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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章所论述的内容来看，虽然没有直接提“两个凡是”，实际上却严厉批评了“凡是派”的观点，有力地回击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责。从文章的语气来看，它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具有争论的意味。正因为如此，文章发表后产生的影响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位亲历者的评价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他说：这篇文章在进一步论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原理之后，“集中剖析若干糊涂思想，批驳各种谬论，令人拍案叫绝。”他认为，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85〕
然而，另一位当事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它毕竟是在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发表的，所以，它的轰动效应“显然就受到了影响”。但它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对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6〕
由于文章是针对当时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写的，它的发表肯定会冒一定的风险。对于这一点，罗瑞卿早已预料到了。7月18日，他到联邦德国治病。临行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87〕
关于罗瑞卿不怕“打板子”的事，好几位当事人都提起过。胡绩伟回忆说，罗瑞卿去联邦德国之前，还特意打电话给我们说，这篇文章如果打板子，他愿先挨五大板。〔88〕
吴江在《十年的路》一书中说，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出国治病，临行时还留下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40大板。作者还动情地说，这位文武兼备的将军，在这场结局尚未明朗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关于罗瑞卿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罗瑞卿的夫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有过叙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他恢复工作，任军委秘书长的短短一年里，他又冒着风险，积极支持邓小平、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正确立场。在他临出国治病的时候，还亲自主持修改、定稿，并指示《解放军报》发表了由中央党校吴江撰写的文章。由于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负责人的错误立场而难以发表。他对《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罗瑞卿没有能够看到真理标准讨论的最后胜利，但为了争取这个胜利，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了党的改革事业，罗瑞卿“又一次勇敢无畏地战斗过了”。
文章发表后，虽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其间也遇到了阻挠和压制。7月下旬，《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前去看望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两个月前，正是这位副主任打电话给胡绩伟，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所以，一见面，那位副主任就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89〕
胡绩伟回答说，你也可以写文章进行答辩和批判。可是，那位副主任还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此后，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分别到山东、东北，发表了一些指责真理标准讨论的言论。
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5）
尽管如此，从6月到11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是达到了高潮。在邓小平、胡耀邦、罗瑞卿的支持下，大讨论很快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领导人明确表态支持和参与，另一方面是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参与。新华社以此作为重要新闻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
这时，胡耀邦也组织了一篇举足轻重的文章，这就是《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检验》。他曾告诉过叶剑英，准备把真理标准问题扩大，不光讲真理问题。他觉得当前的突出问题不外乎两个。一是思想路线问题，需要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组织路线问题。这两者相辅相成。于是，他给《理论动态》组的成员出了一道题：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按照胡耀邦的意见，王聚武于9月初写出初稿。胡耀邦审阅之后认为，总的来说，还不错，是“近一个多月来最好的一篇”。〔90〕但还应增加一些内容，长一点没关系。他还加了一段文字：对犯了错误的，不能光看检讨，还要看实践中是否真正改正了。即不轻信诺言，而要相信实践。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看实践。看干部不能一成不变，要不断看实践。
经过一个多月的写作和修改，9月25日，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作者在文章开头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不仅是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有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作者声明，我们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一条原则，指的是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按照这条原则，这条路线，检验真理要靠实践，检验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靠实践。”围绕这一主题，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六个问题：
（1）证明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靠声明和宣言，而是靠实践；
（2）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要受实践检验；
（3）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靠实践来检验；
（4）看待先进，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5）对生产的领导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检验；
（6）检验文艺作品，也要靠实践。
总之，作者认为，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作者提到了毛泽东在40多年前对本本主义的批评，然后不点名地指出，直到今天，还有这么一种人，他们自己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不允许别人从实际出发，不允许别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只准照搬、照抄、照转。这些人的座右铭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过去，一切都是对的，不看事实如何，都神圣不可侵犯，都不可更改。今后，一切都只能照搬，不论实践怎么发展，只有上了书的才是对的。“这种观点，恰好是丢掉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91〕
