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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才时，便以向他订约小型音乐作品的作法，付给很高的稿酬，变相地给予他资助。他们书信中相互表达彼此的崇敬，但没有一句谈爱或求婚的话。柴可夫斯基常常向她倾述自己对大自然、对国外生活的感受、创作的苦衷。她鼓励他，赞扬他每个微小的成就。这位神秘的梅克夫人一直不与他会晤。有过两次机会本来可以见面，可是梅克夫人还是有意地回避了。有一天她坐在马车上，看见步行的柴可夫斯基，她没有停车，仅仅点了点头。他们通信频繁时，柴可夫斯基曾把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献给她。他在信中写道：“如果您不愿意我把您的名字写在交响曲的标题上，那么也可以删掉。只让你我二人知道这部交响曲是献给何人的……”1890年梅克夫人声称家业破产，从此断绝了对柴可夫斯基的经济资助，同时也停止了与他的书信往来。这对于多情的柴可夫斯基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柴可夫斯基是位要求严格的作曲家，但他的每部作品问世后几乎都先遭到评论家的否定，甚至钢琴家拒绝弹奏。可是后来，一部部作品又为他赢得了很大的荣誉，在国外演出时为祖国争了光。
近些年来世界上关于他的死因又时而见诸报端。
柴可夫斯基三十七岁时曾和一位追求他的二十八岁的米柳科娃结了婚。那是一次不幸的婚姻，婚后不久，柴可夫斯基便和她分了手，并通过别人向她宣布解除婚姻关系。有人说，他结婚是为了掩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有人说，柴可夫斯基的死也与同性恋有关。
1893年10月22日，柴可夫斯基从莫斯科到了彼得堡，在俄罗斯音乐协会亲自指挥演奏了第六交响曲——《悲怆交响曲》。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首次正式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他准备几天后返回莫斯科，然后12月去敖德萨。没有一点死亡的预兆。
1893年11月7日彼得堡所有报刊上突然刊出柴可夫斯基不幸逝世的消息。官方报道是：那天，演出《悲怆交响曲》之后，回住地的路上，柴可夫斯基在涅瓦大街感到口渴，走进一家饭店，喝了一杯水。回到住处后病倒，过了几天便逝世了。医生诊断，水中含有霍乱病菌，致使他身亡。很多人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
另一种说法认为：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恋活动被告到皇上那里。当时，同性恋不仅认为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犯罪行为。和柴可夫斯基发生同性恋关系的是俄罗斯一位公爵的晚亲。此事暴露后，柴可夫斯基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读书时的老同学为了挽救他的声誉便组成“良心法庭”，对他作了审判。于是柴可夫斯基选择了自杀的办法，以了此案。
西方有人将这一经过写成专著。
俄罗斯也有人写成书进行反驳。
双方都作了很多调查，引证了很多事实与资料，但结论难于推测。
柴可夫斯基的死因说法不一，无损于他的创作成就，也没有减少人们对他的爱。
我每次来到他的墓前，都看到束束鲜花和仰慕的人群。1954年我曾随我国作曲家吕骥、小提琴家马思聪、歌唱家盛家伦等访问参观过柴可夫斯基一度生活过的克林庄园，聆听过名家的演奏，余音仍然响在耳际。
柴可夫斯基一生没有个固定的家，没有稳定的收入，他一无所有，他只有神奇的音符，而他用这神奇的音符所创造的美妙绝伦的旋律响彻世界，令人陶醉，亿万心灵从中享受到了美的喜悦，促进了对光明的追求。
1998
音乐是善 不是恶
——德·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
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于1975年逝世。他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第二区。
墓不大。低矮的铁栅栏，围着一个土坟，坟头伫立着一块不高的长方形的花岗石墓碑。碑上嵌着肖斯塔科维奇的姓名。下边是个五线谱音符，它取自什么乐章？代表什么，我多少年来没有弄清楚。石碑的中间嵌着很小很小一帧墓主的照片。墓碑的设计者是亚·扎瓦尔金。
我喜欢音乐，对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作曲家更是充满好奇心与敬意。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销毁了不少外文书籍，但不知为什么将苏联1936年出版的批判肖斯塔科维奇的小册子——《噪音代替音乐》，古铜色封面，毛边，保留了下来。
肖斯塔科维奇出生于彼得堡一个波兰血统的后裔家中，父亲是颇有成就的工程师，曾和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在一起工作。母亲是钢琴家科柯林娜，正是她给小肖斯塔科维奇灌输了对音乐的爱。
小肖斯塔科维奇上有姐姐，下有妹妹。他九岁学钢琴，十三岁考入彼得格勒音乐学院。
