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江总书记又让人来电话嘱咐，说中南海的房间比较大，暖气不够，请孙越老晚上来时多穿些衣服。”
暖流倏然布遍全身。谢谢，谢谢，孙越崎依然只有谢谢，他已无需存半点虑心，那句号是定然要划上了。
春风虽至，乍暖还寒，红墙围绕的中南海里却因浓烈的人情人意，漾溢出一派暖洋洋的气氛。
孙越崎步下汽车，###早已在楼外驻足等候，这位以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被外界传颂的当代中国领导人健步迎上去，握住了老人的手。在这一瞬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电花，将两代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孙越崎为实业救国，毕一生之功奔走于荒山野岭，开矿办厂；###为承中共一、二代领导人建设四化之宏图，励精图治，不畏艰难，这是中华民族两代知识分子的一握。中国龙腾飞在即。
宴罢归来，孙越崎应###之请，为他书写了一幅唐朝诗人刘禹锡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时逢盛世，万象更新。这首诗绝妙地表达了孙越崎的心境。
199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孙越崎和原资源委员会在京的部分人士，以公开的形式评价了原资源委员会人员的历史功绩。
不久，原资源委员会护厂护矿有功人员陆续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联合发来的文件。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护厂护矿有功人员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对待，参加革命时间自1948年10月算起，即孙越崎开冷餐会的那一月。注意，没有了“起义”一词，但这个结论无疑对那段历史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1992年10月16日，孙越崎百岁华诞，###送来一幅他与孙越崎亲切交谈的彩色照片，上书：孙越老百岁寿辰留念。
谢谢，谢谢。四十三年前的那一章终于划上了句号，可以翻过去了。孙越崎心如静子，他不再受情感的折磨，目光安祥而温和。他可无愧于过往的世纪，更可清白坦然地面对未来。 。 想看书来
“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
这是一种残酷的选择：成就与人格，二者必居其一。一个科学家为了生存和继续科学事业，必须先失去人格，否则就失去自由。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采访札记
“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
玉门油矿解放前是否有过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一直是个围绕石油史学家的谜，七十年代电影《创业》上映后，这个谜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按照阶级斗争的观念，玉门油矿的护矿斗争应该由共产党员去组织领导，而实际上又找不到共产党员的影子。我曾经问过解放初期到玉门油矿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均不曾听说过地下党之事。就在这次我对玉门老人进行采访的初期，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信息，既使是像邹明这样领导了护矿斗争的头号人物，对地下党之事也茫然不知。于是，我便不再探索玉门油矿地下党之谜了。
一天，我采访赵宗仁老人，他突然对我说了一句：“王道一是解放前的玉门油矿地下党员。”我的心不禁怦然一动。虽然全然没有准备，但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就此事追索下去。
王道一在玉门老人中的绰号叫“老道”，人飘逸而超然，与我书信往来的第一回合，便相互成了忘年之交。当然也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他，使他在以后二年时间里给我写来了玉门老人中最多的文字，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之谜也随着他的来信逐渐揭开了面纱。
1939年8月，当老君庙一号井出油的消息传遍大后方的时候，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是年冬天，中国共产党长江局川东特委决定派遣党员潜入这个大后方最大的工矿企业开展工作。
担任中国共产党川东特委三峡实验区特区工区区委宣传部长的王道一，此时正在资源委员会矿室工作，自然成为潜入老君庙的最佳人选。
王道一在潜入老君庙之前，工区区委书记刘渝明向他交待任务时，曾对他谈了两件最为重要的事：一是进入矿区后，会有一个自称“张文森”的人来接关系；二是倘若接不上关系，可一面找党，一面建立党支部，单独战斗。
