
《女子世界》的主编丁初我也是小说林社的创办人之一。上述二书均系其经手，且注明“初我润辞”。出版《玉虫缘》“以书五十部见酬”55，《侠女奴》则获赠《女子世界》一年。关于与《女子世界》及丁初我的因缘，周作人说：“当时我一个同班的朋友陈君定阅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把译文寄到那里去，题上一个‘萍云’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登出，而且后来又印成单行本。”56周氏成为一代文学家、翻译家、思想家，与某些媒体以及担任编辑的人关系密切；《女子世界》是他最初的园地，而丁初我则是第一位合作的编辑。类似情形，此后还会出现多次。
从《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起，作者就以“我女子”身份讲话；以后在《好花枝》、《女祸传》中也一再说“我女界”。这自是替《女子世界》写稿，又假冒女性作者的缘故。以后他说：“少年的男子常有一个时期喜欢假冒女性，向杂志通信投稿，这也未必是看轻编辑先生会得重女轻男，也无非是某种初恋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种表示吧。”57其实意义可能不止于此。周氏毕生关心女性，同情女性；而一开始就站在女性立场考虑问题，发表意见，虽然未必出于自觉，却由此建立了一个更接近于本质的视点。以后他讲“妇女问题实是重大，有许多还得妇女自身来提出，求得解决之路”58，而对清人俞理初“好为女子出脱”、“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的态度极表赞同，道理正在这里。
周作人最初的文学活动，乃以翻译为主。后来他总结说：“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59说来周氏毕生所受学校教育，真正有意义者仅止外语一项；在南京如此，以后在日本亦如此。借助所掌握的各门外语，他得以超越当时国内的译介水准而直接接触世界最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并成为相关译介工作的重要一员。正如其所说：“我学了英文，既不读沙士比亚，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是可以读蔼理斯的原著，这时候我才觉得，当时在南京那几年洋文讲堂的功课可以算是并不白费了。”60
关于学习英文以及开始翻译之事，他说：“在学堂里老师不算少，一起算起来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师傅似的传授给一种本事的却并没有。即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对于这几位我仍有相当敬意，可是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哪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我们读印度读本和文法（还不是《纳思菲耳》，虽然同样的是为印度人而编的），有如读《四书章句》，等读得久了自己了解，我们同学大都是受的这一种训练。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的只是一册字典，这本是英文注汉字，名字却叫做《华英字典》，用薄纸单面印刷，有些译语也特别奇妙，但是后印本随即删去，改称《英华字典》则又是后来的事了。本来学堂里学洋文完全是敲门砖，毕业之后不管学问的门有没有敲开，大家都把它丢开，再也不去读了，虽然口头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天方夜谈》，引起了兴趣，做了我外国语的老师。假如没有它，大概出了学堂，我也把那些洋文书一股脑儿地丢掉了吧。”61“我的这一册《天方夜谈》乃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三先令六便士的插画本，原本是赠送小孩的书，所以装订颇是华丽，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我都还约略记得。其中的故事都非常怪异可喜，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只要读过它的几篇。……我看了不禁觉得‘技痒’，便拿了《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来做试验，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62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12）
