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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和也是一个性格直爽心直口快的人，他和前面我们提到的杨婶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豪爽、热情、直来直去，是他们两口子共同的特点。虽然年龄和张文光不相上下，但是经历却大不相同。他因为家里穷，从十三四岁就开始在钻机劳动，先是干一些搬运材料的事，后来慢慢地不干纯苦力的活儿了，给钻机上的师傅当个下手，什么递个扳子、钳子啦，什么登梯子爬高、拧钻杆卸钻具啦这些和技术沾点边儿的力气活儿就是他的了。那还是因为他总爱站在钻机边儿看来看去，碰上有个师傅问他：“怎么？愿意干吗？”他点点头说：“愿意。”后来那个师傅和上边管事的说了，上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试试吧。”一句话，他就上钻机了。他是那种念书少却心眼儿特别灵的人，天生的心灵手巧，爱钻研、爱学习，没事儿就好琢磨，而且总要琢磨出个道道来。渐渐地就得了个“杨琢磨”的外号。钻机上的事情，只要师傅一说，他就一定能干好，所以，师傅越来越喜欢他，慢慢地他就成了这钻机上的主力。后来，他也成了带徒弟的师傅。解放以后，大搞技术革新的时候，还专门把他抽调出来，研究扭管机等。常年的钻机劳动和野外生活的风劈霜砍，使得他看起来要面老一些。但是，他那黝黑的肤色和厚实的胸膛说明他有着一个结实健康的身体。今天，机长杨志和为大家准备了一些酒，说是上次下山赶集时买的纯高粱酒。
“那就加两个菜好了，记在我的账上。”张文光说。
“哪里的话？来我这儿了加个菜还要记你的账？这不是埋汰人吗？呵！”杨志和拦住了他的话说：“我让他们做了个小鸡炖蘑菇，一会儿就成。”
“今天有加餐，哈哈！”小李高兴地说：“张工，今天有酒有肉，您可以品酒做诗了。”
说着笑着，吃着喝着，突然间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赶快检查有没有漏雨的地方。还好，没有大问题，于是大家接着喝。小李说，今天张工高兴，无论如何也要做一首诗。张文光似有所悟，他又喝了口酒，闭上了眼睛，然后轻轻地念道：“雨暴青山美，风号大道行；游帆乐长在，畅饮歌不停。”大家拍手叫好。小李更是认真，很快就写在了他的记录本上，还一边念一边点评：“不错，不错。”他好像是懂点儿诗词的，自己神神叨叨地说：“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仄，仄仄平仄平。”
收拾了碗筷，大家聊天，有的坐在一起打扑克牌。
不觉得已经到了换班的时候了。有四个小伙子穿上了雨衣拿着手电筒向外面走去。钻机工人是比较辛苦的，三斑倒，无论什么天气，无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按时交接班是不能耽误的。他们这一班叫大夜班，半夜12点算起，明天早晨8点下班。为了在接班时间以前到达机场（钻机具体安放的地方），他们必须提前一两个小时就开始上山。今天又赶上了下雨，路上一定是滑得很，再加上一路的泥泞不堪，所以他们今晚9点半就出发了。机长和张文光嘱咐他们路上一定要小心。机长还特意嘱咐他们多绕点儿路，走下面的那个桥过河，下了这么大的雨，上面那几个过河的石头肯定被冲走了。“知道了！”小伙子们答应着走了。再聊一会儿，他们也都睡觉了。
雨后的早晨，空气格外清新。大家都没有睡懒觉，早早地吃完早点就上山了。他们一行五人，有张文光，杨志和，地质员小王，学生小李，小张。他们走走停停，看看路边岩石的岩性，说说岩石断面的构造形态，张文光讲起来头头是道。快到钻机时，张文光把小李叫到身边说：“你爱做诗，你看现在我们就在诗一般的画中。”小张有点儿不理解。张文光接着说：“你看，刚刚我们在下面看到的是山洪，还有漂浮的草堆，木头。现在你看到的是一个山峰接着一个山峰的山脉，蜿蜒起伏，而且颜色也不一样，有兰的，有绿的。抬头是蓝天白云，极目是峰嶂重叠，身边是绿树翠柏，耳边是钻机隆隆，低头再看看，还有绿草、野花。呵？你说这不就是诗和画吗？”
“张工，您不应该搞地质，应该搞文学就对了。”小李佩服地说。
“张工的学问，不是我替他吹牛，够你们学几年的。”杨机长认真地说。
“还真不是吹牛，杨机长说得真对。”小张和小王也情不自禁地说。
“你们就跟着他瞎捧吧，一会儿就把我捧晕，掉到山下去。”
