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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岩说，人们都清楚，当时是百废待兴，高考制度还不完善，可是全社会都洋溢着公正、平等的人文空气，人们太痛恨封建的血统论和特权思想了，因此自发地追求平等。
利峰表示赞同，她说，一方面我们这个单位没说，就是我们自身也不例外，我的女儿当时没考上大学，后来是凭自身的努力，自学拿到文凭的。从另一方面看，77级的考生素质真是好，根本没有人“走后门”、托人情，就是靠自己硬邦邦的成绩，让人没话说。〔63〕
###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各级招生委员会，按照新的招生办法，严格地进行了统一考试，并根据录取新生的最低分数线进行初选，提出了参加政审、体检的名单。他举了浙江省的例子，说这个省的群众反映本次政审、体检名单有两个硬碰硬：一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干部子女选上是硬碰硬，没有选上也不搞特殊化。嘉兴地区有些领导干部和招生办公室主任，他们的子女这次考试成绩在最低分数线以下，初选没有选上，他们都表示要严格按政策办事。所以，群众反映说：“领导干部这样坚持原则，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二是根据考试成绩提出名单，硬碰硬。吴兴县北里公社这次参加高考的共有19人，两个公社干部的子女参加高考，都没有选上。相反，普通群众的子女参加高考，都选上了。群众反映说：“现在只要符合国家要求就能选上，哪怕一家选两个也可以，这样才能真正把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64〕
重视考生分数，会不会被说成是“分数挂帅”？###负责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青年学生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这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在政治、身体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重视考生的文化水平，录取分数高的，也不是什么“分数挂帅”。相反，正是坚持了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65〕
不可否认，在录取过程中也有个别干部和招生人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山东省莘县古城公社教育组组长、考点负责人李明河，其子女分别参加了大学本科和中专的文化考试。考试之前，李明河利用职权密谋策划，对部分教师、监考人员和考点服务人员作了交代。考试开始后，他以巡视为名进入考场拿走试题，交给事先安排好的教师，让其为自己的子女做题，然后由李明河本人及考点服务员送入考场。李明河之子的政治、语文、数学试卷，其女的全部试卷，都是由他指定的教师代做的。该县大多数考生和教师，对李明河的行为表示极为不满。考试结束后，群众纷纷写信揭发。中共莘县县委及时做了处理， 对李明河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
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4）
无独有偶。山东故城县县委书记马连宝，他的女儿是该县郑口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事先没有参加学校的选拔考试，不符合报考条件。但是，马连宝为了让其女儿上大学，从报名、考试到初选，进行了一系列的营私舞弊活动。
马连宝带头违法乱纪，使故城县高考遭到严重破坏。郑口考点是全县最大的考点，共设有15个考场，有740名考生参加考试。在考试之前，考点负责人串通一些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舞弊活动。考场办公室、教师宿舍，甚至连考场附近的马棚，都成了场外答题的场所，厕所、医务室则成了试题与答案的交换点。
由于县委书记马连宝明目张胆地破坏招生制度，带头营私舞弊，在当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经调查，故城县委有七名常委为其子女或亲属报考大中专学校进行了非法活动。另外，全县还有20名科、局级干部，以及部分县直机关干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舞弊行为。
这两起高考舞弊事件，引起###的高度重视。###在转发山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对李明河在招生文化考试中严重违法乱纪的通报时表示，各省、市、自治区在招生工作中发现违法乱纪、营私舞弊、“走后门”等问题，都应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那样，在党委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认真查实，严肃处理，对那些无视党纪国法、违法乱纪、营私舞弊，以及搞“走后门”等破坏招生制度的人，不管是谁，都要根据情节，给予必要的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依法惩处，决不应该姑息。对于坚持原则，同违法乱纪、营私舞弊行为作斗争的群众、干部和教师，要大力给予支持和表扬，并且要加以保护。
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衡水地委对马连宝等人做了严肃处理，决定给予马连宝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给予主管文教工作的县委常委、县招生委员会副主任张砚生，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其他犯有营私舞弊错误的干部，也分别给予了处分。衡水地委还为此召开了全地区县以上干部大会。河北省招生办公室也作出决定，故城县郑口考点于1月下旬重新进行考试。
2月20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党纪国法岂容践踏》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这次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是党中央为了克服“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教育质量下降的严重恶果，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堵塞“走后门”等漏洞，达到广开才路，提高新生质量和整个教学质量，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一项重要决策，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每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都应当坚决支持，模范地贯彻执行新的招生办法。”可是，故城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马连宝则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眼里，什么保证新生的质量，什么择优录取的原则，什么党纪国法，什么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历史任务，全都不值一顾，只要他手中有了权，便可以任意行使，执法犯法，为所欲为。在他的带动和授意下，经过精心密谋策划的舞弊活动大量出现，诸如改考号，变座位，设“助考”，偷试题，送答案，把整个考场闹得乌烟瘴气，使招生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情节十分恶劣。“这种营私舞弊的行为如不坚决制止，改革招生制度的目的便不可能达到，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文章把此事看做是影响党风的大事，认为故城的这起违法事件，“使我们看到整顿党的作风的迫切性。”文章最后指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已进入录取新生的最后阶段，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干部和教师，要善始善终，圆满地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在招生工作的各个环节上发生的任何舞弊行为，都要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对有舞弊行为或“走后门”上来的学生，查清属实，要取消其录取资格；已经录取入校的，要坚决退回原单位。〔66〕