应该说，这篇文章写得锋芒毕露，直言不讳地驳斥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责难。难怪有人这样评价说：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作用不小，把‘砍旗’、‘丢刀子’的指责还给了它们的发明者。”〔92〕
在理论界连续发表讨论文章的同时，一些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与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首先报道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情况，在中央党校学员当中引起不小的震动。8月3日，新华社发表了这则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以“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为题作了报道。有人后来问过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杨易辰，在当时局面还不明朗，不少领导干部对真理标准讨论仍心存疑虑，采取观望态度的情况下，你们为什么敢于支持这一讨论，而且在报纸上公开报道？你们同中央某位领导有什么关系？
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6）
杨易辰回答说，没有人给我们引路。当时形势的发展，要求明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是非，实践标准的提出正好适应了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那时，中央对黑龙江干部的任用，也使我们心中有了底。〔93〕
这里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的评价问题。1967年1月成立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夺了省委的大权，于是，在这之前的黑龙江省委就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成了“黑省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杨易辰到黑龙江走马上任。这时，在省委领导班子里还有人称原省委是“黑省委”，这引起了一些省委领导的不满。于是，黑龙江省委开展了一场关于“红”与“黑”的争论。实际上，也只有通过实践标准的讨论，才能推翻“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结论。
于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会议。杨易辰宣布，要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与会者学习了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几篇文章，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据《人民日报》报道，经过讨论，与会者已经认识到，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辨别真伪，分清是非。这不仅不会贬低毛泽东思想，而恰恰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因此，只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才能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葆青春。
8月23日，杨易辰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至今有些同志没有勇气去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而是遇到问题就绕着走，对上级的指示、文件只是照抄照转，当“收发室”。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理论、路线、方针要不要在实践中具体化并受实践的检验，要不要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因为它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是因为“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并用来指导实践的。”因此，“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根本原则。”
他还举例说，过去在黑龙江省，只要谁说一句“原省委”，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是“复旧”、“复辟”、“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只能违心地说“黑省委”、“旧省委”。最近，我们根据中央对欧阳钦的评价，明确地肯定了在欧阳钦主持下的原黑龙江省委，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是红的，而不是黑的，虽然也有缺点，但不是主流而是支流。“这样实事求是的评价，得到了群众的欢呼和拥护，它使多年来压在党员、干部和群众身上的石头搬掉了，思想解放了。”因此，他相信，“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路线是非等问题，就会得到正确的结论。”〔94〕
此后，新闻界又连续报道了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内蒙古、宁夏、四川、湖北、天津、江苏、广西、贵州、山东、山西、吉林、西藏、河南、安徽、北京等省、市、自治区，以及沈阳军区、广州军区、兰州军区主要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讲话和文章。
可是，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采取的态度并不积极。讨论开始后，有人就向市委建议，上海应该发表文章表示支持，但遭到拒绝。理由非常简单，中央没有文件，《光明日报》的文章不算数。市委主要负责人要求宣传部门管好本市的报纸，甚至规定，上海的报纸可以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但自己不能写。结果，《文汇报》的几篇文章在送审过程中被压了下来。直到9月16日，《文汇报》才发表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在党员干部读书班上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动员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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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7）
在最初的两个多月里，《北京日报》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保持了沉默。到了8月，该报才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8月8日发表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另一篇是8月21日发表的《从“东非人”的遭遇看真理标准》。10月13日，《北京日报》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5天之后，《北京日报》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
据说，当时有一个省的领导迟迟没有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于是，有人就贴出一张大字报，还有一张全国地图，把已经明确表态的省、市、自治区在地图上标出来，剩下两个省没有标，一个是台湾，另一个就是本省。〔95〕
据统计，到1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全国已有20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96〕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它难免打上那个时期的一些印记。但是，当时的理论工作者敢于面对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问题，敢于冲破禁区，这是一种勇气。关于它的作用，研究者和政治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认识是，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改革开放历程的思想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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