1939年底，王道一经张心田介绍进入老君庙，公开的身份是“试用技术员”，在老君庙旁的炼油房值班炼油。
几乎在同一时期，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石油总地质师的陈贲从中央地质调查所调到油矿地质室工作。不久，又有一个叫刁德顺的从酒泉气象台来矿上作杂品库管理员。陈、刁二人见面后非常兴奋。王道一后来了解到二人原来都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一起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王道一从而了解了他们的政治倾向。
在以后在深谈中，很快三个都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刁德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延安抗大毕业后，随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委书记孙友民进入甘肃，潜伏在酒泉气象台工作。陈贲自“一二·九”运动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虽然几经坎坷，信仰从未改变。
1941年4月，刁德顺、王道一在杂品库刁德顺的宿舍内，为陈贲举行了入党仪式，随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老君庙油矿党支部，刁德顺任书记。
“张文森”一直没来接关系。1942年夏，党支部决定乘陈贲出差兰州之机，冒险到八路军办事处接党的关系。到兰州后，陈贲找到东梢门八路军办事处，经交涉，见到一位穿灰色衣服的老者。据推测，这位老者很可能是当时任办事处负责人的谢觉哉。陈贲向老者详细汇报了玉门油矿地下党支部的情况，请求办事处帮助接通与甘肃工委的组织关系。老者听完汇报后，表示不接受“红色联系”，请陈贲回去。这明显是为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陈贲实则已完成了任务。
两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甘肃工委书记孙友民派省委组织部长赵振雄来到了老君庙。在听取刁德顺的汇报后，即代表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委批准中国共产党老君庙油矿党支部的成立，并正式任命刁德顺为书记。指示党支部要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敌战区和国统区地下工作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原则进行工作。
赵振雄的到来，给了党支部极大的鼓舞。但始料不及的是，越振雄回省不久，甘肃党的组织即遭破坏，省委全部撤回陕北。党支部想尽一切办法接关系，都未能实现。直到四十年后，王道一才知道，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停止了甘肃党的所有联系，孙友民、赵振雄回延安后，也由于康生在整风运动中的“扩大化”被关入牢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获解脱。与党支部直接联系的赵振雄解脱后，派往东北工作，再也没回甘肃。
虽然党支部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但凭着坚定的政治信仰，没有停止活动。1943年，党支部发展了孙馨沛入党，1949年，又发展了申松昌、冯承翌、赵志澄三位同志。
1944年，刁德顺回新疆料理父丧，由王道一代理书记。同年，陈贲被派赴美学习。抗战胜利后，王道一调上海中国石油总公司工作，支部工作交孙馨沛负责。陈贲留美实习归国后，也留在了上海中国石油总公司。
在玉门油矿解放前夕的护矿斗争中，由于老君庙地下党支部得不到上级党的指示，无法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开展工作，而没有表现出多大作为，这也使得邹明只有越过千山万水，到香港去寻求共产党的援助。但陈贲和王道一积极参加了上海中国石油总公司的护产斗争。尤其是陈贲，在上海解放前夕，接受石油总公司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领导，掩护地下党的同志，并受党的委托，作护产的联络工作。他还利用自己在工程技术人员中的影响，做不去台湾的工作，使得总公司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基本留在了大陆。
全国解放后，由于老君庙地下党支部与上级党中断了联系，并且找不到单线联系人孙友民、赵振雄，而没有被党组织所承认，但党支部成员都在各自单位重新入了党，尤其陈贲，不但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批党员，而且肩担重任成为石油工业部的第一任总地质师。