周作人说：“阿利巴巴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奴，所以译了送登《女子世界》。”63为此篇所撰“说明”，则赋予“侠女奴”以特殊意义：“……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在组诗《题〈侠女奴〉原本》64中，更归结为“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这与《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所说“二十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实有一致之处。所作其他各篇，也一再申说此意。《女猎人》65系“参译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而大半组以己意”，其中有云：“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然闻之理想者事实之母，吾今日作此想，安知他日无是人继起实践之？有人发挥而光大之，是在吾姊妹。”仍是出于同一意图。《女祸传》66中则谓：“吾姊妹中，有如梁红玉、花木兰其人者乎？奋迹一时，流惠千古，重扬我女界之耿光，而一洗旧耻，未为晚也。”这种思想或为一时风尚67，嗣后周氏自己亦有所订正，譬如不复以所谓“女豪杰”、“女英雄”为理想；然而关注妇女命运，在他乃是“吾道一以贯之”。相比之下，短篇小说《好花枝》68所云“……吾以此深悲我女界。吾见有许多同胞甚苦。‘锦衾延寂寞，红泪谢幻娱。’女界何多缺陷，此其一”，可能更接近他后来意思。而这也使人想起当年他在杭州花牌楼的一番经历。
《玉虫缘》径由出版社印行，未在杂志登载，或许是与“女子世界”无关的缘故。周作人说：“这是还没有侦探小说时代的侦探小说，但在翻译的时候，《华生包探案》却早已出板，所以我的这种译书，确是受着这个影响的。但以侦探小说论，这却不能说是很通俗，因为它的中心在于暗码的解释，而其趣味乃全在英文的组织上，因此虽然这篇小说虽是写得颇为巧妙，可是得不到很多的外国读者，实在是为内容所限，也是难怪的。”69周氏自己娴习英文，显然知道“趣味”所在。其实《侠女奴》之译介，更直接的原因也在于“觉得很有趣味”。此种重视趣味的翻译理念，在他几乎坚持一生。《阿利巴巴和四十强盗》与《黄金甲虫》原书，皆由大哥从日本寄来。然而不像鲁迅此前之《月界旅行》全用白话，或《地底旅行》文白夹杂，周作人所译纯系文言。对于这最早两种译作，周作人的自我评价并不高：“那时还够不上学林琴南，虽然《茶花女》与《黑奴吁天录》已经刊行，社会上顶流行的是《新民丛报》那一路笔调，所以多少受了影响，上边还加上一点冷血气，现在自己看了也觉得有点可笑。”70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13）
这一时期，周作人思想波动颇大，在日记中多有反映，可能仍与迟迟不能如愿赴日留学有关。譬如“予之主义，非仅乐生，直并乐死”71，“予则不喜不悲，无所感”72，等等，正如其所总结的那样：“……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这于甲辰乙巳最为显著。”73而自此开始阅读佛经，却给后来留下深深印迹。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日记云：“下午归，经延龄巷，购经二卷。”以后他说：“这头一次所买的佛经，我记得一种是《楞严经》，一种是《诸佛要集经》与《投身饲饿虎经》等三经同卷。第二次再到金陵刻经处请求教示，据云顶好修净土宗，而以读《起信论》为入手，那时所买的大抵便是论及注疏，一大张的图或者即是对于西土向往。可是我看了《起信论》不大好懂，净土宗又不怎么喜欢，虽然他的意思我是觉得可以懂的。”74“我在二十岁前后读《大乘起信论》无有所得，但是见了《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这里边的美而伟大的精神与文章至今还时时记起，使我感到感激，我想大禹与墨子也可以说具有这种精神，只是在中国这情热还只以对人间为限耳。”75此番阅读影响至为深远，多年后他倡导“道义之事功化”，或即根植于此。南京狱中写组诗《往昔》，其第二首咏菩提萨埵，所说亦是这事：“往昔读佛书，吾爱觉有情。菩萨有六度，忍辱良足钦。布施立弘愿，愿重身命轻。投身饲饿虎，事奇情更真。平生再三读，感激几涕零。向往不能至，留作座右铭。安得传灯火，供此一卷经。”
也许是阅读佛经有所感悟，周氏的日记中流露出某种新的思想倾向。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七日云：“近来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其不同如是。”一月二十一日云：“西人之恒言云，人皆有死。人能时以此语自警，则恶事自不作，而一切竞争皆可省。”三月十二日云：“世人吾昔觉其可恶，今则见其可悲，茫茫大陆，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时代风气使然，周作人曾经相信“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而倡导“竞生存”、“与强敌争一旦之命”76，起念译介《侠女奴》、《玉虫缘》，亦可归入此列；现在却不无疑惑了。他的新的想法，尤其体现在一九〇六年所作中篇小说《孤儿记》中。“那时苏子谷在上海报上译登《惨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说》上常讲起‘嚣俄’，我就成了嚣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诣的搜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设法凑了十六块钱买到一部八册的美国版的嚣俄选集。这是不曾见过的一部大书，但是因为太多太长了，却也就不能多看，只有《死囚的末日》和Claude Gueux这两篇时常拿来翻阅。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鱼雷堂的空屋里，忽然发心想做小说，定名曰《孤儿记》，叙述孤儿的生活；上半是创造的，全凭了自己的贫弱的想象支撑过去，但是到了孤儿做贼以后便支持不住了，于是把嚣俄的文章尽量的放进去，孤儿的下半生遂成为Claude了。”77周作人称此书为“半做半偷”。一九〇六年六月，《孤儿记》由小说林社出版，署名平云。“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费。”78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14）