说着说着就来到钻机旁。张文光他们最关心的是岩芯。几个人把岩芯传来传去地看着，不停地小声议论着。张文光问他们，你们看怎么样？几个人都说矿倒是比较富，就是层薄了一些，不知道下面是否还能有。张文光说：“下面应该有，我在家里看了一些资料，这里应该是一个断层的位置，而且是个逆断层。”他转身对杨机长开玩笑说：“你现在是把铁矿给打成金矿了，还是个品位不错的金矿，可是我们的任务是找铁呀，你说怎么办？”杨志和说：“怎么办？换个位置吧？”张文光说：“不用着急，50米以内保证能见到好矿层。”他问带班的班长：“现在井深是多少？”
“270米。”
“好，那就再打50米吧”他对机长说。
“设计是300米。你这一来，我就得白搭20米。”
“老劳模了，还在乎这20米？要不我报一个进度单子，给你延长几天？队长肯定能批准。”
“算了吧，还是我们自己加油吧。”
“哈哈，我就知道的，别说加20米，就是多加50米，你们也能保质保量地完成。”
“是不是得给苏联专家打个电报呵？”杨志和提醒了他一句。
“不用。他上次走的时候和我说过，只要不是大变化，就让我们自己做主。”张文光说。
“张工，那我就先不下去了，我得看看岩层的软硬变化。”机长说。
“你们看看，杨机长是关键时候就挺身而出，绝不掉链子。”张文光的话引得大家一阵欢笑，全都给杨机长他们挑大拇哥。
张文光和三个年轻人朝山下走着，他们时快时慢，有时停下来休息一小会儿。常言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山气喘下山腿短。上山虽然气喘，但可以慢慢地走。可是下山就不一样了，总觉得前面的那条腿要是长一点儿就好了，而且有时不但不能太慢，反而是快一点儿倒比慢一点儿更容易，可是快了毕竟又不安全，而且下山时因为一磕一磕的，所以膝盖会觉得特别疼。这就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歇会儿吧，张工。”小李提议休息。“那就歇会儿吧。”张文光应和着。其实小李是另有盘算。他想让张工把在上山时和他说的那些话真的变换成一首诗。于是他说：“张工，在山顶上您对我讲那些话时，一定在心里有了个草稿了吧？说出来让我们听听？”
“哈哈，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张文光打趣地说，“我倒是想过，但没有想好，你再让我想想呵。”他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句地慢慢地说：“一场雨，遍山淋漓草木洗。混洪好气魄，狂奔蛮啸泻千里，景观大无比。雨后望晴空，中峰碧如玉。远山兰，近山绿，一缕白丝散清气，此刻最如意。”
“呵呀！真是了不得！”小李、小张、小王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喊着。
“哎，张工，怎么您都写出来了，我还想都想不到呢？”小李问。
“这不是你写出来的吗？”张文光指着小李的记录本说。于是大家笑哈哈地又继续往前走。“你对平仄的研究比我强。我这是游击队，你才是正规军呢。”张文光边走边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小李居然得了一个“正规军”的绰号。后来，大概是领导发现了这位“正规军”在写作方面的一技之长，在大约两年以后他被调到了宣传科。
十几天以后，从108钻机传来了找到厚层富矿的消息，队上的几位领导带着地质科的好几位同志和其他部门的负责人专程到108机台给他们庆功，戴大红花。那天是插红旗、挂红幅，敲锣打鼓、大摆庆功宴，队领导还专门带去了半扇儿猪肉，临时支起来的大锅煮得热气腾腾的，周围七八里地的老乡们都来凑热闹。
年底，在局里召开年度工作总结大会前，队里接到了局领导对张文光和杨志和的专请。两个大红请贴摆在队长的办公桌上，让队长看得洋洋自得、心花怒放。他为他的部下骄傲，他为他这个队伍骄傲。他是个转业军人，三八年的老干部。从18岁参加革命离开沂蒙山就一直在部队，一直到51年转业才算又回到了地方，职务也从团长变成了队长。他文化不高，属于所谓的大老粗之列，但是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抓工作、抓生活他样样都能考虑得细致周详。对于地质工作他肯定是外行，可是他就是能抓住关键问题，能抓住怎么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对于他不懂的他从不装懂，而且一定会虚心求教于周围的人；对于基层工作的同志们反映的意见，他一定会认真听取，并且会积极地想办法解决。但是，他批评起人来也是直来直去，不留情面。所以，他在队里很有人缘，也很有威望和威信。