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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民族的敌人和别有用心的小人才会嘲笑180万加仑的渺小，因为180万加仑所托起的是我们民族不可战胜的意志！ 。。
老君庙精神
读者一定还记得那位追随翁文波到玉门油矿工作的学生童宪章，半个世纪后，他已是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的石油专家。我与他长谈了两天，头一天，他向我有板有眼地讲述了玉门油矿的生活经历，很像导师辅导研究生的样子。或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他，第二天我们之间已如古代忘年之谊的孔融、祢衡，竟无话不谈了。他不再向我讲玉门，而是叙说他解放以来的痛苦与欢乐。
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年苏联背信弃义将专家突然撤走时，新中国成立仅十年，又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使我国各条战线的经济建设都受到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石油工业建成了大庆油田，大踏步地前进了呢？
问题对我是如此新鲜和具有吸引力。我从没有考虑过，在这位大科学家面前更不能用马列主义的大话来吓唬人。我只有缄口静听。
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已有了一批比之苏联专家毫不逊色的石油专家和这些专家培养出来的石油青年技术人材。没有这样一支队伍，一切都是空谈。而这支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员是直接或间接地由玉门油矿培养出来的。
我立即连声叫好。很久以来，我便对大庆的奇迹大惑不解，因为将它说成是精神的胜利，实在有悖马列主义。童宪章的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与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完全一致，无疑具有马列主义的水准和高度。
童宪章告诉我，他向来看不起苏联专家的目空一切。五十年代，他因说了句“苏联专家也就那么回事，比我们强不到哪儿”，而被大大地批判了一阵。他没有详述批判的经过，只递给我一份三号仿宋体字打印出的材料。这份材料是文革结束后我国石油考察组在对前苏联石油工业进行考察时，被称作西西伯利亚石油之父的前苏联著名石油地质学家特拉菲穆克院士在欢迎会上的讲话。特氏50年代曾作为援中专家在我国工作过。他在讲话中诚恳地说：“在陆相地层中找油，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国家达到中国这样高的水平。我当时到中国做了微不足道的帮助，时隔三十年，我认为我们应该虚心地到中国去学习了。”
这位特拉菲穆克院士是位真正的科学家，他在真理面前没有说假话。这恐怕也是童宪章让我看这份讲话的目的。
童宪章随后对“陆相生油论”的介绍，使我对特氏的讲话产生了更深的认识。
自十九世纪末，由美国和前苏联为先导发展起来的石油地质学一直认为，石油是由古海洋沉积物中的有机质生化成的，因此，石油必须在海相生油岩系中寻找，这便是“海相生油论”。这个传统的生油理论，是美苏等国的地质学家根据以往所开发的油田都是海相生油岩系这一实际情况而总结出来的，而中国的地质状况，则大部分是陆相，因此，外国地质学家根据“海相生油论”曾断言，中国缺少石油资源。这是由于当时科学的局限性而作出的结论，并无阶级斗争方面的恶意，科技史上的这种“科学的误解”也是不胜枚举的，因而大庆油田开发时曾引发出的对“中国贫油论”的批判。目前，我国石油地质界对此看法已取得了以上的共识。
三十年代，那位跟随翁文灏首次考察玉门油矿的中国经济地质学奠基人谢家荣，根据中国石油地质的分布情况，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非海相生油”的观点。1941年，同为翁文灏门下的潘钟祥在美国留学期间，根据在祖国的地质实践，发表了“非海相生油”的论文，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了“陆相生油论”的诞生。几乎在同一时间，继翁文灏之后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为玉门油矿地质工作倾尽心力的黄汲清，在祖国组织地质调查队，对以玉门为重点的河西走廊和新疆的石油地质进行调查，归来后，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更为周密的古大陆上湖泊沉积物中的有机质也可生化出石油的“陆相生油论”。其后不久，自中央地质调查所调往玉门油矿工作的后任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任总地质师的陈贲，根据玉门油矿的地质资料，于1945年在我国权威的《地质评论》上发表了“陆相生油”的论文。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地质部总工程师的谢家荣和担任地质部地质局总工程师的黄汲清，根据他们所创立的“陆相生油”的理论，划定和组织领导了对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从而发现了大庆油田，也使“陆相生油论”成为石油地质学的又一主流理论。