可是，这段历史终究没有结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不能不被附之各种说法。“脱党”便是其中之一，直至文化大革命成为一种与“叛党”相似的罪行。党支部的所有成员受尽了迫害；陈贲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派”，文革时更是在劫难逃，含冤死在了青海冷湖。
逃过文革劫难的几位老人，望着镜中的白发，才意识到，洗去身上的屈辱，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而且是维护党的荣誉，维护党领导工人运动历史的大事。
他们像40年前一样，开始了再次“找党”。在中央组织部及地方党委的帮助下，历尽周折，找到了孙友民，赵振雄。孙友民现名孙作宾，解放后任甘肃省委书记；赵振雄现名为王实先，解放后任江西省副省长。经他们证明，老君庙地下党支部成员的党籍全部得到了承认。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的谜底，既没有电影《创业》中刻画的叛徒，也没有惊天的伟业，但却映像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困苦的环境中，坚定信仰，不屈不挠的精神。
可就在谜底揭开之日，又使人产生出另一个谜：这段极为重要的石油工业史实是八十年代中期确认下来的，可为什么以抓思想教育著称的石油系统却几乎无人知晓呢？这难道不是石油工人最好的传统教育教材吗？我在石油工业党的基层宣传部门工作了七年，深谙石油系统思想教育的方法，遇到这样一个石油系统内的革命历史史实，是无论如何也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的，可为什么却出现了“偃旗息鼓”的局面呢？最起码陈贲作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任总地质师，又有这样资深的革命经历，是可以作为“红色石油专家”进行宣传的。
1994年夏，我在中国石油报的帮助下将这段历史写成一篇题为《岁寒松柏叶长青》的文章，在报上连载。文章发表后，石油老人纷纷给我来信来电话，情见乎辞，感谢我为石油工业作了件大好事。这虽很使我愧然，但又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由此在与石油界人士的交往中，便不断听到了帮助我解开新谜的肺腑之言。
只是谜底实在让我愕然——
这段历史被“杀封”的原因，只因为陈贲的存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右派”陈贲
玉门石油老人每每向我提起陈贲，总要叨念他的成就和人品。他是新中国诞生之初，最令玉门油人骄傲的人物，作为新中国第一任石油总地质师和“陆相生油”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不但才华和成就令如今在世的石油专家无人可与他作伯仲之争，就是地位和影响，在当时也是老玉门人中最高的。他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油田总体开发方案和油区钻探设计方案，仅此一点，便足见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贡献。
陈贲不同他的前辈、地质部的老总谢家荣，他是位共产主义战士，但在对待科学的真诚上，他们又惊人地相似。书卷气笼罩了他们的躯体，本能地拒绝官场宦海，自认为新社会已是大同的境界，而将心身全部投入到科学与建设中去。谢家荣被打成“右派”时，还有点预感，而陈贲身陷绝谷，则如登临险峰开怀畅吟之时，被人猛击一掌滚落崖底的一般，事先竟无丝毫察觉。
1958年春，“反右”斗争已进入尾声，石油部仍没有大的举动。一般的群众以为运动也就这样完结了，陈贲也是这样认为的。在1957年夏天，“反右”斗争开始时，书呆子陈贲没嗅到一点火药味，到了秋天竟又跑到外地去落实上半年召开的“全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会议”精神，回来后，又闭门分析全国石油勘探工作的现状，然后写了一份“对现行的计划任务办法的意见及修改建议”的材料，呈报石油部党组。这份材料处处闪现着科学家的坦诚和对石油工业的执着，虽然没有一句表示忠诚的话语，却充满了对党对新中国建设的爱。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张巨网大开着，正等着他的游入。那份呈送材料只几天功夫便成了“恶毒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义义”的大毒草，陈贲也随着成了石油部“反右”运动中的众矢之的。
陈贲的“首恶”是向党夺权，原由是：陈贲提出石油的勘探要以寻找储量为目的，因此应以储量作为完成国家计划的指针，而当时石油工业的个别领导则坚持勘探以进尺作为完成国家计划的指针。陈贲说，如果勘探不是为解决石油储量的问题，那么勘探还有什么意义呢？书生陈贲对石油太痴情，他就没有想到勘探以进尺为指针，不但好计算，好管理，而且进度快，见效大，自然也好报功。