1922年，父亲逝世，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他课余到一家电影院里弹钢琴为默片配乐。
1925年，肖斯塔科维奇毕业作品是《第一交响乐》，显示出过人的天赋。
1928年肖斯塔科维奇根据果戈理的小说《鼻子》写成歌剧。
1929年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剧《臭虫》配乐。他并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主要因为他与导演梅耶荷德友好，所以被邀请配乐的。
1932年，肖斯塔科维奇与年轻貌美的物理学家尼娜·瓦尔莎结婚，后生一女一男。
1932年他以列斯科夫的小说《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为主题写成歌剧。这部歌剧不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公演了，而且还在欧美其他国家演出，受到普遍的欢迎，盛况空前。肖斯塔科维奇被誉为新一代出类拔萃的音乐家。
斯大林看了《麦克白夫人》之后，颇为不满。1936年1月28日《真理报》上刊出社论《噪音代替音乐》，据说这是斯大林口授的文章。“这种音乐令人无法听下去……”
苏联大清洗开始。人人自危。一周后，《真理报》又刊出第二篇社论，仍然是针对肖斯塔科维奇，斥责他是“形式主义者”。
肖斯塔科维奇预感到大难临头，时刻等待被捕，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但悲剧并没有发生，据说是他为影片配的乐曲，得到领袖的欣赏，所以幸免于难。
当时他为电影《马克西姆》三部曲、两集《伟大的公民》等配曲，有人戏称这是“向恺撒缴的租”，为此他得到保护，而且还获得多次斯大林文艺奖。
苏德战争年代，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第七》和《第八》交响乐。它们在英美演出受到听众狂热的欢迎。
苏德战争结束后，苏联又掀起反对“世界主义”运动，所有借鉴西方文化的苏联文化界人士，都成了整肃的对象。从1946年开始，苏联共产党关于文化的决议一个接一个发表。最先遭殃的是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马托娃。1948年颁布《关于穆拉杰利的歌剧的决议》，一些音乐家被扣上“形式主义”、“反人民的倾向”的帽子，其中当然少不了肖斯塔科维奇。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解冻”开始。大反个人崇拜。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第十交响乐》，以音乐的形式总结了斯大林时代。
肖斯塔科维奇的“形式主义”的帽子被摘掉，他感到自己获得一定的自由，便开始为他人“恢复名誉”而奔走，还为叶夫图申科的反排犹的诗谱写了乐曲。
1954年他的爱妻尼娜·瓦尔莎逝世。他再婚，与第二位妻子玛格丽塔·凯诺娃的婚姻维持不久，很快离异。
过去遭到批判的《麦克白夫人》，于1963年改名《卡捷琳娜·伊兹麦洛娃》重新公演，过去不曾演出的《第四交响乐》等也开始演出。
1966年，肖斯塔科维奇六十寿辰。他写了一首声乐小品，充满痛苦的自嘲，题名为《我的作品全集的序言以及对这序言的简短的沉思》。歌词是自己写的。这首作品主要是对各种荣誉头衔的一种嘲笑。
1967年，他摔断了腿。每次到公共场合都必须由年轻的第三位妻子伊丽娜·苏宾斯卡娅陪同。他的右手不灵活，需要用左手托着。他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没有放弃创作，1973年为俄罗斯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六首诗谱了曲。
肖斯塔科维奇进入晚年，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渗透着自我反省。
1975年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四首诗谱曲。
1975年8月9日，肖斯塔科维奇由于心力衰竭逝世。他死后，一位青年作曲家索罗门·伏尔科夫根据他平时的言论整理出一本《肖斯塔科维奇*》在国外出版。
肖斯塔科维奇说过：“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国死在和葬在不知何处的人太多了（即使是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我有许多朋友就是这种遭遇。到哪里去为梅耶荷德或者图哈切夫斯基建立墓碑？只有音乐能为他们作这件事。我愿意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戏剧导演梅耶荷德和军事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是他的好友。虽然他与这两位长者于30年代即告别，但他们一直活在他的心中。他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弱点是喜欢艺术，而梅耶荷德的弱点是喜欢军装。
我终于弄明白了，肖斯塔科维奇墓碑上的音符是他引入作品中的自己姓名起首字母——DSCH（即德·肖）。