每逢队里要抢任务时，他总是来个男女老少齐上阵，大队人马会战般地往山上搬运机器、钻杆等，全是人拉肩扛，有的一个人扛着钻杆走，有的几个人抬个钻铤走，有的抬着八抬大杠，有的抬着十六抬大杠，柴油机、钻机全要人们一个一个地抬到山上去。“嗨——唑，嗨——唑！”喊号子的声音漫山遍野，哪里都能听得到。有时候干得差不多了，都想多歇一会儿，等着回家。突然间你就会听到他高声大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再搬一趟！”于是大家又干了起来。队里的同志们都背地里叫他“老八路”。可当面谁也不敢叫，当面只能叫卢队长，最多是叫卢头儿。因为他的面孔总是严肃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外冷内热型的性格。
就在那次总结大会期间，局领导特别问起了关于张文光和杨志和的入党问题。他说：“老卢呵，我们一定要积极地发展这样的好同志，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还说：“对于其他人也是一样，一是要清楚，历史要清楚，二是不苛求，不要苛求人家的小毛病。”卢队长说：“考虑了，杨志和已经准备添表了，可是张文光我想还得再调查一下。我看过他的档案，表格最多、说明材料最多的就是他。可就是有一段衔接不上，我专门和他谈过他的那段历史，他也积极配合，提供了有关的证明人。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柳华，他是个中学校长，回函说他半年前因为得了肝癌去世了。再一个是魏世成，外调信发出去就不见回音。我想派两个同志专门去调查一下，弄清楚，无论对组织还是对他个人都是有好处的。根据他自己说的那些情况，估计是没什么问题。可就是找不到第一手的证明人。”
“那好，你就抓紧吧。关系到人的一生，应该有一个了结才对。”局长说。
卢队长的意见在局长那里得到了认可，他决定让两个细心的同志去外调。而且他还干脆就在局里开好了外调的介绍信，为的是用局里的介绍信出去显得力量更大、更好办事。
卢队长回到队里的第二天，两个外调的同志就出发了。他们先是到了柳华校长的学校，接待的人说：“校长去世了。”一句话，接待完毕。这二位也不含糊，突发奇想，说是要看一看柳华校长的档案，看看里面有没有关于张文光的材料。经过他们好说歹说，校方决定派一位同志和他们一起拿着学校再开的证明到教育局去查看柳华校长的档案。让他们惊喜的是在柳华校长的档案里居然真就找出了一些有关张文光的材料，有他填写的几份调查表格，有关于他的鉴定材料，有他提交的入党申请书等。他的鉴定材料写得非常好，是柳华校长亲笔写的。他们想从管理档案的女同志那里听到合理的解释，可是她说她也不知道，她是新接手的。她说，原来在这里的同志交接的时候告诉她解放以前的材料和解放以后的材料应该分开放，柳校长虽然是解放后去世的，但是他的事迹主要在解放前，所以归于解放前那边。至于你们说的这位张同志的材料我想大概也因为是解放前的，又因为和柳校长同在一个学校，所以就归在一起了。这种解释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有收获的，而且收获不小。经过一番交涉，允许他们在登记、封装后把有关张文光的材料带走。他们感觉不虚此行。下一步，就是找魏世成了。
找魏世成可是费了大力气了。幸亏他们拿的是局里开的介绍信，才能从这个部队到那个部队地找来找去。也是那些刚从教育局得到的材料提供了线索，他们才从地方找到了部队。因为部队番号也改变了，他们从东北找到河北，又从河北找到江苏，真是一路辛苦，这是他们在临出来时所料不及的。但是他们终于在江苏找到了魏世成的一个战友，算是找到真人了。这位战友说，1948年，魏世成在一次和国民党部队的遭遇战中不幸牺牲了。他说当时他就和魏世成在一起，他是眼看着战友魏世成中弹倒下的。这位魏世成的战友说话时眼里充满了泪花。能不能再次出现奇迹呢？他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在魏世成的这位战友的指引下，找到有关部门，查看了魏世成的档案，结果大失所望。他们只是看到了魏世成从地方转入部队时填写的一张表格和一张任命他为工委书记的文件，再就是牺牲说明和对家庭抚慰的记录。他们历时一个月，走了几千里路程，带着一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材料回到了队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才是劳民伤财，劳而无功。可是，卢队长还是表扬了他们的认真态度和吃苦精神。并且叮嘱他们要注意保密，不要向无关的人随便乱说。