《孤儿记》的思想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此书“为感于嚣俄《哀史》而作，藉设孤儿以甚言之”79，自始至终，都不是中国背景。这是一个有关孤独无告的故事，字里行间洋溢着雨果精神，但并非简单复述前人意见。作者说：“呜呼，天演之义大矣哉，然而酷亦甚矣。宇宙之无真宰，此人生苦乐，所以不得其平。而今乃复一以强弱为衡，而以竞争为纽，世界胡复有宁日。斯人苟无强力之足恃，舍死亡而外更无可言。芸芸众生，孰为庇障，何莫非孤儿之俦耶？匹夫匹妇不能得多助于天，其殗忽以死，可无论矣。即试推之一国一群，其理亦莫不视此。弱小之国慑于强暴，祸患频仍，而又苦于呼籲之无门，则由渐而习，戚戚之尤，乃或转为浩浩。人方称以为异，而不知积弱之民，非神明与体质并进于顽，万无能倖存于一日。此孤儿之国民所以可悲也。”这样一部为弱者、为个人张目的书，出现在“天演”、“竞争”风行之际，视为不合时宜可，视为先知先觉亦无不可。又说：“嗟夫，大地莽苍，末日何届，其惟与悲哀长此终古欤？即使不然，当其渐演渐进，姑无论进何所止，抑或乌托邦之可期，而人类悲哀，亦奚能绝迹于大地。即其演进所经，其骚扰至久，亦已大可叹矣。昔嚣俄有言曰：‘自由与健全同物。’斯言也，未能践之于今昔，宁将践之于将来乎？未可知也。呜呼，此天演之义所以为千古之不磨，而终未能餍嚣氏之心，而塞灵均之问者也。”80作者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进化论——讲得确切一点，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指向的那个结果；或者反过来说，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背景下，重申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所关心的是其中无力竞争，不得不居于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进一步更说：“吾闻之，人生以苦乐为究竟，否此者皆属涂附之辞。故茫茫大地，是众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脱离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进于文明。固无论强权之说未能中于吾心，而亦万不能引多数幸福之言，于五十百步生分别见者也。”81这奠定了一位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以后他始终坚持关心个人、不放弃每一个人的立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82，亦萌芽于此。——其实此前译著中将英雄与理想一概归诸女性，也可理解为基于女性系社会中的弱者这一前提；也就是说，《好花枝》中所述，做了《侠女奴》、《女猎人》等的底子。后来他更一再借用《庄子·天道》之“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概括自己这一思想。
与此同时周作人仍然继续争取留学日本。一九〇五年冬，北京练兵处拟派学生出国学习海军，周作人所在头班，全体被送去应考。十二月十七日抵达，翌年一月十三日离开。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看了几场京剧，其中的色情表演给他留下恶劣印象，加以接受不了某些唱法，乃至终生对京剧取抵制态度。考试及格，但因近视未能通过体检，久久滞留于水师学堂。其间将所作诗稿编为一册，题曰《秋草闲吟》。此卷已佚，序中有云：“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怅怅，……”可见心境之一斑。《孤儿记》就在此时写成，或许亦不无自况之意。直到五六月间，才获准派往日本学习建筑。夏秋之际，他与回国成亲的鲁迅一道东渡83。距离最初起念出国留学，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途中经停上海，他剪去了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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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1）
一
自从鲁迅东渡，周作人与日本之间就有了难以断绝的联系；现在他自己到了这久已向往之地。谈及对于日本“最初的印象”，他说：“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84日本的衣食住引起他的好感，日本文化也对他产生极大影响。他曾为此写过很多文章；但就当时而言，这影响与其说是一种外来的给予，不如说是一种启示，一种共鸣。其间作为对应物的，既是他自己，又是辞别不久的故国。周作人的“日本观”里，隐含着他的“中国观”和“生活观”；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关注、热爱普通生活的人的姿态。可以引用他的两段话作为说明：“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