尽管招生工作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这次考试，各地发现了大批优秀人才。中国科技大学录取了20名十三、四岁的新生，他们成了科大第一批少年班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计划招生130人，结果从17000名考生中一下子就挑选出300多人。用这个学院教师的话说：这些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淘汰的考生，“水平超过了录取标准的音乐人才”。结果只得要求增加录取名额。1月30日、2月3日，中央音乐学院还举办了1977年考生汇报演出音乐会。在北京外语学院的口试中，英语口试得满分的有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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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5）
从考试成绩来看，1966、1967、1968年三届毕业生考得普遍比较好。当时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题目充满着浓厚的时代特征。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三篇具有代表性的高考作文，即：《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考生是北京市密云县知青刘学红；《紧跟华主席 永唱〈东方红〉》，考生是安徽省利辛县上海知青刘建新；《紧跟华主席 永唱〈东方红〉》，考生是安徽省全椒县蒙古族青年罗元和。这三位考生都是“老三届”毕业生。从这三篇作文的内容来看，考生写的都是上山下乡亲身经历和遇到的事情。尽管内容是颂扬华国锋，但就其语言措词来说，写得相当生动。在那种“读书无用论”的环境下，能有这样的文笔确实不易。有人这样评价说：“青年中确实大有人才，涌现了一批内容健康、构思新颖、文笔优美的优秀作文。”《人民日报》在发表这三篇文章时还特意加了编者按说：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行将结束。我们高兴地看到，实行招生制度的改革，广开才路，择优录取，为选拔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开拓了广阔的道路。通过这次考试，各个学科都发现了不少优秀的人才，充分显示了新的招生制度的优越性。尽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但是许多青年为革命刻苦学习，仍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这里发表的三位考生的作文答卷就是有力的证明。〔67〕
利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颇为感慨地说：这些“老三届”考得真好，所以，当时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决定1978年扩招，建立分校。这一下子又扩招了16000人，比原计划超过了一倍。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年轻人在变，整个国家都在变，在变好，人气向上，朝着理想的方向走。〔68〕
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到：“我国科学、教育、文化战线摧毁了‘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反动谬论，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他还提出了“积极扩大招生人数，加快建设新的高校”的建议。
不久，###和计划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鉴于仍有一批成绩优秀的考生未能入学，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应采取积极措施，凡能挖掘潜力的高校，均可在众多上线考生中再扩招一批新生。
据当年的一位考生回忆，他有幸成为一名扩招生。他说，最初的结果正是这样，发录取通知书时，我们一帮朋友全部榜上无名。平心而言，当年我并不觉得十分意外。世界之大，天外有天，北京本是藏龙卧虎之地，断不缺少高人。何况那年作文的试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也与我路数不对，整天与兔皮羊皮厮混，毫无战绩可言，文章不免空洞。主题如此，落选于是不能算沉重打击……看起来，北大的校门已经对我关上了。谁知事情竟会出现转机。因系第一次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积压的人数太多，许多成绩优秀的考生，只为年龄偏大而取消录取资格，不免愤愤不平。后来与我同时入校的一位同学，便设法打听出各门科目的分数，不断上访，据理力争。依靠他们的努力，北京市破例创行“扩大招生”办法，由各高校在落榜者中，再挑选一批合格者。我有幸加入这一行列，才终于在1978年3月初的一天，踏进我向往已久的北大校园。〔69〕
5月12日，###负责人就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再次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位负责人说，由于广开了才路，恢复了被“四人帮”剥夺的广大青年报考大学的权利，为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去年全国共录取了万人，超额完成了招生任务。在万人中，属于扩大招生的有60，000多人。据他介绍，各地录取新生的质量普遍较高。据四川、甘肃、湖南、浙江、江苏、安徽、天津、河北、黑龙江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在录取的新生当中，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复员军人占80％，党团员占74％，工人、贫下中农、军人、干部、知识分子的子女占87％。这些新生的文化水平比较整齐，知识基础较好，为提高教育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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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邓小平强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可是，仍有一些考生因为家庭历史问题而无法录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长期受“左”的思想束缚。