应该让读者知道的是，以上所列的四位“陆相生油论”的创立者，谢家荣、陈贲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于文革中自杀身亡；黄汲清作为有“右派倾向”的准右派，其后的十余年均在责斥、压抑中生活；解放后到大学做教授的潘钟祥，文革初始便被批斗，赶到干校劳动。他们的“陆相生油”理论为中国的石油工业作出彪炳千秋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却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才被国人所知晓。
童宪章作为石油开发的专家，在向我介绍完“陆相生油论”后，自然谈到了玉门油矿老一代知识分子对大庆油田的贡献。他告诉我，在大庆会战中，地质、钻井、采油、规划、基建、财务、水电、器材供应等部门的八大工程师，有七位来自玉门油矿。石油部指导大庆会战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大部分来自玉门油矿。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玉门，就没有大庆。
对这段历史短短的回忆是至关重要的，它告诉了我们玉门油矿在我国石油工业史乃至我国现代工业史中的地位。
读者是否还记得第二章引言中那位石油工业的老领导焦力人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可以和我一起，拂去历史的尘埃，洗去明珠的污垢，回答老人的问题了？
我相信读者在读了我对玉门油矿的历史追述后，会认同下面的结论——
玉门油矿是英雄的油矿。它是中国人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建设起来的最大的战时工业。
玉门油矿没有美孚。纵观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它是我国独立自主建成的第一座现代化的重工业企业。
玉门油矿没有官僚资本。它是以孙越崎为首的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艰苦奋斗建设起来的国有企业。
它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它所造就的一大批石油英才，为中国石油工业雄视世界奠定了基础，对中华民族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十年后，大庆石油会战中著名的八大工程师，有七位来自玉门。有18，000名玉门油田职工奔赴松辽平原参加了会战。
五、六十年代，石油工业领导机构和新开发油田的总工程师、总地质师、技术骨干，大部分来自老君庙。
截止1986年，玉门油矿先后共支持大庆、胜利、辽河、克拉玛依、青海、长庆、吉林、四川、江汉、华北、河南、中原、江苏、大港油田72，000名职工，设备2100台。
抗战胜利后，金开英率一大批玉门技术骨干赴台湾接收高雄炼油厂，从一片废墟中重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石化企业。石化工业是台湾近二十年经济起飞的支柱，这座支柱的领导者均是老君庙走出来的人。
为此，著名诗人李季作诗云：“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玉门油矿的贡献还在于，在我们民族史上，第一次以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工业树立起一种精神——爱国主义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任何困难压不垮的拼搏精神，这就是老君庙精神。这是我们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所铸造的民族魂魄。
我们不能割断民族的历史。
如果说90年代世界瞩目的塔里木石油会战是继60年代大庆石油会战的又一个里程碑，那么40年代初玉门老君庙的“石油会战”应该是大庆石油会战前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这是玉门油矿应有的荣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伯仁由我而死”
被歪曲的历史后面必定是一幕悲剧。全国解放前夕参加保护玉门油矿的骨干，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无一幸免。
——采访札记
“伯仁由我而死”
（在我撰写此章时，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了孙越崎仙逝的消息。哀哉！痛哉！）
1992年3月16日，孙越崎清晨起来。再过七个月就是他的百岁华诞，他似乎还沉浸在百年风云的梦中追忆里，悟尽了人生沧桑的淡泊透在他慈祥的面庞上，显得那样儒雅，那样宁静。