祸不单行
常言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当然是一句旧话。可是，用在现在的干部调动上也差不多。地质队的领导调来调去是家常便饭。卢队长在几个月之后就被调到局里任职了，他在临走之前和张文光商谈了关于扩大找矿范围的事，以便于下一步调动队伍。他还特别说起了柳校长对他的评价，对他大加赞赏。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搞合作化，城里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朝鲜战场又传来了停战的消息，政治空气很是浓烈。张文光只想帮助组织尽快找到能证明自己在日本投降以前那几年的工作的人，他不图有什么功劳，只求别出什么意想不到的岔子就好。他再一次提起了魏世成和那个烧锅炉的张大爷。卢队长本想是安慰他，不想让他失去希望，他相信以后可能会有机会的，但是他现在不好说，他只能和他说不要着急，总是可以全部搞清楚的。张文光当然不知道其中的复杂情况，他希望能尽快找到魏世成和张大爷，这是他心中的一个梦。
1953年下半年的一天，地质队驻地的当地镇领导派人来找地质队领导。地质队新来的领导接待以后，便派人找来了张文光和山田秀子，在向他们介绍了一下镇里派来的那位朴实的干部之后，就进行了回避。然后就由镇里派来的干部直接和张文光及其妻子山田秀子谈话。谈话内容很简单，开门见山，就是让山田秀子回国。秀子向来人解释说：“我从小跟着父亲，父亲八年前就去世了，我回到日本，再没有其他亲人可以投靠。”她其实是在央求这位专程为她而来的大员能网开一面，让她留下来。“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的要求是——你，必须回国，回到你的日本去。”来人斩钉截铁地回答，看来是没有什么可以回旋的余地了。张文光并没有说什么，其实他已经看出了必须让秀子回国才是这位大员今天来的最终目的。张文光看着开始抽泣的秀子，无奈地劝道：“别哭，我们回头再和领导商量商量。”几乎要哭出声来的秀子满心委屈地说：“我没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情，我是坚持中日友好的。”来人有些不耐烦：“要是做了什么坏事，就没这么客气了。”他急不可奈地把张文光拽到一边小声地说：“日本人可是咱们的敌人，让他们回国是对他们的优待。再说，现在国际形势也紧张，朝鲜战场说不定还要开战，日本的首相吉田茂支持南朝鲜。让她回国是执行政策。你是中国人，必须坚决执行这个政策。”他向张文光讲了一大堆他认定的道理，在他看来，张文光肯定是立场不清、敌我不分的那种。临行时，这位镇长派来的干部还严肃地说：“这是最后一批。具体时间我们会通知你，估计最多就有一个多星期的准备时间了。”
镇上的大员走了以后，张文光专门找队领导谈了关于秀子回国的问题。队领导回答说：“我们也无能为力呵。”“那我到省里，和局领导谈一下，行吗？”张文光恳请队领导允许。“你千万别给领导找麻烦！”队领导接着说，“据说局里有人知道你在解放前干过地下工作，也知道山田秀子和她父亲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所以才拖了下来。你要是再去找他们，那不是要他们的好看吗？再说，我们在哪里工作，就要接受哪里地方的领导，这你应该懂呵？！”是啊，此话有理，领导已经无能为力了，再找上门去又有什么用？能逼着领导犯错误吗？
接下来的日子对于张文光和山田秀子来说那是非常严酷的。他们必须在三五天内安排好这个家，收拾好秀子回国要带的东西，还有，更重要的是如何向孩子们解释？说妈妈出远门？他们能接受吗？将来还能见面吗？秀子回国以后又该怎么生活？张文光和秀子想都不敢多想，他们只有痛苦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生离死别，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事情。简直就和天塌下来一样。
这一天终于不如人愿地来了。他们接到了通知，明天早上9点到县里集合，然后统一安排去天津塘沽港上船。这一夜，张文光和山田秀子都没有入睡。他们想着这么多年是如何度过的，他们从相识到相爱到结婚生子，他们同甘苦共患难。他们想起了当年在船上两人会心地一笑，更想起了他们共同为抗战胜利所做的努力。山田秀子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