河南省郑州二中15岁的考生竺稼就是其中的一位。据他说，1977年学校推荐他参加了高考，被西安外语学院法语专业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为革命学好外语。怀着一腔热血，他告别了亲人和同学，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报道。谁知，刚跨进校门，他便得到消息：从德智体各方面衡量，你在西安外语学院学习不适合。当天，学校给他买了一张火车票，让他返回郑州。“我茫然回到家中，难过极了。”但他很快就得知，自己被退回的主要原因与外祖父有关。他的外祖父很早以前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他连外祖父的面都没有见过，父母也从来没向他提起过。“如果这事也要影响到我的话，那我的命运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就决定了吗？一个死了二十七年的坏人，为什么要和我这十五岁的孩子联系在一起呢？我祖父是老汽车司机，历史清白，从小抚养我长大，为什么政审时不联系我的祖父，却要联系我根本不知道的外祖父？况且我的父母历史清白。根据党的政策，我母亲也不应背家庭出身的包袱，难道我这十五岁的第三代应该背吗？”〔70〕
愤懑不平的竺稼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自己的情况。所幸的是，有关部门在查清事实后，很快做了处理。不久，竺稼被郑州大学英语系录取。
还有，安徽的一位考生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4月24日，这位考生的家长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孩子能上大学！编辑同志：在这大雪覆地、寒风凛冽的夜半三更，我披衣伏案给你们写信。我的思绪像波涛一样翻滚，翻来覆去怎么也不能入睡。为什么？因为我的大孩子今天接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不，绝不单纯是这层意思。更重要的是因为，党中央关于认真落实干部政策的一系列指示，在我身上具体落实了。
党中央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特大喜讯传来了。我的大女儿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原班主任特地写信来要孩子抓紧复习，准备报考；好多朋友争相报信，鼓励孩子准备应试。我的孩子也夜以继日刻苦钻研，准备让祖国挑选。
文化课考试结束了，初选被录取了，体检也合格了，我们全家人该是多么高兴啊！可是，政审开始了，全家都为我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捏了一把汗。政审结束了，但没有一点音讯。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又来搞我的外调。这时我的心啊，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爱人说：“完了，又叫你的问题给‘卡’住了。”我翻阅《人民日报》上一篇篇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把《干部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和作风》那篇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暗暗地想：“党报上的句句话，都说到咱们心眼里去了，可是下面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焦急！我担心。昨天晚上，我们全家度过了一个难以忍受的漫漫长夜。
今天一早，我爱人去市招生办公室查询。招生办公室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的爱人，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孩子文化考试成绩优秀，我们又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政审，发现你爱人过去犯过错误，后来单位党组织又作了平反结论，但是至今上级党委未批。大学党委和省招生办公室又责成我们重新了解。我们找了你爱人单位党组织，了解了你爱人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致使你爱人的问题长期拖下来，未能解决。后来我们又打长途电话请学校来人详细汇报了情况。经学校录取和省招生办公室批准，你的孩子已被录取到中国科技大学微波技术专业。从你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出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你们得感谢共产党，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恐怕你们连做梦也想不到吧！我爱人激动得泪如泉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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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7）
4月26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评论员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长期以来，“四人帮”利用血统论刮起了一股父母有问题，儿女受连累的妖风。父母出身不好，或父母亲属有某些政治问题的青年，即使本人表现再好，也难以升学、就业、入党、入团和服兵役，等等。“四人帮”的这种罪恶行径，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使大批青年受到不白之冤，打击了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积极性。
文章说，明确规定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规定，落实党的阶级政策，使一大批优秀青年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影响所及，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安徽省芜湖地区陈炳南同志的来信，生动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心有余悸，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父母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的指示。他们对考生的政治审查，不是主要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看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不去认真调查分析这些人和事对考生本人有无联系和影响，就武断地作出不能入学的结论，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极端有害的，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竺稼同学来信反映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文章强调：“父母的历史或现实政治问题，子女是不能承担责任的。父母的问题应当与子女区别开来，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