多少年来，我们的石油钻井工人都是在快打井、打好井，完成进尺任务的鼓动下奋勇工作的，为了赶超世界钻井进尺纪录，甚至“集中优势兵力”让一些标杆队突击进尺。每年报纸上的祝捷喜讯更因进尺的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大书特书。但是，钻井打了多少干窟窿？进尺与储量比有多大？却无人理睬。因为这一决策的失误，几十年来地下资源遭到多大破坏？有多少国家的资财白白扔到了地下？更是无人过问。
1958年春，书生陈贲过问了，并且还建议成立“石油储量委员会”来审查各油田的勘探成果，只是，他不但成了中国“反动唯储量论”的代表，而且被戴上“阴谋向党夺权”的罪名。陈贲不能不下地狱了。
这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最大的冤案。
对于这一冤案，每一位有良知的石油专家学者都是清楚的，因为真理与谬误在科学面前有如泾渭一般分明。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当一批新一代的石油科学家登上石油工业领导岗位的时候，陈贲的“唯储量论”冤案很快便得到了改正，并且实现了他的成立“储量委员会”的设想。如今，不但将储量作为石油勘探的唯一目的，而且与产量共同作为石油工业的任务指针，写入了国家计划，从而结束了以钻井进尺作为完成国家计划指针的历史。
陈贲的“余罪”更令人感到时代的滑稽。
一曰搞资本主义招标制，宣扬利润挂帅。事实上，1956年陈贲出差期间，看到许多探区不能容忍的浪费现象后，向部领导提出建议：在勘探部门要搞经济核算；对工作无成果的要控制投资额；在生产部门实行自负盈亏，并且要上缴利润为国家积累资金。经过历史的甄别，陈贲的这些建议现已全部在各油田实行。
二曰反对苏联专家。事实是，苏联专家认定一个地质构造上有石油，并且在没有勘探结果的时候投入大量资金。而陈贲认为这个构造上没有石油，应该立即停止钻探。苏联专家固执己见，结果正如陈贲所料，探井全部报废。
三曰包庇反革命分子童宪章。事实上，五十年代初石油开发专家童宪章在生产上提出与领导不同的意见，时逢“肃反”运动被说成是“搞技术破坏”，受到审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一次次地抄童宪章的家。陈贲在老君庙曾与童宪章同居一室，深知童宪章的为人，便挺身而出阻止保卫干部的抄家行为。童宪章的问题最后不了了之，而六年后这竟又成了陈贲的罪状。
凡是熟悉陈贲的人，对陈贲被打成“右派”均感到始料不及，因为大家都知道石油工业前领导人当时任石油部副部长，与陈贲同是清华地学系的同学，1957年春天俩人还结伴到克拉玛依视察工作，无论如何也不会忍看陈贲落下深渊。命运就是以这样的逆向选择在生活中展现它的残酷，恰恰是同学之谊，使陈贲在动荡的政治大气候中处于失利的境地。
陈贲1934年考入清华地学系，曾任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的武衡与他同班，那位已谢世的前石油工业领导人晚陈贲两年入地学系学习。陈贲与这位低年级同学共同参加了清华“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年后，俩人又分别进入解放区参加抗日活动，但陈贲不久又到昆明继续学习，而那位同学则成为了职业革命者。
新中国成立后，陈贲成为石油工业的技术领导，那位同学成为石油工业的主要领导人。两个革命战友加同学走到一起，携手共进，相得益彰，真可谓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幸事。最初的几年，俩人确实合作得极为愉快。陈贲的妻子黄佩文给我看过的照片中，有许多是他们二人共同在野外考察的镜头。
人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人的经历所决定的。陈贲的那位同学毕竟是在革命熔炉中锤炼了十多年的政治工作者，在政治舞台上老练而高超，而陈贲虽然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却一直未脱离技术岗位，灵魂仍蜷曲在书生的蜗壳内。那位同学在卢沟桥的炮声中，只读了一年地学系便放弃了学业，如果他只作为政治领导，本无可非议，而他却还要做技术的内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由于学识上的不足，就不可避免地与地质学家陈贲在技术上发生矛盾，再加上陈贲不谙世故的书生气和耿直、倔强的性格，与那位同学的友情便渐渐产生了裂痕。于是，那位同学政治工作者的一面开始发生作用了，当有人反对他的时候，那怕是非政治原因，他也不再把自己看作是技术专家，而看作是党的化身，陈贲与他个人在技术上的争执也就成了党与反党的斗争。
我研究了陈贲这位同学的生平，应该说他是一个怀有极高爱国主义激情的人，为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了毕生的努力。但是，他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在我们这个本世界初才把皇帝赶下龙椅的国度里，他的灵魂中不可能剔除封建主义的意识。当“功成名就”后，便会膨胀起“家天下”的思想，以致家长作风在他主政石油工业的时期很是盛行。他的话就是真理，反对过他的人，下场好的几乎没有。陈贲被打成“右派”后的三十年里，石油系统再没有一个人敢与他拍桌子辩论。他的威严，即使在他去世后，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