电话铃声响了，是他的部下吴京打来的。“中央统战部受###总书记之托，来电话询问，”吴京一字一顿地说，“总书记让问问，孙老爱吃什么菜，能吃什么菜。”
孙越崎的眼睛亮了。百岁老人不再有太多的激动，心际间的一切情感都渲泄在眼眸中，那是老人的灵窗。他只有感激。
下午，###将宴请老人。孙越崎明白，这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它的总书记之手，为他的世纪人生划一个完整的句号。
粗茶淡饭足矣，布衣陋室足矣。他心中这样唠念着，因为他的一生都是这样唠念。但他没有说，他只有谢谢。
电话放下，孙越崎眼中的光彩没有即逝，他为他心中的隐痛终于获得解脱而喜悦。
风雨如晦的1948秋，国民党军队在辽沉战场上连连惨败，震惊了南京政府。一向不过问政治的孙越崎深感内战的炮火已成为民族的灾难。据孙越崎估计，辽沉战役期间，东北三省由于内战，工矿业损失达100亿美元之多。此时，他虽已就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但对国民党的统治深感失望，逐渐将救国的希望转向了共产党。
是年10月，孙越崎利用国民党社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之机，召集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业的代表四十余人，到资源委员会本部聚餐。孙越崎搞了个冷餐会，代表们事先也真以为是委员长请客，直至冷餐会开始后，孙越崎与大家商量起义的事情，才知聚餐只是个遮眼。
孙越崎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学工程技术的，怀着工业救国的思想，在抗日战争前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工矿企业，是中国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再也经不起内战的破坏。我相信，共产党将来也一样要搞建设，共产党在大陆建国搞工业，是一定会用我们的。”他号召大家，“现在战火日渐南移，从平津开始，各位要坚守岗位，保护厂矿物资，准备移交。”
在南京国民党统治的心脏，一位政府的部长在国民党军队还保持优势的时候，竟然号召部下倒戈起义，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正体现了孙越崎刚毅、坚强，认准目标便无所畏惧去追求的性格。当然，他也相信他的部下，这些只为救国而投身中国工业的书生，是会冒死追随他的。
正如他的预想，参加冷餐会的人一致支持他的行动。随后，资源委员会绝大多数员工在他的领导下，与潘汉年领导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开始了惊心动魄的护厂护矿斗争。
孙越崎作为南京政府的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统管着全国121个国营总公司，上千个工矿企业，所属员工70多万。在3万余职工中，百分之四十为大学以上学历，其中3千余人是留洋归来的学子。孙越崎掌握着旧中国工业与人才的命脉，正是由于他的率部起义，使旧中国的工矿企业免遭内战的涂炭，基本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令新生的共和国迅速地运转起工业的车轮。
孙越崎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
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中唯一一个整建制起义的部级单位，它的起义行动在许多人眼里，包括一部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眼里，是不可思议的。这实在是行为与信仰不能合一造成的误区。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准则，世界万物是不能用一个尺度度量的，资源委员会先后由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领导，这三个人都是不同于官僚党棍的大知识分子，他们的部下绝大多数也同他们一样，接受的是西方现代教育，信仰“科学与实业救国”。加之这个部门搞的是工业，使它的文化背景与国民党政府的其它部门有很大的差异。这便造成了资源委员会内敬业、爱国、崇信“公诚”，憎恨腐败，并且鄙视政治的思想氛围。对资源委员会这个群体的评价，并不起源于九十年代的今天，半个世纪前便被局内局外人所认同。
资源委员会内曾长期没有建立国民党组织，就是件人所共知的事情。直到一九四三年，CC系列用蒋介石的手令，要求重要机关都得设党部，资源委员会才不得已建立了党部，但仅是一个摆设，没有脱产工作人员，没有办公地点，只设立了一个公布栏。国民党在玉门油矿设党部，也同样遭到孙越崎的阻挠。孙越崎是一九三八年加入国民党的，但直至党部进了资源委员会，孙越崎也不允许进玉门油矿，无奈，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朱家骅只好亲自找孙越崎。
朱家骅问：“你是国民党员吗？”
孙越崎答：“是。”