肖斯塔科维奇晚年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音乐是善，不是恶。诗是善，不是恶。这样说来未免粗浅，然而多么真实啊！”
1998—2008
。。
弹唱诗人
——布·奥库扎瓦（1924—1997）
1997年6月中旬，我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传来俄罗斯著名诗人布拉特·奥库扎瓦逝世的消息。俄罗斯文艺界著名人士不少，去世时能在我国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观众通报的人屈指可数。奥库扎瓦成了其中一位。
过了不久，我收到老友杰柳辛从莫斯科寄来的信，用悲戚的调子讲述他在法国不幸逝世的噩耗。
1998年春天，我又收到李萌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附有奥库扎瓦的墓地照片。她知道我对墓碑感兴趣，更何况死者是俄罗斯一代名作家。照片上还不是墓，那仅仅是个土坟。
照片是她1997年9月21日在瓦冈口公墓拍摄的，离奥库扎瓦去世仅过了三个月。新培的土坟上摆满了鲜花，松枝，白色挽联，中间是他的照片：他对着麦克风在吟唱。他不仅仅是以吟唱诗人闻名于世的，他还是小说家。
我回忆与他会晤的日子。那是1983年秋天，在莫斯科文学之家举行的国际诗歌晚会上。
晚会之前，我们在一起交谈了半晌。
他告诉我：“我喜欢民间文学，喜欢音乐，我想在音乐伴奏声中朗诵我的诗。于是我便一边弹吉他，一边吟唱。我只在朋友中间吟唱，作为消遣而已。”
奥库扎瓦青年时就为自己的诗谱过曲。他在前线打仗时写过《我们在冰冷的小屋里不能安眠……》。战友们跟他一起哼唱过。在大学一年级时，他满怀激情写成《燃烧吧，火，燃烧……》，同学们也唱过，但并不认为是成功之作。如今则不同了。他唱出了朋友们的思绪与感情，所以他吟唱的诗不胫而走，很快便流传开了。他说：
“我在朋友们中间吟唱的次数越来越多，传播也越来越广，结果闯了祸。”他狡黠地笑笑。“作曲家们火了，吉他手们火了，党委的同志们火了，团委的同志们也火了……都对我的吟唱表示不满。”
他没有向我解释不满的原因，不过根据那时苏联文艺界的状况，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当时写的诗，没有过去那种慷慨激昂的颂扬，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见闻和遐想。当我正在思索时，他接着说道：“可是……渐渐地，他们也习惯起来了。作曲家们习惯了，吉他手们习惯了，党委的同志们也习惯了，而且还主动请我到一些聚会上去演出”。
他的诗，大体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描写战争的；一类是描写爱情的；再一类是描写日常生活的。他说过：“卫国战争的烈士们还活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战争对我来说还没有结束。”描写战争的诗，多半是表现刚出校门的天真无邪的学生在那场战争中的感受，有时给人一种过于客观之感（除了一些诗作之外，他的第一部小说《愿你健康，中学生！》电影《忠诚》与《叶尼娅、叶涅奇卡和‘卡秋莎’》都是描写卫国战争的，也都具有这种倾向）。当时，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带有和平主义色彩、主人公思想幼稚。
奥库扎瓦描写爱情的诗很多。他觉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苏联是不歌唱爱情的。为了反对清教徒式的虚伪，他便大写爱情诗歌。他说，当他写爱情、写女性时，他绝不使用嘲弄的字眼儿。如果嘲弄，那只是嘲弄自己的如何无能……
至于他那些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有的表现人们的某些愿望不能实现，有的揭露社会的弊端，更多的是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绘莫斯科街头小景，提倡人对人要和善，从中不难体会到诗人抒发柔情的心。我总觉得他的诗中带有淡淡的忧愁和浅浅的嘲弄。
奥库扎瓦1953年正式发表自己的作品，1956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抒情之歌》，以后出版的诗集有《岛》（1959）、《快乐的鼓手》（1964）、《通往梯纳丁之路》（1964）、《慷慨的三月》（1967）、《阿尔巴特，我的阿尔巴特》（1976）。1983年他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会晤波拿巴》。
1988年、1990年、1993年，我和奥库扎瓦又见面，我向他介绍苏联诗歌在中国的传播，也谈到了他的诗歌译成汉文的情况。
奥库扎瓦于二十世纪50年代登上苏联文坛时，和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阿赫马杜林娜等几位青年诗人成为新潮诗歌的代表，在青年当中影响很大。由于他们的创作突破了苏联传统文艺的框框，对历史回顾表现了新的观点，不止一次遭到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批判，特别是奥库扎瓦的中篇小说《再见了，同学们！》认为那是一部给卫国战争抹黑的坏作品，其实他真实地写出了入伍的新兵对战争的感受。