“那你为什么反对设党部？”
“因为我在焦作中福煤矿工作时吃尽了党部的苦头。”
“那好。在大后方重要工矿企业设党部是中央的决定，”朱家骅说，“至于你说的情况，可以放心，我先派三个人到油矿办三期训练班，办完后撤回，以后就由你们自己办党务。”
朱家骅最终搞了一个折中，结果虽然由玉门油矿自己办党务，但专职搞党务的人在油矿都没有什么地位。
翁文灏是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理论的忠实信徒，在他的领导下，资源委员会人员不允许搞私营企业，甚至不允许参加私营企业股份。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上，他曾大骂孔祥熙、宋子文背叛孙中山的遗训。他说：“我不明白，现在有些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在大办私人企业，像扬子公司之类，难道符合三民主义吗？”扬子公司的后台老板就是宋子文。
了解了资源委员会的思想渊源，对资源委员会的起义行动也就不以为怪了。
至于有人说，资源委员会里也有反动派，这可作为上述评价的补充。
孙越崎的一生中，给予他影响最大的人有两位：翁文灏和蒋介石。翁文灏将他从黑龙江小小的穆棱煤矿，一步步引导到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将他从一个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一步步提拔登上了国民政府部长的高位，成为中国工矿业的最高领导者。如果不是翁、蒋，孙越崎很可能只在中国的一隅默默地劳作一生。就在孙越崎策划起义的两个月后，孙科继翁文灏任行政院院长组阁时，曾将孙越崎的名字划掉，而名单送到蒋介石手中时，蒋介石立即又将孙越崎的名字补上，可见蒋介石对孙越崎的器重与信任。为此，在孙越崎百岁时亲笔修订的《孙越崎传》中，没有一句责骂蒋介石的话，只是说：“论私，我背叛了蒋介石；论公，我没有背叛国家。”从中可见孙越崎高洁的人品。
对于翁文灏，当孙越崎决定起义后，曾竭力说服他留在大陆。翁文灏伤感地说：“你可以留下，而我是第12名战犯呀。”
翁文灏曾准备带儿子翁心源到台湾，孙越崎则劝他：“心源还年轻，你何必害他呢？”翁心源也表示不去台湾，请父亲将他的已到台湾的妻子、女儿接回大陆。
孙越崎起义到北平后，仍惦念着漂泊海外的老友。当时不少的民主人士反对翁文灏回国，孙越崎便竭尽全力做各方的工作，争取老友能取得大家的谅解。在孙越崎的心中，对翁文灏不能不说存在回报知遇之恩的思想，他认为能够帮助翁文灏回到祖国，是对老友最好的报答。在孙越崎的努力下，终于得到周恩来的鼎助，使翁文灏于1950年12月回到祖国。
孙越崎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新中国诞生的。他在起义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对部下说：“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会效法苏联搞建设，大家都会有用武之地。”确如他的预言，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立即以苏联为师，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孙越崎起义的大多数人员也随之成为经济建设中的技术骨干。但对于孙越崎个人来说，却被迫走上了一条崎岖的道路。
我至今没有找到孙越崎为何不被重用的文字材料。我想，他举行起义的“不可思议”恐怕是主要原因。再有就是他的书生气。1954年政协开会时，周恩来让他上台讲讲领导资源委员会起义的经过，他竟不肯上台讲话。这对许多人来说，正是声讨蒋介石，表功表态的机会，他却轻易地放弃了。这其实很符合孙越崎的性格，那种旧时代知识分子为人坦诚，为事执着的道德观和自尊、自谦、自律的人格，使他既不愿张扬所做之事，也不愿去骂曾对他个人有恩之人。但他的所为，又不能不让人怀疑他起义的诚心。
孙越崎在解放后，曾做过两年的中央财政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在任内为国家制定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在建国初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可惜“大跃进”后被废除，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孙越崎1949年以后，为新中国所做的唯一一件实质性的贡献。
1952年，中央财委撤消，孙越崎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管理处，任第三副主任。他步出了京城，从此迎接着一个又一个触及心灵的运动。他的实业家才智再不见闪现出光华。
一位老人对我说：“如果让孙越崎领导经济建设，国家不会在六、七十年代落后成那样。”
这只是假设，历史不是由假设写就的。
当八十年代孙越崎以90高龄复出，为改革奔走于大江南北的时候，一位随员感慨地说：“孙越老出来工作得太晚了。”
这是事实，是可以入史书的。
孙越崎的悲剧，确为我们民族的悲剧。
虽然如此，孙越崎却泰然处之，直至文革被关押，