70—80年代，他弹着吉他吟唱自己的诗轰动了苏联，并在西方也受到欢迎。过去不断挨批的异端分子，这时代表自己的国家到世界各地去访问演出，为祖国文艺成就增了光。
2001年10月我在老友杰柳辛陪同下，会晤了他的遗孀，一位淡发、俊美、能干的夫人。她引导我参观了奥库扎瓦在莫斯科的工作室，写字台上堆满了书报和玩具，墙上挂满了画和照片。奥库扎瓦夫人邀我有空时到他的纪念馆去看一看。
他的纪念馆在莫斯科郊区作家村佩列杰尔金诺。我专程到纪念馆进行参观访问。一个庭院，两幢板房，正房是他的故居。厢房是纪念馆。墙上全是照片，甚至棚顶也是照片。故居里挂满各种铃铛，这是奥库扎瓦喜欢收藏的东西。
那天奥库扎瓦夫人也来到了佩列杰尔金诺，她带我们参观了庭院。庭院里摆着一排又一排木板，她告诉我，有时大家聚会在一起，便朗诵自己的诗歌。听众就坐在这些木板上。
奥库扎瓦逝世后，他的遗体被从法国运回莫斯科，在阿尔巴特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如今很多亲朋老友，甚至陌生的崇拜者，不断来到瓦冈口公墓，在他的墓前献上鲜花，寄托自己的哀思。可是却没有人记得当年批判他的那些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了。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令，在阿尔巴特街上为奥库扎瓦树立了一座纪念碑，这是诗人死后的殊荣，也是俄罗斯各族人民对这位诗人钟爱的标志。
他的墓不再是一个土坟，而是一块巨石，刻着他的名字。一年四季周围总摆放着一些鲜花。人们怀念这位替人民吐露真情的弹唱诗人。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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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 将
——伊·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
走进彼得堡艺术大师公墓，我来到伊·克拉姆斯科伊墓前。他是我衷心敬仰的一位俄罗斯画家。他的众多肖像画以及《陌生的女人》等作品，多少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克拉姆斯科伊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新一代画家的精英，美术领域里一名闯将，同辈中的精神支柱。
1837年克拉姆斯科伊出生在一个县城誊写员的家庭，十五岁当了圣像画师的学徒，一年以后为照相师当了修版工。1857年他来到彼得堡，考入彼得堡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勤于思考，博览群书，表现出卓越的艺术天赋与组织才能。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很早就接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为平民知识分子服务，艺术要解释人民的生活，他首先意识到美术学院教学上的腐朽与保守。
1863年11月9日，他率领一批即将毕业的同学，拒绝按校方规定创作以神话为主题的作品，轩然形成所谓“十四名学员暴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对他们进行监视。
几年以后，1870年，他和一批具有*主义思想的追求革新的青年画家们闯出一条新路，先组成自由画社，后发展成巡回展览协会，高举起艺术的民族化、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旗帜。克拉姆斯科伊成为这一协会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成员中有列宾、苏里科夫、希什金、库因吉，以及后来的列维坦等画家。
克拉姆斯科伊三十五岁时完成一件重要作品《荒野中的基督》（1872）。基督孤身坐在巴勒斯坦湖边的荒野的石头上，低头沉思，双手紧握在一起，表现出他的精神集中和苦苦思索人生的意义。湖上薄雾和他的思绪一样袅袅缭绕，自然荒凉的景色与他激烈的内心活动形成了对照。克拉姆斯科伊认为《荒野中的基督》画的“……不是基督。就是说我不知道是谁。这是我的个人思想的一种表现。”克拉姆斯科伊感受到必须向反动统治制度冲击，可是又觉得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基督身上所体现的正是克拉姆斯科伊的内心矛盾与痛苦。
这幅画公开展出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克拉姆斯科伊是杰出的肖像画家。他为当时文学艺术界很多人士：诗人涅克拉索夫、作家冈察罗夫、画家希什金、佩罗夫等多人画了肖像，深刻地揭示了这些人物复杂的心理内涵，为发展俄罗斯肖像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他是第一位给列夫·托尔斯泰画像的人。为托尔斯泰画像是经过一番周折的。托尔斯泰一向拒绝画像。1873年夏天，克拉姆斯科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